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解放黑人奴隶宣言》
毫无疑问，战争必定会耗费大量财力和人力。大多数人认为，人命比金钱更重要，因为战争的罪恶之一就是牺牲无辜的生命。《荷马史诗》中曾谈到一个战死的健壮的年轻人，诗中描述道：“他还没来得及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1]战争中，冲锋在前的往往是斗志高昂的勇者，蜷缩在后的大多是贪生怕死的懦夫。大多数士兵并不想参战。死里逃生的士兵对约翰·福斯塔夫说：“有勇有谋才能救我一命。”[2]
第1节 法定货币法案
在讲述内战的过程中，我们看到，许多平民参军入伍，卷入了血腥战争。战争往往意味着牺牲和杀戮。但现在，我们要考虑的另一个因素是：金钱，即军饷。联邦政府必须维护自己在欧洲各国中的信誉。然而，军队的日常支出已经从十七万八千美元增加到一百五十万美元[3]，想要维护信誉需要强大的财政能力。1861年12月31日，美国财政部和各银行合作，发放了约两千五百万无息贷款，使战事得以延续。其间，所有交易都通过钱币完成。但贷款耗尽了银行的财力。1861年年底，各银行被迫中止钱币贷款。联邦政府陷入财政困境。美国人和英国人都认为，联邦政府面临破产的危险。1862年1月底，联邦政府累计欠款达到一亿美元。1862年6月30日前，联邦政府仍然需要两亿五千万至三亿美元维持开支。人民和国会都同意直接或间接征收重税，但可以肯定的是，联邦政府无法及时制定出解决危机的税收法案。最终，联邦政府采用了一项权宜之计。这项措施成为财政上的一大创新。国会授权财政部长发行一亿五千万美元，持有人可用其付款，不计利息，并将纸币作为公共和私人债务的法定货币[4]。
联邦政府在实施新法案前，并没有经过慎重考虑和讨论。财政部长萨蒙·P.蔡斯“不愿意将法定货币定论为必要的”[5]。参议院的财政大臣约翰·谢尔曼和财政部财政委员会主席威廉·P.费森登意见相左。约翰·谢尔曼赞成法定货币法案。威廉·P.费森登反对该法案，并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写道：“无论从正当性还是权宜方面，我都反对法定货币法案，因为它颠覆了我对政治、道德和国家荣誉的认识。”[6]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撒迪厄斯·史蒂文斯非常赞成多数人的观点，认为“法定货币法案是必要之举，没有选择的余地。”查尔斯·萨姆纳也支持法定货币法案，但告诫参议院道：“《宪法》能解一时之困，但并不是长久之计。”查尔斯·萨姆纳、威廉·T.谢尔曼和其他大多数参议员及代表都赞成法定货币法案，但认为该法案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通过将不可兑现的文书变成法定货币，联邦政府暂时缓解了财政危机。这种缓兵之计就像兴奋剂一样，需要一直使用。1864年1月3日，财政部发放了被称为美钞的法定货币，发行数额近四亿五千万美元[7]。按照1862年2月25日通过的法案规定，第一笔法定货币已经发行。现在，国会已经授权发行五亿债券，面值为五至二十美元，利息为6%，其中可能包含法定货币。债券的利息是用硬币支付的。此外，外国进口关税也是用硬币支付的。
撒迪厄斯·史蒂文斯（1792—1868）
想要读懂法定货币法案，就必须了解法定货币。支持者认为，对避免破产和展开军事与航海行动来说，法定货币法案十分有必要。然而，该法案的缺点很快显现，不仅增加了战争成本，还误导了大众。很多人认为，只要政府下令，就能造出钱。当时，如果采用备用方案，结果可能会大有不同。然而，因为法定货币法案违反了既定的财政原则，加上没有先例可循，所以其他方案也许值得一试。大多数人认为应该发行美钞，也有人反对将美钞作为真正的法定货币。正如拿破仑战争时期，威廉·皮特限制了英国货币的面值，如果仅在政府和公众中发行一定数量的法定货币，我们就可以认为，战争可能会持续六个月或一年以上，甚至更长。此外，财政部长萨蒙·P.蔡斯应该对1862年2月25日通过的法案中的第二条做出恰当解释。萨蒙·P.蔡斯有权以市场价出售面值为五至二十美元、利息为6%的五亿债券，交易物为钱币或美钞。他解释说，市场价就是标准。如果在市场上出售时，债券的交易物不确定，那么所得结果与萨蒙·P.蔡斯解释下的结果将大不相同。法定货币法案的特殊之处在于，无息强制贷款与自愿贷款不同，自愿贷款以实际市场价出售债券作为保障。坚持执行法定货币法案的财政家们认为，通过立法赚钱比通过交易赚钱更容易、更可取。但结果是，联邦政府反受其害[8]。
在第二次会议[9]上，林肯得到国会授权，在必要时可以掌控铁路和电报线路，以维护公共安全[10]。大会制定了一项全面详尽的内部税收计划。1862年7月1日，林肯批准内部税收计划。内部税收计划可以简单地描述为对一切征税的法案。法案建立的原则是：“购买一件商品或产品、达成一次交易、找到一份工作或有收入来源时，请纳税。”[11]此外，更重要的是，美国历史上首次实行了分级征收联邦所得税的法案。收入低于一万美元的纳税人应缴纳3%的所得税，收入超过一万美元的纳税人应缴纳5%的所得税，但可免税六百美元，在申报时会扣除一些费用。法定货币和债券的利息收入是征税收入的1%和0.5%。居住在国外的美国公民需缴纳5%的所得税，没有免税资格。1862年7月14日，林肯批准了征税法案。进口关税随之增加[12]。
第2节 林肯对奴隶制的态度
林肯并不擅长处理金融问题，因此，他让财政部长萨蒙·P.蔡斯负责有关金融问题的事务。萨蒙·P.蔡斯虽然难免犯错，但依然是一位恪尽职守的财政部长。林肯也会插手一些容易处理的外交事务。内战时期，他刻苦学习战术，在困境和失败中吸取经验，摸索出了适合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方案。此外，面对奴隶制问题，他的处理方式一直近乎完美。
戴维·亨特（1802—1886）
1862年春和初夏，国会采取的行动表明，自萨姆特堡打响第一炮以来，废除奴隶制是人心所向。持中立态度的共和党人认为，废除哥伦比亚特区的奴隶制是明智的选择。1862年4月，国会通过了关于废除哥伦比亚特区奴隶制的提议，同时适当地补偿了奴隶主。1862年6月，在正式法令中，国会明确提出了共和党的基本原则，也是其存在的根基，即坚决反对联邦所有领土上的奴隶制[13]。在废除奴隶制方面，林肯做得比国会多。早在1862年3月，他就提议逐步废除奴隶制，并对奴隶主进行赔偿。当时，国会通过了他的提议。该提议是在北方军获胜的时候提出的。除了联邦边境蓄奴州，其他联邦州并不认为自己能从中获益。但林肯的提议包含所有州。此时，如果南方人放下武器，尊重他们本应接受的国家政府，那么在逐步解放奴隶的过程中，释放一个奴隶可以获得约四百美元补偿[14]。
