撇开与西班牙打仗，可以说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两个首要任务是跟高乔人和对高乔文学的崇拜进行无情的战争。这场战争经历了七十个残酷的年头。战火是阿蒂加斯的手下在乌拉圭崎岖不平的旷野里点燃的。地狱的一切酷刑的变种，都出现在这场战争的过程中。拉普里达在皮拉尔被杀，死得不明不白；马里亚诺·阿查在安加科被斩首；在潘帕斯南部，劳奇的脑袋被挂在一匹马的驮架上；埃斯通巴在荒野中丧失了理智，他带着他挨饿的军队筑迷宫、撤方阵，疲于奔命；拉瓦列累垮了，死在胡胡伊一座房子的院子里。布宜诺斯艾利斯给他们塑一座座铜像，以他们的名字命名一条条街，然后就把他们忘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宁愿怀念一个神话，它的名字叫高乔。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失眠和梦想的结果，逐渐产生了草原和高乔人两个神话。
古铁雷斯在这种神话的形成中有什么特殊的贡献呢？罗哈斯的《阿根廷文学史》第一卷中几乎只承认他一个功绩，即他是“把埃尔南德斯的史诗时期，或者说用诗歌叙述高乔人的传说时期，同用小说和戏剧描述高乔人的新时期衔接起来的人物”。
罗哈斯接着就指责他“人物塑造表面化，色彩贫乏，情节描写粗俗，特别是语言平庸”，他还用他那支生花妙笔叹惜道：“人物原型太近，视角过分现实主义，加上形式的肤浅，使我们在他那些富有生气的农村纪事中，看不到真正的、从内容到形式都名副其实的小说。”另外，他赞扬了古铁雷斯“对那个高尚的荒原之子”的同情，顺便还向他的兄弟卡洛斯致意，说他“心灵美、有素养和文雅”，并批注说：“在两部作品的相似之处，有关高乔人的情节显然受到《马丁·菲耶罗》的影响。”
这最后一点，也许有失公允。《马丁·菲耶罗》受到欢迎，为那些不像他那样受到追逼、不如他好斗的高乔人提供了机会。古铁雷斯却把他们推了出来。他的小说可以被看作埃尔南德斯的两个题材“马丁·菲耶罗斗民团”和“马丁·菲耶罗斗黑人”的无穷的变体。但是，在书出版时，谁也没有想过这两个题材是埃尔南德斯专有的。另外，古铁雷斯写的有些争斗很精彩。我记得有一场，大概是胡安·莫雷拉和莱吉萨蒙的争斗。古铁雷斯的原话我记不得了，只记得那场面。两个乡下人在纳瓦罗一条街的拐角上刀刃相见。面对对手挥舞的刀子，其中一个往后退避。一步又一步，两人默默地打着，越打越狠，打过了整整一个街区。在另一个拐角上，前者背靠着商店玫瑰色的外墙。就在那里，另一个人把他杀了。省警察局的一位警长目睹了这场决斗。乡下人骑在马上，请求警长把他忘在那里的刀子递给他。警长恭顺地走过去从死者的肚子上拔出那把刀子……撇开结尾的夸张——这就像一个毫无用处的签名，撇开了这点，那边走边打、默默无声的搏斗的构思难道不令人难忘吗？像不像是为拍电影设计的？
然而，《胡安·莫雷拉》不是我经常推荐或出借的古铁雷斯的小说。我更喜欢一部大家几乎不知道的，也许会让那些正直的买主、崇拜高乔人的朋友吃惊的小说。我说的是直言不讳的《黑蚂蚁》。这是圣尼古拉斯的一个爱打架的人，绰号叫“黑蚂蚁”。谁要是不因为风格的粗野（值得罗哈斯作任何谴责）而泄气的话，便可以在这部小说中感受到令人满足的、前所未有的、几乎令人震撼的真实性的原味。对于所有的高乔小说，包括古铁雷斯的其他作品以及《堂塞贡多·松勃拉》，它都具有对照价值。
事实上，充斥于我们的文学之中的所有的坏高乔人形象，我认为没有一个像难以接近又心术不正的年轻人“黑蚂蚁”那样真实，他舞着剑跟他父亲开玩笑，结果划了他一刀，后者还为此感到骄傲。古铁雷斯书中的莫雷拉是拜伦笔下的那种豪杰，他以同样的庄重对待死亡和眼泪。而“黑蚂蚁”是个坏透了的小伙子，他一开始打了一个老太太，并威胁要打死她——“要是你用手或者鞭子碰一下你女儿的身体的话，她是我的东西”——后来堕落到犯罪，以杀人为乐。
在他肆虐的历史中，有些章节令我难以忘怀，例如，他跟圣菲的美男子菲莱蒙·阿尔沃诺斯的搏斗，双方都想躲避这场搏斗，但他们的名气却驱使他们去搏斗。
萨米恩托在《法昆多》中是罗织罪状；埃尔南德斯在《马丁·菲耶罗》中写的是辩护词；吉拉尔德斯的《堂塞贡多·松勃拉》则是一份证词……
古铁雷斯只想表现一个实在的人就足矣，用哈姆雷特的不朽的话说，只想“让我们确信是一个人”。我不知道“真正的”“黑蚂蚁”是否就是古铁雷斯笔下那个莽撞的、爱动刀子的人，只知道古铁雷斯写的“黑蚂蚁”是真实的。我曾自问：古铁雷斯对高乔人的神话到底有何特殊贡献？也许可以这样回答：他驳斥了那个神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