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距今29年前写的我的前著《耶稣传》第一版的序言里，我曾特别提到那本书是为神学家们写的；——那时还没有作好为其他人写书的充分准备，因此，那本书是特意用一种不适合于普通人理解的方式写成的。现在这本书则是特意为普通人写的，我特别努力不使有一句话是任何一个有学识或有思想的人所不能理解；至于专业神学家们是否也愿置身于我的读者之列，对我来说是无关紧要的。
在这一段时期中情况已经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啊！现在已不再能认为一般公众对于这种性质的研究没有准备了。完全和我自己的任何行动无关，我的死对头们，就是那些坚决主张为了礼貌我至少也应该用拉丁文来写的人们，已经急遽地把这些问题抛在公众面前了。这些主张慎重的人们的喧嚷，为一些比我自己更不审慎的人加以重复，他们用一种通俗的，然而对我来说却是不很愉快的方式处理这些问题；直至德国的政治复苏才终于给宗教的和其他的讨论开放了一个较为自由的讲坛。作为这件事的后果，许多人对于迷恋旧的观念已经变得不耐烦了，他们振作起来，对宗教问题进行独立思考；同时在我前著出版时被认为还不为人所熟悉的各种基本概念，从那时以来也已经流行开了。而且，认为只有神学家或有学问的人才能理解这些问题的想法，仅仅是一种阶级成见罢了。其实，问题的实质是非常简单的，每一个头脑清醒、心地正直的人都可深信不疑，在进行适当思考和正确运用可能方法之后，剩下来他们所不能懂的问题，其本身一定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还有，这一段时期已经完全清楚地证明，期望专业神学家们对于这些问题作没有成见的判断，恰恰是最难的事情。其实，他们正是对自己案件判决的当事人。任何对基督教传统信仰对象的讨论，尤其是对于作为基础的福音书记载的讨论，似乎都是对于他们作为精神领袖是否确当表示怀疑。至于这种怀疑是否正确，那是无关紧要的，这就是他们的想法。对每一阶级或等级来说，他们首先考虑的总是他们自身的安全问题；阶级或等级的成员而肯扶助威胁其自身安全的革新运动的总是不多的。很明显，一旦基督教不被认为是奇迹，则僧侣阶级就不会再是他们一直所表现的那种似乎是天赋异才的人了。他们的职务将是教诲而不是祝祷，大家知道，前一职务既很艰难又不讨好，而后一职务则报酬既多又很容易。
为了使在宗教问题上获得进展，那些摆脱职业成见和利害关系的神学家们就应当不怕特殊，向有思想的普通人士伸出手来。既然神学家们拒绝听从，我们就只有转向人民；正如使徒保罗当犹太人拒绝他的教诲时转向异邦人一样 [1] 。当人民中比较有知识的人们对僧侣们所通常提供给他们的精神食粮不再感觉有味的时候，后者就会开始考虑给他们提供一种较好的食物了。但必须对他们加以外部压力；正如必须对旧派法学家们施加压力才能使他们采用陪审制和其他类似的改革一样。我知道，有些先生们会在这里婉言讽刺说这是过时的神学家在企图以精神煽动者的身份重新出现。就算是这样吧！米拉波 [2] 也曾经是一个向人民伸出手来的过时的贵族；而他这一行动的确没有白费。我并不是米拉波，回顾以往更自觉问心无愧，对于即使我受到我所选择的行业排斥的行动尤其是这样。
供人民使用的这个目的，是我为什么不给旧的《耶稣传》出一新版反而出一部除了基本观念外，和旧著完全不同的新著的原因之一，但另一情况也导致了同一结果。我早就想趁出新版的机会，在答辩反对观点的同时，用我自己或别人的最新发现成果，对它加以修改和补充，使我这一著作具有对这一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的水平。但我很快发现，前著的主要意义正在于它是写在这些发现之前，它所具有的特点将会因对它进行这样的修改而有所改变或者甚至完全失掉，这就未免可惜。因为按照它的实在情况来说，它还是近代神学在一个重要时期的历史纪念碑；它原来的规划在未来的一段时期还会对于学者有用。因此，决定让旧的《耶稣传》仍然保持原状；如果这部现已脱销的著作需要再出新版时，我已用遗嘱规定其按照第一版印刷，但根据第四版略加修改。
