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看点
殖民地的自由区域——拿破仑三世进攻澳大利亚的计划——“谢南多厄”号——无记名投票——宪政改革——妇女选举权——选举议会和提名议会——查尔斯·考珀与新南威尔士议会的争论——维多利亚殖民地的保护性政策——大卫·赛姆——维多利亚时期的宪政斗争——查尔斯·亨利·达令总督的拨款——黑色星期三——维多利亚议会改革
前文叙述了澳大利亚各殖民地获得自治权的过程。在英国米字旗的保护下，澳大利亚各殖民地探索出了各自的发展道路，不再受英国政府的干涉。殖民地不仅可以自由选择土地的用途，自由提高税收，还可以对进口货物征收关税，因为殖民地的财政不再受到任何限制。此外，殖民地可以根据自身的社会和政治组织形式，以及公民权、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关系等，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殖民地政府是有选举权的民主政体，实行的民主管理制度有很高的自由度，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殖民地不会面临外国侵略的麻烦，因为它们受到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力量的保护。安定的社会环境正是澳大利亚历史的主导基调。在各殖民地开发资源、创建政治制度时，澳大利亚的居民从不会为国家安全担忧。
虽然公众也会偶尔因一些关于战争的流言感到“恐慌”，但澳大利亚从来没有出现过真正的危险。在1853年的克里米亚战争[1]中，悉尼和墨尔本人民得到预警，俄国巡洋舰很可能袭击他们的港口。当时，威廉·丹尼森任新南威尔士总督，他曾是皇家工兵部队的军官，非常关注杰克逊港的加固防御。于是，他命人修建了丹尼森堡，并准备好了枪械武器，用来保护港口的入口以及其他地方。但事态很快缓和下来，因为真正的危险并不存在。当时，澳大利亚殖民地对欧洲的局势并不了解，这样做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殖民地还没有铺设海底电缆，无法及时获得外界的消息。
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塞瓦斯托波尔战役
克里米亚战争中的马拉科夫战役
然而，一份奇怪的文件显示，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拿破仑三世曾考虑进攻澳大利亚。约翰·罗素担任英国的外交大臣时，这份文件流入他的手中。看过文件后，他将文件装入一个信封，在背面写道：“私人。非常重要。拿破仑三世试图利用澳大利亚殖民地重振海盗事业。”1853年，该文件显示了“一系列有关英属澳大利亚殖民地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澳大利亚殖民地的人口分布、英国的统治是否得人心、殖民地的军队数量、防御坚固的地区及其大炮型号，以及派出一万士兵能否攻下维多利亚并抵挡英国的一切军事反抗、哪里是最佳登陆点、远征成功的最大障碍是什么、阿尔及利亚军队是否适合执行该军事计划和“吉朗、墨尔本、亚历山大山是否能在短时间内加固防御”等。这份文件将菲利普港写成了“菲利皮耶港”，表明给约翰·罗素提供信息的人是一个法国人。但文件不是用法语写的，上面声称是从拿破仑三世的原件抄写复制来的。提供文件的人说：“时间紧迫，因为怕被发现，所以没有全部复制。”
丹尼森堡
拿破仑三世（1808—1873）
