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当1792年法国人进驻美因茨时，格奥尔格·福斯特尔是当地选帝侯图书馆的管理员。[1]他当时三十多岁。在他身后是一段丰富多彩的人生：他在少年时就跟随他的父亲参加了1772～1775年库克（Cook）[2]的环球航行，也是在少年时就通过翻译工作和临时工作感受到了生存斗争的艰辛。接下来，在奔波在外的漫长岁月里，福斯特尔就像比格尔（Bürger）、荷尔德林（Hölderlin）或者伦茨（Lenz）这些人一样深刻地认识了他所处时代德意志知识分子的困苦。[3]但是他的困境不是随便哪个小官邸里的家庭教师的困境，他的舞台是在欧洲，因此他命中注定几乎是唯一一位从根本上去理解欧罗巴对现状之答复——这一答复由这些现状所推动——的德国人。他以美因茨城代表的身份在1793年去了巴黎，并在德国人重新夺回美因茨而且将他驱逐从而阻断了他的回国之路后，在巴黎待到了1794年1月去世。人们有时从他在巴黎写的信件中挑选段落编辑出版。但是，如此所为收效甚微。因为，不仅这些信作为一组在德国书信文学中几乎找不到同类的信函系列是一个统一体，而且几乎每封单独的信件都是一个整体，从起首语到落款都是源源不断的、来自一种直至生命边缘之完满体验的倾吐。在当时，像福斯特尔那样的人很难领会革命自由为何物以及它如何深深地依赖于贫困，没有人像他那样表述：“我再也没有家乡、没有祖国、没有亲朋好友，所有之前眷恋着我的一切，为了接受别的关系都弃我而去。而当我思及过去并且还自认为与此相关时，这纯粹就是我的选择和我的想象力，而非局势的强迫。我命运中美好幸福的转变能够给予我很多；糟糕的那些无法从我这里夺走一切，除了当我无力再支付邮资时，夺走我写这些信的乐趣。”[4]
巴黎，1793年4月8日
我的爱人，为了给你写信，我不再等待你新的来信。但愿我知道，你是心平气和的。我对有可能降临在我身上的一切完全从容不迫、保持镇静。首先，因为美因茨被封锁了，为此并非所有一切都丢失了。只是，如果我永远无法再看到我在那里拥有的一切中的一张纸，那么它们就不应当扰乱我。这次失败最初令人痛苦的印象已经过去了，在我通过屈斯蒂纳（Custine）[5]
福斯特尔
J.H.W.蒂施柏恩（J.H.W.Tischbein）绘
有了举措去尽可能地解救任何能够被解救之物后，我现在不再想它。倘若我只是忠于我自己，那么我确实想要为你们如此努力工作，从而使得不久之后一切都能得到弥补。然而，我微薄的财产价值不多于300卡洛林（Carolin）[6]，因为那些我花费在纸张、图画和书籍上的钱，我完全不想去计算。我身处这个地球上的小地方，在这里，有点儿劳动的良好意愿与能力的人不必为面包而担心。我的两位同来的代表已经在此更加感到身体不适。在此期间我们还是拿到了餐费，直到我们以另一种方式得到照料。长久以来我已经试图让自己习惯于日复一日地生活，并且不再试图去酝酿乐观的希望；我觉得这在哲学上是真实的，并且正在其中取得进步。我也相信，如果我们在此不错过任何使我们得以脱身和保障我们处境安全的事物，那么这就是我们还能够始终带着风度且独立地保有的唯一之物。
一切在远处看上去与人们在更近距离下观察到的不同。在此，我心里不禁格外想到这句老生常谈。我依然坚定地眷恋着我的原则，只是我觉得只有极少数的人忠于它们。盲目且狂热的愤怒、疯狂的党派信仰以及迅速的沸腾就是一切，这绝不会得到理智而平和的结果。一方面，我发现了没有勇气和力量的洞见与天赋；另一方面，我发现了一种物理能，它由无知所引导，只在那些症结必须真正被击碎之处才有所裨益。人们往往应该解开这个结，但是却击碎了它。一切都处在极端中。我当然并不认为敌人会获得成功，但是如果必须始终彻底反抗的话，民族最终也会变得疲惫不堪。这取决于，谁忍受得最持久。如果法国现在不贯彻它的意图，那么欧洲的专制就不得不变得完全令人无法忍受，这一想法总是令我如此愤慨，以至于我能够不隔离于所有对道德、法律和正义的信仰之外去看待它，并且比起有可能看到那个希望的破灭，我宁愿对所有这一切都不抱希望。镇静的头脑在这里是少数，或者他们隐藏了起来。民族是——它过去始终是——轻率且多变的，缺乏稳固性、缺乏温情、缺乏爱、缺乏真理：只不过是大脑和幻想，没有心灵和知觉。它用这一切完成创举，因为正是这种令人战栗的狂热给了他们（法国人）永远的骚动和所有高尚倡议的光亮，但是那里存在的只是观念的狂热而非对问题的感觉。
