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8月8日后，为了认清当前的世界形势以及得出正确的结论，督促首席军事指挥乔治·冯·赫特林先生制定相应的政策，我召开了御前会议。乔治·冯·赫特林先生也认为帝国首相应该密切关注敌人的动向，但德意志帝国首先必须占领齐格弗里德防线，在那里彻底击败敌人，然后进行谈判。因此我命令乔治·冯·赫特林先生和中立国荷兰交涉，查明敌人是否准备调解。
试图通过荷兰人实现调解的计划变得越来越难以实施，因为奥地利迟迟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继续拖延时间，也没有作出任何宣告。查理一世[1]受到斯特凡·布里安·冯·劳耶茨[2]的影响，收回了之前与我达成的口头协定。
荷兰政府已经接到我的通知，并表示愿意采取行动。与此同时，奥地利在没有通知德意志帝国的情况下，单方面提出了一份和平协议，谈判就这样开始了。查理一世私下和协约国秘密联系，并早已决定抛弃德意志帝国。他按照自己的秘密计划办事，并对随行人员解释道：“我去德意志人那里时，先同意他们提出的条件，然后回国后继续按照原计划行事。”
查理一世
斯特凡·布里安·冯·劳耶茨
德意志帝国的政府和我一直被维也纳的行动欺骗，甚至不能对此做任何事，因为我们不断得到奥地利的暗示：“如果阻碍我们的计划，我们会让你们陷入困境。换句话说，我们的军队将不再和你们并肩作战。”考虑到德意志帝国目前的形势，无论是政治方面还是军事方面，我们都必须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措施避免与奥地利发生摩擦。
匈牙利和奥地利的背叛使德意志帝国身陷囹圄。如果查理一世能将自己的冲动性格控制三个星期，许多事情可能会呈现出不同的结果。但奥地利已经承认在瑞士背着德意志帝国与协约国谈判了很长时间。查理一世相信他一定能够得到协约国的善待。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查理一世视察军队
埃里希·冯·鲁登道夫将军
1918年8月8日，战事失利后，埃里希·冯·鲁登道夫将军宣布自己不能再确保军事上的胜利。因此，德意志帝国有必要准备和平谈判。因为我们在外交上没有成功推动任何有希望的谈判，加上军事形势越来越糟糕，以及国内一些人开始煽动革命，所以埃里希·冯·鲁登道夫将军在1918年9月29日命令德意志帝国的军队为停战做准备，而不是为和平谈判做准备。
第1节 退位行动
在这一关键时刻，德意志帝国国内开始了一场激烈的运动，群众要求为结束战争设立新政府。我不能无视这样的运动，因为旧政府从1918年8月8日到9月底的七个星期里，一直没有办法启动任何可能成功的和平谈判。
与此同时，我将马克斯·冯·加尔维茨将军和布鲁诺·冯·穆德拉将军从前线召回。这两位将军向我描述了军队内部的形势，我得知军队中有许多懒散的士兵和频繁抗命的军人，插着红色旗帜的火车里坐满了休假回家的士兵以及其他类似的混乱现象。
马克斯·冯·加尔维茨将军和布鲁诺·冯·穆德拉将军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后方占主导地位的情绪对战士们的不利影响，以及战士们希望结束战争、获得和平的普遍愿望。这一愿望在后方沿着通讯线路从家乡传来，逐渐影响了前线的一些军队。两位将军提议，由于上述这些原因，我们必须立即将军队撤到安特卫普-默兹河沿岸。
我立即打电话命令陆军元帅保罗·冯·兴登堡尽快率军撤到安特卫普-默兹河沿岸。疲惫不堪但并未遭到彻底失败的军队撤退到安特卫普-默兹河仅表明德意志帝国的军队占据了较短的防线，拥有更天然的优势。诚然，这样做并不英勇，但我们必须记住索姆河战役时德意志帝国的军队占据的大多是弹坑组成的阵地。我们现在要做的是重新获得主动权，这在我看来并不是不可能。从军事角度看，我们在战争期间为了占据更大优势经常撤退。