林肯谨慎考量了各种相关的因素，试图将奴隶制问题的决定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1862年5月9日，南方军区指挥官戴维·亨特将军下令，释放南卡罗来纳州、佛罗里达州和佐治亚州的所有奴隶。1862年5月16日，林肯在报纸上看到了这一消息，同时收到了萨蒙·P.蔡斯的来信。萨蒙·P.蔡斯在信中推测，戴维·亨特将军下达的命令并非本意。总统回复道：“在没有征求我意见的情况下，指挥官不应该迫于压力做出这样的事。”1862年5月19日，林肯发布公告，声明戴维·亨特将军的命令无效。在公告中，林肯恳切呼吁联邦边境奴隶州，将自由逐渐还给奴隶，并接受他和国会提供的补偿。他说：“我不争辩，但请你们为自己辩护。你们即使对时局视而不见，也不能如此。”废除奴隶制“会像天降甘露般悄然而至，滋养万物”。
后来，乔治·B.麦克莱伦的惨败使林肯坚信，必须废除奴隶制[15]。林肯越来越渴望制定循序渐进的废奴政策和补偿奴隶主的政策及海地、南美和利比里亚已解放黑人的殖民化政策[16]。他认为，联邦各奴隶州废除奴隶制后，南方邦联将无法继续战斗。1862年7月12日，在国会休会前，林肯邀请参议员和联邦边界奴隶州的代表来到白宫，诚恳地请求他们改变自己的态度，同意废奴政策。林肯说：“如果战事持续太久，你们各州的奴隶制也会因战火而逐渐消亡……奴隶制终将消失。到时，你们将得不到任何补偿。你们应该引导人民行动起来，缩短战争的时间，做好针对必将消亡的奴隶制的实质性补偿工作。这样做才是真正对人民有益的。”林肯还提到了自己因反对奴隶制承受的压力及政府的激进派对他的不满，预言“那些团结但并不强大的州一定会分裂”。他还说：“我们的国家处在危险之中。”只有政府官员高瞻远瞩，行事果敢，才能彻底废除奴隶制。因此，林肯请求各州长释放奴隶。但边境州是否会同意他的计划还是未知数，因为奴隶制与其社会和政治生活息息相关，所以边境州的人民并不相信奴隶制的末日已经到来[17]。
接连失败的战事阻碍了林肯的废奴计划，也阻碍了他的其他行动。林肯曾计划，从利息为6%的国家债券支出一部分资金，作为对奴隶的补偿。虽然大多数人认为，拥有资产的黑奴会很危险，但鉴于政府的巨额支出、近期失利的战事和南方邦联的现有实力，补偿的重要性已经不言自明。现在，北方联邦衡量财富的一个标准是黄金。1862年6月3日，黄金加价3.5%。1862年7月12日，由于乔治·B.麦克莱伦战败，联邦政府授权发行纸币[18]，黄金加价14%。可以确定的是，如果边境蓄奴州立即采取行动，定会收到数量可观的国家债券作为补偿，从而避免因释放黑奴而遭受经济损失。
埃德温·斯坦顿部长会见边境州代表后的第二天是他幼子的葬礼。林肯在前往葬礼的路上，向威廉·H.苏厄德和吉迪恩·韦尔斯提出了他最关心的问题。里士满的挫败和南方邦联强大的实力让他相信实施新计划是有必要的。奴隶们为南方邦联的士兵们种粮食，军队出征时充当车夫劳工，所以林肯“得出结论：我们释放奴隶是作战所需，是救国所需，否则我们就会被压制。”[19]正如林肯后来描述此时的情景：“事情一直在恶化，直到我发现我们已经走到了实施计划的尽头，我们只能打出最后一张牌，必须改变策略，否则必败无疑！”[20]
第3节 《解放黑人奴隶宣言》草案
1862年7月22日，除了威廉·H.苏厄德和吉迪恩·韦尔斯外，令其他人感到意外的是，林肯向内阁宣读了发表《解放黑人奴隶宣言》的计划。他重申了打仗的目的，即重建联邦政府，提出解放“是实现目标的必要军事措施”。威廉·H.苏厄德请求延缓发表宣言，因为现在民众情绪低落，可能会将宣言“视为联邦政府走投无路时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或认为“在最后一声撤退信号响起时，联邦政府向埃塞俄比亚伸出了手。”威廉·H.苏厄德补充道：“我虽然赞成发表宣言，但请求您推迟发表宣言的时间，最好在打了胜仗后发表，而不是在节节败退的情况下发表。”林肯之前并未想到这一点。由于威廉·H.苏厄德的反对，他“将宣言草案放在一边，等待胜利的到来。”[21]
内阁会议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激进派并不知道林肯愿意妥协，因此，一直在继续批判林肯。1862年7月31日，查尔斯·艾略特·诺顿写道：“遗憾的是，林肯本不应该发表一份独特而有说服力的公告！”[22]萨迪厄斯·史蒂文斯将林肯的补偿政策描述为“美国有史以来最假的命题”，并说“国会和内阁的智囊团决定着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会不会在坟墓中腐烂。”他说，政府应该下令释放奴隶，招募和武装他们，“如果奴隶主不服从命令，就让奴隶们拿起武器反抗。”[23]查尔斯·萨姆纳焦虑地踱着步子，举起手感叹道：“我祈祷林肯的延缓是对的，但担心他是错的，甚至确信他错了。我相信他的诚心，但无法理解他。”[24]卡尔·舒尔茨和查尔斯·萨姆纳的观点一样，指责林肯的延缓决定，但后来，他坦白承认林肯比自己明智[25]。贺拉斯·格里利在《纽约论坛报》上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两千万人的祈祷》。他对林肯说：“由于您反对奴隶制，联邦大业已经受创，并且还在受创。”1862年8月22日，林肯公开答复道：“在这场斗争中，我的首要目标是拯救联邦，而不是为了拯救联邦摧毁奴隶制……我对奴隶制和黑人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拯救联邦，我认为这样做对联邦有益。我觉得冲动对联邦毫无益处，因此，我选择了忍让克制。”
卡尔·舒尔茨（1829—1906）
贺拉斯·格里利（1811—1872）
第4节 林肯和贺拉斯·格里利
