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自从同别特西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谈话后明白，他只需要做一件事，那就是别去打扰自己的妻子，别让她碰见他，以免使她感到为难。他还明白，他妻子本人也希望他这样做。从那时起，他觉得自己失魂落魄，六神无主，不知道自己现在到底想要什么，只好听凭热心料理他家事务的人作主，对一切都表示同意。直到安娜离开家，英国女教师派人来问他，她应当与他一起吃饭呢，还是单独用餐，他才开始明白自己的处境，他感到非常害怕。
在这种处境中，他感到最艰难的是，他怎么也无法把自己的过去同现在的境况联系起来，加以调和。使他感到心烦意乱的倒不是他和妻子生活得很美满的那段日子。他已经痛苦地熬过了从那段日子到得知妻子不贞的过渡期；这种事是难以忍受的，但他尚能理解。要是妻子坦白自己不贞后立即就离开他，那么他是会感到伤心，感到不幸的，但是决不会有他现在觉得的这种莫名其妙、走投无路的处境。不久前，他宽恕了妻子，对患病的妻子和他人生的孩子产生了怜悯和爱心，而现在就好像是为了报答他似的，他竟落得个形单影只的下场，丢尽了脸，被人嘲笑，大家都不需要他，鄙视他，他无论如何不能使这样的行为与结果相调和。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签署好公文，凝视着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沉默了很久，几次想开口说话，但又说不出口。他已经准备好一句话：“您听到我的不幸遭遇吗？”结果说出来还是平时那句老话：“您替我把这份东西准备好。”然后就让他走了。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是孤儿。他只有一个哥哥。父亲他们都已记不得了，母亲死的时候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才十岁。财产不多。卡列宁叔叔是个大官，曾是先皇的宠臣，他培养了他们。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像店员所觉得的那样沉思起来，并突然转身坐到书桌旁去了。他用双手托住垂下的头，这样坐了很久，几次欲语又止。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中学和大学毕业时都获得了奖章，并在叔叔的帮助下立即踏上了显赫的仕途，从此只醉心于功名。无论是在中学和大学里，还是毕业后在任职部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都没有知心朋友。哥哥是他最知心的人，但是他在外交部任职，总是住在国外，死也死在国外，是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结婚后不久去世的。
科尔涅伊理解老爷的心情，所以就请店员下次再来。房间里又剩下他一人，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明白，他再也无法继续扮演性格坚强和神态镇静的角色了。他吩咐将正在等他的马车卸套，说他不接见任何人，他也没有出来吃饭。
对他怀有好感的另一个人是医生，但是，他们之间早已有一种默契，那就是承认两个人的工作都很繁重，两个人都要忙于工作。
妻子离开后的最初两天，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像平时一样接见来访者、办公室主任，出席委员会会议，到饭厅吃饭。这两天，他千方百计装出心平气和、甚至是无所谓的样子，但自己也搞不清为什么要这样做。在回答如何处理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的物品和房间的问题时，他尽最大努力控制住自己，以便让人觉得，发生的那件事他并非没有预料到，也无异常之处。他的确达到了目的：谁也没有发现他有什么绝望的迹象。妻子走后第二天，科尔涅伊把安娜忘记付款的一张时装店的账单交给他，并禀报说店员本人就在这儿，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吩咐他去把店员叫进来。
在他就任省长期间，省城里的一位阔太太，即安娜的姑妈，使他这位年龄不小的年轻省长结识了她的侄女，并使他陷入了一种要么明确表态，要么就离开省城的困境。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犹豫了很久。当时进退的理由同样地多，就是没有充分的理由使他改变自己的起疑就弃权这一准则。安娜的姑妈通过一个熟人向他暗示，说他已经损害了姑娘的名誉，为了维护名誉他应该向姑娘求婚。他求婚了，并把他能献出的感情全都献给了未婚妻和妻子。
办公室主任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斯柳金是个老实、聪明、善良和有道德的人。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也觉得他对自己抱有一种私人的好感，但是长达五年的公务交往在他们之间筑起了一道障碍，使他们不可能真心交谈。
他的绝望情绪因他意识到只能独自忍受痛苦而变得更加强烈。不仅仅在彼得堡，而且在任何地方，他都没有一个可以对之倾诉衷肠，并且不把他当作达官贵人和社会名流，而只当作一个受苦受难的普通人来加以怜悯的那种朋友。
他已发觉他经受不住蔑视和冷酷的压力，因为他在店员的脸上，在科尔涅伊的脸上，在这两天所见到的任何一个人的脸上，都清楚地看到了这两种神情。他觉得他无法使人们不恨他，因为这种恨的起因并不是他为人不好（要是这样的话，他就可以努力变得好一点），而是他不幸得可耻而又令人厌恶。他知道，就因为这一点，就因为他心中苦恼万分，他们将会残酷无情地对待他。他觉得人们快要把他给毁了，就像一群狗要咬死一只遍体鳞伤、痛得尖叫的狗那样。他知道，只有一个办法能使他摆脱众人，那就是不让他们看到他的伤口，两天来他一直下意识地试着这样做，但是现在他发觉自己已经无力继续进行这场力量悬殊的斗争了。
他对安娜的眷恋消除了他心里与人亲密交往的所有愿望。现在，他在所有的熟人中间，连一个知心好友也没有。被称作有关系的那种人倒是很多，但是关系亲密的人却连一个也没有。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有很多酒肉朋友，他可以把这种朋友叫到家里来吃饭，请他们参与他所感兴趣的事务，请他们庇护某个求职者，他可以跟他们一起毫无顾忌地讨论别人乃至最高当局的行为；但是他与这些人的关系被限定在一个不许逾越的、由风俗习惯加以严格规定的范围里。他和一个大学同学后来相处比较密切，他本可以与他谈谈个人的痛苦遭遇，但是这个同学却在一个遥远的学区任督学。留在彼得堡的那些人中间，他最要好和最谈得拢的就是办公室主任和医生。
“对不起，大人，我冒昧打扰您了。假如您要我们去找尊夫人要的话，那就请告诉我们有关她的地址。”
自己的那些女友，其中包括最要好的伯爵夫人利季娅·伊万诺夫娜，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并没有想到过。女人终究是女人，在他看来全都是既可怕又讨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