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的衰亡看来注定要把中国投入到另一个分裂和动乱的时期。各地都纷纷崛起了争霸天下的军事领袖。然后，出现了一位天才军人，他注定要复兴这个古老帝国，并给中国的历史和文明带来一段长达300年的新进程。
他名叫李世民。他的父亲李渊被封为唐国公，是山西一个军事辖区的留守。李渊是位受人尊敬的将领，对于一个处在他这样重要位置上的人来说，他算是一位再诚实不过的官员了。他是个胆小的人，总是担心危害到自己，但他是个忠臣，只有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候才会违背自己的公职誓言。此外，他还富有儒家的智慧，熟悉先圣的格言。李世民尽管很年轻（他出生于599年，此时不到20岁），但他从小就对历史掌故和古训格言耳熟能详。而军营生活的经历（因为他父亲的封邑位于边境，经常遭受突厥人的袭击）以及他在宫廷里的阅历——隋朝皇帝的宫廷，极尽奢华、堕落、怪异之能事，以至于在远东广为人知——教会了这个年轻人如何利用儒家的智慧，而不是成为它的奴隶。在他的整个事业生涯中（其中也投下了某些古怪的阴影），他自始至终要确保让传统道德站在自己一边。此外，惊人的活力以及几乎从不出差错的坚定、勇敢、狡诈、大胆和良好的判断力，所有这一切混合在一起，造就了他品格的完美。他是他那个时代的理想的人。
帝国正处在兵荒马乱的剧痛当中。退避扬州的隋炀帝，过着声色犬马的生活，而他的将领们则为了争夺地盘而互相厮杀。年轻的李世民，在他山西的领地里有强大的军事后盾作支撑，通过与几位突厥可汗的友好关系而愈加巩固。此外，他还与各地的官员建立了颇有价值的联系，对父亲老派的忠君思想越来越不耐烦。为了逼父亲采取行动，李世民借助了典型的中国式的计谋。他买通了宫里的一位太监。在李世民的唆使下，这位太监向李渊献上了一个女孩子，以备后宫之用。这位少女想必颇有魅力，因为，那位可敬的李渊丝毫没有考虑这一行动的后果，就爽快地接受了这个危险的礼物。随后，李世民向他的父亲指出，他们自找麻烦，不小心成了罪犯，宫里的一个女子被诱拐，有人指控他们是首犯。李渊吓了一大跳，不由得惊慌失措起来——但现在该做什么呢？想挽回也已经来不及了。于是，他只好把追随者召集到他在太原的住所，集结了大军听命于自己。与此同时，他仅仅是作为一个忠臣而拿起武器的，为的是把皇帝从其他觊觎者的手上解救出来，以此减少良心上的不安。
每件事情都严格按照李世民的计划向前发展。正如他借助阴谋诡计而获得了后宫内部的支持一样，他也凭借军事上的坦诚而获得了突厥人的同情，这些危险的邻居把500名精兵和2000匹良马交到了他的手里，任由驱驰。与此同时，他的姐姐（像他自己一样也是一位马背上的女英雄）卖掉了自己的珠宝首饰，用这些钱招募了一万人马，把他们交给了自己的弟弟。李世民的麾下很快就有了6万人，他与这些人同甘共苦，用自己的榜样激励他们，他们全都乐意为他而死。四年多的时间里（618年—622年），他南征北战，遭遇了一支接一支大军，从混乱中恢复秩序。
他父亲的踌躇犹豫很快就被环境所打消。在俯临长江的皇宫里，皇家卫队利用天下大乱的机会刺杀了合法的皇帝——隋炀帝。唐伯李渊于是自称是隋王朝的复仇者，并借着隋朝皇家世系最后一位代表的名义，自命为帝国的军事指挥官。数月之后，在李世民的煽动下，李渊废黜了那位影子君主，自己称帝（618年）。
皇城长安（这座城市在中国历史上扮演了与西方的罗马城相类似的角色）首先向这位新皇帝敞开了它的大门——他不是陕西本地人吗？这个地方自秦始皇时期以来目睹了所有伟大王朝的崛起。接下来，李世民移师攻打洛阳，这座城市在他父亲的一位最有力的竞争对手的控制之下。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这座城市固若金汤，而其他一些觊觎者也为唐军的成功而忧虑不安，正马不停蹄地赶来援救洛阳。陪伴这位年轻英雄的，是他从前的一位敌手尉迟敬德，作战被擒之后被争取了过来。李世民以他一贯的宽宏大度，不顾身边人的忠告，让他指挥自己的一支大军。
他们刚刚望见洛阳城，李世民就领着一支800人的骑兵队，率先去探查它的通路，但守军注意到了，蜂拥而上，把这支小股部队给团团围住了。正当这位唐军首领横刀立马、试图夺路突围的时候，一位敌军将领认出了他，拖枪向他冲了过来。这位未来的皇帝险些为自己的轻率而送了命，然而，一直紧跟着李世民的尉迟敬德，飞身上前，杀死了攻击者。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唐军的大部队投入了战斗，救出了他们的首领。与此同时，由一位觊觎者所率领的一支敌军正从河北赶来解救洛阳。当这支敌军距离洛阳城只有几英里的时候，李世民率领一支精选的骑兵队，在黎明的晨曦中悄悄出发。他飞马冲向敌军的营地，打得他们猝不及防，一路杀到了敌将的大帐，敌将受伤被擒。几天之后，洛阳城投降。
