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每个角度看来，满族人夺取皇帝宝座的方式，都像是一次空手套白狼的花招。满族的摄政大臣们，以一种对蛮族人来说非常惊人的聪慧，利用一个强盗篡位者与一名合法将军的斗争，让自己挤进了北京城；通过帮助将军惩罚篡位者，他们赢得了保皇派与中原官僚阶层的完全认可；接着，因为不存在积极有效的中央权力来挑战他们，满族人兵不血刃地让自己成了这个古老帝国的主宰。这种和平接管，与13世纪蒙古征服时期长达二十年的屠杀与破坏形成了天壤之别。诚然，在华南，满族人除掉最后几位明朝觊觎者之前，不得不进行了七年战争，但这些战役都局限于南方的边远省份，相比蒙古人征服同一地区的四十二年惨烈争斗，完全可以忽略不计。而且，那位代表其侄熟练地掌控政府的摄政王，注意到在这场任务中要重点任用汉人。归顺并支持清朝的前明贵族，因此得到了头衔和津贴作为奖赏。为了充分利用这些汉人支持者，他在南方创建了三个大的封邑，并任命了三位汉人诸侯来治理它们；其中一位首领就是吴三桂。摄政王死后，小皇帝顺治，尽管很年轻——他当时仅有十五岁——却如同路易十四（Louis XIV），希望由自己出任首相，并对政府实施直接控制（1651年2月1日）。
这位年轻君主很快就证明了自己的智慧与才能。他对耶稣会神父汤若望表现出了一种显著的尊重，1645年后者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到了1653年，顺治授予他“通玄教师”的头衔。1654年，汤若望呈上了一篇关于欧洲天文学的论文，次年被朝廷正式采纳。而且，在为君主效力时，汤若望似乎有机会偶尔扮演一种更加亲密的角色。
顺治画像
当皇帝只有十七八岁时，有一天，在一次宫廷庆典上，他注意到了美丽的董小宛——阿迪王一个重要官员的妻子，并立即刻骨铭心地爱上了她。董小宛的丈夫，获悉了皇帝的感情之后，就愤然自杀。顺治帝将这位年轻女性带进宫中，因为自己已经成婚，就册封她为皇贵妃。“几年内，他一直很开心，他的爱越来越深。这位皇贵妃生下了一个儿子，皇帝的幸福也完整了。接着，母子二人患上了谁也不知道的病症，双双离开了人间，也许是被人毒害的。”皇帝的悲伤看起来让人恐惧。“他处死了这位年轻女性的三十位仆从，并将他们埋在她的棺木脚下。他这么做是为了给死者报仇，还是按照鞑靼习俗，为了安排人给她在另一个世界做伴，没有人能搞清楚。”顺治帝甚至企图自杀；他被及时制止后，汤若望神父（皇帝对他越来越友好）尽其最大努力鼓励顺治去恢复自控能力，但却是白费心机。因为皇帝已经不再关心自己的健康了，随后不久他就因生天花身亡（据说情况就是如此）。一个广为传播的谣言，说顺治已经秘密退位，并在五台山圣地当了一名和尚。有人曾声称，在清朝优秀小说《红楼梦》（由1763年去世的曹雪芹著）中，发现了这幕大剧的反射。但这种暗示，即使有的话，也会隐藏得很深。
顺治帝一死，满族亲王们就将一位七岁的孩子扶上帝位，新皇的年号是康熙（1661—1722年在位）。
康熙帝的执政时间，几乎与和他同时代的路易十四一般长。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统治者之一。正如路易十四一样，康熙帝的同时代人异口同声地称赞他的相貌，他的天然权威，以及他的镇定自若。“他的个头比普通人高，身材匀称，他的眼睛充满活力，比一般中国人睁得更开，他的前额很大，鼻子略带鹰钩，嘴巴宽大；他的仪态温和亲切，但又是那样的庄重与威严，以至于在其众多的朝臣之中，可以毫不困难地认出他来。”这就是那些很了解康熙的耶稣会士们，为他所画的肖像。“他充满魅力的外貌，”他们补充说，“预示出一颗高贵的心灵，使得他有控制激情的绝对能力，敏锐且有辨识能力的思维，健全并值得依赖的判断力，以及什么都不会遗漏的卓越记忆力。”其本能的聪慧，与对学习的喜爱结合起来，使得这位鞑靼皇子，成了一个令儒家文士称心的皇帝。然而，我们即将看到，不管变得多么汉化，在处理基督教问题时，康熙帝依旧保持着对儒家传统路线的足够独立性。处理对外政策问题，让这位中国天子表现出了满族首领的一面。或者更准确地说，其强大个性的两个方面，在这些事情上实现了互补。毫无疑问，在上亚细亚，当康熙帝重启——不仅是汉唐诸王朝，而且是蒙古大可汗们的——功业时，他的伟大眼光，归功于其满洲遗产。