林肯和贺拉斯·格里利是补偿政策和延缓发表宣言政策的代表人物。他们私底下毫无共鸣，看待事物观点也不同。林肯知人善用，贺拉斯·格里利不识人才；林肯幽默风趣，贺拉斯·格里利呆板无趣。在多年的交往中，林肯从未与严肃认真的贺拉斯·格里利聊过趣事或开过玩笑。1854年至1860年，贺拉斯·格里利和《纽约论坛报》的舆论影响虽然不大，但传达了许多重要人士的观点。林肯非常清楚这一点，他在写给贺拉斯·格里利的公开信中，声明了自己的政策，称赞了贺拉斯·格里利和《纽约论坛报》支持的人士。林肯的回复信迅速传播开来，北方人几乎都读了他的信。林肯的观点合情合理，并中肯阐明了自己的立场。他的政策只是一项正确的权宜之计，不仅唤起了人民的理性，还点燃了他们的希望[26]。
1862年7月至1862年8月，如果没有林肯的领导，北方人可能会弃战。乔治·B.麦克莱伦和波托马克军撤到了詹姆斯河，人们对他们的信心大打折扣。查尔斯·艾略特·诺顿问乔治·威廉·柯蒂斯：“你认为詹姆斯河畔的军队安全吗？”[27]查尔斯·艾略特·诺顿道出了很多人心中的忧虑。詹姆斯·拉塞尔·洛厄尔写出了无数人的忧虑，他写道：“我看不到有什么能够拯救我们，除非发生奇迹。”[28]
历史已经回答了查尔斯·艾略特·诺顿的问题，即“是林肯把握住机会还是机会从他眼前逃走呢？他是否已经足够优秀？”[29]卡尔·舒尔茨写信给林肯道：“你对舆论和道德的影响力是巨大的”[30]。现在，北方人重新燃起希望，继续战斗。从乔治·B.麦克莱伦1862年6月28日的信中，林肯获悉进攻里士满的行动失败了。他必须扩充联邦军队。考虑到要开始征兵，林肯给威廉·H.苏厄德写了一封信，说明了必须扩充军队的原因。在前往纽约、波士顿和克利夫兰的途中，萨蒙·P.蔡斯向几位名流和州长传达了林肯的信。林肯在信中声明：“我希望能维持这场战争，直到胜利，或直到我死，或直到我战败，或直到我卸任，或直到国会和国家抛弃我。如果不是为了避免引起民众的恐慌或逃亡，我会公开呼吁全国人民支持扩充军队。如实理解一件事真的很难。”威廉·H.苏厄德通过与林肯和战争部长埃德温·斯坦顿协商及会见重要人士，将一封电报寄给了联邦各州的州长，要求他们联合致函林肯，建议林肯号召各州积极征兵，“迅速镇压叛乱”。各州长赞同威廉·H.苏厄德的计划。林肯接受了州长们的“爱国”提议。他和威廉·H.苏厄德进行了交流，威廉·H.苏厄德和各州长也进行了思想交流。随后，林肯发出征兵三十万的号召[31]。
第5节 征兵“三十多万”
1862年6月28日至1862年7月1日，林肯一直没有得到有关乔治·B.麦克莱伦的消息，不知道他的军队是否安全。其间，林肯瘦了一大圈，显得非常憔悴。在写给卡尔·舒尔茨的信中，查尔斯·萨姆纳绝望地说：“真希望你能在这里，为林肯指明道路。很多人认为，他的征兵号召是徒劳的。我一直坚持认为，他应该号召奴隶，让南方邦联的后卫部队变成联邦的前锋部队。”[32]1862年8月，查尔斯·萨姆纳意识到了林肯对人民的影响力，写信给约翰·布赖特说：“人民积极响应了最后一次征兵号召，因为他们认为征兵有助于推动战争进程。内阁或林肯从未想过弃战。”林肯在1862年8月4日的一封私人信件中写道：“我们很容易征到新兵。”虽然波托马克军战败了，但联邦政府有人民大众的支持。林肯感受到了芝加哥群众集会的热情，听到了诗朗诵。诗的主题是：“三十多万人来了，林肯”[33]。
克利夫兰
第6节 约翰·波普和亨利·W.哈勒克
现在，北方联邦军前景堪忧，指挥上的连连失误更是雪上加霜。1862年5月，乔治·米德写道：“如果军队不能由一位杰出将领指挥，那么不幸在所难免。”[34]林肯对此非常清楚。两年来，他一直在苦苦找寻一位“杰出将领”。如果能找到，他愿意将所有军务交付于这位将领。与波托马克军相比，西部的北方联邦军取得了可喜战果，展示了其能力。这种作战能力正是林肯一直找寻的。他将约翰·波普召了回来。约翰·波普在西部立下了战功[35]，成为弗吉尼亚军的指挥官。弗吉尼亚军由欧文·麦克道尔、纳撒尼尔·P.班克斯和约翰·C.弗里蒙特的各军团组成。与此同时，林肯任命亨利·W.哈勒克为美国陆军总司令，司令部设在华盛顿。然而，约翰·波普所谓的“在密西西比河和科林斯的绝妙军事行动，并未得到充分证实”。安德鲁·H.富特“常常嘲笑约翰·波普信口开河”[36]。亨利·W.哈勒克的晋升很容易理解。他获得的荣誉远比他在夺取亨利堡和多尔森堡的战役中获得的荣誉多。因此，进军科林斯后，他赢得了北方人和大部分士兵的信任[37]。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林肯并没有考虑其他三位真正能干的将军，即尤利西斯·S.格兰特、威廉·T.谢尔曼和乔治·托马斯。他们的战功远胜约翰·波普和亨利·W.哈勒克[38]。
约翰·波普（1822—1892）
乔治·托马斯（1816—1870）
通过一篇笨拙的致全军演讲，约翰·波普开启了短暂的指挥官生涯。他说：“我从西部来到你们中间。在西部，我看着敌人落荒而逃……我的职责是为联邦政府服务，领导你们抗击敌人。这是我的使命，你们必须迅速行动起来。”演讲结束后，约翰·波普下达了四项命令，其中的一项命令完全不合理，无法执行，另外三项命令也毫无必要。因此，罗伯特·E.李立即开始调查约翰·波普。
托马斯·卡莱尔写道，腓特烈二世“能在战斗结束一两个月后，了解自己的对手，然后从容不迫、游刃有余地对付敌人。”在内战期间，了解自己的对手相对比较容易，因为在西点军校或在墨西哥服役期间，大多数敌对的指挥官已经熟悉彼此。詹姆斯·朗斯特里特与约翰·波普是同班同学。他非常肯定地告诉罗伯特·E.李，在西点军校上学期间，约翰·波普“英俊潇洒、精力充沛，是一名出色的骑兵，但他并没有全心全意地专注于读书。”无论如何，罗伯特·E.李对约翰·波普的总体评价是：喜欢自吹自擂，野心勃勃，并非刻苦之辈，亦非善思之人。罗伯特·E.李听说约翰·波普的军前演讲后，更加蔑视这位对手。约翰·波普忘记了几个世纪以来的军事格言：“不要轻视你的敌人。”
乔治·B.麦克莱伦的军队驻扎在詹姆斯河的哈里森栈桥[39]。他焦急地等待着援兵，渴望再次向里士满发起进攻。起初，林肯支持乔治·B.麦克莱伦的作战计划，但1862年7月8日巡视陆军回来后，他感到不知所措。1862年5月，他对乔治·米德说：“我正在履行我的职责，但没有人知道这些职责对我而言意味着什么。”[40]1862年7月，情况越来越糟糕。激进派不仅要求林肯发表反对奴隶制的宣言，还敦促他罢免乔治·B.麦克莱伦，甚至谴责他无能、不忠，根本不想废除奴隶制。他们还借约翰·C.弗里蒙特在密苏里州的无能表现，说服林肯撤换约翰·C.弗里蒙特。此外，激进派非常支持本杰明·巴特勒。但与其他人相比，约翰·波普接受过军事教育，看似非常反对奴隶制。埃德温·斯坦顿和萨蒙·P.蔡斯希望林肯撤下乔治·B.麦克莱伦，派约翰·波普指挥詹姆斯河的军队。林肯拒绝了他们的建议，打算将波托马克军的指挥权交给安布罗斯·伯恩赛德，但遭到了安布罗斯·伯恩赛德的果断拒绝。