李世民胜利而归，回到长安（621年）。中国史家对这位年轻征服者的凯旋给出了一幅色彩异常丰富的图画。他们描述他骑着披着盛装的骏马，缓慢地穿过都城的街道，他身披战袍和金甲，戴着头盔，他的弓挂在钩索上，肩挎箭囊，手持宝剑。被征服的觊觎者走在他的坐骑的两侧，挨着他的马镫。《唐书》中描写的这一幕，根据最近的考古发现可以描述得更生动一些。在那些赤陶墓葬塑像中，可以找到唐代的骑兵，他们的战马昂首腾跃，后脚牢牢钉在地面上。我们甚至有李世民最喜爱的坐骑的图像、名字和记录。参加长安凯旋仪式的那匹骏马无疑就是“秋露”了，作为主人的忠实伙伴，它在整个河南战役中出尽了风头。至于这位征服者所穿戴的盔甲，在墓葬塑像所描绘的武士或佛像中的护法天尊的强壮的肩头上，就有它精确的复制品。
中国在恰到好处的时候恢复了统一。突厥人依然在边境虎视眈眈。
在突厥人看来，中原的战乱似乎给入侵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时机。东突厥的可汗——颉利可汗与侄子突利一起率领一大队骑兵横扫了边境要塞，到达了皇城长安的市郊。年迈的高祖皇帝（就是从前的李渊）惊恐不已，念叨着要撤出长安城。李世民懒得听他喋喋不休，独自领着100名精锐骑兵，出城向突厥人叫阵。他大胆地策马来到突厥人的面前，走近他们的队列，对他们说：“国家与可汗誓不相负，何为背约深入吾地？我秦王也，故来一决。可汗若自来，我当与可汗两人独战；若欲兵马总来，我唯百骑相御耳。”[1]同时，他还对像突利这样的首领提出了他的私人请求，他们跟他之间被战友之谊的纽带紧密联系在一起，李世民在他们的身上重新唤醒了袍泽之情。他坚定果敢的举止，以及他对突厥人思考问题方式的认识，威慑了这些反复无常的游牧民。各个部落的首领在一起交谈了一会儿，然后，他们全都掉转马头，疾驰而去。几个小时之后，这一地区被暴雨所淹没，李世民立即把他的将领们召集到一起，据他的传记作者说，他对他们发表了下面这段谈话：“弟兄们，现在到了我们展示勇气的时候了。整个平原已经是一片汪洋。夜晚将临，到时将会伸手不见五指。突厥人只有在他们能够射箭的时候才令人生畏。让我们拿着我们的马刀和长矛向他们冲锋吧，我们将在他们还没来得及准备防守之前消灭他们。”他果真做到了。突厥人的营地在黎明之前遭到了袭击，唐朝骑兵一路杀到了可汗的大帐。后者请求达成和议，撤回了蒙古（624年）。
随着时间的推移，李世民日益显露出帝国保护者的权威形象。他的两位兄弟越来越妒忌他的荣耀，下决心把他甩掉。就连他的父亲（他的皇位的获得要归功于李世民）也逐渐开始对他的威望感到不快，不再把国家大事托付给他。一场野蛮的戏剧就这样鸣锣开场了，这样的戏剧，在紫禁城里就像在拜占庭的秘密宫殿里一样经常发生。下面引述的《唐书》中关于那些悲剧时期的记载，你在拜占庭史中也一样可以读到。他的兄弟设宴为李世民庆功，给他下了毒。他服用了解毒剂，终于康复过来。然后他们又雇用刺客，埋伏在一座宫门附近等他。但一位叛徒提前向他发出了警告（整个故事里充满了背叛，正像它也充满了流血和道德雄辩一样），李世民抢先下手了。由于事先得到了敌人计划的警告，他的忠实支持者们在合适的地点布置好了骑兵。在预定的伏击时间，他在这场暗杀战中就像在战场上一样，比敌人抢先了一步。“他扣紧胸甲，戴上头盔，拿起弓箭，动身去皇宫。”他的两个兄弟刚刚看到他走近，就朝他乱箭齐发，但都没有射中。李世民一箭就射倒了他们当中的一个，而他的副将则杀死了另外一个。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他的副将布置在隐蔽处的士兵们出现了，据《唐书》说，“无人胆敢前进一步”。与此同时，宫廷侍从和当地百姓也开始聚拢过来。于是，李世民取下头盔，让人们认出自己，他站在两兄弟血肉模糊的尸体前，对人群说：“子弟们，别担心我的安全；那些想刺杀我的人已经死了！”然后，李世民的忠实追随者尉迟敬德斩下两位皇子的脑袋，拿给众人看。[2]
剩下的事情就是把这次死刑的结果通报给皇帝了，他老人家一直对两位受害者表现出明显的偏爱。李世民把这个任务委托给了尉迟敬德。后者无视最神圣的礼法，全副武装地走进了皇帝的房间，双手很可能依然是红的，沾满两位皇子的鲜血。你可以从官方记录的字里行间阅读并想象必定会发生什么，这是儒家伪善的一次绝妙展示，在杀气犹酣的杀人犯身上引用道德格言，为的就是要证明他们的行动一点也不丢脸。
得知这个消息，老皇帝抑制不住自己的泪水和愤怒。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下令进行严密的调查。他不懂得，自己已经不再是能控制局面的人了。他的一位朝臣小心翼翼地提醒他真实的事态：“用不着再作进一步调查了……不管这些事情是如何发生的，两位死去的皇子是总归有罪的，而秦王则是无辜的。”这几句话堪比塔西佗[3]，它们给这出尼禄式的戏剧添上了最后的一笔。朝臣们然后详细列举了这两位被杀皇子所犯下的五花八门的恐怖罪行。他们难道没有跟父亲的几位嫔妃私通过吗？这本身就足以让他们的死刑合法化了。