因此，提供文件的人明显是一个间谍，很可能因此获得了一笔酬劳。但文件提供的信息是否准确还很难说。文件中有两条信息表明法兰西人对澳大利亚的地理情况并不了解。首先，1851年至1852年，各家报纸广泛报导了亚历山大山发现金矿的消息，但拿破仑三世考虑将卡斯尔梅恩附近的内陆山作为军事据点，令人难以相信。其次，关于“维多利亚和悉尼殖民地”的猜测并不正确。虽然约翰·罗素认为这份文件非常重要，但我们认为那只是一份毫无意义的文件，因为的确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拿破仑三世计划进攻澳大利亚。
1865年1月，美国内战正处在最后阶段，美国南方联盟的一艘船——“谢南多厄”号驶入菲利普港。该船的指挥官是海军中尉詹姆斯·艾尔德尔·沃德尔，他请求维多利亚总督查尔斯·亨利·达令派人维修他的船，并希望获得一些煤炭和补给。“谢南多厄”号从英国的一个港口出发，当时名为“海王”号，中途改成了“谢南多厄”号。船上满载战舰和枪械，还曾击沉了美国北方军的船只。1861年，美国内战爆发时，殖民地的所有英属机构都收到警告，称必须保持严格的中立态度，外国征兵法案严禁英国公民参加战争。在国际战争条例的允许下，“谢南多厄”号应征入伍。詹姆斯·艾尔德尔·沃德尔中尉已经获得许可，查尔斯·亨利·达令总督准许他入港休整并增加补给，并称无意冒犯美国政府。
“谢南多厄”号
然而，“谢南多厄”号停泊在码头时，美国驻墨尔本领事警告查尔斯·亨利·达令总督，说一些英国公民加入了“谢南多厄”号，增强了其力量，至少有一名男子已经登船。查尔斯·亨利·达令总督派警察去逮捕这名男子，但詹姆斯·艾尔德尔·沃德尔中尉拒绝了搜查。他说战士的甲板是“不可侵犯的”，如果警官搜查他的船，他会“用军舰迎战”。同时，他“以作为军官和绅士的荣耀”向查尔斯·亨利·达令总督保证，他的船上既没有英国公民，也没有任何想要参战的人员，在澳大利亚停泊期间，他不会挑起任何事端。但毫无疑问，詹姆斯·艾尔德尔·沃德尔中尉的承诺和申明并不是真心诚意的。
维多利亚政府派出警察紧盯“谢南多厄”号，防止英国公民登船入伍。然而，虽然采取了各种防范措施，“谢南多厄”号还是在菲利普港停泊期间壮大了自己的力量。船离开港口时，掠夺了原本属于美国公民的船舶。据当地政府的统计，美国这次损失高达六百三十万英镑。
美国内战结束时，美国政府向英国政府索要赔偿，因为美国南方船只曾从英属殖民地港口驶出，为美国造成了一定的损失。“阿拉巴马”号给英国造成的损失最严重。1872年，美国向日内瓦仲裁法庭提出索偿诉求，获判一千五百五十万美元，即三百二十五万英镑。关于“谢南多厄”号是否应该赔款，仲裁法庭的意见并不一致。其中两位法官认为，当时，墨尔本政府并没有做错什么，但另外三位法官认为，维多利亚政府有疏忽之处。因此，仅以一票之差，仲裁法庭决定英国政府要为“1865年2月18日，“谢南多厄”号离开菲利普港后犯下的所有错误负责”。当法庭判决赔付总金额时，并没有具体说明金额数目，官方记录也没有记载“谢南多厄”号需要赔付多少。虽然没有具体说明，但相关证据表明，真正赔付的具体金额是总金额的四分之一。英国的首席大法官亚历山大·科伯恩爵士曾是仲裁法庭的法官之一，他认为关于“谢南多厄”号的判决是不公正的。英国国务大臣写信给查尔斯·亨利·达令总督，称英国政府认为维多利亚政府对这件事的处理是正确的。
詹姆斯·艾尔德尔·沃德尔（1824—1886）
查尔斯·亨利·达令（1809—1870）
澳大利亚的各殖民地的宪法并不是一成不变、不可更改的。各殖民地有权“取消、修正或者特别处理”任何条款。因此，如果新南威尔士想要通过提名制上议院取代选举制上议院，只需要通过一条针对性法案即可，条件是上议院和下议院的大多数议员都赞成该法案。显然，不久后，各殖民地都想修正宪法中的某些条款。前面已经提到，淘金时期的许多移民都是英国的宪章运动者，都是拥护宪章思想的激进分子。譬如亨利·帕克斯、大卫·赛姆、格雷厄姆·贝里和詹姆斯·瑟维斯等，都参加了英国宪章运动，或深受宪章思想的影响。激进分子影响了澳大利亚人的思想，以及澳大利亚的政治走向。他们在澳大利亚看到了实现理想的机会，但英国的宪章改革还需要很多年才能实现。