康熙画像
在康熙帝年幼之时，国家权力由四位辅助大臣来行使，在某些方面，他们与顺治帝的政策背道而驰。例如，1665年1月4日，四人颁布了一道法令，禁止基督教传播。作为先皇的一位私人朋友，汤若望神父被逮捕并判处死刑；但因太皇太后的震怒，神父遂得到了释放。这位老人因这场灾祸而精神崩溃，不久之后就去世了（1666年8月15日）。根据1662年的一则诏令，辅政大臣们规定，从此之后，科举考试将主要根据考生的文章写作来评判。这类文体应当详尽解释朱熹学派的官方教义。在1905年之前，此种考试制度一直在发挥作用。
与此同时，康熙帝尽管年轻，却急于结束辅臣们的监护。1667年8月25日，年仅十三岁时，他就将政府的控制权抓到了自己手中。两年之后，他开始对辅政大臣们的施政进行严格调查。1669年6月14日，其中一人被捕，并被判处杀头之死刑（稍后改为终身监禁），另一个则被降职。在他亲政的喜庆日子里，作为赐给华夏子民的一份礼物，康熙帝命令将所有被满族人非法侵占的土地，全都归还给昔日的所有者。尽管有这些慷慨的措施，不久之后，一场反对清政府的起义还是爆发了。
我们已经看到，满族征服者为了以尽可能低的代价控制南方各省，并且确保民众的支持，已经将华南政权托付给了三位重要的汉族封臣，他们享受着亲王的爵位，其封邑事实上是自治的。这些王公中的一位经营着福建，另一位管理着广东地区，第三位——他不是别人，正是名声遐迩的吴三桂——控制着四川和云南。读者已经清楚，在1644年的悲喜剧中，吴三桂扮演决定性角色。这位忠诚的将军，在拿起武器为合法王朝复仇之后，是如何发现自己不知不觉被满洲入侵者玩弄于股掌之中的。被满族人利用了之后，他为形势所逼，已经变成他们的同伙，并得到了后者的丰厚回报，首先当上了陕西总督，随后又成了西南的诸侯。在这里，他不仅是独立的，而且事实上是不会受到侵犯的，因为四川和云南的高大山系保护着这两个偏远省份，似乎能够抵挡住任何攻击。满族人并没有忘记自己欠吴三桂的情（因为没有他的合作，他们在1644年根本不可能占领北京），一直迁就他，几乎平等地对待他；他们甚至将康熙帝的一个妹妹嫁给吴三桂的儿子。
新皇帝康熙，可不喜欢这些地方自治，看着吴三桂以一个独立王国的领袖自居，他很是不安，就传唤后者前来朝见。起初，吴三桂以自己年老为借口抵制，但是后来，在收到进一步的更为急切的邀请之后，（1674）这个老人终于公开反叛，号召中国民众加入他的队伍，进行一场反对满族的起义。他的行动，得到了南方其他两个诸侯，即广东和福建统治者的响应。与此同时，内蒙古最重要的蒙古部落——在河北北部放牧的察哈尔人，同样起来反叛。这一部落的可汗布尔尼，是成吉思汗与忽必烈的一位直系后裔，他请求东蒙古人加入这场反对满族宗主权的抗争，但其他部落并未支持他，也导致了他的失败和被杀。在南方，福建和广东地区很快被兼并（1676—1677年）。吴三桂从四川撤退到云南，在那里，清军认为追击他是不明智的，但没过多久，他就因年老而亡（1678年10月）。直到1681年，清军才完全占领云南，吴三桂一家全被处死。造反者的残余势力被碾成粉末，飘散在风中。通过兼并台湾那个独立政权，康熙获得了圆满的胜利。直到那时，华南原本还享受着特殊的宽大统治，如今也学会接受了军事兼并的严酷。