接着，有人通报了李世民本人的到来。这个弑兄杀弟者摆出最令人感动的孝顺样子出场了，年迈的君主泪流满面，一把抱住了他，甚至祝贺他挽救了他们的家庭。这是感人的一幕。作史者平静地写道：“皇帝一直踌躇着在儿子之间作出选择。两位年长的儿子的死，结束了他的困惑，他从前对李世民的爱完全占据了他的心。当他看到跪在自己脚下的李世民像个在祈求宽恕的罪犯时，他抑制不住自己的眼泪。他把他扶了起来，抱住他，让他安心，说自己完全不认为他是犯罪，确信他的行动只是合法的自卫。”在作出这一番声明之后，正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皇帝让位给自己的儿子。如果不进一步来点富有教益的场面，这出大戏就不算圆满：李世民依照礼法拒绝了皇位；内阁全体一致宣布支持新的主人也是白费力气——他再次拒绝了，并“伏地恸哭，跪倒在父亲脚下，恳求他继续掌权，一直到死”。但老人下达了命令，而李世民作为一个孝顺的儿子和忠实的臣民，则不得不服从。就这样，在强迫之下，他于公元626年9月4日登上了皇位。为了结束任何可能的族间仇杀并使帝国得以平静，新皇帝处死了他兄弟的所有妻妾和儿女。从前的皇帝退隐到了一座宫殿里，据说，“他生活在备受尊荣和平静快乐的享受中，而他的儿子也从没有给他丝毫的机会为自己的退位抱憾”。
这次宫廷政变也给了突厥人以新的希望。新皇帝在那把龙椅上几乎还没来得及坐暖，10万突厥骑兵就从外蒙古出发，穿越茫茫戈壁，向长安进发。626年9月23日，他们出现在北城门外的便桥前。朝臣们再一次恳求年轻的君主放弃这座暴露在敌军攻击之下的都城。但李世民——从现在起我们应该用他的权威头衔“太宗”来称呼他了——并不是个任人恐吓的人。突厥首领颉利可汗傲慢地派出了他的一个使者来要求唐朝纳贡，威胁说，如果不缴纳贡品的话，百万游牧民将把长安夷为平地。太宗的回答则是威胁要砍下使节的脑袋。他这是在冒一场大险，因为当时都城里的军队似乎非常少。为了欺骗敌人，他命令他的军队从各个不同的城门列队而出，在城墙下展开，而他自己则以他惯常的方式，领着一小队骑兵去探查敌军的虚实。尽管随行人员极力反对，但他依然骑马沿着渭河正对突厥人的骑兵编队，任由他们张弓以对。对游牧民的心理，他比自己的随从更熟悉。他的传记作者引用他的话说：“突厥人了解我。他们知道怕我。仅仅是看见我就足以把恐惧扎进他们的灵魂里。看到我的军队从城里列队而出，他们就会相信我的军队的人数远比实际人数要多得多。”他继续骑马走向敌阵，“满怀信心，就好像是走向自己的营地一样。”一见到他，“突厥人就对他堂皇无畏的举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纷纷翻身下马，以他们自己国家的方式向他行礼。”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唐朝军队来到了他的身后，在平原上站好了各自的位置，他们的盔甲和军旗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太宗继续走向突厥人的营地，勒住马缰，他对唐朝军队作了一个手势，让他们后退，以战斗序列留在原地。
皇帝提高嗓门，大声向突厥首领颉利和突利喊话，提出要和他们单挑，就像在草原勇士当中习惯的那样：“李世民并没有因为做了皇帝就忘掉了使用武器。”他以军人荣誉的名义，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激起他们的尚武精神，他激烈地谴责他们破坏停战协定，背叛自己的誓言。突厥人面对这样的挑衅，慑服于这种令人印象深刻的勇气展示，震惊于唐朝军队的部署，突厥可汗于是请和。第二天，在按照传统祭献了一匹白马之后，双方在渭河桥上缔结了和议。这一次突厥人好好上了一课。他们再也没有回来。
谋士们建议太宗加固长城，以防止类似的威胁再次发生。他笑答：“何须固边。”事实上，鄂尔浑突厥人的权威，正在被太宗刻意助长起来的内部纷争和叛乱所削弱。在颉利可汗做出一次鲁莽的挑衅之后，太宗把整个唐朝军队都摆出来对付他。唐军突袭了内蒙古归化（今归绥）附近的可汗，袭击了他的营地，驱散了他的部落。接着，他们又把他赶入了外蒙古，一直赶到了鄂尔浑河与克鲁伦河，他被迫依附一个部落避难，部落的人把他交给了汉人。这之后，东突厥斯坦的汗国臣服中国达50余年（630—682）。
