莱巴嫩的玫瑰花

在一幢建有卷形装饰和山墙、占地两英亩的房子前，布朗特大夫停下了他的小汽车。这房子装配有大量平板玻璃和扇形窗，坐落在齐整的大草坪上那漂亮的大树间；街道整洁、宽阔而安静。草坪上的树大多是橡树和枫树，橡树依然枝条秃秃，但映着二月下旬的天际，枫树正渐次丰满，抽出了细羽般的赤褐色叶片。这日狂风阵阵，寒气袭人，天色阴霾，仿佛是从时间而非空间的遥远距离传来了城市孟菲斯的微弱声息。他的汽车是个分期付款出售的大众型牌子，然而布朗特孀居的祖母和他父亲的未婚妹妹拥有的两辆笨重的大轿车牌子却是鲜为人知的，只是曾于二十五年前在杂志上做过一英寸见方的广告。他和她们一起住的房子与他正走近的这幢有些相似。

“‘你是说，死了？’他母亲问；黑奴们告诉他，她甚至连搅羹的手都没停一下。

“那就是兰所谓记得的事。同样他还告诉我，他曾躺在篱笆阴凉的角落，而他母亲穿着口袋里装着小手枪的印花衣，头戴印花太阳帽，身子不碰篱笆，双臂交叉站在那里看一黑奴犁地。‘当她在场时，他还是犁得很快，’兰说。或者，在一口正滚开的大锅的背风处，他裹着床被子被放在结冰的地面上，他的母亲正搅着锅水，而三个黑奴则在剥皮、清洗一头猪。后来有一天——他可搞不清战争与和平，也不晓得实际的和明确的日期——他了解到他母亲口袋里的小手枪不见了，而且已失踪有些时候了。‘它就是没影了。’她告诉我。‘好像它不再有用处了。我知道北方佬来过一回，但即使是黑奴也不愿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当你长大成了男子汉，到了可以听这事的时候，叫她自己讲给你听，他们跟我说。但他们晓得我明白自己将永不会成为那样的男子汉，所以我就没法知道发生了什么。也许她开枪打死了他或他们，而黑人们则把他们埋在了牧场里。我只知道小手枪不见了，却不知道什么时候不见的，好像是最终不再需要了吧。’

“今天下午我碰见兰了。‘明天晚上她要来吃晚餐，’他告诉我说。‘我终于劝动她了。但得早早开饭，六点钟，她坚持要六点钟，因为她认定她八点半一定得回去。然而我还有时间给她找一辆马车。有个意大利菜农欠我钱，他给了我一辆马车，可那车得修理修理，还得漆一漆。’我刚才就在那儿。”布朗特说。“我和兰一块去看收拾马车的情况了，看他们怎么给车轮画条纹来着。”他手中握着的酒杯自从他再次倒满后就再没碰过。窗色已黑透。睡椅上的妇人躺着没动。枕头上她的面色平静，双目闭合，火光跳跳闪闪地照来，那面容更显得是一副纹丝不动的样子。“当她死了，就会是这副样子，”布朗特自忖，“在这个国家，在南方的女人们，不管是已赴黄泉的，苟延残喘的，还是寿比南山的，死后看来都会像这副样子。”随后他大声说，“我本以为……我曾担心——我怕我将永远不能给露易丝·兰道夫献花了。永远不能了。那是生命的终结，生命的全部。” 欢迎到看书

那长长的、宽大的餐厅里，摆着一张沉重的长餐桌，桌边挨着两排黑白礼服的闪闪发光的前襟。她坐在儿子右侧：一个身着黑衣的小个子女人，没有穿绸缎绫罗，没有任何珠宝首饰，甚至连结婚戒指也没戴。她头顶的那个褶边帽是洁净的白粗布做的，和黑人妇人们戴的一样。若以肌肉松弛论，她的脸算不上苍老；她面容的苍老更像木头或石头的那种年代久远，仿佛因饱经风霜，因时日流逝而自动地消磨了似的。她眼睛乌黑，手指发僵，关节肿大。她偷偷伸手去摸了摸那摆好的银器，又缩回手，同时用目光躲躲闪闪地瞟其他人的脸，去看是否有人注意她的举动。从她进屋在她高大、粗壮、肤色铁灰的儿子身边落座那一刻起，从她差不多是偷偷摸摸的小动作上，都可以看出一个生养在山间木屋的女人的警觉、戒备和隐隐约约的拘谨。

