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轻研究者解决了工作中的难题且有所建树之后，我们相信他一定会也有能力追求精神上的进一步发展。他的科学生涯已经获得了成功，苦苦追求的高贵目标已经达成，自己也成为国际科学权威，国内外的期刊经常出现他的名字和见解，同时还伴随着人们的赞美，他凭借自己的名望足以让世界科学年鉴以巨大的篇幅来描述自己的成就。
在这种有利的环境下，我们的学者可以做出如下两种选择：（1）继续集中全部精力独自从事科学研究，但无法将自己的经验与心得通过教学传授给别人；（2）承担神圣的教学工作，邀请学生与他共同进行研究，同时，通过努力开创一个自己的学术流派等。
这两种选择各自的优点是很明显的。独自工作绝对是满足自我成就感的最佳方式，还可以享受安静的环境，不被效仿者和对手所干扰，注意力完全集中到个人研究上，在自足和自信的状态下生活——尽管看不到人们的尊敬与热情（这可能是一种很好的有利条件）。但是，科学家内心深处存在的父性本能，驱使他在功成名就之后燃起了教书育人的渴望。他自问：“当我年老之后，没有精力去保护自己的研究成果的时候，它会变成什么样呢？如果我的对手或者不讲原则的后来者盗用了我的发现，忽视或者不公正地评判它们的时候，谁会出来捍卫我的心血呢？”
即使从一个自私的角度，以明智和有眼光的自我来看待这种情况，学者有自己的精神追求也是很重要的。研究与教学并重是很辛苦的，教授的日常活动分成两条平行的路线，一条通往研究室，另一条通向教室。所以，他的生活是紧张的，但伴随着许多快乐和机会。他鼓励学生发展高尚的兴趣，在完成教学目标的同时满足了自己的爱国心，并为此感到自豪，这样他就不至于孤单悲哀地走完人生旅程。相反，他会被一群理解自己的热情的追随者包围，他们会永远记住和传颂他的思想。
如果学术派别的创建者能够将理解和宽容的精神传给他的学生，就会得到后人的尊崇，他自己的错误也将得到原谅，人们会善意地为其辩解。相反，如果谁自高自大、目中无人，以人类思想的播种者自居，则只能成为孤家寡人。别人会觉得他纵容自己的骄傲，缺乏为他人服务的精神。即使他的确有卓越的才能，也会被视为病态，他的同胞和同样拥有伟大才能的学者也将远离他。他就像一颗从天堂坠落的流星，光芒只是瞬息一现，无法长久保持。
科学家从事教学活动是十分高尚的，除了充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还给后代留下了巨大的精神遗产，有着无可否认的社会价值。像西班牙这样的国家，科学成果的产出寥若晨星，急需学者们通过教育挽救国家的落后。
在这样的国家里，偶然出现的几个科学天才往往学术上后继无人。一方面是国际上几百个实验室和学院的激烈竞争，各种科学著作大规模地重印，满足着现代人对知识的渴求，有志于知识革新的大学生们努力实现着自己的抱负；另一方面是落后国家的科学家们依然对外国语言一窍不通，一些国家由于大国沙文主义，对西班牙漠然视之——西班牙的年轻研究者与隐居在世界著名象牙塔中的权威交流之路困难重重，他们与国外研究者的合作成果往往会归功于对方，甚至对方的学生。有些在发表时看上去似乎没有价值的资料（因此没有得到译介），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渐显现其价值，但也被遗忘在西班牙的图书馆中。当评论家和学者大量存在于文学和历史（属于闲适和迷人的艺术）领域，在崇尚严谨的科学界也应该出现明智、博学的中坚力量，但在缺乏文化气氛的国家里是缺少培养这种人才的学术土壤的。
所以，这些落后国家必须尽全力发展科学，改善教育，依靠活跃在教育界的科学家的努力，在最大限度上支持他们的工作。
但是，科学家应该如何培养出能够延续自己工作的学生，或者使那些天才的学生超过自己的老师，开辟出新的研究之路呢？
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怎样让学生产生对科学难以抗拒的热情？
