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定义来看，法国精神的本质就是经院刻板、轻佻肤浅、嘲讽辛辣，一部法国讽刺史几乎涵盖了法国精神的全部历史。让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种族的天才究竟是什么，在编写教材或发表演讲的人眼里，那是一种轻佻肤浅的观察和妙趣横生的嘲讽天才，我们不妨研究一下，为什么讽刺始终体现了这种冷嘲热讽的天才，至少是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不是这种天才本身去改变其实践和表达方式。如此这般地研究讽刺史的方法并非误入歧途；因为如果说法国精神是讽刺甚至矫情之外的其他东西，那么无论居斯塔夫·拉鲁梅先生最近对此怎么说，这种精神必定存在于法国天才之中；如果说这种精神甚至还会以其他的无数面目出现，那么这种精神定然是其中的面目之一。这种精神甚至在法国天才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赋予它如此重要性的经院式刻板定义之所以变得庸俗，大抵有其真实的一面。更何况这种讽刺精神几乎从一开始便出现在我们的文学之中，至少是出现在摆脱了对拉丁文学的模仿的名副其实的法国文学之中，如今，在精巧颓废以及于勒·勒梅特尔所谓的“野蛮矫情”的精致空洞的文学中，讽刺精神在小说、诗歌和报刊中仍然十分活跃。法国讽刺精神的这种持久顽强甚至让整部法国讽刺史变得十分冗长。然而，我们不仅能够十分迅速地勾勒出法国讽刺史的大致线条，而且还能概括出法国讽刺史在数个非常古怪的时期的特征。
首先撇开需要花费很长时间进行研究的当代和中世纪这两个十分引人注目的时期。先说当代，我们对当代人的过分热衷和熟悉使得我们给予他们比古人更多的篇幅，而他们之中只有少数几位大师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雅克·诺尔曼先生的《坦率的麻雀》，甚至迪奥尼·奥尔迪内尔先生的《白食》，像这样的作品显然无法跻身于《格兰戈尔》简明扼要的概述之中，他也许会在概述中略微提到他们。姑且不说我们与当代人朝夕相处的这种亲密无间会妨碍我们在研究中将无数真正的文学之友摒弃在外，我们在颓废时代煞费苦心地做出艰难的选择。首先，极度娴熟的表达手法是如此的相同，以致我们对诗人产生了幻觉；说实话，高蹈派甚或象征派中最微不足道的诗人吟诵的十四行都比伟大的高乃依更加美妙。继而是早已存在、经过更新甚至剽窃抄袭的无穷无尽的思想，“训练有素的写作”泛滥成灾，合理的筛选几乎成为不可能。中世纪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事情也许比较容易，即便经过时间修剪的森林仍然茂密杂乱，我们还能采摘鲜花和果实满载而归。然而，这一时期实在太长；更何况从雷尼耶到吉尔贝，还要经历相当长的一段路程才能用沿途的观察来刻画法国讽刺的特征。
中世纪讽刺的非凡之处在于它集伦理性、社会性和政治性于一身，尤其是作者被置放于这样一种特定的情景之中，其作品并非出自一位显贵、平民或教士之手，而是来自一个游离于社会的特殊人物，一个行吟诗人或一个“傻瓜”。总而言之（至少看上去像是出自我们通常阅读的某些文摘），作为生活在中世纪的文人，这个人物为我们的某个批评家提供了许多嬉笑怒骂的题材。然而，这个文人与十七世纪的沙龙“作家”（正如克里萨尔所说的那样）以及十九世纪出入贵妇厅堂的那种心思缜密的波德莱尔式文艺权威截然不同。那是一个游子，他并不奉行瓦蒂尔和戈蒂埃的那种公正无私。他的兴趣放在社会的许多方面，对他来说，他的诗人之行遍及了社会的各个方面。他就地取材，嘲弄一些乡巴佬为某位老爷逗乐解闷，他好奇地进行观察，偷偷取笑老爷及其全家。某一天，在某个村庄，他会朗读一篇平民嘲弄贵族的全新讽刺小说。就这样，机敏、明晰而又生动的讽刺犹如潺潺溪水，满载着道德观察和精神特征，用滚滚波涛连接所有的地区和河流而不是将它们分开，从十三世纪到十六世纪，讽刺风行法国，逐渐扩展，从一开始的涓涓细流（那是伦理格言，动物寓言和说教的时代），经过不断充实扩张，汇合奥比涅和雷尼耶，冲垮了所有礼仪和羞怯的障碍。讽刺既是训斥又寓意深刻，它冲击所有的邪恶，淹没任何流弊。
十七世纪，曾经有人试图阻挡这条汹涌的河流，清洗这些充塞着沉重的卵石和黄沙的激流。这条夹在两堵石墙中间日渐缩小的庄严河流悠然地引领着宁静的水流漫步前行。然而，故乡的这个自由自在的孩子不懂得应该如何诚惶诚恐地留住它的嬉闹和欢笑。它的生性就是不尊重一切，嘲笑一切。十七世纪，它用唱诗班的戏谑和教堂圣器室的闹剧对约定俗成和繁文缛节施行报复。十八世纪强加给它的沉默让它变得更加犀利。留给它施展一技之长的狭小地盘遭到了劫掠和焚烧。吉尔贝只能谈论作者，他对这些作者虐待施暴而不是冷嘲热讽。不久，整个社会都失去了它那警钟般的朗朗笑声，讽刺无法容忍这样的沉寂，它要挺身而出大声抱怨。于是便出现了舍尼埃的《讽刺诗》。从此以后，它重新鞭挞社会和政府，不再囿于僵死的文学之中。真正的法国讽刺获得了新生：从雷尼耶以来的长期昏睡中幡然苏醒，四处放射“辛辣的”利箭。然而，对于讽刺来说，阅读诗歌是远远不够的。在它备受奴役的两个世纪之中，它有时把自己的异想天开引进戏剧和小说。讽刺可以在这些领域独领风骚。博马舍只是开创了半上流社会所谓的实用戏剧。伏尔泰的小说只是最早的讽刺小说。讽刺幽默的短文杂文占据了各种报纸的每日专栏，只不过古老讽刺的回报是新版的钞票。最后，在一八〇〇—一八五〇年这段美好的时代，讽刺又拿起皮鞭武装自己。
如今，尤其在勒南主义入侵这个社会之后，一个无比敏锐的批评家用甜腻和琐碎来形容讽刺，过分的冷漠让我们无法专注于摧毁流弊或谴责邪恶。我们只能用滑稽振聋发聩。古老的法兰西首当其冲的娱乐形式仍然是通俗喜剧、《巴黎生活》和革命传单。通常这并不妨碍法兰西学院的院士先生们将法兰西精神定义为“一种辛辣、精妙和嘲讽的精神”，这种精神“轻盈犹如一杯香槟酒泛起的泡沫”这句话，萨尔塞先生每个月都会说上一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