实行无记名投票是殖民地受英国宪章运动影响的一个典型例子，源自英国宪章的六大要点之一。澳大利亚的各殖民地实行责任制政府时，英国还没有实行过这一制度。1855年12月，殖民地上议院提出了无记名投票的议案，选举法案通过了这项议案，但殖民地政府并不赞同。维多利亚殖民地的第一任总理威廉·海恩斯宣布辞职，但威廉·尼科尔森递交的议案保留了下来。亨利·塞缪尔·查普曼拟定了无记名投票的各项条款。当时，他是维多利亚州上议院的议员，后来成为新西兰法官。威廉·尼科尔森提出的议案中虽然包括了无记名投票原则，但没有提出具体的执行方案。亨利·塞缪尔·查普曼凭借多年积累的法律知识，成了维多利亚殖民地无记名投票制的真正创立者。1856年3月，该制度正式成为法律条文。1856年4月，南澳大利亚也开始实行无记名投票制。澳大利亚的其他殖民地也相继效仿无记名投票制度。
大卫·赛姆（1827—1908）
然而，当时有很多人对放弃选举程序中的开放投票方式感到不安。奇怪的是，时任维多利亚殖民地海关税务局长的休·查尔德斯就是其中之一。后来，休·查尔德斯成为英国自由党政府的成员。在英国，无记名投票的议案被上议院否决了二十八次，直到1872年，该议案才得以通过。在英国上议院的讨论中，该议案被称作“维多利亚殖民地的无记名投票”。美国一位博学的批评家写道：“美国的各个州都开始实行澳大利亚的无记名投票制度，除了乔治亚州和南卡罗莱纳州。”
澳大利亚的改革派从英国带来了很多政治理念。在英国，这些先进理念无法得到推广实施，或正式进入立法程序。但在澳大利亚，这些理念很容易实现。源自英国的一个词汇成了澳大利亚的政治术语，即“一人一票制”。这个词表达了人们希望取消有产阶级拥有两个以上投票权的愿望。威廉·皮特和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执政时期，英国激进分子埃德蒙·卡特赖特首次提出了一人一票制。现在，澳大利亚各州已经正式确立一人一票制，联邦宪法规定：“在选举议员时，每位选举人只能投票一次。”
埃德蒙·卡特赖特（1773—1823）
澳大利亚各殖民地还采取了议员酬劳制度，这是宪章运动的另一个要点。取消立法机构成员的财产资格也是澳大利亚殖民地效仿宪章条款的例子之一。此外，还有男性公民选举法。维多利亚殖民地的早期激进分子提出的“人民宪章”并没有将女性选举法包括进去。为了推动选举权的改革，澳大利亚政府从约翰·斯图尔特·米尔[2]及其学派中借鉴了观点。在澳大利亚的六个殖民地中，南澳大利亚是第一个通过女性选举法的洲。西澳大利亚是第二个，新南威尔士是第三个。1903年，塔斯马尼亚州通过了女性选举法。昆士兰和维多利亚殖民地分别于1905年和1908年通过了女性选举法。联邦制国家成立后，宪法规定，女性不仅拥有选举权，还具有成为议会成员的资格。
约翰·斯图尔特·米尔（1806—1873）
新南威尔士和昆士兰的上议院在实行责任制政府时，采用了选举制议会，并一直沿用到1922年。1922年，昆士兰的上议院被取消。在其他四个殖民地，议会由具有财产资格的议员选举产生。1934年，新南威尔士修改了上议院的组成比例。
在新南威尔士的早期历史中，上议院曾面临严峻的危机。1855年宪法，即《温特沃斯法案》规定，第一届议会的二十一名成员应该由总督任命，任期五年，任期满后“所有成员可以在其有生之年一直连任”。在实行这一法案的前五年，查尔斯·考珀领导的政府采用了《土地法案》，目的是让穷人更容易获得土地。该法案的撰写者约翰·罗伯森制订了一条颇有争议的原则——“审查前可自由选择”，即想要获得土地的人可以自由选择皇室土地，即使土地已经被租赁给了擅自占地者。土地选出后，人们就可以在那里开发定居了。然而，通过租赁占用了大量土地的擅自占地者反对这条原则，因为这样一来，选地者可能会在他们的牧场中挑选最好的地，譬如水源充足、土地肥沃的草场，而将贫瘠的土地留给他们。有人认为，这一原则还会使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故意占用肥沃土地，趁机做投机买卖。由于上议院的议员大部分是地主或与擅自占地者关系亲密的人，他们都希望议会能修改查尔斯·考珀政府的《土地法案》。