德意志帝国的军队已经不是以前的那支老军队。1918年的新军队深受革命思想的影响，经常在夜晚从前线逃回后方。
但绝大多数军人一直奋战到最后，严格遵守军队纪律、发扬军人精神，他们在士气上与敌人不相上下。虽然敌人在人数、大炮、军火、坦克、飞机等方面占据了优势，但他们遭到顽强抵抗时总是选择投降。因此，我们的前线战士联盟是正确的，德意志帝国的军旗上写着：“不败的陆军和海军！”
马克斯·冯·加尔维茨将军
布鲁诺·冯·穆德拉将军
第2节 德意志帝国的军队依然强大
在四年半的战争岁月里，前线的德意志战士和武装的德意志民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德意志的战士们令人钦佩。1914年的战争中，健壮的青年们还没等到炮火声响起就勇敢冲向敌人，他们的自我牺牲和顽强拼搏精神令人感动。这些年轻人在阴暗的战场上整日担惊受怕、忍饥挨饿，但他们依然坚持晚上挖战壕，白天住在防空洞和地洞里或蜷缩在弹坑里，顶着敌人用大炮、坦克发射出的像冰雹一样的弹片顽强战斗。人们可能认为这样一支军队只能被动地坚持到最后，但四年的浴血奋战练就了一支能够主动进攻的军队。虽然敌人占有巨大优势，但却不值得夸耀。
然而，认为德意志帝国的军队能够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想法是不正确的。为了保存实力，我们必须撤退。
陆军元帅保罗·冯·兴登堡对撤退令犹豫不决。他认为出于政治原因，譬如和平谈判等，军队应该待在原地。他建议先将战争物资等撤到后方。
为了鼓舞士气，我决定亲赴前线和那些艰苦奋斗的战士们待在一起，亲眼见证他们的战斗精神和生活状态。
我可以立即实施这些决定，因为新政府已经成立，但新政府和首相马克斯·冯·巴登亲王一直没有对我的行程提出任何建议，我似乎变得毫无用处。
陆军大臣威廉·佐尔夫和帝国国会商讨了几个小时后撰写了一份给威尔逊总统的照会，但他们没有通知我。内阁最后一次向威尔逊总统递送照会时，我告诉内阁首领威廉·佐尔夫，在照会送出前，我要先知道其中的内容。
威廉·佐尔夫将照会拿给我过目。他很自豪自己处在威尔逊总统“放下武器”的命令和别人建议的“停战”之间。我向他提起外面有关我退位的谣言并要求外交部通过新闻界对报纸上毫无意义的争论表明态度时，威廉·佐尔夫说大家都在谈论这件事，即使是有修养的人也在毫无保留地讨论此事。
陆军元帅保罗·冯·兴登堡
我非常愤怒，威廉·佐尔夫试图安慰我，他说如果我离开他也会离开，因为他不能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工作。但事实证明，我被自己的政府推翻了，而威廉·佐尔夫留了下来。
当首相马克斯·冯·巴登亲王听说我决定亲赴前线时，极力劝阻我。他问我为什么要去前线，我回答说作为最高统帅前往前线是我的职责，因为我和艰苦奋斗的军队已经分开一个月了。但马克斯·冯·巴登亲王称我必须待在家里。我反驳说我们的国家正在打仗，皇帝也是帝国的士兵，应该和战士们在一起。最后，我执意要去前线。一旦威尔逊总统送来休战书，双方肯定会在军队总部讨论相关事宜，届时马克斯·冯·巴登亲王和政府其他成员都会去斯帕参加会议。
马克斯·冯·巴登亲王（站立者右三）与家人
陆军大臣威廉·佐尔夫（中间戴礼帽者）与同僚
第3节 受到军队的热情接待
我给斯帕的总参谋部下达了明确命令，要求尽快撤军到安特卫普-默兹河沿岸，将军队尽快从战斗中解放出来。然后我去了佛兰德斯。但斯帕的总参谋部拒绝执行我的命令，找理由说这样做需要时间，而且战地准备工作还没有完成，部队物资也需要先撤出等。我依然坚持撤军，军队最终撤离了战场。