察哈尔人的失败，牢固地确立了康熙帝在内蒙古（察哈尔与鄂尔多斯）的宗主权；现在，他可以自由地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向外蒙古。
外蒙古被分割成了两个部落联盟：东蒙古或称喀尔喀人，以及西蒙古或称卫特拉人。喀尔喀又分别由五位可汗统治，他们全都是成吉思汗的子孙后代；五人占据着蒙古本部，从克鲁伦河下游，直到科布多诸湖。卫特拉人将他们的牲畜赶到位于科布多与天山之间西部和西南部更远的地区。此部落联盟中，最为重要的是绰罗斯人，他们生活在塔尔巴台山系周边，位于科布多与伊犁河之间。绰罗斯人中包含着一个名为准噶尔的部落。从1676到1697年，该部落由一位非同凡响的人物担任首领，此人名叫噶尔丹，称得上一个没有成功的成吉思汗。他想重建古老的蒙古帝国，并置于他自己的西蒙古统治之下。年轻时，噶尔丹作为一个小沙弥生活在吐蕃，受达赖喇嘛（相当于喇嘛教的教皇）的指挥。他与这位喇嘛教“圣座”一直保持着亲密关系，后者对上亚细亚喇嘛教的巨大政治影响力（当时，所有蒙古人几乎都是喇嘛教徒），可以由他利用。噶尔丹既是西藏喇嘛教的保护人，同时也是喀什噶尔的伊斯兰捍卫者，他推翻了那里的可汗（成吉思汗后裔），并以和卓人的穆斯林神权国家代之。随后，噶尔丹着手征服蒙古本部的喀尔喀人，经过两年的战争（1688—1690年），这一地区——从科布多延伸到克鲁伦河——被他成功地征服。
被驱逐的喀尔喀王公们逃到长城附近避难，并寻求康熙帝的援助。在中国大门口崛起一个新的蒙古帝国，是皇帝所不能容忍的。而且噶尔丹在着手追击喀尔喀人之后，现在竟敢沿库伦到张家口一带向前，侵入内蒙古。康熙帝派出一支配备火炮的军队去攻打他——大炮是由传教士在北京监制的。在9月2日爆发的战役中，准噶尔人已经在一片沼泽地后面占据了有利地形，原本能够抵挡帝国军队的进攻，但炮火似乎将他们给震慑住了。到了1690年后期，噶尔丹撤出了外蒙古的全部喀尔喀人领地。作为这次阻止准噶尔人的结果，皇帝确保了外蒙古的保护国体制；1691年5月，在多仑诺尔举行的大会堂上，因康熙帝介入而从准噶尔人控制下得救的喀尔喀王公们，向皇帝表达了庄严的敬意。
当时所确立的外蒙古地位，一直持续到了1912年。喀尔喀王公们向清朝皇帝纳贡，并从帝国得到头衔和礼物作为回报。成吉思汗的后代与满族皇帝之间，由此形成了一种个人忠诚的纽带，而且，这种关系因为家族之间的多次通婚而得到巩固。明代的永乐帝曾经设想过一种类似的体系，但作为一个汉人，他永远无法令蒙古人接受它。康熙帝则毫不困难地成功了，因为他自己就是个鞑靼人。事实上，蒙古新地位的基础，是其可汗与满族大可汗之间的游牧民对游牧民的关系。一旦清王朝解体，被中华民国代替，蒙古王公们就认为可以摆脱忠诚誓言，并擅自宣布他们的独立。
1695年，当噶尔丹再度入侵外蒙古——喀尔喀国家——并直逼克鲁伦河之时，这位准噶尔首领与大清帝国的战争就又一次爆发了。为了一劳永逸地处理掉这个威胁，康熙帝组织了一支庞大的远征军，由他本人亲自指挥。1696年2月16日，他将其所有军官召至皇宫，并亲手给他们端上壮行酒。4月13日康熙帝启程出发，耶稣会神父张诚（Gerbillon）一路陪伴着他，并留下了一份关于远征的目击记录。在其中，他注意到了“保持得完美的秩序，皇上及其随从的俭朴生活，以及他对其军队的关心；因为他总是坚持要看到士兵们扎营完毕，才回到他自己的大帐之中”“行军穿过某个一直都很穷的国家，在当时更是被战火所摧毁，这给军队带来了可怕的困难。皇帝与将士们共同分担这一切，当有官员恳求他不要风餐露宿时，他轻蔑地拒绝了这些请求。他的旺盛精力，给军队注入了新的勇气”。在皇帝亲自指挥下，军队向克鲁伦河进军，与此同时，他的副将费扬古也正开赴土伦河，目的是切断噶尔丹的退路。1696年6月12日，在土伦河南岸，库仑以南的昭莫多，费扬古与敌军相遇，多亏了他的火枪和大炮，让对方遭到了压倒性的失败。噶尔丹的妻子被杀死，他全部的辎重和牲畜落入帝国军队手中。在损失了一半军队之后，这位准噶尔首领朝着科布多方向溃逃，而康熙帝则凯旋。喀尔喀人再度因皇帝的干预而得救，他们永久地占有了自己的国家，北京朝廷对他们的保护从此再也没有受到过挑战。