《唐书》自鸣得意地描述了突厥酋长们拜服在太宗脚下的壮观场面。在一次公开朝见中，皇帝很想看到他们所有人在一起，包括两位新近征服的可汗与那些已经归顺很久的酋长。“刚刚到达觐见厅，他们就恭敬地拜服在地，行三跪九叩之礼。”那些忠诚部落的酋长走在颉利可汗的前面，而颉利则被当做战俘对待。然而，在经过一番羞辱之后，皇帝明智地宽恕了他，为他安排了一座宫殿，等于把他软禁了起来。
东突厥的整个汗国（即今天的蒙古地区）就这样并入了大唐帝国（630年）。和硕柴达木的突厥文阙特勤碑上有这样一段话：“原来的老爷成了汉人的奴仆，原来的太太成了汉人的婢女。突厥的伯克们放弃了其突厥官衔。在汉人那里的伯克们拥有了汉人的官衔，并听从于汉人可汗，为他服务五十年之久。为了汉人的利益，他们向东，即日出之处，一直征战到莫利可汗之地；向西则远抵铁门。”
接下来的20年里，在这些外援的帮助之下，太宗把突厥斯坦的突厥部落和戈壁的绿洲全都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随着他的出现，一个意想不到的、史诗般壮丽的中国展现在惊叹不已的亚洲各民族的面前。既没有向野蛮人妥协，也没有用金银来收买，太宗便让他们在听到自己的名字时就瑟瑟发抖。这一时期的现实主义艺术很好地表达了这种精神，那些浮雕、雕塑和殡葬陶俑中强有力的动物和战争主题，连同它们几乎有些过度的饱满活力（比如龙门石窟中身强力壮的护世天王），以及他们对着重加强的偏爱（这种加强常常让它们获得了讽刺漫画的强烈效果）。就连唐代的陶瓷制品，连同它们强烈的色彩（橘黄色和明快的绿色），也展现了这一时期的艺术趣味。
如果太宗曾把自己的功绩跟历代的伟大征服者的业绩作个比较的话，他一定会想起中国古代最著名的皇帝——汉武帝。这位生活在公元4世纪蛮族大入侵之前的大汉皇帝，在现实中复活了，大唐骑兵的英雄业绩甚至超过了大汉骑兵。即便是古代疏勒的征服者班超，也不曾像唐代的将军们，夺走过那么多牲畜，打垮过那么多部落，砍掉过那么多人头。在其间的300年里，当中原成为蛮族入侵的受害者的时候，她一直在吸收着获胜部落的鲜血；现如今，她在鲜血的滋养下日益强大，能够凭借从草原人身上汲取的力量，加上一千余年的古老文明的巨大优势，与他们相抗衡。
让我们来看看那些墓葬雕像吧，那些骑兵和步兵的雕像带有半鞑靼特征的扁平面孔，面貌特征僵硬到几乎成为鬼脸的程度；他们要么戴着突厥兵的帽子，要么戴着唐军的头盔。粗糙地包裹着他们身体的，是僵硬的皮革盔甲，用铁块加固了的胸甲和背甲，皮革或金属鳞片围裙，他们手持圆形或长方形的装饰着怪脸的大盾牌——这些人正准备穿越戈壁滩，或者攀登杭爱山。就连佛教工艺品所表现的对象，比如护世天王或金刚手，我们也看到了同样的盔甲，以及类似的令人敬畏且很不友善的外貌。那些陶俑骑兵的战马依然在嘶鸣，在喷鼻，在用前蹄刨着地面，就好像它们在急不可耐地等待冲向疏勒或者龟兹。让萨珊帝国闻风丧胆、后来又让新生的阿拉伯势力寝食难安的西突厥，也在跟他们自己很相似的大唐骑兵的面前垂首弯腰。刚打交道不久，大唐骑兵就扫荡了他们的营地，烧毁了他们的大车，拆散了他们的毡帐，向西一直打到了塔尔巴哈台峡谷——依然不屈不挠，追击着他们越过了一望无垠的吉尔吉斯大草原。
一旦击溃了蒙古的东突厥人，太宗皇帝就可以腾出手来对付突厥斯坦的西突厥人了。后者当时统一在一位强大君主的统治之下，这位君主的领地从阿尔泰山脉一直延伸到咸海。夏天他住在天山，冬天则移居到被称为“热湖”的伊塞克湖畔。他因为佛教朝圣者玄奘的记述而相当知名。那是公元630年年初，在伊塞克湖西岸、今吉尔吉斯共和国境内的托克马克（碎叶）附近，朝圣者玄奘遇见了这位可汗，正率领他的骑兵大军向西转移。“戎马甚盛。可汗身着绿绫袍露发一丈许，帛练裹额后垂。达官二百余人，皆锦袍编发围绕左右。自余军众皆裘毳毛，槊纛端弓驼马之骑，极目不知其表。”[4]太宗皇帝相信，“远交近攻”的做法是明智的，因此，只要他还在对付蒙古的突厥部落的时候，就不会去打搅这些西方的部落。然而，公元630年，蒙古已经平定了，机会来了——多半并不完全是自动送上门来的。突厥斯坦那位给玄奘留下深刻印象的可汗，在多少有些神秘的情境下被人谋杀了，他的王国也就土崩瓦解，分裂成互相敌对的部落群。因此，西突厥人的汗国并没有比蒙古突厥人的汗国活得更长。642年，在乌鲁木齐附近进行军事活动的中国远征军一个接一个消灭了所有胆敢抵抗的突厥部落。剩下的全都承认了中国的霸主权。
灭掉突厥之后，太宗皇帝就可以在整个塔里木盆地重建中国的保护国了。