我在佛兰德斯看到各军部的代表和战士们讲话，给战士们颁发勋章。我所到之处都受到了军官和士兵们的热情接待。当我返回火车站时，皇家撒克逊新兵站的士兵们非常热情，他们在火车站列队欢迎我。我给预备警卫师的成员颁发勋章时，敌方轰炸机中队以及紧随其后的防空高射炮和机关枪的猛烈炮火直接从我们头顶飞过，在火车专列附近扔下了炸弹。
军队指挥官们一致认为前线军队的战士们精神良好，也很忠诚，但后方的供应站情况并不乐观。更糟的是那些休假返回的士兵受到家乡停战思想的影响，情绪低落，影响了其他战士。但新兵招募站的年轻新兵状态一直很好。
我抵达了斯帕，但我不断听到一些关于我退位和对我充满敌意的消息，以及新政府越来越懈怠、无助，没有主动权或实力，甚至被随意摆布的消息。报纸上轻蔑地称新政府为“辩论协会”，马克斯·冯·巴登亲王被一些知名报纸称为“革命首相”。后来，我了解到马克斯·冯·巴登亲王在床上躺了十天，因为他染上了流感，最主要的是他已经无法真正掌管政务。现在，德意志帝国由弗里德里希·冯·派尔阁下、威廉·佐尔夫以及常设议会里所谓的陆军内阁统治。
我认为在这一关键时刻，摇摇欲坠的德意志帝国不应该由帝国首相的代表们操控，因为他们不具备政府首脑所具有的威严，而这种时候最需要的就是权威。但据我所知，副首相还没有被授予广泛的决策权。
解决这一问题的正确方法是负责政府事务的官员们将马克斯·冯·巴登亲王赶下台，寻找一个更强硬的人替代他。德意志帝国实行的是议会制，各政党有权要求更换首相，并将新的首相继承人推荐给我，但他们并没有这么做。
弗里德里希·冯·派尔（左一）与马克斯·冯·巴登亲王（左二）
现在，政府和马克斯·冯·巴登亲王开始竭力劝我退位。马克斯·冯·巴登亲王命内政大臣比尔·德鲁兹前来找我，向我传达与国家精神有关的一些消息。比尔·德鲁兹描述了新闻界、高级财政以及公众等领域发生的一些事，着重强调了马克斯·冯·巴登亲王对我退位一事没有发表任何意见。但即便如此，马克斯·冯·巴登亲王还是派了代表前来见我。总之，比尔·德鲁兹建议我主动退位，否则政府可能会对我施加压力。
我告诉了比尔·德鲁兹我退位可能会造成的后果，然后问他作为一名普鲁士官员如何将这种推测和官员向国王宣誓的誓言调和。比尔·德鲁兹听了我的话后有些尴尬，借口说他也是在执行马克斯·冯·巴登亲王的命令，首相找不到更合适的人来完成这件事。后来，我了解到比尔·德鲁兹是第一批谈论我退位的官员。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威廉二世（中）与兴登堡（左）、鲁登道夫（右）
我拒绝退位，并且宣布为了帮助政府维持国家秩序，我会召集军队撤离前线。
随后，陆军元帅保罗·冯·兴登堡和威廉·格罗纳将军接见了比尔·德鲁兹，当时我也在场。比尔·德鲁兹向陆军元帅保罗·冯·兴登堡和威廉·格罗纳将军汇报了马克斯·冯·巴登亲王交给他的任务。陆军元帅保罗·冯·兴登堡和威廉·格罗纳将军以军队的名义严厉谴责了比尔·德鲁兹。威廉·格罗纳将军对马克斯·冯·巴登亲王特点的描述非常犀利，因此我不得不去安抚内政大臣比尔·德鲁兹。
陆军元帅保罗·冯·兴登堡提醒比尔·德鲁兹，说如果我退位，军队将不会继续战斗，甚至会解散，而且多数官员也可能辞职，届时军队将失去领导。
不久，我从我的一个儿子那里了解到，马克斯·冯·巴登亲王曾问他是否做好准备接受后来由比尔·德鲁兹接手的那项任务。我的儿子愤慨地拒绝了建议他父亲退位的任务。其间，我派首席内阁大臣克勒门斯·冯·德尔布吕克前往柏林交给马克斯·冯·巴登亲王一份演讲稿，并准备发表这份演讲稿，以此代替我向内阁发表演讲，而不是由马克斯·冯·巴登亲王发表。演讲稿对其中涉及到的一些基本问题提出了解决办法，明确交代了我对政府和新的公众舆论的态度。马克斯·冯·巴登亲王一开始不愿意发表这份演讲稿，但几天后他发现自己必须这么做，因为皇后给他写了封信。