尽管富耶（Fouillée）、里博（Ribot）、贝尔南（Bernheim）、莱维（Lévy）等人认为，所有被大脑接受的思想都有转化为行动的趋势，但无疑大多数人缺乏将科学理念或者知识转化成行为或者证明它们的能力，也无法通过个人努力扩展这些知识的范围。
在我看来，年轻人的意志力需要动机来激发，通过对成功的渴望来培养，学术前辈的尊重和肯定可以增长他们的自信。反之亦然。如果我们受到别人责备，就会开始自责。根据这个道理，老师必须经常鼓励学生，提醒他们最大的快乐和精神满足来自和未知世界的搏斗，获得不为人知的秘密，来自通过科学发现青史留名。通常，老师最好是举出现实中的例子说明这些道理。
年轻人由于尊敬某位名人，会不遗余力地模仿他的偶像。所以，如果老师可以真实详尽地把相关学科的伟大科学家们的逸事和人生历程讲给学生听，就会收到很好的效果。不妨让他们阅读一些著名人物的事迹以及他们撰写的作品，如孔德（Comte）及其描述的伟大人物、卡莱尔和他写的英雄传记、爱默生（Emerson）及其对著名人物或者伟大天才的论述——了解那些为人类进步做出贡献的人物。最后，不要忘记读一下奥斯特瓦尔德写的那本《伟人》。
怎样发现有创造天才和倾心于科学研究的学生？
思想家和著名教师们已经深入探讨过这个重要问题，但没有得出任何实际结论。特别是，仅仅找到才智符合科研条件的学生还不够，必须将他们转化成真诚地崇拜原始数据和资料的人。
我们希望发现未来的科学家，他们是不是出自最认真、最勤奋的学生和最聪明、得奖最多的学生呢？有时答案是肯定的，但不总是这样。如果这个问题如此简单，教师的工作就省力多了，他可以直接从得奖最多、成绩优异的学生名单中寻找——但是，通常会事与愿违。热情好学的年轻人往往也是最以自我为中心之人，我们经常痛心地发现，最聪明的年轻人那崇尚现实的头脑使他们变成老于世故的金融专家，他们不怎么热爱科学，但相信知识可以带来财富，而且希望在学校中建立一定的名声，这样就会在专才市场或者学术圈中受到欢迎以便获得利益。
如果有读者不相信这个观察，那就请他回想一下自己当年那些最优秀的同学的命运——优秀的学生在各方面都得到老师的宠爱和纵容，享有一切特权。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虽然凭着自己的聪明在社会上取得了一席之地，过上了舒适生活（至少符合他们的理想），但很少有人达到知识的顶峰，或者通过无私的精神和艰苦的努力取得什么社会成就及实业成就。这种现象常见的原因是，很多成绩最好的学生其实意志是很脆弱的，他们倾向于驯服、守纪律，缺乏主动精神，对父母和老师言听计从、亦步亦趋，结果经常因为软弱和疲惫放弃了努力。每当学完某门课程时，他们就会欢呼：“终于可以说再见啦，贺拉斯（或别人）！我已经忍受你很久了！”
头脑清醒的老师可以发现更值得关注的另一种学生。这些学生有些固执，鄙视争取学习名次的行为，对虚荣的诱惑有免疫力。他们的想象力很活跃，愿意利用空闲时间追求文学、艺术和哲学等有利于创造力的爱好。在不了解的人看来，这样做或许把他的精力分散了，但实际上多方面的灵感和力量在他脑中融会贯通。这些多才多艺的年轻人真诚善良（有时表现出浪漫的诗人气质），他们轻视物质利益和学术地位，内心充满了高尚的理想。与别人相反，他们在课余时间才开始学习。人们常会看到他们为付出努力却没有进展而感到焦急，在实验室中恳切地向别人请教技术问题或者寻找问题来研究。他们中的少数人最终会取得成功。
不过，上面提到的特点并不是成功的绝对标志。有很多人虽然一开始具备这些特点，但最后并没有实现当初表现出来的潜质。教授们也时常被表面现象蒙蔽，重点训练这样的学生，结果发现有的成为一知半解的业余学者，有的虽有才智但没有坚持下去的能力。
因此找出适合研究科学的人才是很难的，必须运用更好的方法去芜存菁。
奥斯特瓦尔德在他的名著《伟人》中也讨论了这样的问题。他认为，有才能的学生从来不会满足于教授常规的指导：“据我所知，常规指导是为普通学生而设的。一个有杰出才能的学生会马上发现自己不满足于所学知识的数量和质量，还想学更多、更难的东西。”他又补充道：“学者最重要的品质是创造力，即所思超越所学的能力。工作的精确性、自我批判力、认真严谨、知识和技能都是必需的，但都可以通过教育习得。”