为了理解塔里木盆地这些如今已经破败不堪的绿洲在中世纪早期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我们必须扼要概括一下我们早先在谈到汉代时所说过的那些话。从人种学的观点看，这些绿洲当中至少有一些地方居住的是说印欧方言的民族，这些方言不仅跟亚洲的亚利安语系（伊朗语和梵语）关系密切，而且也跟欧洲的一些语言（斯拉夫语、拉丁语、凯尔特语，等等）非常接近，至于疏勒地区所说的“东部伊朗”语，那就更不用说了。从文化的观点看，从3世纪到8世纪，作为佛教传教的结果，在那里，梵语和普拉克利特语的文学和哲学著作，像在恒河两岸一样受到人们的尊崇。从艺术的观点看，这块土地是亚历山大大帝身后的征服地——这又是佛教传播的结果，它学到了亚历山大时期的肖像法。而希腊可以说已经死于拜占庭，然而从那时起，它的艺术影响就密不可分地与佛教教义联系在了一起，一直延续到7世纪，从疏勒东部到吐鲁番和罗布泊，还能感觉到这种影响——或许，在有些唐朝时期的中国镜子上，我们可以追踪到这一影响[5]。就这样，一颗死星的光芒可以延续数百年时间，穿越时空的界限照亮我们的眼睛。如今的塔里木盆地，不再有任何辉煌的商业、宗教和艺术活动了。沙漠的前进湮没了肥沃的土壤，伊斯兰教覆盖了古老的佛教文化中心。在那里，你可以找到已经坍塌的整座社会大厦所留下的断壁残垣，认识到文明必然消亡的命运，但要是没有这座大厦，印欧世界和华夏世界之间的通道则绝无可能，而这一切，离我们并不太远。
关于塔里木盆地的这些绿洲，当时就有过非常生动的描写，这就是中国朝圣者玄奘在他的印度旅行记中所作的描述（玄奘于629年至630年西行印度，644年返回）。1902至1914年间进行的考古发掘，出土的大部分文物也属于这一时期。
塔里木盆地那一时期的艺术，直接源自于阿富汗的佛教工艺，连同它的双重源流：希腊－印度和伊朗－佛教的影响。丰杜基斯坦（位于喀布尔与巴米扬之间）模型墙雕的发现，让我们对这些影响看得更清楚了。这些雕刻品的年代，是根据在同一地点发现的萨桑王库思老二世（590—628）的硬币鉴定出来的，它们表明，阿富汗的佛教艺术依然在按照希腊模式复制着佛教神像，但女像结合使用了纯粹的印度样式，而男像则使用了萨桑王朝时期的波斯样式。在克孜勒佛窟（塔里木北部的龟兹附近）的壁画中也发现了同样的样式结合，哈金认为这些壁画属于两个时期，最早的来自450至650年之间，另一些则来自650至750年之间。它们一起表明，诸如龟兹这样的绿洲，其精神甫明是纯印度的（多亏了佛教），而其物质文明则显示出了萨桑王朝时期的波斯的影响也相当大。的确，那些躺着的贵族像（公主像也是一样）透露出了对波斯原型的直接模仿。丝绸之路沿途的这些绿洲，不仅是从中国到印度朝圣的驿站，而且是中国和波斯之间的商旅落脚点，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比这更清楚地表明它们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了。我们在谈到克孜勒壁画时所说的那些话，同样可以用来说硕尔楚克（焉耆附近）的雕塑、吐鲁番绿洲的壁画和雕塑以及（吐鲁番盆地南部）于阗附近丹迪纳里克的绘画。
雄心勃勃地要控制上亚细亚的大唐中国，对塔里木盆地的那些绿洲不可能不感兴趣，在塔里木盆地建立保护国对于控制通往印度和波斯的商队通道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太宗皇帝希望通过和平的手段把它们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距离西部各绿洲最近的吐鲁番，其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也最直接，正像这一地区的佛教壁画所显示的那样，在这些壁画中，唐代的风格与对印度和伊朗作品的模仿融合了起来，此外，在这一地区起支配作用的王朝也属于中国的血统。629年，唐朝佛教徒玄奘在去印度朝圣的途中经过吐鲁番，受到了本地国王的热烈欢迎（事实上是如此热情，以至于玄奘在重新上路的时候竟然跟主人难分难舍）。第二年，这位国王正式提出效忠太宗皇帝。但在640年，他竟然愚蠢到跟突厥的叛乱者结成同盟，要切断中国、印度和波斯之间的商队通道。他满心指望戈壁滩的茫茫沙漠能够保护自己，但唐朝人的骑兵穿越了戈壁，出人意料地到达了吐鲁番绿洲。听到这个消息，国王又惊又吓，死了。唐朝军队开始攻城，雨点般的石头砸向了这片绿洲。新国王是个非常年轻的小伙子，他出城来到唐军的营地。“他谢罪的态度不是很谦卑，一位唐朝将领站起身，说：‘我们的首要职责是攻城，何须跟这个小屁孩扯皮？下令攻城吧！’年轻的国王被汗水湿透了，拜伏在地，无条件投降。唐朝的将领把他作为战俘逮了起来，后来在举行仪式的大殿里献给了太宗皇帝。皇帝大宴群臣，为得胜归来的勇士们庆功，仪式持续了三天。”[6]吐鲁番国王那把镶嵌着宝石的弓，被皇帝送给了突厥将领阿史那社尔。
焉耆（丝绸之路上的第二个重要绿洲）的人帮助了唐朝人打败吐鲁番人，他们跟吐鲁番人不和。吐鲁番刚刚被吞并，他们惊恐不安，与那些持不同政见的突厥人结成了联盟。太宗派出了一支新的大军，在一位名叫郭孝恪的足智多谋的勇士的指挥下，穿越了茫茫戈壁。“焉耆所都周三十里，四面大山，海水缭其外，故恃不为虞。孝恪倍道绝水，夜傅堞，迟曙噪而登，鼓角轰哄，唐兵纵，国人扰败，斩千余级。”太宗从皇城里指挥着所有的军事行动，一天，“帝语近臣曰：‘孝恪以八月十一日诣焉耆，阅二旬可至，当以二十二日破之，使者今至矣！’俄而遽人以捷布闻。”[7]（644年）