因此，要体现最新的研究成果，就只有尽可能地在这部较为通俗的著作里来做。只要把深奥的细节略去，这样做也并无困难。节略在某些方面是一个损失，但在另一方面却是一种收获，因为这样一来，深奥的辩解和自炫就被排除了。这些自炫之一是在科学的自由思想家的著作中所常遇到的那种泰然自信的神情，以为他们研究的全部意义仅是为了纳粹历史的兴趣。我对这些博学的先生们的话固然是十分尊敬，但也不能不声明一下，他们所说的是不可能的，而且即使可能，也不足取。毫无疑问，一个讲论亚述君主或埃及法老的作者的动机可能是纯粹历史的；但基督教是一种活的力量，关于基督教的来源问题，对于当前现实可能产生许多重大的后果，因而在决定这一问题时，一个学者的兴趣如果仅仅限于历史方面，他就必然是愚不可及。
然而，这一点却是无可争辩的；任何一个认为教会及现代神学关于耶稣一生和其一连串的情节具有超自然性的想法难以容忍的人，一定会发现最有效的摆脱办法乃是进行历史的探索。他既抱有这样的基本信念，认为一切正在发生或者已经发生了的事情都是自然地发生的，——即使是最杰出的人物也仍然不过是人，因而初期基督教记载的超自然色彩必然是外加的、不真实的，就自然会认为，越是能够追溯事件经过的真象，则事件的自然性也就会越发显示出来；简言之，他的倾向引导他进行历史的考察，不过这种考察总是在严格的历史批判的制约下进行的。到此为止，我和这些先生们的意见是一致的，而他们大致上也是和我的意见一致的；我们共同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要恢复已经被湮没了的历史，而是要协助人类精神从教条的压迫奴役下进行自我解放；我完全同意，历史的探索和一般的哲学教育，是达到这一目的最好方法。
和纯粹历史兴趣的自炫联系着的还有一种保留思想，这种思想阻碍探索充分开展而达到其原定的目标。它不问耶稣到底真的说了或做了什么，而仅问报告人说他说了或做了什么；不问某一福音书记载本身表示了什么，而仅问在一定情况下，按讲述者所固有的倾向性，他所意图或希望表达的是什么。这样，我们就只和福音书的作者发生关系，把主弃置不顾：正如立宪政体使责任由内阁来负而免除了君主的责任一样。的确，这是防止狂热攻击的一种明智办法，而且对一开始在批判方面所遇到的困难加以彻底排除也完全是正确的；但这还不够。我们特别希望知道的是：总的来说以及在细节方面，福音书的历史是真实可靠的呢?还是不是呢?只有在和这一重大问题联系着的情况下，这些初步的探索才能有一般的意义。
在这一方面，这20年来的福音书批判确乎是有几分衰退了。尤其是关于头三本福音书，关于他们的来源、目的，著者和相互关系的新的假设相继被提出来，人们非常热烈地主张这些新假设并彼此攻击，以致我们几乎忘却了另外还有什么值得考虑的事；争论有永无休止之势，使我们开始感到，如果真的必须等到这些问题解决了主要问题才能解决的话，不知何时才能对主要问题有明确的理解。
幸好这是不必要的。关于第四福音书和它同其他福音书的关系，的确，最重要的事情是在对这些问题发表任何意见之前先有明确的理解；但尽管我们还不能绝对肯定马太是用希伯来文写的或是用希腊文写的；他所写的是一本福音书或者仅是一部言论集或讲演集：路加是否有《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在自己跟前，或者马可手头是否就有现成的《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我们对于福音书历史的许多最重要的问题，仍然能够有明确的看法。