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6月，我打算写一本关于西班牙无敌舰队的书。其他人一定也有过类似的想法，因为世界的目光将再次投向英国海岸及其周边海域。虽然已经有很多人写过西班牙无敌舰队，但这一主题一直吸引着我。如果将叙述视角从海战转向1914年前和平年代的欧洲，一定会有更有价值的发现。美国军事理论家A.T.马汉和其他一些军事理论家认为，1588年英西战争的目标是争夺海上霸权和开辟通往亚洲和美洲的新航线。他们的观点证实了为经济利益而战的合理性。相反，为了意识形态冲突而战的观点显得有些荒诞不经。
然而，1588年，人们普遍认为，英格兰和西班牙舰队之间的海峡冲突是世界末日到来前的序曲，是光明力量和黑暗势力的生死对决。当然，欧洲各国都有自己坚持的立场，彼此之间划清了战线。严格意义上来说，大多数国家虽然不参战，但也没有保持绝对中立。欧洲目睹了一场扣人心弦的海峡大战，因为战争结果关系到英格兰、苏格兰、法兰西和尼德兰的命运，还关系到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命运。意识形态战争也是革命性的战争，很容易超越国界，改变人们的思想。1940年理解这一观点比1890年容易得多。
1940年，在掌握了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我很想写一本书，主要叙述西班牙入侵英格兰的事件或与之相关的事件。写书的原因之一是，企图通过欧洲大陆的军事力量建立欧洲霸权的方式，可能会勾画出现代历史的循环模式。当我想进行深入研究的时候，由于其他事情，不得不停下来。但我回过头来继续研究这一问题时，征询了一些朋友的意见。然而，没有一个人赞同我的观点。作为一名史学家，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安静地坐下来，静待无敌舰队的航行给我带来灵感，继续研究航海和两栖作战等问题。
当我有时间再次思考无敌舰队的时候，虽然并不急着完成这本书，但写书的目的不仅是呈现西班牙和英格兰之间的海上战争，而且包括我一直以来对现代史上出现的第一次国际危机的强烈兴趣。由于时间很充裕，我决定追溯本源，从头开始研究。我阅读了很多档案和已经出版的书籍，多次深入考查我要研究的内容。我做这些事不是因为我的信仰多么纯洁高尚，或我想找到惊人的发现，而是因为我真的很享受研究过程。此外，迈克尔·路易教授在《水手的镜子》上发表了连载文章《无敌舰队的武器》，其观点令我耳目一新。一些新文献也为我的研究提供了充分的论据和重要的阐释。退伍后不久，我读了友人伯纳德·德沃托1943出版的《决战之年》和《横渡宽广的密苏里河》，开始有了一个想法。如果足够幸运，我将再现16世纪晚期的一系列历史画面。即使只有伯纳德·德沃托描述洛基山脉西部历史时唤起的画面的一半生动，我也会心满意足。
最后，我并没有找到更新奇的解释。阅读了未出版的文献及反复研读了已经出版的书籍后，新的材料驳倒了我的一些观点，同时强化了我的其他观点。有时，通过不断研究相关文献，也会有新的发现，一个词语或一个具体形象都会给熟悉的故事带来新的解释。因此，虽然史料具有一致性，总体上也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但我希望新的发现能得到证实，并通过重点转移和不为人知的细节，使旧故事得到新的阐释。
因为这本书针对的不是史学专家，而是对历史感兴趣的普通读者，所以我没有附加脚注。
研究过程中，在文献搜集方面我得到了富布莱特计划的帮助和约翰·西蒙·古根海姆纪念基金会的资助。我要感谢英国、美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图书管理员、图书馆长和档案保管员，因为他们给了我很大帮助。请原谅我不能一一写出他们的名字。十分感谢在西曼卡斯综合档案馆工作的理查多·马格达莱诺博士及其团队给予我和我的学生的热心帮助，感谢华盛顿特区福尔杰莎士比亚图书馆的路易·B.怀特博士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热情合作，感谢J.T.菲尔斯特纳中尉的热忱帮助和鼓励，感谢莱顿大学T.H.麦洛教授介绍的有关尼德兰海军的历史及提供的档案资料，使我收获颇丰。我的朋友艾达和利奥·格肖恩阅读了我的大部分手稿，并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爱德华·麦克认真校对了文稿的每一行字。三十年来，我写的每一本书都是他校对的，我非常感谢他。此外，我还要感谢查尔斯·H.卡特帮我梳理整篇文稿，以及帮我加上了索引；感谢美国海岸与大地测量局潮汐和洋流研究处帮我做了大量测量工作，并制作了潮汐表；感谢我的同事哥伦比亚大学天文学院的简·席尔特教授和海顿天文馆的休·赖斯博士帮我解决了英吉利海峡地区的天体和潮汐难题。在我研究和撰写的过程中，我的妻子全程参与并给予了我很大帮助，我非常感谢她。
落基山脉
加勒特·马丁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