1861年，新南威尔士的下议院通过了土地法案。第一届上议院的五年任期制度即将结束。如果查尔斯·考珀延缓几周开会，他也可以让议会通过这项法案。但他迫切地想要将土地法案写入法令书中。为了阻止选地者选择擅自占地者的土地，议会决定修改法案，并建议约翰·扬总督任命一批新的议员。然而，被提名的议员并没有接受任命，因为他们仍处在五年任期的最后一天。立法委员会主席威廉·韦斯特布鲁克·伯顿立即宣布辞职并离开，议会的大多数成员也随他离开了。后来，约翰·扬总督受到殖民大臣的谴责，因为他试图“一夜之间”召集足够的上议院成员，将少数人的意见变成多数人的意见。新的议会全部由查尔斯·考珀政府提名的议员组成，土地法案顺利通过。
随后，查尔斯·考珀政府建议通过选举成立议会。威廉·温特沃斯忿忿不平地看了会议程序，同意了选举制度。他曾鄙夷地表示：“通过提名任命二十一名议员的制度只会让议会陷入困境，政府除了扫大街，什么也做不了。”但提出成立选举制议会的委员会强烈反对只包括男性议员的上议院。查尔斯·考珀想要扩大公民权的实行范围，作为选举制议会法案的补充。但现在，这一计划根本无法实行。因此，他并没有坚持。1872年，亨利·帕克斯试图将选举制引入议会，但也没能说服议会。
责任制政府成立后不久，维多利亚殖民地的上议院开始实行选举制，并陷入了与下议院的争斗中。新南威尔士人民看到因边界问题引发的一系列事件，发现提名制实际上为议会与政策部门的和谐做了铺垫。但以财产资格为基础的选举制也存在很大风险，因为这一制度更容易使上议院和下议院陷入争斗僵局。
维多利亚殖民地的这出闹剧是两个议院之间的第一次争执，也是英国议会制政府历史上一桩趣事。这起事件的重要性在于，它和澳大利亚整体经济政策的最终启动密切相关。1864年，以詹姆斯·麦卡洛克为首的政府部门提出对进口商品征收关税，以促进维多利亚地区的商品生产，即所谓的保护性关税政策。詹姆斯·麦卡洛克及其同事们采取这项政策显得有些突然，因为他曾在普选中明确宣布：“我反对保护性措施，殖民地需要以最便宜的价格进口商品，以最高的价格卖出商品。”但一个支持保护性制度的公众舆论组织已经形成，这主要得益于一个默默无闻，却在维多利亚地区的政治界拥有强大影响力的人。
这个人就是大卫·赛姆。他是一个身材高大、性格坚毅的苏格兰人，从小喜欢吃燕麦，而且精通哲学，既是一名学生，也是一个深谙社会的政客，更是一个对文学和社会问题非常感兴趣的思想家。无论是养牛还是科学考察，或者踏足政界，他都会以坚强的意志努力钻研，用冷静的头脑进行思辨。1853年，他来到澳大利亚淘金，并从中赚到了一些钱，但他并不喜欢这份工作。1860年，他找到了真正适合自己的工作，也是一条致富之路，即他一直重视的权力。
大卫·赛姆的兄弟埃比尼泽·赛姆也来到了澳大利亚，为创办于1854年10月的《时代》报刊写文章。这份刊物热情支持巴拉腊特矿工的诉求，但其经营者并不喜欢激进风格。埃比尼泽·赛姆及其同事们不想改变自己高雅独特的批判风格，因此，1854年12月，只想赚钱的经营者失望地将报纸转卖给了一家印刷厂。这家印刷厂并没有多少资金，却很有活力。大卫·赛姆通过采矿赚了一笔钱，他的兄弟建议买下濒临倒闭的《时代》报刊。他虽然不相信投机买卖，但相信自己的亲兄弟。埃比尼泽·赛姆在伦敦的《威斯敏斯特评论》当过助理编辑，是一个有远见的人。1856年，《时代》报刊以及印刷工厂和机器，以二千英镑的拍卖价格被墨尔本商人詹姆斯·麦克尤恩买下。詹姆斯·麦克尤恩是代表赛姆兄弟来竞价的。这家报刊赚到的利润并不能维持赛姆兄弟的生活，因此，大卫·赛姆一直将它承包给别人。1860年，埃比尼泽·赛姆去世后，大卫·赛姆开始亲自接管这家报刊。
在很多问题上，大卫·赛姆的个人看法与当时的主流思想并不相同。每一个对政治感兴趣的澳大利亚人都是自由贸易主义者。1845年，理查德·科布登和约翰·布赖特领导的反谷物法同盟在英国大获全胜，赢得了罗伯特·皮尔的支持。英国殖民者，尤其是支持自由原则的人，都认为自由贸易是英国体系的固定组成部分。大卫·赛姆在信中说道，当他开始在《时代》上声援本地工业时，“据我所知，整个国家没有一个人不是自由主义贸易者”。但他的结论是，只要维多利亚地区的商品能够投入自由市场，与来自英国或其他国家的商品进行公平竞争，发展属于自己的制造业就会十分困难。他在头条新闻中写道：“从一开始就要设置障碍。”只有对进口商品强加关税，本地产业才能得到保护，新兴国家的居民才不会“像巴巴里的贝都因人或中亚地区的鞑靼人那样，对高度发达的文明社会的科学技术和艺术生产一无所知”。