安布罗斯·伯恩赛德（1824—1881）
1862年7月23日，亨利·W.哈勒克抵达华盛顿。1862年7月24日，他去了波托马克军的司令部，与乔治·B.麦克莱伦进行了交谈。乔治·B.麦克莱伦渴望留在詹姆斯河，称如果有两到三万援兵，他就能渡过詹姆斯河，进攻重要的铁路中心彼得斯堡，切断里士满与南方各州之间的交通。亨利·W.哈勒克不同意他的计划。回到华盛顿后，他和其他人建议林肯下达命令，不顾乔治·B.麦克莱伦的反对，将其大军撤到了阿奎亚溪。当时，罗伯特·E.李决定进攻约翰·波普。约翰·波普消息灵通，谨小慎微，在兵力更强的南方邦联军到来前，迅速撤退了。在一座小山上，罗伯特·E.李看到了约翰·波普的举动，失望地叹了一口气，对詹姆斯·朗斯特里特说：“将军，我万万没想到，敌人竟然会在开战前撤退。”
第7节 约翰·波普战败
约翰·波普犯下了一系列错误。亨利·W.哈勒克优柔寡断，没有能力指挥军队行动，使约翰·波普一错再错。同时，波托马克军并不想真心配合约翰·波普。亨利·W.哈勒克、约翰·波普、林肯、埃德温·斯坦顿、萨蒙·P.蔡斯和乔治·B.麦克莱伦都参与了军队管理。他们的对手是能力出众的罗伯特·E.李及托马斯·J.杰克逊和詹姆斯·朗斯特里特。托马斯·J.杰克逊率军迅速前往约翰·波普的后方，拆毁了铁路，切断了电报线路[41]，阻断了北方联邦军的供给和与华盛顿之间的通讯往来。但在约翰·波普追上来之前，他已经逃走，并占领了一处有利据点，静待詹姆斯·朗斯特里特的到来。约翰·波普得到波托马克军两个军团的增援后，于1862年8月29日袭击了南方邦联军，却被击退，但他认为自己获胜了。1862年8月30日，他凭借获胜的错觉发动了第二次布尔溪战役[42]。战役期间，他似乎一直顺着罗伯特·E.李的意愿，将自己送入了敌手，惨遭失败。北方联邦军惊慌错乱，逃离了战场。
华盛顿的人们普遍认为，1862年8月29日，约翰·波普获得了胜利。1862年8月30日，约翰·海伊在日记中写道：“一切似乎都很顺利，令人欣喜。我们上床睡觉，希望日出时听到好消息。但1862年8月31日8时左右，我正穿衣时，林肯总统来到我的房间，叫我出去。”他说：“哎，约翰，我们恐怕又失败了。南方邦联军加强兵力对付约翰·波普，击退了他的左翼军。他撤退到了森特维尔，说那儿能保住剩下的兵力。我不喜欢他的说法，也不愿听他承认士兵们需要保护。”[43]约翰·波普的来信确实令人担忧。在其中一封信中，他问林肯，如果他的军队全军覆没，华盛顿能否安然无恙。在另一封信中，他说自己对波托马克军没有信心，将领们对他也没有信心。与此同时，乔治·B.麦克莱伦在亚历山大给妻子写了一封信，说道：“我并不认为叛军会逼近华盛顿。华盛顿是安全的。我如果能悄悄回到华盛顿，会给你送来一些财物。”[44]
第二次布尔溪战役
联邦军战败撤退
第8节 乔治·B.麦克莱伦再获指挥权
1862年9月2日，华盛顿笼罩在一片焦虑中。清晨，约翰·波普来信称，军队士气低落，波托马克军中的许多军团非常拖拉。他说：“如果不采取措施整顿军纪，军队可能会悄无声息地解散。”林肯很快想出了补救方法。他虽然知道自己会遭到反对或收到谏言，但还是指派被剥夺了实权的乔治·B.麦克莱伦，命他率所有将士保卫华盛顿[45]。亨利·W.哈勒克命约翰·波普率军靠近或进入防御工事。随后，约翰·波普将军权交给了乔治·B.麦克莱伦。由于“华盛顿岌岌可危”，亨利·W.哈勒克命所有可用军队即刻前往华盛顿。一支炮艇舰队接到命令后，立即沿河上行，停泊在华盛顿附近。民政部门的所有职员和政府大楼里的所有雇员都应招入伍，共同保卫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禁止售卖烈酒。此刻，每个人都显得焦虑不安。
乔治·B.麦克莱伦接到命令后，迫不及待地前往军营。途中，他遇到了雅各布·D.考克斯，说道：“看，将军，我重掌了指挥权。”雅各布·D.考克斯向他表示了热烈祝贺。两人一起前行，直到遇到了行进的队伍。队伍最前面是约翰·波普和欧文·麦克道尔。当士兵们得知乔治·B.麦克莱伦重获指挥权的时候，立即“欢呼雀跃”。战士们的信任使乔治·B.麦克莱伦深受鼓舞。他积极投入到了工作中，充分发挥自己的组织才能，几天内就做好了作战准备。林肯评价道：“乔治·B.麦克莱伦兢兢业业。停职反省后，现在的他斗志昂扬。”
约瑟夫·胡克（1814—1879）
1862年9月2日的内阁会议上响起了反对乔治·B.麦克莱伦的声音。埃德温·斯坦顿很激动，尽力压低声音讲话[46]。萨蒙·P.蔡斯认为，乔治·B.麦克莱伦曾是一名失败的军事指挥官，没有及时前去支援约翰·波普，这一点证明他不值得信任。萨蒙·P.蔡斯在日记中写道：“我可以肯定地说，将指挥权交到乔治·B.麦克莱伦手中，相当于将华盛顿交到叛军手中。”除了不在华盛顿的威廉·H.苏厄德，国会其他成员和蒙哥马利·布莱尔“一致同意”萨蒙·P.蔡斯的观点。林肯非常为难，表示自己“愿意辞职，但找不到比乔治·B.麦克莱伦更胜任目前工作的将领。”萨蒙·P.蔡斯回答道：“约瑟夫·胡克、查尔斯·萨姆纳或安布罗斯·伯恩赛德都可以做得更好。”[47]
林肯虽然将军队的指挥权交给了安布罗斯·伯恩赛德，但依然坚持道：“虽然这样的安排能让您和陆军部不再反对乔治·B.麦克莱伦，但我依然认为，没有人能比乔治·B.麦克莱伦更适合领导军队。”
1862年9月4日的内阁会议上，除了蒙哥马利·布莱尔，其他人都一致反对乔治·B.麦克莱伦，几乎要公然抨击林肯，指责他恢复了乔治·B.麦克莱伦的指挥权。1862年9月5日，林肯对约翰·海伊说：“虽然乔治·B.麦克莱伦最近的表现很糟糕，但我们必须重新任用他。在控制防御工事和组建军队方面，军中没有人能做到他的一半……无可非议的是，他对约翰·波普的态度确实不对。他希望约翰·波普失败，这是不可原谅的。但现在，他非常重要，我们不能牺牲他。”后来，林肯说：“乔治·B.麦克莱伦虽然不会打仗，但擅长组织他人备战。”[48]
有情报称，罗伯特·E.李正率军渡过波托马克河，打算进入马里兰州。因此，联邦政府必须派军追击罗伯特·E.李及指定一名指挥官。林肯对乔治·B.麦克莱伦说：“将军，由你出任战场指挥官。”约翰·波普接到了解除职务的命令[49]。
