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是我国第一部具有现实主义风格的诗歌总集,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其中的诗本是配着音乐起舞而歌的歌词,可是,在长期的流传中,随着战乱和朝代的更替,音乐和舞蹈的部分都已失传,如今只剩下歌词了。
据说,到春秋时流传下来的诗歌有3000多首,其中 既有歌颂先祖创业的赞歌、祭祀时的乐章,也有贵族之间往来、因劳逸不均发的牢骚,更有反映民间劳动、婚恋、社会习俗的歌谣。先秦时称其为《诗》,孔子晚年对其进行编订,删去了很多不合宜的作品,最后只留下311首,其中还有六首只有题目没有内容,被称为笙诗。后来,人们为了方便就取其整数,称它为《诗三百》。《诗经》这个称法是到西汉才有的,那以后它被尊为儒家经典,沿用至今。
《诗经》中除了周王朝乐官制作的和士大夫进献的乐歌,还有很多来自民间的歌谣。民间歌谣产生的地域很广,作者成分也很复杂,那么这些歌谣是怎么集中到一起的呢?相传,周朝曾特别设立采诗之官。每到春天,这些专门的采诗人就摇着铜铃,分散到各地的民间去,搜集能够反映人民欢乐疾苦的歌谣,回来整理后交给乐官。乐官给这些歌谣谱上曲子,再唱给天子听,帮助天子了解政治和风俗的盛衰利弊,作为施政参考,也就是说这些民歌是由朝廷搜集起来的。
还有一种说法,《诗经》的主要采集者是尹吉甫。尹吉甫是周宣王时的重臣,文武双全,文能治国,武能安邦。《诗经》中有些篇章是赞美尹吉甫功绩的,如“文武吉甫,天下为宪”;还有些篇章就是尹吉甫所作,比如《大雅》中的《烝民》、《韩奕》、《江汉》等。这些诗歌有赞美,也有讽刺,无论是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已相当成熟,可见他自己也是位大诗人。尹吉甫因在《诗经》的收集上贡献突出,被后人尊称为中华诗祖。《诗经》按用途和音乐来分,可分为“风、雅、颂”三部分。
风,是土风、风谣,指各地方的民间歌谣,包括周南、召南、邶、墉、卫、王、郑、齐等十五个地方的民谣,叫“十五国风”,有160篇。这一部分有赞美爱情、劳动等美好事物的,也有怀念故土、思念远人的,还有反抗压迫与欺凌的,文学成就最高,是《诗经》的核心内容。雅,是宫廷正乐,祈丰年、颂祖德,即贵族享宴或诸侯朝会时的乐歌,多半是士大夫的作品,又分大雅、小雅,有诗105篇,其中大雅31篇,小雅74篇。但小雅中也有不少类似民歌的作品,比如《黄鸟》、《我行其野》、《谷风》等。颂,周天子和诸侯祭祀宗庙时的舞乐,内容多是歌颂祖先的功业的,分《周颂》、《鲁颂》、《商颂》三颂,共40篇,其中《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
《诗经》中的诗篇以四言为主,运用的主要表现手法是赋、比、兴。赋,就是直接表达自己的感情,比如“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比,是比喻,包括明喻和暗喻,《诗经》中有很多用比喻的地方,比如,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比喻治国要用贤人,用“葇荑”喻美人的手,“凝脂”喻美人的肌肤等;兴,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作铺垫,比如《关雎》开头写“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诗人先言眼前的景物,以兴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赋”和“比”是在诗歌中最基本的表现手法,但是“兴”却是《诗经》乃至中国诗歌独有的手法。“兴”是自由联想产生的,可以很好地渲染诗歌气氛、创造意境,往往出现在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并且兼具比喻、象征、烘托等较有实在意义的用法。
赋、比、兴,与风、雅、颂合称“六义”。
《诗经》收录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的诗歌。从武王伐纣,商朝灭亡,周族成为天下共主开始,直至国人暴动,厉王被逐,幽王烽火戏诸侯被犬戎所杀,平王迁往东都洛阳,进入春秋时期。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争霸,边境的一些部族也不时入侵,社会动荡不安。《诗经》形象地记录了这五百多年间周朝的社会生活,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奴隶社会从兴盛到衰败时期的历史面貌。
其中,有些诗从后稷降生写到武王伐纣,是周部族起源、发展和建立周朝的史诗,如《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皇矣》等;有些诗讽刺奴隶主的贪婪和不劳而获,体现了人民反抗压迫和心情和对理想生活的向往,如《魏风》中的《硕鼠》、《伐檀》;有些则刻画了出征之人对家乡的思念和对战争的哀怨,如《小雅》中的《何草不黄》、《采薇》;还有些描述了人民的劳动生活,如《周南·芣苢》、《豳风·七月》、《小雅·无羊》。《诗经》中还有很多诗歌写的是青年男女的爱情,比如《秦风·蒹葭》写的是男子对女子的追求,《邶风·静女》写的的男女的约会,《王风·采葛》写的是男女之间的相思之苦,等等。
孔子评价《诗经》时说,诗经每篇都有故事,每个故事都讲一个道理,一共有三百零五篇,要说的就太多了,但其主要的思想内容一言以蔽之,就是思无邪。“思无邪”是《鲁颂·駉》中的诗句,意思是说的思想是顺着天性本能产生的,不要刻意去扭曲它。诗人想要激发人民的善念,除去他们的恶念,因此用美好的语言赞美善良,用尖刻的语言讽刺、鞭笞丑恶,使得人们的性情温和纯正。不管是赞美,还是讽刺,不过都是为了抑恶扬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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