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情怀可以让人产生特别的专注，激发科学灵感。对于研究者来说，这是一种积极的暗示，他渴望为祖国带来荣誉，但不能损害同时代人的荣誉。
有人说“科学无国界”，此话不假。不过，巴斯德也曾经在一个正式的场合回应别人：“科学家各有国籍。”成功的科学家不仅属于全人类，还属于某个为他的才能感到骄傲的民族，属于某个因他的成功而受到尊敬的国家，属于某片把他视为自己的土壤中结出的硕果的土地。
由于科学和哲学代表最高级的心志活动，相当于人类精神力量的功率计，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文明开化的国家都把本国的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自然学家和发明家——简言之，就是所有能够为国家赢得尊敬的人——视为最高荣耀的代表。
必须承认，我们西班牙人最需要培养的就是这种观念，因为多个世纪以来，对于跟科学研究有关的任何事物，哪怕是科学给生活带来的巨大方便，人们都是报以不屑与蔑视（至于原因，在此有些离题，暂不谈论）。我们这些希望保留一丝爱国情怀的人在多次经历了外国的冷漠的打击之后，都感觉自己负有基本的责任，即捍卫西班牙人民的荣誉。我们必须向外国人证明，几个世纪之前，这个国家的人民做出过不朽的成就，能够在战争、充满危险的世界探索与地理大发现中，以及在艺术、文学和历史等崇尚和平的领域与先进国家抗衡，今天同样也可以凭借着与当年相似的顽强精神和能量，在自然科学的研究领域与最发达的国家形成协调的合作关系，推动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
有些思想家，包括托尔斯泰（Tolstoy），受到人道主义情感的深刻影响，再加上他们当时身处的现实——国家之间互相对抗的国际环境，认为爱国主义是一种自私的感情，只会引起绵延不绝的战火，因而注定会消亡，而被更加高贵无私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情感取代。
我们必须认识到，当狂热的爱国主义升级为沙文主义，就会在国与国之间引起极端危险的敌意与仇恨。但是，在慎重的范围内，在尊重外国的科学与国力、公平公正的前提下，也应该承认爱国主义确实可以促进合理的国际竞争——从而推动进步。如果能坚持这样的原则，国际科学协会也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因为开始的时候，学者们互不信任，原因可能是国家间的敌视，或者是塞万提斯所谓的“高贵而值得赞美的嫉妒”所致。最后，学者们通过接触，互相产生了了解，也建立了发自内心的尊重。另外，意气相投与坦诚相见的趋势一旦在高层次的场合发生，就会迅速影响蔓延到社会大众生活的核心区域，逐渐缓解各国人民之间的敌对状态。[这种坦率的乐观主义已经被1914年开始的丑恶的世界战争彻底粉碎了。这段话写于1893年，种种迹象似乎都表明欧洲已经同爆发大战的时代告别了。铁路、电报、报纸、各种协会、国际会议、多语种的交流——这一切看上去注定要成为将欧洲各国联合起来的工具，或者至少能让它们靠得近一点儿。]
无论世界一体化的程度有多深，人们对各自国家的忠诚总是会提高本国的竞争力，促进国际的科学和实业的竞争。爱国情怀的心理根源埋藏得实在太深，国际社会主义和笨拙枯燥的哲学人本主义根本无法摧毁它，我们也无法理性地探讨这种类型的热情，只能好好利用它——因为它可以激发无穷的能量和最崇高的英雄行为。政府和教育机构的使命就是引导或者利用这种令人钦佩的力量，使它为有益的、慈善的事业服务，而不是引发种种混乱和血腥的纷争。
P. J.托马斯（P.J.Thomas）在他《情感的教育》（Education of the Emotions）一书中曾经明智地写道：“国家的概念与家庭的概念一样，都是不可缺少的，人们在这两者身上倾注了相似的感情。它们都可以催人上进，保证个体的尊严。为祖国的荣誉而战的人如同为他自己的姓氏而战……据说，国家是一种构成了世界和谐的且毁灭不了的元素，它像州、省、家庭、个人一样不可或缺……人类必须尊重多元化与多样性，才能保持自身的强大，使社会的新陈代谢延续下去。”
即使世界大同的发展达到了把欧洲甚至全世界变成一个美利坚合众国那样的国家的程度，人们还是会首先爱上他们周围的环境和最早接触的风俗习惯——比如爱他们那里的教堂尖顶、爱自己生活的社区和所属的种族——而对离他较远的影响无动于衷或者保持冷漠。大家常说，分离时间越久、相隔距离越远，人们对某些东西的依恋就越强烈。“时间”实在太重要，因为国家不仅代表家园与故土，也代表过去和未来，即我们遥远的祖先和未来的后裔。
贝尔（Bayle）曾经切中要害地指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实际上不是从我们的头脑中形成的，而是来自内心的情感。”在这些情感之中，爱国情怀曾在历史上写下最辉煌的篇章。至于这种种感情是否公正合理，或者是否揭示出某种原始和野蛮的人性，已经不再重要。作为激励思想的因素，我们只能严格按其造成的结果评判它们，或者套用一句时髦的话，按照实用主义的标准去评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