战争结束后，指出军事行动中的错误是很容易的。当时的一些记载表明，林肯非常信任亨利·W.哈勒克和约翰·波普，但将希望寄托在了一个靠不住的人身上。吉迪恩·韦尔斯认为，亨利·W.哈勒克“瞻前顾后，犹豫不决”，不“具备决断力”，“几乎没有军事才能”。在西部时，安德鲁·H.富特是亨利·W.哈勒克的下属，认为亨利·W.哈勒克“没有军事才能，但可能会成为一名优秀的政府官员”。蒙哥马利·布莱尔很了解约翰·波普。在1862年9月2日的内阁会议上，他说：“约翰·波普喜欢吹嘘和说谎，虽然勇敢，但没有谋略。”在1862年9月12日的会议上，蒙哥马利·布莱尔称，“不应该将指挥权交给”约翰·波普，还说：“乔治·B.麦克莱伦虽然有做得不对的地方，但却是所有将领中最优秀的一个……我们不乏能干的军官。因此，我们应该将他们找出来，委以重任。战争部长有义务挖掘人才。”蒙哥马利·布莱尔想到的一个合适人选是威廉·T.谢尔曼[50]。
第9节 罗伯特·E.李进军马里兰州
与此同时，詹姆斯·朗斯特里特见到了罗伯特·E.李。以前，罗伯特·E.李是一名体格健硕、士气高昂的士兵，每一次行动中总会冲在最前面，显示出机警勇猛的男子气概。现在，他像一名坐在教室里的学生，专注地看着地图和文件。遇到不理解的地方，他经常会请教詹姆斯·朗斯特里特，然后找到切入点。当时，罗伯特·E.李在尚蒂利[51]，正面临一个困局。他并不打算在华盛顿附近的防御工事中进攻北方联邦军，因为现有军队无法包围北方联邦军，军队的供给也没有保障。他要么撤到一个更具优势的营地，要么进军马里兰州。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同气连枝。罗伯特·E.李认为，在马里兰州作战对自己更有利。但所有迹象表明，罗伯特·E.李更有可能“随时进攻北方联邦军”。如果计划成功，他会进军宾夕法尼亚州；如果战争继续，他会消灭乔治·B.麦克莱伦“兵力衰弱、士气低落的”军队，取得胜利。然而，他的士兵衣衫褴褛，一些人甚至没有鞋子。南方邦联军缺乏“物资储备，无力前行”。罗伯特·E.李写道：“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停下来。”他决定渡过波托马克河。除了“弹药和物资储备”，他没有其他可担心的事。他渴望获得别人的理解，于是，与詹姆斯·朗斯特里特聊到了墨西哥战争。在墨西哥战争中，威廉·J.沃思的军队“在吃了两天烤玉米和青橙的情况下，绕蒙特雷”行军。詹姆斯·朗斯特里特认为，他们完全可以依赖“马里兰州长满玉米和水果的田地”。
1862年9月3日，罗伯特·E.李开始向北行军。1862年9月4日，他写信给杰斐逊·戴维斯，说：“如果您不反对，我会向马里兰州进发”。但在他的信到达里士满前，北弗吉尼亚军已经越过波托马克河，高歌“马里兰州，我的马里兰州”，继续向弗雷德里克市行进。1862年9月6日，托马斯·J.杰克逊带领的先锋部队到达弗雷德里克市。
罗伯特·E.李渡过波托马克河的目的之一是，给马里兰州人民“解放自我的机会”。因此，他向马里兰州人民发表了讲话，称南方“非常理解”他们的错误，“看到姊妹州被剥夺了所有权力，沦为战败州时，心中无比愤慨”。“帮助你们挣脱枷锁”是我们进军的目标。但他很快意识到，马里兰州人虽然受到了压迫，但完全没有起义的意愿。无人响应的后果是，他无法获得军需品。罗伯特·E.李决定采购物资，但用的都是南方邦联的货币或邦联各州的借据。农民、磨坊主和牧民不愿收南方邦联的货币或借据，因此，也不愿卖给南方邦联军小麦、面粉和牲畜。罗伯特·E.李曾打败了乔治·B.麦克莱伦和约翰·波普，却无法让农民们打麦，让磨坊主们磨面，更无法阻止牧民们将牲畜赶到宾夕法尼亚州。弗雷德里克的市民根本不欢迎南方邦联军，纷纷关了店门。
罗伯特·E.李希望，南方邦联能够与北方联邦和人民和平解决争端，条件是北方联邦必须承认南方各州独立。民主党拒绝了他的提议。这可能有助于民主党在即将到来的秋季选举中胜出。届时，南方会选出新的众议院成员，民主党人可能会宣布终止冲突。罗伯特·E.李不打算进攻华盛顿和巴尔的摩，但可能会进攻哈里斯堡或摧毁横跨萨斯奎汉纳河的宾夕法尼亚铁路长桥。由于巴尔的摩和俄亥俄州之间的交通已经被切断，一旦宾夕法尼亚铁路长桥被毁，萨斯奎汉纳河两岸的各州就只能顺着沿河铁路绕行了。
柯比·史密斯（1824—1893）
与此同时，如果罗伯特·E.李将北方联邦军驱逐出华盛顿，并击败北方联邦军，就可以阻止北方联邦军撤退到华盛顿的战壕中。内战期间，南方邦联的前景从未如此光明。1862年8月30日，柯比·史密斯打败了肯塔基州的一支北方联邦军，占领了列克星敦。路易斯维尔和辛辛那提岌岌可危。柯比·史密斯派一支军队前往辛辛那提的肯塔基州郊区的卡温顿。布拉克斯顿·布拉格率大军躲开了乔治·P.比尔，向北前往路易斯维尔，希望肯塔基州同意他加入邦联。辛辛那提和路易斯维尔陷入一片不安与惊慌中。
罗伯特·E.李发现，自己不能再指望邦联政府。于是，为了获得足够的面粉供应，他决定在谢南多厄河谷开辟一条交通路线。然而，一支北方联邦军驻守在哈普斯渡口[52]。按照书中的军事理论，当南方邦联军渡过波托马克河的时候，北方联邦军就应该放弃哈普斯渡口。罗伯特·E.李曾想过撤离谢南多厄河谷。当时，乔治·B.麦克莱伦建议放弃哈普斯渡口，但亨利·W.哈勒克拒绝了他的建议。1862年9月10日，罗伯特·E.李被迫兵分两路。一路由托马斯·J.杰克逊指挥，从北方联邦军后方进入弗吉尼亚州，攻克了哈普斯渡口；另一路跟随詹姆斯·朗斯特里特前往黑格斯敦。
辛辛那提
安德鲁·柯廷（1817—1894）
北方立刻陷入恐慌。华盛顿和巴尔的摩受到了罗伯特·E.李的威胁。哈里斯堡和费城的安全也受到他的威胁。布拉克斯顿·布拉格威胁着路易斯维尔和辛辛那提。面对层层威胁，最冷静的人也会感到紧张。掌握了相关消息的人比普通大众更焦虑，尤其是联邦内部委员会的成员。南方邦联军的兵力虽然被夸大了，但凭借其行动力和天才将领，实力依然不容小觑。罗伯特·E.李、托马斯·J.杰克逊和詹姆斯·朗斯特里特率五万五千名士兵，昂首阔步、信心十足地离开弗雷德里克。北方人完全陷入了恐慌，如同一个濒临灭绝的群体。在华盛顿，人们不再担心固若金汤的首都是否安全，而是担心伟大的事业就此终结。埃德温·斯坦顿最担心的是，南方邦联军可能会切断华盛顿与北方各州的通讯。他的不安很快流露了出来。“林肯说自己感觉很不好”“非常困惑和苦恼”[53]。纽约市的人们“惊慌失措”。罗伯特·E.李离开弗雷德里克后，直接去了宾夕法尼亚州。边境州的农民送走了妇女儿童，赶走了牲畜，武装起来准备抵抗南方骑兵，保卫自己的家园。哈里斯堡的宾夕法尼亚州州长安德鲁·柯廷在信中表示，非常担心华盛顿。他集结了五万民兵，打算保卫宾夕法尼亚州。费城人民的言论正如在恐慌时期，人们从一个富庶城市听到的那样。吉迪恩·韦尔斯写道：“整个国家显得消沉绝望。然而，显而易见的是，乔治·B.麦克莱伦的复职给军队带来了活力和希望。官兵们团结在乔治·B.麦克莱伦的周围，宣誓追随他。”[54]只有乔治·B.麦克莱伦及其军队才能扭转现在的局面。