塔里木盆地最繁华的城市是龟兹，其佛教壁画表明它具有很高水平的文明和优雅。龟兹国王名叫苏伐叠，在本地的印欧语言里意思就是“金色的神”。630年，他给予唐朝朝圣者玄奘以热烈的欢迎，承认了唐朝宗主国的地位，但在644年，他突然转向了，跟焉耆结成联盟反对大唐帝国。没过多久他就死掉了，继承王位的是他弟弟，梵文名字叫诃黎布失毕，意思是“神花”（646年）。新国王感觉到了正在来临的风暴，匆匆忙忙地派出了一位特使，带着他表示忠诚的声明去大唐朝廷。但一切都太晚了。为汉人效力的突厥将领阿史那社尔，已经率领汉人的正规军和鞑靼人的外援兵直奔西域而来。
龟兹人预料袭击会来自东南方向，来自戈壁大漠。不曾想袭击反而是来自西北，阿史那社尔走的路线是从乌鲁木齐经尤尔都斯河源头越过天山隘口。从这条路上，来的并不是焉耆的盟军，惊慌失措的龟兹人眼睁睁地看着汉人的骑兵编队在城北多石的沙漠中部署开来。国王诃黎布失毕出城面对敌军，汉人使用了一招蒙古古代战争中惯用的战术——佯装退却，诱使武艺高超的龟兹骑士进入沙漠，在那里消灭了他们。克孜勒的佛教壁画中描绘了阿史那社尔胜利进入龟兹城的场面。接下来，正当龟兹国王领着残兵败将到固若金汤的拨换城（今阿克苏）避难的时候，阿史那社尔也一路追到了那里，经过40天的围攻之后，拿下了这个地方。在龟兹，阿史那社尔斩首一万一千级，“西域震惧”。
龟兹的陷落，对于戈壁城市的独立来说是致命的一击，它标志着一个屡遭劫难而幸存下来的迷人而优雅的世界宣告终结。克孜勒的壁画让人回想起那灿烂的文明，自从这一场劫难之后，它再也没有完全恢复过。约瑟夫·哈金在克孜勒所作的调查表明，在这一时期（648—650），两种绘画风格之间存在一个断裂，第二种风格使用了更强烈的色彩，以补偿浮雕的减弱。在这种风格里，还使用了一种新的波纹，可以明显感觉到萨珊王朝时期的波斯的影响，然而事实上这是波斯难民的作品，在652年阿拉伯人征服他们的国家之后，他们逃离家园，到这个新建立的唐朝保护国避难。
在控制了吐鲁番盆地的北部绿洲之后，唐朝人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南部。632年，于阗国王承认了太宗皇帝的宗主权，635年，他把儿子送到唐朝宫廷里担任皇家侍卫。然而，这些表示善意的证据似乎并没有让唐朝人满意。在648年征服龟兹之后，他们觉得，到了加强对南部绿洲的严厉控制的时候了。有人对阿史那社尔说：“公破龟兹，西域皆震恐，愿假轻骑羁于阗王献京师。”说干就干。中国骑兵队出人意料地到达了于阗绿洲，国王吓得直打哆嗦。唐朝将领“陈唐威灵，劝入见天子”。国王听从了他的忠告，而且这一举动并没有让他损失什么，因为在长安的宫廷里逗留了几个月之后，皇帝就放他回家了，临走，还“赐袍带，布帛六千段”。[8]
吐蕃（西藏）当时仍然是蛮荒未化之地，一位有能力的酋长在拉萨地区建立了一个王国。在发动针对中原的战争之后，他最终进入了唐朝的势力范围，641年，太宗皇帝让他牵上了一位唐朝公主的手。就这样，文明开始在这些野蛮的山地人当中渗透。太宗甚至派出了一位大使去印度，朝见北天竺的国王那陵提婆。不过，中国出使这个国家的最优秀的大使是朝圣者玄奘，他于629年离开都城长安，在遍游中亚和印度之后，直到644年才返回中国。我们已经提到过他经由吐鲁番、焉耆、龟兹、天山、伊塞克湖、托克马克、撒马尔罕、大夏和喀布尔河谷向西旅行，他的回程经过帕米尔高原、疏勒、于阗、罗布泊和敦煌。事实上，他走的正是古丝绸之路的两条通道。唐王朝利用这段和平时期重新打通了从中国到印度和波斯的横贯大陆的通道，这两条通道自从汉朝衰亡以来总有某些地方被阻塞。有时，太宗的威力甚至追循了朝圣者的足迹。647年，一个唐朝使团在去印度的路上遭遇了袭击，使臣王玄策去向吐蕃和尼泊尔的酋长（他们都是唐帝国的封臣）搬救兵。王玄策领着他们的小分队返回了印度，报了袭击者一箭之仇，用铁链把他们锁住，带回了长安。
作为这些征服的结果，唐朝的统治权一直行使到了帕米尔高原。我们可以理解太宗皇帝合理的自豪。他的传记作者引用他自己的话说：“曩之一天下，克胜四夷，惟秦皇、汉武耳。朕提三尺剑定四海，远夷率服，不减二君者。”[9]
与此同时，中国力量在精神方面也产生了它的影响。
