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佛罗里达街靠近圣母像的老鹰咖啡馆听到了下面的故事。
大家在谈论认识问题。有人援引柏拉图的理论说，天下事物我们早在先前的世界里见过，因此认识就是再认识；记得我父亲当时说，培根在一篇文章里写道，学习是记忆的过程，不知实际就是遗忘。一位上了年纪的先生似乎被那些形而上学搞糊涂了，决定谈谈他的看法。他不慌不忙地插嘴说：
我还没有弄明白你们所说的柏拉图理论。谁都记不清第一次看到黄色或黑色时有什么印象，或者第一次尝到某种水果时有什么味道，也许当时年龄太小，不知道那是一个漫长过程的开始。当然，有些第一次的经历是谁都忘不了的。我不妨把我经常回忆起来的一八七四年四月三十日晚上的事情讲给你们听听。
以前的夏季比现在长，可是我记不得那一年我们为什么在离洛波斯不远的多尔纳表兄弟家的牧场待到了四月底。一个名叫鲁菲诺的雇工教我干牧场上的活儿。当时我快满十三岁了；他比我大得多，他的骠勇是出了名的，打闹时吃亏的总是对方。有一个星期五，他提议星期六晚上去镇里玩耍。我当然同意，尽管不清楚玩什么。我说我不会跳舞，他说跳舞很容易学会。我们吃了饭，七点半左右出了门。鲁菲诺像是参加宴会似的，打扮得整整齐齐，腰带里插着一把银匕首；我怕人家笑话，没有带我那把小刀。走不多久，我们便看到了镇口的几幢房屋。你们从没有到过洛波斯吗？没关系，省里的镇子都是一模一样的，甚至都自以为与众不同。一样的泥土小路，一样的坑坑洼洼，一样的低矮的房屋，仿佛让骑马的人觉得更高人一头。我们在街角上一幢刷成天蓝色或粉红色的、门上有“明星”字样的房子前面下了马。系马柱前已经有几匹鞍辔讲究的坐骑。面街的门半掩着，透出一缕灯光。门厅深处是一个大房间，靠墙摆着一些长条凳，条凳之间是黑黝黝的房门，通向哪里就不得而知了。一条黄毛小狗叫着跑出来同我亲热。屋里人很多，五六个披着大花梳妆袍的妇女来回走动。一个全身着黑、有几分威严的太太看来是这里的老板娘。鲁菲诺同她打了招呼说：
“我带来一位新朋友，不太老练。”
“放心好啦，马上就会学会的，”那位太太回说。
我觉得难为情。为了转移他们的注意力或者让他们知道我是个小孩，我坐在长凳一头逗小狗玩。厨房的桌子上点着几支插在酒瓶口里的蜡烛，记得角落里还有一个小香炉。对面的白粉墙上挂着张慈悲圣母像。
有人一边说笑，一边费劲地拨弄吉他。有人给我一杯杜松子酒，我不敢拒绝，结果喝得嘴里火烧火燎。那些女人中间有一个与众不同。她的伙伴们管她叫“女俘”。我觉得她有点像印第安人，但是比印第安人清秀，眼神十分忧郁，一条大辫子拖到腰际。鲁菲诺注意到我在看她，便对她说：
“你再讲讲突袭的事，我们还想听。”
姑娘旁若无人地说起来，我觉得她心里除了那件事之外不可能想别的，而她一生中仿佛也只经历过那件事。她对我们说：
“我从卡塔马卡给带到这里来时年纪很小，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突袭。牧场上的人出于害怕，从来不提。我好像探听秘密似的，逐渐知道印第安人会铺天盖地跑来突然袭击，杀人放火，抢走牲畜。他们掳掠妇女，带回腹地，百般糟蹋。我竭力不去相信这些事。我的哥哥卢卡斯（后来被长矛扎死了）也竭力安慰我，说这全是谣言，但是真的事情只要说一遍，人们就确信不疑。政府给他们烟草、烈酒和马黛茶，试图安抚他们，可是他们有一些十分精明的巫师替他们出主意。只要酋长一声令下，他们就可以在分散的卫戍据点之间窜进来劫掠一通。我纯粹出于好奇，几乎盼望他们来，我经常朝着太阳落下去的方向眺望。我不懂怎么计算时间，只知道那次入侵之前有过冷天，有过夏天，牧场里给小牲口打过烙印，死过总管的一个儿子。他们仿佛是草原风刮来的。我见到沟边一朵刺蓟花，夜里梦见了印第安人。黎明时果然来了。和预感到地震一样，牲口觉察得比人早。牧场里鸡犬不宁，鸟在空中来回乱飞。我们跑到我经常眺望的地方去观看。”