起先他们对她大加恭维，妇人们尤其急切、殷勤、恭敬，但她还是坐在儿子身边巍然不动，面前的汤水一口未尝，不时用冷淡的、决无二话的口吻回答人家，而且尽可能地只用单个词。后来她儿子出面干预，他们也理解了他的暗示，将话题扯开。这时她才开始吃饭。她拿起一个汤匙看了看又放下，拿起一个茶匙吃了起来，把茶匙整个地送进了嘴。她不用该用的匙而拿起另外的匙，这做法仿佛不是出于错误和犹疑，就像是一时性起而刻意如此。

她依旧盯着布朗特，口中仍在咀嚼。此时她停了下来，向桌两侧飞快地瞟了一眼；她面容沉静，像花岗岩一般；她把手放在桌上，把椅子稍稍向后一推。“妈妈——”戈登说着，也微微站起。“这是布朗特——您的乡亲——”

这时她正后掣着身子坐在桌子后边，手搭在桌沿上，眼盯着布朗特，盯着那与她隔桌相望的倾向前方的脸。这两个，一个是冷静而克制；一个则狂乱而急切，仿佛某种可爱亮丽却无任何特殊价值的物品在寻求平衡，一旦它坠地便会摔成碎片。“滚开的牛奶就在炉子上，像这样子。我就拿起来，像这样子——”她和布朗特像是安在同一条金属线上，同时直挺挺地站起，她操起自己的汤碗对着布朗特劈头泼去。“我说——”他们带着木偶般的极度僵硬面对面站着，忘掉了演戏的舞台，那个创造出强烈幻觉的微型舞台和金银箔装点的侧景。霎时间，这巨大、丑陋又富丽的房间降格为木偶戏《庞奇和朱迪》224的舞台空间。此时她手中握着一把水果刀，不像拿匕首那样握着柄，而是将大部分握在了伸出去的拳中，这样亮闪闪的小刀片就平稳伸出，好似手枪的枪管一般。因为事发突然，人们还来不及恐慌，甚至说不上震惊，屋内一片沉寂。她在寂静之中，就那么站着，与布朗特面对面，对他说出了六十五年前她对五个北方佬说过的话，用的是同样的言语，那种船员才讲的辛辣、伶俐而又粗野的污言秽语。

十分钟后，布朗特和戈登从窗口目送载她回家的汽车开远。她不愿再待在那儿，甚至不肯吃完晚餐再走。或许有整整一分钟，她站在桌边，拳中握着把水果刀，脸上的那副表情据讲像个突然被唤醒的梦游者；正对面的布朗特大夫也依然身体僵硬、挺直，头上肩上都湿淋淋地滴着水。与此同时，屋内的沉默变成惊愕，然后爆发出一阵大笑，笑得歇斯底里，舒心开怀，欣喜若狂。可能又过了半分钟，她站在那里，轮番看了看那一张张或大声笑或尖声笑着的脸，便转身离开了房间。布朗特大夫从桌子这一侧跟着跑了过去，到门口时，她超过了他。戈登跟着她，见她去了他们晚饭前相聚的屋子，并已在她碰着的第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她面色冷峻地抬头看了看他，又用平和的声调说：“我想回家。”

“好的，”他说，“行。但布朗特——”

“我不是，”她说，“我没——”

“他知道您不是存心的。这事要怪他。那个他知道。他想道歉。”此时她不再看他，她坐在椅子上，安静而瘦小；她的脸转向一侧，但没低垂。

“我想回家，”她再一次声称，用的是相同的语调。然后他听到她长吸了一口气，“我想我可以坐汽车回去。”

（吴新云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