这一伟大成就——救援、团结和绥靖喀尔喀人——是由康熙帝亲自负责的。他全身心地投入这项任务，努力在他与蒙古王公之间建立持久的信任与友谊。而且，他对蒙古的一切都极为喜爱，每当置身于喀尔喀人或鄂尔多斯人的首领中间时，这位天子就变成了部落的真正领袖。他用一种对方能听得懂的语言与后者对话，取悦他们“旗”的荣耀及军事忠诚。他的感情，跟后者的心贴得很近。与这些人的接触，似乎重新唤起了他遗传的游牧民本性，当远离了紫禁城的奢华浮夸，能够在蒙古封臣的陪同下猎取野兔与羚羊之时，他从来没有如此快活过。“鄂尔多斯的野兔有一种特别的味道，”一次战役中，他写信给自己的儿子，“这里的一切，都比北京能够提供的最佳物品更具风味。”
康熙帝满足于将准噶尔人驱逐出蒙古本部，并不力求追击到他们的家乡准噶尔——它由科布多、塔尔巴哈台及伊犁等地区构成。他们的首领噶尔丹，在1696年那场惨败后不久就去世了；但他的侄子和继承人策妄阿拉布坦，很快就重启了其叔叔那些野心勃勃的计划，这一次，他将矛头指向西藏。1717年12月2日，一支准噶尔军队进入拉萨，屠杀了全部忠于朝廷的喇嘛，试图永久地定居在这座圣城。（1718年）康熙帝立即派遣了一支远征军前往西藏，但军队却被赶了回来。皇帝在等待时机，1720年秋天，一支庞大的帝国军队进入拉萨，驱逐了准噶尔人。一个属于帝党的达赖喇嘛被推上王位。朝廷同时任命了两个清朝高级专员，其任务是指导喇嘛教会的对外政策。
在东北部，康熙帝与俄罗斯的扩张发生了冲突。自从16世纪后期以来，俄罗斯就成为西西伯利亚的主人，在向太平洋拓展的过程中，他们到达了黑龙江（阿穆尔河）两岸。1651年，俄罗斯人在此地建立了雅克萨要塞。这一地区居住的是通古斯人部落，他们与满族人关系紧密，并置于清朝的宗主权之下，盛产黑貂。俄罗斯人刚一站稳脚跟，就与当地的猎人及中原皮草商展开了激烈竞争。1682年，当一个俄国总督被派往雅克萨时，北京政权终于发怒了。康熙帝决定行动，这多亏了耶稣会士高效的火炮，1685年6月，他派出一万五千清军，携带150杆火枪和五十门迫击炮，前往雅克萨，俄军很快投降。他们被责令离开，其工事被拆除。然而，在中国人撤走之后，哥萨克们又回到了雅克萨，并修建了新的要塞。很快，他们又被清军包围。最终，双方在尼布楚进行谈判，中国代表团中有两个耶稣会士，其中一个正是张诚，协议能够达成，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此人。1689年9月7日，《尼布楚条约》正式签署；它是用拉丁文、满文、汉文、蒙古文和俄罗斯文草拟的。俄罗斯人放弃了雅克萨的领地，他们在当地建立的要塞被夷为平地，但保留了尼布楚。两个帝国之间，以石勒喀河与额尔古纳河为边界，整个黑龙江——包括北部支流——流域，都划归清朝。简而言之，俄罗斯人被阻隔在远离黑龙江两岸的地区，在外兴安岭的那一边；而清王朝的故乡满洲，则解除了一直悬在头顶的危险。康熙帝对张诚神父表达了他的感激，这次外交胜利，此人居功至伟。