“谁给你们报信的？”有人问道。
那姑娘似乎在很远的地方，重复了最后一句话。
“我们跑到我经常眺望的地方去观看。整个沙漠似乎开了锅。我们在铁栅栏后面看到升腾的沙尘里出现了突袭的印第安人。他们用手掌拍打嘴巴，尖叫怪嚷。圣伊雷内备有几杆长枪，但只能唬唬人，引起更大的愤怒。”
“女俘”说话的样子有如背诵祷告词，我却听到沙漠里的印第安人上了街。他们大叫大嚷，横冲直撞，像是骑在马上似的进了屋。那是一群喝得醉醺醺的地痞。如今回想起来，他们个个非常高大。鲁菲诺当时在门边，打头的一个痞子用胳臂肘撞了他一下，他脸色煞白，闪到一旁。那个太太在原地站起来，对我们说：
“是胡安·莫雷拉。”
事过境迁，我记不清我印象里是当晚的那个人还是我后来常在驯马场上看到的人。我想起波德斯塔 [1] 的长头发和黑胡子，也想起一张黧黑的麻脸。小狗跑上前表示亲热。莫雷拉一鞭子把它打翻在地，小狗四脚朝天，抽搐几下断了气。事情真的发生了。
我悄悄地挨到一扇门那儿，门外有一条狭窄的甬道通向楼梯。我上了楼，躲进一个漆黑的房间。除了一张很矮的床之外，看不清有什么家具。我在发抖。楼下叫嚷声不断，还夹杂着打碎玻璃的声音。我听到上楼来的女人脚步声，门缝亮了一下又暗了。接着是“女俘”的声音，她轻轻地叫我。
“我在这里是侍候人的，侍候平和的人。来吧，我不会难为你的。”
她已经脱掉了梳妆袍。我在她身边躺下，伸手去摸她的脸。不知过了多少时间。我们没有交谈，也没有接吻。我解开她的长辫，抚弄那些很直的发丝，然后又抚弄她的身体。后来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我始终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
一声枪响把我们吓了一跳。“女俘”对我说：
“你可以走另一面的楼梯出去。”
我照她的话做了，到了外面的土路上。那晚有月亮。一个警官守在土坯墙那儿，手里的长枪上了刺刀。他笑着对我说：
“看来你倒是个起早的人。”
我应答了一句，他没有理睬。这时一个人正翻墙过来。警官端起刺刀就刺。那人摔到地上，仰面躺着哼哼，血流如注。我想起那条小狗。警官又捅了他一刺刀，彻底结果了他的性命。警官自得其乐地对他说：
“莫雷拉，今天你可跑不了啦。”
包围那幢房屋的警察从四面八方跑来，街坊们接着也围上来看热闹。那个叫安德列斯·奇里诺的警官费了好大劲才拔出刺刀。鲁菲诺笑着说：
“这位老兄再也神气不起来啦。”
我在人群里走来走去，把我见到的情况告诉他们。我突然感到非常疲惫，也许有点发烧。我溜出去，找了鲁菲诺一起回家。我们在马背上看到天色开始发白。除了疲倦之外，我还有点失魂落魄，可能由于那些像急流一样涌来的事情。
“由于那晚的滔滔大水吧，”我父亲说。
讲故事的人表示同意：
“是这样的。在短短几小时里，我尝到了爱情，看到了死亡。人们看到各种事情，或者至少看到他们该看到的事情，可是拿我来说，从晚上到天亮的几小时里，我看到了人生的两件大事。岁月流逝，这故事讲了许多遍，我究竟是真的记得事情的经过呢，还是只记得讲故事的话语，连我自己也搞不清楚了。也许‘女俘’讲的突袭也是这样。但不论是我还是别人看到莫雷拉被杀，现在已经无关紧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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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osé Podestá（1858—1935），阿根廷演员、戏剧家，他改编上演的剧作《胡安·莫雷拉》深受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