特别是关于福音书历史不是什么这个问题，我们完全可以不依赖这类问题而作出自己的确定的意见。我们的目的不仅是回顾的，历史的而且也是向前展望的。对于我们的目的来说，这一否定如果不是唯一的考虑，至少也应该是主要的考虑。问题在于：对于耶稣本人和其生平，不容许仍然有超自然的说法存在，不容许仍然有任何独断的、不可思议的权威压抑着人们的心灵。我以为我们完全可以不管那些无穷尽的批判问题而对这一否定作出明确的决定；因为我们明显地可以看到，无论是一本福音书，或者是所有的福音书在一起，都不可能说它的历史的可靠性要求我们贬低理性到相信神迹的地步。
和这一否定相对应的肯定方面有两点：第一，对于耶稣本人、其目的和真实历史应抱的看法；第二，关于耶稣生平的非历史部分产生的方式。为了对这些问题作出圆满的答复，无疑必须知道每一福音书的作者关于耶稣生平的描述有哪些部分是他自己凭空加上的，而他所加上的又是从哪里得来的。这在对他们写书的目的与方法，外在条件和内在条件等进行彻底考察以前是无法知道的。这一要求比在这方面已经达到的成就要高得多；但不时对结果进行检查，分辨哪些是已经确实成立的或者是可能的，哪些是有疑问的，或是不可能的揣测，不仅是容许的，而且还是必要的。这样可以把各方面的注意力唤回到主要问题上来；而这一类的要求，由于可以使思想集中，对于科学总是有好处的。
至于我自己，我还是坚持我原来的立场，同时并努力设法利用晚近的研究成果。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曾试图向自从我的《耶稣传》第一次出版以来对这一问题进行过批评的主要人士学习；没有人能够指摘我，说我在著述方面犯了“彼拉多主义” [3] ——这是瑞士人因戈德舍特 [4] 总是坚持他所写的每一个字而送给他的称号。我的新资料多半是从鲍威尔 [5] 和他的追随者那里得来的；尽管我不能完全同意他们研究的结果，对于他们的研究方法和精神我是衷心表同情的；在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反对他们的人，虽然我也利用他们的某些成就，但正像从来一样，我总以为他们的总的目的和处理方法是错误的。我盼望前一类的批评家们，当他们发现我在本书中对他们所研究的许多问题表示漠不关心的时候，不要以为我是无礼：至于另一伙人，我知道我从他们那里会得到怎样的待遇，并且已经准备好接受各种恶意的表现，从傲慢的沉默和轻蔑的诽谤到亵渎和慢神的指控。由于本书是为德国人民写的，我已仿佛预见到那些毫无资格代表人民说话的人假借德国人民的名义所向我提出的反抗议。
我把德国人民看作是进行宗教改革的人民；我以为宗教改革不是一桩在过去已经完成了的事业，而是必须继续进行并在将来进一步完成的事业。现代文化一定也会像400年前的文化一样，毫无疑义地导向这一改革的进一步完成。一个危机正出现在我们眼前，现在和从前一样，伴随着它的是一种苦痛的信念：基督教虽然总的说来是不可少的，但通常所谓的基督教已经有一部分变成绝对不能容忍的了。旧的宗教改革在这方面有它的有利条件，那时认为不能容忍的，毕竟完全是些有关教会教义和实践的问题，而圣经和根据它的启示简单化了的教会条例，还被认为是一种满意的代替品。甄别工作做起来是容易的，对人民来说，圣经仍然是启示和得救的无可争议的宝藏，危机虽然剧烈，却并不严重。现在情况不同了，那时成为新教徒支柱的圣经本身、它的历史和教训，现在已经发生了问题；甄别工作现在必须应用到圣经本身上面，必须把圣经的永远真实有效部分和那些以偶然和暂时情况为转移，现在已经变得无用或有害的部分区别开来。即使那现在对我们仍然有效和有约束力的部分，其所以被认为如此，也不再因为它是超自然地给我们启示在圣经中，而是因为它本身就是正确的，因为理性和经验已经证明它是不可磨灭地确立在我们本性的规律和组成之中。