理查德·科布登（1804—1865）
约翰·布赖特（1811—1889）
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并不是探究这种贸易理论是否正确，而是其历史原因及结果。大卫·赛姆一直支持保护性政策，并产生了惊人的影响力。在维多利亚地区的商业开始衰退时，他一如既往地坚持自己的观点。很快，墨尔本出现了一支支持这一理论的强大队伍，并成了当时的政治热点。很多政治家意识到了大卫·赛姆的报刊在选民中的分量。格雷厄姆·贝里是一位热情洋溢的伦敦宪章主义者兼演说家，也是保护性关税的拥护者。在1865年的普选中，下议院以多数票通过了保护性关税法案。詹姆斯·麦卡洛克突然转变立场，承诺政府会引入这项法案。
1865年，詹姆斯·麦卡洛克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向议会提交了征收关税的法案。殖民地政府已经卷入与上议院的斗争中。詹姆斯·麦卡洛克曾提议改革上议院，降低议员的财产资格，将议员的任期从十年缩短到五年，但上议院立即否决了他的提议。詹姆斯·麦卡洛克通过观察辩论的语调和政治气氛，推断他的关税提议也会遭到同样的噩运。于是，他决定向上议院发出挑战，没有将关税议案作为单独的议案递交上去，而是将其“捆绑”在了政府的年度预算案中。
上议院历来非常反感“捆绑”做法，而且将其他议案“捆绑”在年度预算案中也不是第一次了。威廉三世执政时期，英国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但被上议院认定为不符合宪法程序。然而，詹姆斯·麦卡洛克的目的并不仅仅是通过议会实行关税法案，还试图瓦解他未能如愿改革的上议院。通过“捆绑”方式，他将接受或拒绝该议案的责任丢给了议会，因为维多利亚殖民地的宪法规定，上议院无权修正有关财政拨款的议案，只能接受或否决。
威廉三世（1650—1702）
随后，一场紧张的拉锯战就此展开。上议院将该议案“搁置”在一旁，结果导致了政府无法得到经费执行公务、支持公共事业建设、支付账单等问题。同时，政府继续向进口商品征税，商人们只能依法交税。维多利亚政府按照英国的相关程序征收关税，经英国议会批准后，上议院提出并通过了新关税政策。部分商人起诉殖民地政府，最高法院判商人们胜诉。虽然法律规定，殖民地政府无权征收或支配关税，但关税政策依然没有取消。詹姆斯·麦卡洛克想到了一个办法，从澳大利亚伦敦银行贷款四万英镑，然后让银行起诉政府，追讨贷款。但政府没有应诉，因此，银行胜诉，詹姆斯·麦卡洛克批准上交四万英镑贷款。这样一来，政府顺利地在法律的庇护下度过了眼前的难关。在法庭反复下达了几次还款命令后，公共债权人的目的得以达成。然而，上议院和下议院之间的矛盾依然没有解决。
1865年11月，上议院和下议院的争斗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维多利亚政府同意向议会单独递交一份关税议案，解除了原先“捆绑”在政府年度预算案中的关税议案。但现在，关税议案中包含一项回溯条款，目的是使商人起诉政府的判决无效。议会否决了议案，并反对议案中的其他几项条款。因此，维多利亚殖民地的处境再次陷入僵局。
由于宪政无法解决分歧，殖民地政府决定解散议会，然后进行大选。查尔斯·亨利·达令总督在官员们的建议下，宣布解散下议院。上议院虽然也是通过选举产生的，但由于宪法规定，不会被解散。而且上议员的任期为十年，不受下议院的影响。
