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第一个出来迎接安娜的是她儿子。他狂喜地喊着：“妈妈，妈妈！”也不管女家庭教师的吆喝，就从楼梯上冲下来，奔到她跟前，吊在她脖子上。
“我对您说了，是妈妈！”他向家庭教师喊道。“我知道的！”
爱管闲事的伯爵夫人有个习惯，就是从来不注意听她所关心的事。她打断安娜的话说：
普拉夫金是一位侨居国外的著名的泛斯拉夫主义者。伯爵夫人讲述了他那封信的内容。
安娜没来得及喝完咖啡，就听仆人禀报利季娅·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到。伯爵夫人又高又胖，脸色发黄像有病，却长着一对目光深沉的美丽的黑眼睛。安娜喜欢她，但今天似乎头一次发现她的各种缺点。
她在旅途中感到的那种莫名其妙的羞愧和激动情绪完全消失了。在习惯的生活氛围里，她重又感到自己是意志坚定、完美无瑕的。
后来伯爵夫人又讲了些不愉快的事情，讲了有人阴谋反对教会联合事业，就匆忙地走了，因为她今天还得出席一个社团会议，再到斯拉夫委员会去一趟。
利季娅·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走后，又来了一位女友，是议长太太，她讲了城里的种种新闻。三点钟时她也走了，但答应来吃晚饭。阿列克谢·亚历山得罗维奇还在部里没回来。只剩下安娜一个人，她把晚饭前的时间用来看儿子吃晚饭（儿子单独用餐），整理自己的东西，看完桌上的一大堆便条和信件并写回信。
儿子也像丈夫一样，使安娜有一种近似失望的感觉。她想象中的儿子比现实中的要好。她应该回到现实，满足于欣赏原来样子的儿子。儿子原本可爱：淡黄的鬈发，浅蓝的眼睛，匀称的、胖乎乎的小腿上紧绷绷地穿着一双长统袜。儿子在身边同她亲热，她觉得浑身舒服。她看见儿子用天真无邪、充满信赖和爱的目光望着她，听着儿子提出那些幼稚的问题，又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安宁。安娜拿出多莉的孩子们送给儿子的礼物，对他说莫斯科有个叫塔尼娅的小姑娘，她自己会读书还能教别的孩子。
“那我不如她吗？”谢廖扎问。
“这我知道，”谢廖扎笑着说。
“这些情况过去一直是有的，为什么过去我没有发觉呢？”安娜自语道。“是不是她今天特别生气呢？其实也很可笑：她的目的是提倡美德，她又是基督徒，可她老是爱生气，四面树敌，而且都是基督教和提倡美德方面的敌人。”
“是啊，世上有许多苦难和罪恶，今天可把我累苦了。”
“是呀，都结束了。事情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安娜答道。“总之，我嫂嫂也太刚强了。”
“我认为你是世上最好的。”
“我为真理磨嘴皮都磨累了，有时候都完全泄气了。姐妹会（这是一个宗教爱国慈善机构）本来可以很好地搞起来，但是和这班先生简直办不成任何事情，”伯爵夫人用听天由命的讥讽口吻说。“他们抓住一个思想，把它加以歪曲，然后就尽讨论些鸡毛蒜皮的问题。只有两三个人，包括你丈夫，算是明白这种事业的全部意义，其余的人全都马虎了事。昨天普拉夫金写信给我说……”
“怎么样，我的朋友，橄榄枝送到了吗？”利季娅·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一进房间就问道。
“怎么回事呀？”安娜竭力忍住笑问道。
回想起昨天的状态她觉得惊奇。“出了什么事吗？没有。弗龙斯基说了蠢话，也就到此为止，而且我的回答也很妥当。这件事不必也不能告诉丈夫。告诉他岂不是小题大做。”她想起有一次她告诉丈夫，在彼得堡他的一个年轻下属几乎向她表白了爱情，可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却回答说，社交界任何一个女人都会碰上这种事，而他完全相信她能够掌握分寸，他不会让嫉妒来贬低她和自己。“这样看来，没有必要说了？是的，感谢上帝，没有什么可说的，”她自语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