基督教里面使人性在一方面高出于希腊的淫秽的宗教之上，在另一方面又高出于犹太法律主义之上的那一部分仍然是不可少的和不可磨灭的：一方面是相信宇宙由一个精神的和道德的力量在管理着；另一方面则体会到服侍这样一个存在者，只能像他自己一样，是一种道德上和精神上的服侍，是意向和内心的崇拜。其实我们很难把后一成分看作是旧基督教的残余；因为按真正的意义来说，它从来没有被普遍地建立起来过。连现在的新教也仍然是重视外表的行为，尽管这些行为本身并不比犹太人的礼法有更多的价值，他们却把它当作是得救所必需的。如果我们研究一下这种不纯成分是怎样混进耶稣的道理里来，又是怎样被保留下来的，我们就会看出对我们来说，它的原因和构成古代宗教主要弊端的原因完全一样，这就是说，是由于迷信神迹。只要基督教仍然被认为是某种由外面赐予的东西，它的创立人是真的从天上降下来的，教会是通过耶稣的血给人类赎罪的工具，则尽管基督教自称是一种精神的宗教，它必定仍然是非精神的而且实质上是犹太教的。只有当认识到人不过是在基督教里更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真性，而耶稣则是这种更深刻的意识首先在他里面成为贯注一切的力量的一个人，救赎只不过意味着这样一种气质的出现和我们在内心生活中把它作为维持生命的血液，才能说对基督教有了真正的彻底的了解。
在我们这个时代里人们已经模糊地预感到，只有这才是基督教的真正的、持久的本质，其他一切都是泡沫和渣滓，都是会毁灭的而且有一半已经毁灭掉了。这一真理社会中较低阶级的人们是常能看得出来的，但正像许多别的美好的东西一样，对于那些在社会中占高地位和有权力的人们却常是他们所不知道的一个秘密。基督教的这两个组成部分在圣经中的密切联合，的确使许多人有把精华和糟粕一同抛弃的危险，或者至少有陷于一种恼人的挣扎，或在不信与病态信仰之间、狂热或冷淡之间踌躇莫决的危险。对于这样的束手无策进行帮助是每一个自觉有力量的人应尽的责任。但进行帮助的唯一方式是在基督教的持久要素——真正使人得救的真理——和瞬息变化的意见产物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的界线来。这样的一条线会从圣经的中心把它撕裂成两半，而这也就无异于把许多虔诚的基督徒的心肠撕裂成两半。撕裂心肠曾经被认为是一件有功德的宗教行为 [6] ；这一回它是通过忍受一点儿头痛和运用一些理性就可以克服的。凡是曾经想到过人和一切属于人的事情（宗教也不例外）都是历史地发展起来的人，一定会看到在这个发展的范围内不会有绝对的完全；必须承认，在非常不利的情况下，在1500多年前的宗教著作中所产生的概念，不可能和我们现在所有的概念完全相同，要想在目前对他们加以利用，就必须把本质的东西和外加的东西区别开来。
实行这一甄别工作现在是新教的，也是作为新教领袖和先锋的德国人民的一项迫切任务。在完成这一任务方面现在德国各处为建立不同形式的比较自由的教会规律而作的努力只能被看作是准备性工作，从这一观点看来，它们是值得庆幸的事情；但如果以为此外再没有必须做的事了，那就将是极其严重的错误。愚昧或欺诈正潜伏在现在流行的一种自炫之中，它说我们这个时代的正当任务，不是研究教义或进行唯理主义和超自然主义之争，而是实现教会生活。由于教会体制不过是表现一定的基督教实质的工具或形式；要知道什么是最恰当的形式，你就必须好好地考虑你的基督教的性质是什么，是自然的呢，还是超自然的；因为一种神秘的、表征圣恩的超自然的宗教，必然要带来一个高出于全体教徒之上的僧侣阶级。凡想把僧侣阶级从教会里驱逐出去的人，必须首先把神迹从宗教中驱逐出去。