1862年9月5日，乔治·B.麦克莱伦命军队从华盛顿出发。1862年9月7日，他也启程了。他必须改编自己的军队，保护巴尔的摩和华盛顿。乔治·B.麦克莱伦向来比较谨慎，加上不确定南方邦联军的动向，因此，他一直行军缓慢。乔治·米德写道：“最近的战事大大挫伤了我军的士气。南方邦联军的士气却节节攀升。”然而，好运降临在了乔治·B.麦克莱伦身上。罗伯特·E.李向三位将军下达了书面命令。命令中写明了南方邦联军的部署和行军方案。一位将军“将命令放在衣服里面的口袋里”，另一位将军詹姆斯·朗斯特里特记住了命令，“然后将密令吞了下去”，第三份命令丢失了。北方联邦军的一名列兵捡到了第三份命令，立刻将其交给了乔治·B.麦克莱伦。乔治·B.麦克莱伦给林肯总统发了电报，兴奋之情流露在了纸上。他说“我拿到了叛军的所有部署安排。如果我军能够很好地应对这次战事，我们就能胜券在握。”
乔治·B.麦克莱伦的行动力很强，但与罗伯特·E.李或托马斯·J.杰克逊在类似情况下表现出来的行动力不同。他率军前行。1862年9月14日，北方联邦军赢得了南山战役，打通了南山山麓到安蒂特姆战场的道路[55]。此次胜利重振了北方联邦军的士气，鼓舞了林肯和北方人民。然而，乔治·B.麦克莱伦并没有为哈普斯渡口的驻军解围。
第三份丢失的命令被送往乔治·B.麦克莱伦处时，一位忠于南方邦联的公民也在场。他知道这份命令对南方邦联的重要性，于是赶往前线，在夜幕降临后，将信息告诉了一名邦联骑兵军官。该军官立即将消息告诉了南方邦联指挥官。1862年9月14日天亮前，罗伯特·E.李得知了消息，对乔治·B.麦克莱伦的疾速行军感到沮丧和不安。他率军离开了黑格斯敦，打算阻止北方联邦军越过南山，占领安蒂特姆河后面的夏普斯堡附近的据点。按照南方邦联军的部署安排，托马斯·J.杰克逊和攻克哈普斯渡口的分遣部队完成任务后，会直接前去与大军会合。罗伯特·E.李兵力微弱，正在等待托马斯·J.杰克逊和分遣部队的到来。至此，罗伯特·E.李进军马里兰州的计划宣告失败。现实打败了他。现在，他只能通过一次决定性的胜利恢复威望。费城和哈里斯堡已经脱离危险。与此同时，罗伯特·E.李的军队身处险境。
第10节 安蒂特姆战役
人们普遍认为，乔治·B.麦克莱伦应该在哈普斯渡口的分遣部队与罗伯特·E.李会合前，进攻罗伯特·E.李，而不是等到1862年9月17日，迎战整个南方邦联军。1862年9月17日，安蒂特姆战役爆发。罗伯特·E.李的“进攻孤立无援，枉费心力”。七万五千名联邦士兵对阵五万一千名邦联士兵。罗伯特·E.李对相对弱势的兵力“过于苛求”了。北方联邦军的伤亡人数达一万一千六百人，与南方邦联军的伤亡人数差不多[56]。
最终，乔治·B.麦克莱伦获胜。1862年9月19日，罗伯特·E.李撤出战场，重新渡过波多马克河，进入弗吉尼亚州。当时，乔治·B.麦克莱伦本来可以做得更多。但现在看来，只要乔治·B.麦克莱伦还是乔治·B.麦克莱伦，罗伯特·E.李还是罗伯特·E.李，就不可能有其他结果。尽管如此，对北方联邦军来说，战胜罗伯特·E.李依然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乔治·B.麦克莱伦的大军自豪地穿过弗雷德里克的街头，唱着《留在我身后的女孩》，看起来像“一群溃不成军的逃犯”。安蒂特姆战役结束后，北方人的消沉变成了振奋[57]。
南山战役
联邦军攻下南山
第11节 《解放黑人奴隶宣言》
安蒂特姆战役的主要历史意义在于，为林肯发表《解放黑人奴隶宣言》提供了保障。前文已经提到，1862年7月22日，林肯暂缓发表宣言，希望在北方联邦军取得一次大捷后再发表。其间，林肯为发表宣言做了很多努力。虽然已经做出决定，但他的真正目的不是直接打击奴隶制，而是正式发表《解放黑人奴隶宣言》。1862年7月22日的内阁会议上，林肯说明了自己的意图。1862年9月22日的内阁会议上，他告诉顾问团，《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即将发表。他竭力抓住所有机会，为宣布解放奴隶不懈努力。这一点从他的书信、正式会面和私下谈话中都可以找到。面对奴隶制问题的激进一面，林肯与保守派争辩道：“只要有一人可以用，我就不会放弃战斗。”面对激进派，他提出了保守的观点，强调要谨慎行事。他对筹办民族解放纪念仪式的牧师委员会说：“我不想发布一则全世界都会看到，却注定无效的公文。”
有人支持林肯发表《解放黑人奴隶宣言》，也有人反对。林肯与保守派和激进派进行了交谈，聆听他们的观点，与他们分析利害，给不同的人留下了不同的印象。他的大部分言论都是边想边说的。与意气相投或强词夺理的人交流时，他有很多机会反复考虑自己的想法，看到问题的各个方面。事实上，林肯需要考虑的很多。他授权的依据是《宪法》赋予的战争权。虽然很多高级军官强烈反对为黑人而战，但《解放黑人奴隶宣言》不仅有助于他们的军事行动，还可以激发奴隶们对自由的渴望，使奴隶成为北方的支持者。这样一来，就可以削弱南方邦联军的实力，引导更多黑人加入北方联邦军。林肯的观点得到军官们的认可后，还必须确保得到北方人民的支持。可以肯定的是，激进派虽然吹毛求疵，但其支持会转变成一股力量。在筹集人力和财力方面，激进派的影响力非常大。然而，林肯不确定的是，普通百姓、主和的共和党人和好战的民主党人是否愿意支持《解放黑人奴隶宣言》。此外，一直支持联邦的边境蓄奴州可能会反对解放奴隶。林肯对此非常苦恼。“但作为与不作为都面临重重困难。”与此同时，欧洲一定会支持林肯的《解放解放黑人宣言》。当横在南北阵营之间的真正问题被揭开时，英国和法兰西帝国必定不会承认南方邦联。然而，令人担忧的是，公然进行反奴隶制战争会重新激起民主党人的反对，给他们一张反对联邦政府的“牌”。但林肯认为，民主党人的反对并不能阻碍伟大时刻的到来，因为在北方，党派反对政府的现象司空见惯。总之，林肯经过反复思考，终于打消了所有疑虑。他认为宣布解放奴隶是军情所迫，北方人会理解这一点。随着时间的推移，林肯越来越坚信自己在1862年7月得出的结论，认为民意正在朝自己靠拢。