这次大选像风暴一样席卷了整个澳大利亚，引起了激烈的社会辩论。各方支持者争论不休、互相辱骂。争论的焦点主要是保护性关税和议会的否决行为。虽然议会一直不得人心，但在宪法的限制下，议会有理由拒绝通过一份带有其他附加条件的“捆绑”性税收议案。议会面临的公众舆论来自紧密团结的土地持有者，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坚决抗争。借助公众的热烈呼声，詹姆斯·麦卡洛克政府重掌大权。1866年，新议会的大多数议员都是保护性关税议案的坚定支持者。
然而，议会一直不愿妥协，再次否决了关税议案。实际上，人们并没有将这项议案作为保护性措施来考虑，因为詹姆斯·麦卡洛克的司法部长乔治·希金博特姆坚持要在议案中加上几项其他条款，将问题复杂化了。议会坚持额外的条款不应该附加在征收关税的议案中，因此否决了议案。这时，附加其他条款只会阻碍议案的通过进程。
詹姆斯·麦卡洛克宣布辞职，但下议院通过一项决议称，如果政府不继续递交议案到议会，下议院不会再支持这样的政府。人类运用聪明才智设计出了社会管理体制，但如果想让其顺利运行，就必须获得被管理者的真诚配合。除非有人退让，否则以英国宪法为典范的维多利亚殖民地宪法将分崩离析。但1865年至1866年，由于维多利亚殖民地的上议院和下议院各执己见，局面一度陷入僵局。随着时间的流逝，两个议院的关系越来越紧张。由于一些煽动性言论的刺激，一场政治革命正在酝酿。因此，必须有一方屈服。
詹姆斯·麦卡洛克复职后，再次引入了关税议案，并第四次提交给了议会。有人提出了理性的建议，试图在两个议院中挑选议员举行会谈。后来，十四个议员代表的会谈结果是，议会最终通过了关税议案，条件是撤销追溯条款和下议院权力宣告序文中几条过于肯定的表达，因为这些都是会引起强烈反对的观点。
经历了政治风暴后，大卫·赛姆倡议的保护性政策终于被确定下来。在这场风暴中，《时代》报刊受益颇多，大卫·赛姆也在维多利亚殖民地的政界声名鹊起。与其他政治家相比，他的思想更活跃，个性也更鲜明。从报社办公室提出倡议起，他就坚信选民们会跟随他的引导。他的成功源自努力奋斗，以及运用政治力量的高明手段。然而，虽然关税议案的问题解决了，但离风平浪静的日子还很远。议会中依然弥漫着怨恨和敌对情绪，仇恨的火焰即将迸发。
在这场政治风暴中，查尔斯·亨利·达令总督的处境十分尴尬。通过银行贷款支付政府的日常支出本来是正常程序，却被这场风暴打乱了。从银行贷款再让银行起诉政府的做法，仅仅是由于议会没有通过政府的年度预算案，以及两个议院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查尔斯·亨利·达令总督在进退两难之际，由于害怕得罪任何一方，才出此下策。在党派斗争最激烈时，查尔斯·亨利·达令总督听从各部长的建议，采取了行动。为了赢得胜利，他站在了部长们的一边，在官方信件中抨击请愿者，指责詹姆斯·麦卡洛克的行为“极度缺乏信誉”，“只是为了一己私利”，不配担任政府职务。查尔斯·亨利·达令总督在危机中的行为招致了英国国务大臣的责备，英国立即召回了他。
然而，无论上议院及其支持者对查尔斯·亨利·达令总督多么不满，他依然是人民心中的英雄。下议院的坚定拥护者称，查尔斯·亨利·达令总督受到了殖民办公室的迫害，因为他没有阻止人民提出诉求。还说擅自占地者与他的下台脱不了干系，因为他不肯听命于他们。为了纪念查尔斯·亨利·达令总督，人们举着火把列队游行。下议院的一张投票上写着：“查尔斯·亨利·达令总督坚持人民政府的做法，使整个维多利亚殖民地避免了进入无政府状态的命运。”由于查尔斯·亨利·达令总督不能在殖民办公室担任职务，下议院提议捐出两万英镑给达令夫人。
整个殖民地再次掀起波澜。两万英镑由政府开支中的追加预算提供，因此，上议院立即否决了捐款提议，认为这笔钱应该用于公共设施建设。虽然新任总督约翰·曼纳斯—萨顿向上议院说明了相关情况，称查尔斯·亨利·达令在殖民地担任公职，理应获得嘉奖。如果不嘉奖他，就相当于否定了他对殖民地做出的贡献。但上议院依旧不同意拨出两万英镑。关于给查尔斯·亨利·达令总督拨款一事，詹姆斯·麦卡洛克继续使用了他在推进关税法案时采取的方法。詹姆斯·麦卡洛克宣布辞职，他忠实的部下不肯将一些物资转交给约翰·曼纳斯—萨顿派去的接管部门。随后，他又同意复职，条件是解散议会，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做出裁决。詹姆斯·麦卡洛克及其支持者再次占了上风。但英国政府认为维多利亚殖民地饱受纠纷的困扰，答应每年给查尔斯·亨利·达令一千英镑的退休金，而且终身有效。因此，达令夫人不能接受下议院执意捐赠的两万英镑。