随后，克勒门斯·冯·德尔布吕克告诉我这份演讲稿在柏林和新闻界的反响非常好，不仅缓和了局势，还安抚了人心。有关我退位的言论逐渐烟消云散，右翼社会民主党甚至决定推迟相关行动。
第4节 社会党人的活动
接下来的几天，有关社会党人计划在柏林制造骚乱以及马克斯·冯·巴登亲王越来越紧张不安的报道不断传出。比尔·德鲁兹从斯帕返回后发给政府的报告使大家印象深刻。德意志帝国的绅士们都希望我退位，但目前他们害怕造成可怕的后果。
德意志政府官员们的观点和他们的行动一样模棱两可。他们的行动似乎说明他们不想要一个共和政体，但他们又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动可能会直接促成共和政体。事实上，许多人解释了政府的行为，认为坚持建立共和政体是政府官员的最终目的。马克斯·冯·巴登亲王对我莫名其妙的态度使很多人认为他想除掉我，然后自己成为德意志共和国的总统，并在过渡期内担任帝国的行政长官。
毫无疑问，人们的这种猜测对马克斯·冯·巴登亲王并不公平，这种篡位的想法根本不可能来自一个传统的德意志贵族。
威廉·格罗纳将军前往柏林考察，返回后写了一份报告。他对政府和整个国家普遍存在的一种情绪感到担忧。革命即将来临，政府还没来得及采取任何积极措施就要垮台。德意志人民想要和平，并希望不惜一切代价得到和平，无论什么样的和平都可以。政府几乎没有权威，煽动反对皇帝的气焰很高，我的退位在所难免。
威廉·格罗纳将军补充说军队并不可靠，一旦发生暴动军人们的表现一定会令人大失所望。刑事警察截获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大使的信箱，找到了一些非常有力的证据。俄国大使馆和斯巴达克斯团[3]有联系，双方已经计划进行一场俄国模式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虽然外交部一直收到相关警告，并知道了相关事件，但外交部的官员对此要么不以为然，要么认为布尔什维克不会发动革命。同样，在警察的眼皮底下，警察局和外交部之间摩擦不断。威廉·格罗纳将军继续说休假返回的士兵受到一些反动思想的影响，已经将这些消息带回军队。由于停战，战士们获得自由回家后可能会拒绝和造反派斗争。
因此，威廉·格罗纳将军认为不管多难，德意志帝国必须立即无条件接受任何类型的休战。政府不能再相信军队，后方的革命即将发生。
第5节 马克斯·冯·巴登亲王的坚持
1918年11月9日清晨，首相马克斯·冯·巴登亲王正如他在1918年11月7日做的那样，通知我说经过社会民主党以及社会民主党国务秘书的协商，大家一致要求我退位。政府其他成员以前反对我退位，但现在他们也要求我退位，帝国国会里多数政党对此都持相同意见。因此，马克斯·冯·巴登亲王请求我立即退位，否则柏林可能会发生流血事件并引发大规模的巷战，因为类似的小规模事件已经发生。
我立即召来陆军元帅保罗·冯·兴登堡和军需处长威廉·格罗纳将军。威廉·格罗纳将军说军队不能再参加战争，必须休整，我们应该无条件接受任何形式的休战，而且要尽快休战。军队供给只能维持六到八天，随后会被造反派切断供给，因为造反派已经占领莱茵大桥和所有的军需仓库。由于某种无法解释的原因，由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大使阿尔弗雷德·冯·奥伯尔尼多夫伯爵、亨利·冯·温特费尔特将军组成的休战委员已经被派往法国，他们两天前越过了法国边境，但还没有就谈判条件的性质发回任何报告。