在安蒂特姆战役中，联邦军向邦联军射击
在安蒂特姆战役中，联邦军炮击邦联军
乔治·B.麦克莱伦遥望安蒂特姆战场
安蒂特姆战役
《解放黑人奴隶宣言》
1862年9月22日，林肯召集内阁，从阿蒂默思·沃德[58]寄给他的一本书中，选读了一篇题为《尤蒂卡的高压暴行》的故事。故事内容如下：
1856年秋天，我在尤蒂卡表演。尤蒂卡是纽约州最大的城市之一。人们热烈欢迎我，报社对我大肆褒奖。一天，我像平常一样，站在华丽的舞台上讲述野兽与蛇的故事。忽然，我看到一个身材魁梧的年轻人。他走向装有《最后的晚餐》中的人物蜡像的笼子，抓住犹大蜡像的一只脚，拖了出去。然后，他开始狠狠地揍蜡像。这一幕让我感到震惊和厌恶。
我喊道：“你到底在干什么？”
他说：“你为什么将这个懦夫带到这儿来？”然后又在蜡像头上狠狠打了一拳。
我说：“你这个恶棍，那只是一个象征叛徒的蜡像。”
他说：“你说的很对。但我告诉你，犹大这种人绝对不会在公开场合露出本来面目。”话音未落，他已经将蜡像的头砸了一个坑。
这个年轻人来自尤蒂卡的一个大家族。我向法院起诉了他。陪审团判他为三级纵火罪。
林肯觉得这个故事很有趣，非常开心地读着。除了埃德温·斯坦顿，其他内阁成员也一起笑着。随后，他的语气变得严肃起来，谈起了1862年7月22日以来，他的思想变化。林肯说：“现在，叛军被赶出了马里兰州。我将履行我对自己和上帝的承诺。我想让你们听听我写的内容，但不期望你们对此提出建议。我已经下定决心。”随后，他宣读了《解放黑人奴隶宣言》：“自1863年1月1日起，各州或某州指定地区的所有奴隶及参与反叛联邦的所有人，将永远自由。”[59]对于坚持奴隶制的州，林肯再次声明了有偿解放和重获自由黑人的殖民化政策，并表示，他会在适当的时候提议补偿叛乱州的忠诚公民的损失。除了蒙哥马利·布莱尔，内阁的所有成员几乎都认可了解放宣言。蒙哥马利·布莱尔认为，解放宣言只是一项权宜之策，并非长久之计。1862年9月23日，《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发表。
* * *
[1]《伊利亚特》，第4卷。——原注
[2]《亨利四世》《亨利五世》，威廉·莎士比亚著。——原注
[3]《美国金融史》，第267页，第329页，第145页，戴维斯·R.杜威著。——原注
[4]进口关税、债券利息均需用铸币支付。一亿五千万美元包括1862年7月授权发行的五千万美元，其中的两千五百万已经发行。——原注
[5]《法定纸币史》，第59页，埃尔布里奇·G.斯波尔丁著。——原注
[6]《威廉·P.费森登传》，第1卷，第194页。——原注
[7]实际数额为四亿四千九百三十三万八千九百零二美元。《美钞》，第139页，约翰·J.诺克斯著。——原注
[8]《法定纸币史》，埃尔布里奇·G.斯波尔丁著。《美国史》，第3卷，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美国金融史》，戴维斯·R.杜威著。《威廉·P.费森登传》，第1卷。《约翰·谢尔曼四十年的回忆》，第1卷。《萨蒙·P.蔡斯传》，罗伯特·沃登著。——原注
[9]指1861年12月2日到1862年7月17日进行的第三十七届国会第二次会议。——原注
[10]该法案于1862年1月31日通过。——原注
[11]《美国金融史》，第301页，戴维斯·R.杜威著。——原注
[12]《美国史》，第4卷，第58页等，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充公法令》见第60页。《莱曼·特朗布尔传》，第173页等，贺拉斯·怀特著。《美国革命史》，詹姆斯·G.兰德尔著，1912年10月。——原注
[13]《美国成文法精选著1861—1898》，第35页，第42页，麦克唐纳著。——原注
[14]《国会联合决议》的影响力并没有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说得那么大。1862年4月10日通过的决议规定：“联邦应该与逐步废除奴隶制的州合作，给予其经济援助，补偿体制变化造成的公共和个人的损失。援助费用由该州自主支配。”国会并未同意这项决议，只是声明“应该”合作。国会态度比林肯预想的更模糊。但这一决议几乎没有得到北方奴隶州的回应，对南方邦联也没有什么影响。参见第三十七届国会第二次会议的《国会议事录》。——编者注
[15]不确定的是，在七日之战中，北方联邦军的战败是否让林肯“坚信”必须废除奴隶制。我们并不知道林肯下定决心的具体时间。各种言论和行动都表明，林肯很快会有动作。七日之战无疑加快了林肯做决定的速度。戴维·荷马·贝茨说，1862年7月初，林肯已经开始拟写废奴令。《电报局的林肯》，第138页到第142页。1862年7月22日，林肯将废奴令递交给了内阁。1862年7月1日，乔治·麦克莱伦领导的战役结束。——编者注
[16]最初，林肯主要依靠中美洲殖民地区，尤其是煤矿地区。——编者注
[17]1862年7月14日，二十位边境州代表和参议员提交了一份回复。在回复中，他们就林肯的补偿性政策展开了争辩。补偿政策可能会进一步导致南方奴隶主疏远联邦。大多数人反对向已经脱离联邦的州颁布解放宣言。其他八名国会议员同意林肯的提议。《林肯选集》，第5卷，第319页。《纽约论坛报》，1862年7月19日。——编者注
[18]1862年7月11日，国会通过授权法案，授权财政部额外发行一亿五千万法定货币。——原注
[19]《海军部长吉迪恩·韦尔斯的日记》，第1卷，第70页。《美国史》，第4卷，第69页，注释二，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原注
[20]《在白宫的六个月》，第20页，弗朗西斯·B.卡彭特著。——原注
[21]《在白宫的六个月》，第22页，弗朗西斯·B.卡彭特著。——原注
[22]《查尔斯·艾略特·诺顿的书信》，第1卷，第255页，萨拉·诺顿、德沃尔夫·豪著。——原注
[23]《美国国会议事录》，第1154页，第3127页，1862年3月11日，1862年7月5日。《萨迪厄斯·史蒂文斯传》，第183页等，詹姆斯·伍德伯恩著。——原注
[24]《卡尔·舒尔茨回忆录》，第2卷，第314页。——原注
[25]《卡尔·舒尔茨的发言、书信和报告》，第1卷，第206页，弗雷德里克·班克罗夫特著。《林肯传》，第93页，卡尔·舒尔茨著。——原注