当康熙帝亲政之时，1655年1月4日由摄政会议制订的禁止基督教的法令依旧有效。不过，因为他们有科学知识，耶稣会士们已经变得不可或缺。在汤若望神父的同事当中，有一个比利时传教士，韦尔比斯特神父——中文名字为南怀仁，1659年来到中国，因其数学和天文学知识渊博而闻名。1669年，康熙帝不顾儒家文士的劝告，以科学上的理由对南怀仁表示尊重，并采纳了他的历法改革措施；与此同时，还任命后者为钦天监监正。从南怀仁及其他传教士所享受到的皇恩中，耶稣会士不可能不受益。很显然，康熙帝一方面因为传教士的知识而尊敬他们，并违反1655年诏令，让这些人私下里传教；另一方面，却依旧维护着1669及1671年的禁令：禁止劝诱中国人改变信仰。但是地方大员们了解到了耶稣会士在朝中所受到的恩宠，遂对基督教的传播表现出了最大程度的容忍。1674年，在吴三桂叛乱期间，南怀仁神父的声望得到了很大提升。当时，他监造了大批火炮，对帝国军队的获胜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1688年1月，在其荣耀的巅峰时期，南怀仁神父于北京去世，2月7日，来了一个继承其事业的人：法国传教士张诚。在3月21日面圣之时，张诚给康熙帝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皇帝遂安排人为他讲授满语，以便于和此人更加自由地谈话。当他们能够相互交流时，皇帝就经常与这位传教士讨论科学话题，并让后者用满语写作欧几里德的几何学解释。张诚作为《尼布楚条约》的中方谈判代表所做的贡献，上文已经提及，出于对他的感激，康熙帝颁布了两道圣旨，容许对基督教的支持（1692年3月17日到19日）。第一道诏令宣布：“查得西洋人，仰慕圣化，由万里航海而来。现今治理历法，用兵之际，力造军器、火炮，差往俄罗斯，诚心效力，克成其事，劳绩甚多。各省居住西洋人，并无为恶乱行之处，又非左道惑众，异端生事。喇嘛、僧等寺庙，尚容人烧香行走。西洋人并无违法之事，反行禁止，似属不宜。相应将各处天主教堂俱照旧存留，凡进香供奉之人，仍许照常行走，不必禁止。”
如此一来，中国就打开了对基督教的大门。但那场不幸的“礼仪争端”——在西方引起了过于强烈的轰动，甚至被完全误解了——却让至此为止取得的所有成果毁于一旦。耶稣会士们已经承认，在原则上，儒家的“天”（天空，天神）之提法，可以相当于基督教的“上帝”概念，而且，无论是为纪念孔子而举行的仪式，还是对祖先的尊崇，都可以被视为纯粹的世俗礼仪，看作对先贤的单纯尊敬或是普通的孝顺行为。这样，他们不用牺牲任何基督教信条，或者承认任何异教行为，就能避免与儒家文士的直接冲突。教皇亚历山大七世已经认可了这种做法；在近代，教皇庇护十一世与庇护十二世也采取了同样态度。反对“礼仪”的运动是由一些基督徒进行的。他们对其宗教信仰毫无疑问是热情的，但相比耶稣会士，他们对中国了解得太少，因此也难以理解中国人观念中的形而上学及神学意义。1715年，“礼仪”受到了天主教会的谴责。康熙帝，作为一个相当有文化的人，对这一问题很有私人兴趣。他不辞辛苦地让别人相信，在献给孔子牌位或者祖先灵位的崇敬之中，并不涉嫌偶像崇拜。“中国供神主，”他写道，“乃是人子思念父母养育……圣人以五常百行之大道，君臣父子之大伦，垂教万世……此至圣先师之所应尊应敬也。”当发现自己的解释被人忽视时，他感到很受伤。因此作为报复，康熙帝在1717年5月17日颁发了一道诏书，禁止基督教的传播。
詹森派信徒反对耶稣会士的战役结出了成果。中国在为基督教打开大门之后，再一次将门关上了。
在海子公园打猎时，康熙帝染上风寒，于1722年12月20日去世，享年69岁。他将皇位传给了四子，后者执政时的年号为雍正（1723—1735年在位）。
雍正帝登上皇位时已四十六岁，但他将自己的大部分兄弟关了起来，或者让他们从世间消失。尽管开局很不幸，他是一位勤勉敬业的统治者，对公共利益非常关心；相比其父，雍正帝是一个苍白的人物。前者所拥有的独立思维，无疑要归于满族人的培养方式；与此相反，雍正帝在很大程度上，处于汉人官僚的影响之下。他自己经常表现出极端的心胸狭窄，特别是对基督教的态度。1724年，他下令驱逐所有传教士，除了那些因其科学知识被许可留在朝廷中的人。在对外事务上，雍正帝重启了与准噶尔人的战争。1731年，他派遣一支远征军到达了后者的地盘；清军占领了科布多，但两个月之后，他们遭到突然袭击，全军覆没。1734年，另一支清军开到了科布多地区，但在第二年，雍正帝就中止了敌对态度。