北魏末年，朝廷曾积极推广佛教，然而自北魏王朝衰亡以来，这一宗教遭受了数不清的攻击。574年，中国南方的那些短命王朝之一颁布了一道法令，把“外来宗教”和道教都给禁止了，但6年之后，这一迫害时期便走到了尽头。隋朝的两位皇帝一开始都是正统的儒家信徒——就像每一个新朝代一样，他们也需要官僚阶层的支持，以确立他们的合法地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都表现出对佛教更热衷。至于那位后来成了唐太宗的草莽武夫，在他即位的时候，就对印度人的这种投降和克己的宗教感到满腹狐疑。他评论道：“（梁）武帝末年，频幸同泰寺，亲讲佛经，百寮皆大冠高履，乘车扈从，终日谈论苦空，未尝以军国典章为意。及侯景率兵向阙，尚书郎以下，多不解乘马，狼狈步走，死者相继于道路。”他认为道教的“无为”也同样不值得赞成：“元帝在于江陵，为万纽于谨所围，帝犹讲《老子》不辍，百寮皆戎衣以听。俄而城陷，君臣俱被囚絷。”[10]太宗在这些问题上的私人顾问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儒家学者，自然也憎恨佛教。他递呈了一篇让自己青史留名的奏折，历数国家儒教对释家僧徒的抱怨。下面的节选，让我们对当时发生在中国的那场观念之战看得更加清楚了。
这篇文章开宗明义：“佛在西域，言妖路远，汉译胡书，恣其假托。故使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此外，“演其妖书，述其邪法，伪启三途，谬张六道，恐吓愚夫，诈欺庸品。凡百黎庶，通识者稀，不察根源，信其矫诈。乃追既往之罪，虚规将来之福。布施一钱，希万倍之报；持斋一日，冀百日之粮。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惮科禁，轻犯宪章。”他进一步说：“况天下僧尼，数盈十万，翦刻缯彩，装束泥人，而为厌魅，迷惑万姓者乎！今之僧尼，请令匹配，即成十万余户。产育男女，十年长养，一纪教训，自然益国，可以足兵。”[11]直到现代，我们还能发现人们在重复着对佛教出家制度反社会、反国家的指控。这种反教权主义，在儒家文人当中——更确切地说，是在几乎整个官僚阶层当中——成为了一项传统。
太宗皇帝也抱有同样的观点，自从626年即位以来，他大大缩减了僧尼的数量。但是，像塔里木盆地这样一块深受佛教影响的土地，随着汉人对其统治权的确立，加上由此带来的跟印度本身的政治关系，这一切最终改变了皇帝的态度。玄奘的故事就表明了这一点。公元629年，当这位著名的佛教学者请求许可去恒河圣地朝圣的时候，当局拒绝给他必不可少的通行关文。他不得不秘密地越过边境，避开敦煌的边境哨卡，在没有向导的情况下孤身进入戈壁大漠之中，在那里，他险些在旅程刚刚开始的时候就送了命。结合唐朝人的威望和佛教徒的虔诚，当地的统治者们一路保护他穿越了塔里木盆地，使得他能够通过突厥斯坦和阿富汗到达印度。在印度，他受到了最热烈的欢迎，出面接待的，不仅有他的同宗教友，甚至还有印度的王公贵族，他们很好奇，想看看这位大老远地从中国来到他们的国家学习梵文哲学的旅行者。
玄奘不仅仅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渴望见到那些跟佛陀出生、讲道、涅有关的圣地，还是一位最值得注意的哲学家，对婆罗门教和佛教不同的形而上学体系，都做过深入透彻的研究。他最后加以发展、并在非凡洞察力的综合中予以阐述的体系，是一种绝对理想主义的体系，有点像贝克莱和费希特。他承认，个人化的自我和外部世界都是虚无，或者更确切地说，它们共同简化为他所谓的“唯识”，如果你喜欢，也可以说是“理想的平面”。这是一种介于主观主义与一元论之间的哲学，但不可能把它恰当地定义为这两种知性姿态的任何一种，因为它既不像一元论——它否认一切物质的观念，又不像西方的主观主义——它否认自我，或者至少是否认物质的自我。
实际上，它远远超过了像玄奘这样的翻译者展示给中国人的那些体系。它是一套完整的思想财富，包括概念、观点、形而上学建构和知性分析。它的确是印度思想的完整遗产，这些思想已经被改造得使唐朝的臣民能够理解。尽管有儒家知识分子的反对，但无法抵抗的动态观念的入侵还是发生了。有一个证据就是，宋代正统的新儒家（被朱熹精细化了）无意识地渗透了这些观念。这里存在一种“精神输血”，只有20世纪西方观念的突然入侵才可以与之相比。玄奘最卓越的成就，或许并不是穿越戈壁大漠、天山、帕米尔高原和印度的库什，而是对印度思想这个未知世界的精神探险，这是一片繁茂丰饶、而且明显无路可通的森林，超过前面提到的所有那些地方，他成功地翻译了最为复杂、精密、微妙的印度的形而上学概念，用的是经过改造加工的、适合这一目的的汉语词汇——几乎是一种新的语言——连同并不完美的工具：中国的书写文字。只有那些不得不把托马斯主义哲学翻译成中国文字的传教士们，才能够欣赏这样的成就。
除了是个虔诚的朝圣者和能力惊人的形而上学作品的翻译者之外，玄奘还是一个目光敏锐的探险家和一个精密准确的地理学家。他的旅行记是一部7世纪上半叶中亚和印度的自然、政治和经济地理学的调查报告：一个国家接一个国家，一英里接一英里。他开列了所经之处的所有地区的农业和经济活动：从中国的边境，到波斯的门户，从阿富汗到印度的阿萨姆邦。他还列举了在旅行中遇到的所有民族的语言（包括一份梵文文法概要）、风俗习惯（连同种姓制度的梗概）、迷信、宗教和哲学。最后，他极其准确地记载了各地政治权力，连同不同统治者的个人性格。