在我号召德国人民 [7] 投身于这一事业的时候，我决不是要他们脱离政治，而仅是指出了解决政治问题的最安全、最有效的办法。因为由于德国人民的特殊性格而产生的宗教改革已经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永远的烙印，任何一种和宗教改革没有联系——不是实质上由人民的理智和道德修养中产生的人民事业，决不会有成功的希望。我们德国人在政治上的自由，只能随着我们在精神上、道德上和宗教上的自我解放而增长。破坏着我们德国人民建立一个统一的德意志的努力，使得本身就极不适当的南北分立变成一种危险的腐烂的脓疮的，难道不正是由于宗教改革的进程不幸中途遭到强烈的阻碍，或者说由于其即将取得的成果无端遭受剥夺而产生的信仰的不同吗?然而双方早就认识到，按目前情况来看，任何一方都没有说服对方的可能，重新联合的唯一可能性，在于发现一个超越于斗争双方之上的第三立场。德国人民在没有认清宗教的内在本质并从那些构成不同宗教信条根源的外加立场解放出来以前，决不可能达到这种超越的立场。一方面所谓的德意志天主教会和另一方面的“光明之友” [8] 的新教协会——它们已经作为自由宗教社团而开始互相联合——是朝这个方面前进的值得称道的努力；我希望本书对这一实际目的会作出理论上的贡献。
在这一观点上本书和法国芮南（Renan）的著作是一致的 [9] 。对于那部现已闻名的著作不管有怎样不满的意见，它既然在第一次出版时就遭到不计其数的主教们的反对，而且还遭到罗马教廷本身的反对，它就必然毫无疑问地是一部有价值的著作。那本书是有缺点的，但它的根本错误只有一个，我相信该书的多才的作者会承认这一点，并对它作相应的改正。不管在我们看来它还有什么别的缺点，这些缺点在其本国却部分地构成了使它广泛流行的优点；在另一方面，本书作者所冀以博取本国同胞赞许的某些特点，也可能在莱茵河的彼岸 [10] 反倒引起不满或厌恶。在我自己的著作快要完成时看到芮南著作的出现令我非常高兴，我认为这是普遍地有所需要的一种表现，在进一步熟悉该书内容之后，我对该书敬表同意，不过我并没有受该书影响而对自己写书计划有任何改变之意，我所希望的只是我所写的书能够适合德国人民的需要，像芮南的著作适合法国人民的需要一样。
著 者
亥尔布朗，186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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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看《使徒行传》第13章第46节。——译者
[2] 米拉波（Mirabeau，Honoré Gabriel Victor Riqueti，Comte，1749—1791），法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兼演说家。——译者
[3] 按这个典故出自基督教的《新约·约翰福音》第19章第19—22节。彼拉多坚持不改他所已经写好放在耶稣十字架上面的牌子：“这是犹太人的王。”——译者
[4] 戈德舍特（Godsched），德国诗人，生卒日期不详。——译者
[5] Baur，Bruno，1809—1882，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著名青年黑格尔分子之一，写有许多基督教史方面的著作。——译者
[6] 参看《旧约·约珥书》第2章第13节。——译者
[7] 德文原著作deutsche Volk，英译本作German nation，从原著。——译者
[8] 德文原文为Lichtfreund。——译者
[9] 直译为“向芮南的法文著作伸出友谊之手”。——译者
[10] 莱茵河的彼岸，指法国。——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