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社会学变得流行起来。10年前，这门学科还鲜为人知、缺乏认可，而如今被人们广泛运用。新兴学科的数目不断增加，公众为之喜爱有加，充满期待。然而，我们应该承认，时下流行的理论，不足以配得上其刊物发行数量及其所引发的公众兴趣。解决问题的过程即是科学发展的过程。发现未知的法则是一种进步；增加新的案例，优化提出问题的方法，即使没有拿出最终的解决方案，也是一种进步。社会学正处在学科体系构建以及哲学思路综合的阶段，希望涉足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而不仅仅把研究视野局限在某一个方面。在各个主题下，提供从社会学视角方向的解读，确实极易满足公众好奇心，但是不能做到完全客观。只做简单研究和轻信直觉，不足以发现复杂现实的统领法则，也难以证实宏大而唐突的概况性结论。以往的研究仅仅做到了偶尔说明支持假设的案例，可说明并不等于证明。此外，研究多个事件，却无一完全深入，仅能找到零星随性搜集的材料，让人不得不对其研究结果产生怀疑。纯社会学作品，对仅探讨某一特定方面问题的人来说没有用处。因为大部分著作并非归属于某一特定方向的研究领域，并且欠缺权威性的论证。
当然，对社会学的未来充满信心的人，必须努力改变这种状况。否则，社会学将退化到缺乏认可的状态，这是崇尚理性的人不愿看到的。如果现实朝着上述方向发展，哪怕只是短暂的时间，都会让人类承受痛苦并且退步。当然也不必沉溺在以前不完善的结论中，灰心丧气。所以要加倍努力，不向暂时的失败屈服。人们不必对新兴科学过分苛责，其尚在探索和试错的阶段，如果注意到上述问题，就可以避免失败。那么，社会学应该宣扬其研究目标，改变其往常类似新形式哲理文学的弊病，发掘自身内涵，满足公众期望。社会学家不能仅仅满足于对社会事实形而上学的反映，必须严格明确研究事实存在的条件，遵循已有的定义，在确定的条件下进行研究。社会学的研究，离不开历史学、民族学和统计学的辅助。可是，这些学科的研究结论可能不能真正触及研究对象。由于研究对象复杂多变，即使研究者对研究对象仔细定义，也可能漏掉多个其他未知领域的知识。但只要研究者朝着正确的方向努力，即使事实性材料并不完整，或者研究方法过于狭隘，也都会为今后的继续研究积累正确经验。作者不能依据自身人格特点来定义某些客观概念。只有概念在不带个人偏好的情况下，才能被更多人采纳和运用。概念具有可传递性，带来了科学研究发展的条件——科学研究的可传递性。
根据这种精神，本书以自杀为主题展开研究构想。在我们的教学生涯中，涉及过很多主题，之所以选择“自杀”来深入研究，是因为很少有研究主题像自杀这样能被精确定义的。尽管划定研究范围需要下一番功夫，但“自杀”是很合适的研究对象。另一方面，社会学研究自杀，比任何辩证争论都更能显示其学科魅力。在研究过程中，社会学的学科力量得以彰显。当然，很可能我们犯了不止一处错误，或者在归纳过程中，夸大了所观察到的现象的作用。但至少我们努力用尽可能多的论证检验每一个命题。最重要的是，我们努力做到在每一个案例中，区分推论解释与案例。因此，读者可以毫无困惑地批判论证过程中所做的解释是否有根据。
而且，即使在特定的研究领域里，人们也可以拥有广阔的视野和概括的能力。相反，如果没有出错，我们建立的许多关于婚姻、丧偶、家庭生活、宗教社会的命题，比普通伦理家的理论更有意义。当前欧洲社会出现了一些社会失调现象，我们的研究对其成因以及缓解方法提出了一些建议。一种普遍现象绝不可能凭借大致解释就草草收场。其有可能是特定原因所致，只有通过仔细研究才能发现这些原因，并通过确凿的证据加以表达。这样理解自杀是准确的，正如当下我们看到的许多自杀现象，自杀是我们压抑的集体情感的表达方式。了解自杀能帮助我们了解欧洲的一些社会现象。
最后，本书以特定形式具体阐述了一些被其他学者提出、被我们十分详细检验的主要的方法论问题[1]。其中一个问题非常重要，有必要在此先提醒读者。所述方法体系本身，曾经形式复杂多变，但是这并不重要。无非是对个人本质大体特点的某一方面发表肤浅偶发性的看法，没有特别研究价值。我们采用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建立在将社会事实当作具体物体来看待、当作个体的外部环境来看待的基本准则上。我们没有更多要争论的准则，没有其他更具有基础意义的准则。社会学的建立，必须拥有完全属于学科本身的研究对象。必须研究不属于其他科学分支的客观现实。但是如果个体意识外部不再存在客观现实，个体意识将缺乏可被观察的物质基础。那么，没有别的选择，唯一能被观察的主体是个体的心理状态。可是，这是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从心理学视角看待婚姻、家庭和宗教等的本质问题，可能包含以下能满足人需要的机制：父母对儿女的爱，儿女对父母的爱，性欲和所谓宗教本能。所述机制本身的形式复杂多变，这并不重要。无非是对个人本质大体特点的某一方面，发表肤浅偶发性的看法，没有特别研究价值。当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人类如何显露自己情绪，这个问题偶尔会激发人们的兴趣。但所有情绪的外显并不是完整的，无须过分重视。我们确实不必着眼于情绪的某些方面，而应更多关注情绪产生的最初根源，即情绪不完全反射的根源。有种观点是，在个体心理结构下开展社会学研究。从表面上看，这种观点为这门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实质上却剥夺了社会学唯一合适的研究主体。如果只有个体，社会不再存在。没有社会，何谈社会学？此外，这种观点丝毫不是社会学保持抽象普遍性研究宗旨的理由。如果人们只认为社会生活形式是虚假存在的，那其以何种形式定义怎会重要呢？
本书的字里行间，很容易让人有这样一种印象：个体更多由道德的现实性，即所谓集体现实决定，而不是个体本身决定，每个民族都有一定比例的人自杀，自杀率比其人口死亡率更具有恒定性，并且随着每个社会特有的加速系数变化而发生相应变化；在每一天、每一个月、每一年的不同时段，自杀率不同；同样婚姻、离异、家庭、宗教、军队也影响着自杀率，并遵循一定准则。已有数据表明了其中一些影响关系，所以很难再说上述因素和自杀率没有关系。因为自杀行为是个体独立的决定，其有时被认为是一种真实、积极的力量。但如果个体处在各种力量交合之中，自杀念头将多少受之束缚。这让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以及生物学家一样，研究具体的、实在的现实，因此社会学研究可以是客观的，而且必须是客观的。[2]
最后，必须感谢我们以前的两位学生的大力协助。他们分别是波尔多高等小学（école primaire supérieure at Bordeaux）的教师费朗（N. Ferrand）先生和哲学教师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先生。费朗先生编制了本书中的所有地图；莫斯先生通过独自研究26000个自杀案例，根据这些自杀者的年龄、性别、经济条件和有无子女的情况进行分类，协助我们整理制成具有重要意义的表21和表22。
这些表格来源于司法局，但并没有出现在年度报告中，而是好心的司法统计局（the Ministry of Justice）局长塔尔德先生为我们提供。对此，我们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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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巴黎，F.阿尔康书店，1895年。
[2]《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巴黎，F.阿尔康书店，189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