这些最新的观察材料，对于太宗皇帝的国际事务来说想必有着独特的价值。在629年他曾希望阻止这位朝圣者的出发，但当后者于644年回到中国的时候，皇帝陛下却给予他最殷勤、最友好的欢迎。最后，皇帝向这位旅行者询问了印度各个王国的情况，对他的回答非常满意，以至于希望委以大臣的职责。但玄奘完全投身到了他的宗教和哲学工作中，于是拒绝了这个提议。然而，他还是在长安城里定居了下来，地点就是当时尚未完工的大慈恩寺，太宗皇帝开始喜欢上他了，常常召他进宫。大慈恩寺的献祭仪式因为皇帝陛下亲眼目睹庄严的游行队列而名闻天下，他是出于与玄奘的友情而同意露一下面。玄奘的传记作者描述了这次盛大的游行，陪伴游行队列的是旗子和他从印度带回来的佛像。最近的考古发现证实了这一时期有些中国佛像的印度起源。在山西北部的天龙山石窟发现了一些佛像，显然是唐代的作品，是对印度笈多王朝时期艺术的直接模仿。它们有柔和的模型、圆润的魅力与混合的形态，这些显然都是非中国的，表现了完整的印度美感及其与生俱来的典型感觉。此外，在隋代和唐代早期，还有造型形态的普遍复兴。佛教雕塑，抛弃了“中国罗马式”的贫乏，逐渐恢复了对模式的强调。毋庸置疑，这种改变部分地要归功于像玄奘这样的朝圣者带回来的印度模型的榜样。
大唐帝国的扩张，远至印度和波斯的边境，这不仅导致了跟佛教印度更紧密的联系，而且也使得基督教传教士从波斯与河中出发的旅行成为可能，导致了基督教景教教派在帝国核心地区的确立。公元635年，一位名叫阿罗本（这是叙利亚宗教头衔“拉班”的汉文翻译）的景教牧师抵达长安。638年，这位传教士在这座都城建立起了教堂，781年的古叙利亚文和汉文碑铭记载了这一事件，其中也谈到了太宗皇帝对基督教的仁慈态度。[12]
53岁那年，在统治中国23年（这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之后，公元649年7月10日，太宗皇帝在长安的宫殿里去世，被埋葬在礼泉附近的昭陵。他让人在自己的陵墓周围雕刻了他所征服过的国王们的雕像，以及他在历次战斗中所骑过的战马的雕像。他的老兵们对他是如此热爱，以至于其中一位——就是突厥首领阿史那社尔——想要在主人的遗体前按照古代的方式自杀：“请以身殉，卫陵寝。”[13]
【注释】
[1]《旧唐书·突厥列传上》卷一百九十四。
[2]这一段落中的引文新旧《唐书》甚至《资治通鉴》中皆不见，且事件细节与正史的记载也有出入，疑引自现代人写的传记。后面段落中未注明出处的引文也都是这样，而且有一段引文甚至说被杀死的是李渊两位年长的儿子，这就更是明显的错误了，如果引自中国史书，当不至如此。
[3]塔西佗（Tacitus,约55—约120），古罗马元老院议员，历史学家。
[4]《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
[5]原注：许多唐朝时期的中国镜子无力地继续着六朝的本土传统；然而，有些镜子则修饰着跳跃的马、牡鹿和狮子，在旋涡形图案和葡萄串中间互相追逐，似乎让人联想起希腊－罗马的（有时候甚或是伊朗的）工艺品。
[6]参见《新唐书·西域传上》卷二百三十七：“智盛（吐鲁番国王）令大将曲士义居守，身与绾曹曲德俊谒军门，请改事天子。君集（唐将）谕使降，辞示屈，薛万均（唐将）勃然起曰：‘当先取城，小儿何与语！’麾而进，智盛流汗伏地曰：‘唯公命！’乃降。”
[7]本段两节引文均出自《新唐书·西域传上》卷二百三十七。
[8]本段的引文均出自《新唐书·西域传上》卷二百三十七。
[9]《新唐书·西域传上》卷二百三十七。
[10]这里两节引文均出自《贞观政要·慎所好第二十一》。
[11]《旧唐书·傅奕传》卷七十九。
[12]原注：正是在唐朝时期，中国人仿效印度人首次学会了如何从甘蔗中提炼糖（这一事件的重要性可以从今天四川和广东地区的甘蔗种植中判断出来）。他们还学会了如何用葡萄酿酒。在汉代初期，中国首次与疏勒、吐鲁番、焉耆、库车和费尔干纳建立了直接的联系，所有这些地方，都以它们的葡萄著称于世。据传说，葡萄是在大约公元前125年传入中国的。但直到公元7世纪的唐代，中国人才首次用葡萄酿酒（无疑是照着吐鲁番葡萄酒酿造者的样子），而除此之外，从远古时期以来他们就掌握了用稻米、黍稷及其他谷物酿酒的技术。在华北，茶（一种生长在南方的植物）的使用从周代起就被人们所知，到了8世纪中叶，它变成了一种民族饮料，各个阶层的人都可以使用。
[13]《新唐书·阿史那社尔传》卷一百二十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