威廉皇储和他的总参谋长弗里德里希·冯·舒伦堡伯爵也参加了会议。我们谈话期间，马克斯·冯·巴登亲王发来几个电报询问进展，他显得有些急切，并指出社会民主党已经离开政府，拖延时间只会让事态更危急。陆军大臣报告了柏林的一些军队中出现的不确定因素，他称第四步兵部队、亚历山大军团第二连、第二炮兵营以及于特博格军事基地[4]都前去镇压造反派了，但并没有出现巷战。
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中）与同僚
我希望我的人民免遭内战。如果我的退位是唯一可以阻止流血冲突的途径，我愿意放弃德意志帝国的皇位，但我不会辞去普鲁士国王的职位。我必须和我的军队在一起，因为军队将领认为如果我完全退让，军官们也会纷纷离开军队，德意志帝国的军队会因此失去领导人，然后军队可能会返回祖国挑起内战，置国家于危险之中。
我命人将我的回复立即交给马克斯·冯·巴登亲王。回复内容大概是首先我必须认真权衡我的决定，然后简洁地表述出来，再转交给马克斯·冯·巴登亲王。我很快收到了令人惊讶的答复。我的决定已经毫无意义，因为马克斯·冯·巴登亲王在我做决定前已经擅自宣布我退位，他还宣布威廉皇储放弃了皇位，但根本没有人通知威廉皇储这件事。马克斯·冯·巴登亲王已经将政府移交给社会民主党，并任命弗里德里希·艾伯特为帝国首相。无线电广播立即发布了这些消息，德意志帝国的所有军人都听到了我退位的消息。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威廉皇储
第6节 否认放弃追随者
因此，马克斯·冯·巴登亲王剥夺了我是否退位以及是否放弃德意志帝国皇位并保留普鲁士国王头衔的决定权。由于在最关键的时刻听到皇帝放弃了德意志军队的假消息，军队中出现了混乱。
如果将马克斯·冯·巴登亲王的一系列行为视作一个整体，那么情况似乎是这样的：首先，马克斯·冯·巴登亲王庄严地宣布他将和新政府一起维护皇权。其次，我写的那份演讲稿本来可以给公众留下好印象，但却被马克斯·冯·巴登亲王刻意隐瞒，从而阻止了我和新政府的一切合作。马克斯·冯·巴登亲王通过审查机构牺牲了我应有的尊严，甚至在退位这件事上他没有支持君主制度。接着，马克斯·冯·巴登亲王试图劝我自愿放弃皇位。最后，他通过无线电广播擅自宣布我退位，他在处理这件事时将自己凌驾于德意志帝国的皇帝之上。
这一系列事件其实是菲利普·谢德曼[5]一手造成的，他的这一做法不仅损害了德意志民族的利益，还将马克斯·冯·巴登亲王攥在了自己的手心里。菲利普·谢德曼瞒着政府和自己的同事，不断排挤马克斯·冯·巴登亲王。最后，他召回了弗里德里希·艾伯特，称政府已经无法控制群众。因此，他以马克斯·冯·巴登亲王的名义牺牲了皇帝、皇储以及德意志帝国，使马克斯·冯·巴登亲王表面上成了德意志帝国的罪人。随后，他推翻了这位脆弱又高贵的“政治家”。
弗里德里希·艾伯特与妻子
菲利普·谢德曼
无线电传来信息后，形势越来越危急。为了继续确保总参谋部的工作，军队正向斯帕转移。但陆军元帅保罗·冯·兴登堡认为现在不能完全依赖军队，如果叛军在亚琛和科隆拦截德意志军队，军队是否应该和自己的同志战斗是一个难题。因此，陆军元帅保罗·冯·兴登堡建议我离开军队去某个中立国家，躲避这场“内战”。
我内心十分矛盾。一方面，我作为一名战士对要抛弃我忠实、勇敢的军队这类想法感到愤慨，另一方面，德意志帝国的敌人宣布不愿意和我缔结任何持久的和平协议，而且我自己的政府也认为只有我去了外国才可以避免内战。
面对这样的局势，我不计个人得失，自愿牺牲了自己和皇位，因为我相信这样做可以尽我最大的努力为我亲爱的祖国服务。但我的牺牲是徒劳的，我的离去既没有给德意志帝国带来更好的休战条件，也没有促成更公平的和平协议，更没有阻止内战。相反，我的退位加速了德意志军队的瓦解，分裂了德意志民族。