[26]《美国史》，第4卷。《讲稿》及其参考文献，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原注
[27]《查尔斯·艾略特·诺顿的书信》，第1卷，第225页，1862年7月31日。——原注
[28]《詹姆斯·拉塞尔·洛厄尔的书信》，第1卷，第322页。——原注
[29]《查尔斯·艾略特·诺顿的书信》，第1卷，第255页，1862年7月31日。——原注
[30]《卡尔·舒尔茨的发言、书信和报告》，第1卷，第206页，1862年5月16日。——原注
[31]林肯于1862年7月1日发表了呼吁，并要求士兵服役期为三年。——原注
[32]《卡尔·舒尔茨的发言、书信和报告》，第1卷，第209页，1862年7月5日。——原注
[33]1862年8月4日，林肯下令扩充民兵部队，征兵三十万，服役期为九个月。此次共征得八万七千五百八十八人。——原注
[34]《乔治·米德传》，第1卷，第269页。——原注
[35]虽然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约翰·波普在新马德里和第十号岛的胜利并不重要。但在当时，这些胜利反响强烈，约翰·波普成为北方人心中的英雄。当然，约翰·波普的胜利有助于北方联邦军占领密西西比河。成立弗吉尼亚军是为了促进华盛顿附近的防御合作及减轻乔治·B.麦克莱伦的压力。1862年6月26日，林肯组建了弗吉尼亚军。——编者注
[36]《海军部长吉迪恩·韦尔斯的日记》，第1卷，第120页。——原注
[37]《威廉·T.谢尔曼将军回忆录》，第1卷，第254页。《威廉·T.谢尔曼将军与参议员之间的通信》，第153页。——原注
[38]在当时的背景下，将领的名声很重要。与其他人相比，约翰·波普和亨利·W.哈勒克更出名，更受人民的重视。在肯塔基州，威廉·T.谢尔曼遇到了困难，因夏洛战役受到了严厉批评。乔治·托马斯鲜为人知。尤利西斯·S.格兰特也受到了夏洛战役的影响。对他们三个人来说，没有卷入华盛顿和弗吉尼亚州的困局是幸运的。——编者注
[39]哈里森栈桥即现在的伯克利种植园，是哈里森家族的故居。种植园上游沿詹姆斯河的低地南侧，是联邦军的营地和补给船的停泊处。——编者注
[40]《乔治·米德传》，第1卷，第207页。——原注
[41]托马斯·J.杰克逊暂时占领了马纳萨斯中转站，破坏了当地的交通。——编者注
[42]一般认为，第二次布尔溪战役发生在1862年8月29日和1862年8月30日。——编者注
[43]《书信与日记》，第1卷，第62页，约翰·海伊著。——原注
[44]美国内战中，第二次布尔溪战役是最具争议性的一场战役。南方邦联军取得了辉煌胜利，北方联邦军惨败。战败责任落在了几位联邦军官身上。约翰·波普并不是一位能担重任的大将。此外，大量证据表明，乔治·B.麦克莱伦一直没有派援军支援约翰·波普，他和一些将领对约翰·波普充满敌意。第二次布尔溪战役引发了著名的“菲茨·约翰·波特事件”，即乔治·B.麦克莱伦的好友菲茨·约翰·波特被指控违背军令，被解职，直到战后才复职。——编者注
[45]乔治·B.麦克莱伦率波托马克军从哈里森栈桥向亚历山大行进。其中一些队伍已经不受他指挥，跟随约翰·波普参加了第二次布尔溪战役。据称，乔治·B.麦克莱伦的部分队伍被扣留，被迫推迟了从弗吉尼亚半岛到亚历山大的行动。但有趣的是，他在军中的影响力仍然很大。——编者注
[46]《海军部长吉迪恩·韦尔斯的日记》，第1卷，第104页。——原注
[47]《萨蒙·P.蔡斯传》，第459页，罗伯特·沃登著。——原注
[48]《书信与日记》，第1卷，第64页，约翰·海伊著。——原注
[49]约翰·波普率领的弗吉尼亚军随即解散。约翰·波普成为西北边疆的军队指挥官，总部设在圣保罗。他觉得华盛顿的人对他都很不友好，包括林肯。在西北地区，他很有作为，使当地居民免受了印第安人的骚扰。——编者注
[50]《海军部长吉迪恩·韦尔斯的日记》，第1卷，第104页，第119页，第120页，第125页，第126页。《美国史》，第4卷，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原注
[51]尚蒂利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北部。1862年9月1日，尚蒂利战役爆发。——译者注
[52]内战期间，哈普斯渡口位于谢南多厄河谷与波多马克河的交接处，拥有军械库和兵工厂。因此，北方联邦和南方邦联都想得到哈普斯渡口。——译者注
[53]《萨蒙·P.蔡斯传》，第466页，罗伯特·沃登著。——原注
[54]《海军部长吉迪恩·韦尔斯的日记》，第1卷，第129页。——原注
[55]南山战役中，南北双方都只有部分兵力参战。罗伯特·E.李知道计划已经泄露，因此，他命詹姆斯·朗斯特里特和丹尼尔·H.希尔守住关口，协助他攻克哈普斯渡口，然后集结兵力进攻乔治·B.麦克莱伦。——编者注
[56]《南北战争中的人数与损失》，第92页，托马斯·L.利弗莫尔著。——原注。1862年9月13日，托马斯·J.杰克逊围攻哈普斯渡口。1862年9月15日，哈普斯渡口的北方联邦驻军投降。1862年9月17日，托马斯·J.杰克逊与罗伯特·E.李会合，展开了安蒂特姆战役。安蒂特姆战役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1862年9月17日下午，留下清理哈普斯渡口的安布罗斯·P.希尔赶到战场，在著名的石桥遏制了安布罗斯·伯恩赛德的进攻。乔治·B.麦克莱伦并没有全军出动。1862年9月18日，战斗暂停，罗伯特·E.李有了喘息的机会。因此，乔治·B.麦克莱伦受到了多方谴责。——编者注
[57]《美国史》，第4卷，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原注
[58]阿蒂默思·沃德（Artemus Ward，1834—1867），美国喜剧作家查尔斯·法勒·布朗的笔名。——译者注
[59]这只是一份拟写的《解放黑人奴隶宣言》。最终的宣言于1863年1月1日发表。在最终的宣言中，林肯的陈述为：“凡叛乱诸州或地区的奴隶，将永远自由。其他蓄奴地区奴隶的地位依旧不变。”因此，实际上，该宣言并没有真正解放每一个奴隶，但为解放所有奴隶的宪法修正案奠定了基础，也为后来的战争制定了政策。——编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