1877年，议员酬劳问题再次引发了维多利亚殖民地的两个议院之间的矛盾。英国政府已经同意议员酬劳制，上议院也在1870和1874年通过了包含该条款的议案，但都是临时措施，过时失效。格雷厄姆·贝里政府决定使议员酬劳制成为一项永久有效的条款。下议院通过了这项法案，但上议院否决了。格雷厄姆·贝里决定和上议院抗争，在政府年度预算案中设定了议员酬劳的金额。这是关于“捆绑”的另一个例子，这种做法自然会被否决。上议院经常藐视下议院的议案，格雷厄姆·贝里打算采取强制手段。
由于上议院否决了包含议员酬劳制的政府年度预算案，下议院失去了日常经费。因此，格雷厄姆·贝里决定减少开支，采取应急措施。首先，在1878年1月8日，即维多利亚殖民地历史上的“黑色星期三”，格雷厄姆·贝里宣布罢免一部分公职人员。这些人主要是各部门主管和高薪官员。突然解除公职使他们失去了支付租金、偿还按揭贷款和商店账单，以及其他债务的能力，他们的财产也迅速萎缩。格雷厄姆·贝里还暗示会有更多人被开除。他这样做是为了减少开支，但真正的政治目的是给上议院施压，让上议院为自己的藐视行为承担后果。其次，格雷厄姆·贝里命下议院通过了一项决议，宣布政府年度预算案的拨款会用于“合法的开支”，不需要经过上议院的同意。再次，他说服乔治·鲍文总督在“国库支付命令书”上签字，赋予这项决议法律意义，批准下议院的财政支出不需要得到上议院的许可。
格雷厄姆·贝里的决议并不是严格的宪法法案，但效果显著。1878年3月，仲裁法庭宣布，上议院只能对议员酬劳制的议案提出建议。因此，在没有附加“捆绑”条件的情况下，政府年度预算案顺利通过。上议院同意实行议员酬劳制，直到这届议会任期结束。同时，上议院也认识到这一制度将永久有效。1880年，另一项顺利通过的法案规定，议员酬劳制成为维多利亚殖民地管理体系中的常规条款。然而，上议院规定该条款并不适用于其成员。
其他殖民地的上议院和下议院也存在矛盾，但无论从宪政的重要性，还是激烈程度方面，这些矛盾都比不上维多利亚殖民地的政治纠纷。上述事件使联邦宪法的制定者们谨慎拟定了相关条款，以免与联邦立法议院产生冲突。更重要的是，1881年，维多利亚殖民地的上议院意识到自己制订的章程脱离了群众，因此，进行了改革，减少了议员数量，并降低了选举人的财产资格，缩小了选举范围。1881年后，上议院的寡头政治作风逐渐消失。上议院日益成为人民利益的代言人，不再仅仅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
注解：
[1] 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发生于1853年10月20日，是拿破仑帝国崩溃后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战争，因俄罗斯与奥斯曼帝国、英国、法兰西第二帝国、撒丁王国等国争夺巴尔干半岛的控制权引发。战争一直持续到1856年，以俄国的失败告终。——译者注
[2] 约翰·斯图尔特·米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英国著名哲学家、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19世纪极具影响力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以支持边沁的功利主义著名。——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