第7节 对军队感到骄傲
近三十年来，德意志帝国的陆军一直是我的骄傲，我为它而活，为它工作。经过四年半的战争，陆军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战绩。现在，和平的曙光就在眼前，革命者的匕首却从背后刺向军队，摧毁了德意志帝国的陆军。
我一手创造的、为之自豪的海军现在也公开叛变，深深伤了我的心。
社会舆论都在谈论我离开自己的军队前往中立国的事。
一些人说我应该去前线和敌人拼死一搏，并在最后的战斗中挺身而出。虽然国家非常渴望休战，从柏林派去的代表团也正在与敌人谈判，但我留在军队不仅不能促成休战，还会致使许多忠诚的战士无谓牺牲，这些战士中有很多人实际上非常优秀，对祖国十分忠诚。
也有一些人说我应该在军队的保护下返回祖国，但安全返回已经不可能实现，因为叛军占据了莱茵河上的许多大桥和军队后方的很多重要据点。可以肯定的是，我本来可以在前线战斗的忠实战士们的护送下返回祖国，但这样做只能加速德意志帝国的崩溃，因为敌人一定会乘胜追击。此外，内战也会相继爆发。
还有人说我应该自杀。但我是一名基督徒，我的信仰不允许我这么做。如果我选择自杀，德意志人民不会惊叫“我们的皇帝是个懦夫！他现在选择通过自杀逃避一切责任！”但我不会选择这么做，因为在这个可以预见未来的艰难时刻，我需要考虑怎样做才能对我的人民和国家更有帮助。
我知道自己身负特殊使命，我必须为了德意志人民的事业而战，澄清德意志帝国的战争罪行。这个使命逐渐表明它是德意志帝国未来命运的关键点，因为比起其他任何人，我更能证明德意志帝国对和平的渴望和德意志人民的清白。
经过痛苦的心理斗争，我听从了当时在场的高级顾问给我的紧急建议，我决定离开祖国。根据我的顾问们递给我的报告，我相信只有这么做我才能尽最大努力为德意志帝国效力，为国家促成更好的休战协议和和平协议，使祖国不再遭受流血牺牲和战乱带来的痛苦。
* * *
[1]查理一世（Charles I，1887—1922），奥地利末代皇帝，匈牙利最后一位国王（称“查理四世”），波希米亚最后一位国王（称“查理三世”）。1914年，他的叔叔斐迪南大公被暗杀后，他成为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的法定继承人。——译者注
[2]斯特凡·布里安·冯·劳耶茨（Stephan Burián von Rajecz，1851—1922年），奥匈帝国政治家、外交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外交大臣。——译者注
[3]斯巴达克斯团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德意志帝国成立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团体。该团以罗马共和国最大的奴隶叛乱领袖斯巴达克斯的名字命名，在1918年德意志帝国革命期间，它试图通过报纸《斯巴达克斯书信》煽动革命。——译者注
[4]于特博格军事基地，位于勃兰登堡省内的一个军事基地，1815年后成为普鲁士军队的驻军城镇。——译者注
[5]菲利普·谢德曼（Philipp Scheidemann，1865-193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政治家。1918年11月9日，在德国革命期间，他宣布德意志帝国改为共和国。1919年初，他成为魏玛共和国首任总理。——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