奥斯特瓦尔德的观点是明智的，也有普遍的正确性。但是，教授除了知道这些，还应该与他的学生友好相处，把他们当作实验室中的同事来对待，鼓励他们坦率、及时地表达自己的看法，教授可以借此观察学生的个性，衡量他们的能力和毅力。即使这样，奥斯特瓦尔德的看法也偶尔会失败。不满足只学习书本和科学理论的年轻人可能的确有过人的才智，但他很可能是个懦夫。他对教授的尊敬和惹人喜爱的谦虚，抑制了自己对理论的怀疑，他更不会通过实验来证实自己的设想。所以，教授可能不会完全了解他，也不会给他相应的鼓励。他的矜持还会被误解为缺乏能力。
我们相信如下的心理判断准则可以提供一定的帮助，当然不是万无一失的。它们包括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
主观上看，适合研究工作的年轻人可以通过如下特点辨别出来。他满怀爱国热情但不盲目，不像某些爱国者那样具有天真的乐观主义——他们基本上属于“专业爱国者”，经常重复提及西班牙历史上几个著名人物的名字，以此证明国家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我们的年轻人对这种贫乏而微不足道的贡献非常不满。面对国际上对西班牙在缺乏科学和哲学人才方面提出的严厉的但言之有据的批评，他不会悲伤哀叹或者吹嘘否认，相反他会磨快自己的武器，为科学事业而战。我们潜在的科学家比别人更为崇拜真理，还具有一种健康合理的怀疑态度。他雄心勃勃，但目标高尚、有价值；他渴望出类拔萃，将自己的名字与伟大的事业联系起来。
从客观上看，未来的科学家给人的感觉是，他具有前面提到的那些优点。无疑，新手们往往很勤奋，也有能力驾驭数据和资料，但我们仍然面临培养出夸夸其谈的研究者的危险——他自己提出目标后却不肯克服困难去实现。但是如果某位年轻人非常喜欢研究工作且精力充沛的话，如果他愿意付出艰苦的努力，将娱乐和消遣节省下来的资金用于做实验，比如建立一个小实验室，在里面磨炼各种技术，亲自证明著名学者的观点和发现等，我们作为教授就必须坚定地帮助他、保护他。真正的使命感体现在年轻人牺牲时间和金钱、放弃娱乐和休息从事某项事业的行动上。
当然，无论学生表现得多么真挚热情，有时我们也会被这些特点误导。使命不是一种态度，态度也不能保证成功。成功的原因很复杂，包含了很多因素，如掌握和运用大量知识的能力、吸收消化新观点的能力、准确的批判洞察力、选择正确的方法和资料，思想还需要有一定的哲学性。但是，这些互为补充的能力大部分都可以通过后天习得，研究者只要经常与教授沟通和接触，就可以将这些能力转移到自己身上。
总之，未来的科学家是一位典型的爱国者，渴望为自己和国家争得荣誉，醉心于创造活动，不关心物质利益和世俗享受，重行动轻言辞且精力充沛。简而言之，他可以为了实现自己高尚的理想——用自己的名字命名科学这片天空中的几颗新星——牺牲一切。
我们已经阐述过，作为教授或者导师必须告诫学生，科学永远处于前进的发展状态，如果我们真的决心去做，就有可能为科学的大厦添砖加瓦。
当然，有一种类似的态度也会出现在这个崇尚乐观主义的国家——相信本民族的能力和美好前途的强烈信念，这种乐观主义应该不是盲目的，而是谨慎有远见的。勤奋尽责的领袖应该深知我们国家文化和科学的落后，而不是迎合取悦那些沾沾自喜的傲慢政客和众多浮躁自负的学校教师。他必须牢牢记住，几个世纪以来，西班牙在文明发展方面亏欠得太多。如果国家继续忽视自己的职责，全欧洲都会失去耐心，将他永远排斥在外。我们要批判，然后工作。懒惰的习惯应该受到谴责，但也要向前看，不要放弃努力。
那些同样持有这种乐观主义精神的人[戈多（Godó）称其为“自相矛盾的乐观主义”，但称作“批判的乐观主义”更好一些]，包括伟大的科斯塔（Costa），他对落后者和不爱国者的抨击坚决有力。在现代，有很大成就的作家和思想家奥尔特加-加塞特（Ortega y Gasset）主张西班牙应当在道德和文化上共同发展，应该全面认识到精神的贫乏以及政治的腐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