我还没有去过剧院，因为我太晚去用餐，以至于难得能这样做；这也不怎么让我感兴趣，迄今为止的剧目并没有吸引我。也许我还要在这里再待一段时间，也许人们让我去一间办公室工作，也许人们把我送回去。我对一切都保持镇定，对一切都做好准备。这就是我所处境地的优势，在这里我不再被束缚于任何事物，除了我的六件衬衣，我对世界上的其他任何事物都无须再在意。只是我唯一的烦恼是，我必须让所有一切都视命运而定，我很乐意这么做，因为归根结底，人们在这种对命运的信赖中并不会感到不适。我再一次愉悦地看到了树木的第一抹绿色，对我而言，这比花朵的白色要动人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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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约翰·格奥尔格·亚当·福斯特尔（Johann Georg Adam Forster，1754—1794），德国启蒙运动时期的博物学家、旅行作家和革命者。1792年，奥地利、普鲁士、西班牙、萨丁尼亚、那不勒斯王国和大不列颠等国家结成第一次反法同盟，与法国开战。同年，拿破仑率军占领了包括美因茨在内的莱茵河沿岸地区，福斯特尔加入了美因茨雅各宾派俱乐部并且领导美因茨共和国（Mainzer Republik，1793年3月～1793年7月）的成立工作。1793年3月，他作为德国历史上第一个按照民主原则选举产生的议会“莱茵-德意志国民议会”（Rheinisch-Deu-tsche Nationalkonvent）的代表之一，前往巴黎，为其递交并入法国国民议会的申请。7月底，普鲁士联合奥地利重新夺回了美因茨，宣布福斯特尔为被放逐者。他被迫在巴黎滞留，直至次年1月因肺炎去世。
[2] 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1728—1779），英国航海家和探险家，前后进行过三次环太平洋航行。
[3] 戈特弗里德·奥古斯特·比格尔（Gottfried August Bürger，1747—1794），德国狂飙突进时期的诗人，以民谣见长。约翰·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Johann Christian Friedrich Hölderlin，1770—1843），德国最著名的诗人之一，他的文学理念在19世纪初的德国文坛自成一格（参见p.57注释①）。荷尔德林从图宾根大学神学院毕业后，当过家庭教师。1798年，因为与雇主发生争吵，被迫离开法兰克福，住在附近的洪堡，试图创办期刊《伊杜娜》（日耳曼神话中的青春女神）并创作悲剧《恩沛多克勒斯之死》。后因情场失意，他身心交瘁，处于精神分裂状态。1801年又先后在瑞士和法国做过家庭教师，期间创作了一些挽歌和赞歌，次年徒步回到故乡斯图加特，精神失常。1804年回到洪堡从事图书管理员工作。1806年被迫进入图宾根精神病院接受医治。1807年起，他的精神完全错乱，生活不能自理。作品有诗歌《自由颂歌》《人类颂歌》《致德国人》《为祖国而死》等。雅各布·米歇尔·莱茵霍尔德·伦茨（Jakob Michael Reinhold Lenz，1751—1792），德国狂飙突进时期的著名作家。
[4] 引言出自福斯特尔1793年7月7日致其妻子的一封信，参见古斯塔夫·朗道厄［编］：《法国大革命时期之信函》（Gustav Landauer [Hg.]，Briefe aus der französischen Revolution）第2卷，法兰克福1922年版，262页。福斯特尔的妻子特蕾泽·海涅（Therese Heyne，1764—1829），德国女作家，18至19世纪德国所谓“大学小姐团”（Universitätsmamsellen，指当时一群哥廷根大学教授之女，她们都从事那时对女性而言还不普遍的文学和学术工作）的一员。她于1785年嫁予福斯特尔为妻。1792年12月，她带着孩子离开美因茨前往斯特拉斯堡以躲避战火，之前她已开始着手与福斯特尔办理离婚手续。1794年，在福斯特尔于巴黎病逝三个月后，她嫁给了他的好友、德国作家路德维希·费迪南德·胡贝尔（Ludwig Ferdinand Huber，1764—1804），改称特蕾泽·胡贝尔（Therese Huber）。
[5] 指在1792年率军攻占美因茨的法国将军阿达姆·菲利普·德·屈斯蒂纳（Adam Philippe de Custine，1740—1793）。
[6] 德国金币的货币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