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祖母一天天衰弱下去；她叫人的铃声、加莎的抱怨声和房门的噼啪声，更频繁地从她的房间里传出来，她接见我们已经不是在起居室里的高背安乐椅上；而是在卧室里堆放着镶花边的枕头的高床上。向她问安的时候，我发现她手上有一个浅黄的很光泽的肿瘤，房间里充满了五年前我在妈妈房间里闻到的难闻的气味。医生一天来看她三次，而且已经会诊了几次。但是她的脾气，她对待家里所有的人，特别是对待爸爸那种高傲而讲究礼节的态度，却丝毫没有改变；她讲起话来依旧拉长声调，扬起眉毛，说：“我亲爱的。”
已经有好几天不让我们去见她了，有一天早晨上课的时候，St.-Jérôme提议我跟柳博奇卡和卡坚卡去兜风。尽管上雪橇的时候，我发现外祖母房间窗前的街上铺着干草，我们的大门口站着几个穿蓝袄的人，但是我却一点也没能理解，为什么在这样不适当的时刻打发我们出去游逛。这一天，整个出游的时候，我和柳博奇卡不知为什么兴致特别高，每一桩平常的事情，一言一语，一举一动，都使我们放声大笑起来。
一个小贩捧着托盘快步跑过马路，我们见了就笑起来。一个衣衫褴褛的雪橇车夫挥动缰绳的一端，纵马追赶我们的雪橇，我们见了哈哈大笑起来。菲利普的鞭子挂住了雪橇的滑木；他回过头来说：“哎呀！”我们见了笑得要死。米米带着不以为然的神色说，只有蠢人才无缘无故地傻笑。于是柳博奇卡皱着眉头看了我一眼，她由于拼命忍住笑，把脸都憋红了。我们的视线相遇之后，便哈哈狂笑起来，笑得眼眶里充满了泪水，我们无法控制使我们透不过气来的一阵阵哄笑。我们刚刚平静下来一点，我就望望柳博奇卡，说一句在我们中间流行一时的、一向引人发笑的妙语，于是我们又哈哈大笑起来。
快到家的时候，我刚张开嘴，要对柳博奇卡做一个妙不可言的鬼脸，就看到靠着我家一扇大门的一个黑棺材盖，使我大吃一惊，我的嘴就那样歪着僵住了。
“Votre grand-mère est morte！”[71]St.-Jérôme说，脸色苍白地迎着我们走出来。
外祖母的尸体停放在家里的全部时间，我一直感到一种难过的怕死心情。就是说，死尸清楚地、令人不快地提醒我说，有朝一日，我也会死去。不知为什么，这种心情总夹杂着伤感。我并不惋惜外祖母，而且也未必有人真心惋惜她。虽然吊客盈门，但是对她的死谁也不感到惋惜，只有一个人是例外，她的极度悲伤使我惊讶得无法形容。这个人就是使女加莎。她藏到顶楼上，把自己锁在里面，不住地哭泣，咒骂自己，揪自己的头发，不愿听任何劝告，她说失掉了她所敬爱的女主人以后，只有死是她唯一的安慰。
我再重复一遍，感情上的矛盾乃是真实最可靠的标志。
外祖母已经不在了，但是有关她的回忆和各种各样的议论仍然存在我们家里。这种种议论多半同她临死前立的遗嘱有关，至于遗嘱的内容，除了她的遗嘱执行人伊万·伊万内奇公爵而外，谁也不知道。我注意到外祖母的仆人们中间有些骚动，时常听到谁将归谁所有的猜测，我承认，我不由自主地、愉快地想到我们将要得到遗产了。
六个星期以后，一向是我们家传播新闻的尼古拉对我说，外祖母把她的全部财产都留给柳博奇卡，把她婚前的监护权委托给伊万·伊万内奇公爵，而不是爸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