乾隆画像
1735年10月7日，雍正帝去世，将皇位留给自己的四子，一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这位新君的年号是乾隆（1736—1796年在位）。
像其祖父康熙帝一样，乾隆帝连续统治了六十年。他是这个王朝最后一位伟大的君主，我们将看到，在蒙古和吐蕃，他是如何完成康熙帝未竞大业的。征服并非由皇帝本人亲自完成，因为，与祖父不同，乾隆帝不是一名军人，而是一个外交家和管理者。
我们已经看到，雍正帝吞并准噶尔的努力失败了。情形对乾隆帝变得更为有利。准噶尔人正被一场内战苦苦折磨；1754年，当地一位王位觊觎者阿睦尔撒那来到中原避难。乾隆帝在热河接见了他，派后者及其属下为先锋，攻打准噶尔。但阿睦尔撒那与其保护者翻脸了，并号召准噶尔人协助他进攻占领军，这令清军损失惨重。一位精力充沛的满族将军兆惠扭转了战局，（1757年）在叶密立河与塔尔巴哈台粉碎了叛军，并占领了另一个抵抗中心固尔扎。阿睦尔撒那逃到西伯利亚，在那里消失了。
这次失败，是准噶尔作为一个国家的末日来临。大致由科布多、塔尔巴哈台及伊犁河沿岸的固尔扎三个地区组成的准噶尔，被直接并入了大清帝国。准噶尔人被不加区别地斩草除根（六十万人被屠杀）；乾隆帝让整个帝国的移民重新入住这个国家，他们之中就有来自喀什噶尔及甘肃的穆斯林。1771年，他让土尔扈特人（他们属于西蒙古，是准噶尔人的同族）定居在固尔扎的南面和东面；这个部落在俄罗斯的阿斯特拉罕地区生活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后，又回到了他们的故乡。
我们已经看到，在1680年，准噶尔人将其宗主权强加给了喀什噶尔，安插了和卓人的穆斯林神权国家充当他们的封臣。一旦占领了准噶尔，清军元帅兆惠就侵入了喀什噶尔地区（1758年），经过两场艰苦的围攻战之后，攻克了喀什噶尔和叶尔羌这两座城市。（1759年）整个东突厥斯坦被并入了清帝国，并开始被称为“新的边境”，或者“新疆”。
乾隆帝征服喀什噶尔，标志着一个历时1800年的伟大计划的完成，这一方案，追随的是伟大的汉唐两个朝代。
在吐蕃，乾隆帝同样完成了其祖父的大业。尽管任命了两个帝国高级专员在拉萨监视达赖喇嘛，但在这座圣城，依旧存在着一支亲准噶尔、反中原的势力。1750年，这股势力煽动了一起暴乱，导致两位清朝专员及其他中原定居者被杀害。（1751年）乾隆帝派遣一支军队到拉萨，毫不困难地恢复了秩序；接着，他不失时机，让西藏的关系与帝国变得更加紧密。两位清朝高级专员（办事大臣）得到了全部政治权力，并且从此之后，掌握了提名新达赖喇嘛的决定性投票权。喇嘛教会因此被纳于清朝的管理框架之内。为了对失去独立性的达赖做出补偿，乾隆帝提高其荣誉和尊严，正式赐予他西藏王的世俗头衔。但是，出于一种额外的预防措施，皇帝又小心翼翼地相应提高了另一位西藏宗教领袖、扎什伦布寺住持的特权，让后者成为日喀则的国王。1779年，这位高级僧侣觐见乾隆帝，后者在热河及北京热情接待了他。西藏一直紧密地隶属于大清帝国，直到1912年。
乾隆帝作为西藏教会保护人的角色，导致他干预尼泊尔事务。1791年，尼泊尔的廓尔喀人突袭进入西藏抢劫；乾隆帝立即派出一支远征军，横跨青藏高原，穿越喜马拉雅山，进入到尼泊尔。（1792年9月）这支军队将廓尔喀人打得溃不成军，并迫使他们成为清朝的诸侯。
在华南，依旧有森林覆盖的山系以及贵州的石灰岩高原充当着苗族人的庇护之所。到此时为止，这些“生番”依旧保持着他们的自治权，中原定居者只满足于清理一些河谷。1775年，乾隆帝试图征服这些强健的山民。他们在悬崖峭壁上修建的隐藏之所，一个接一个地遭到狂攻，人员大批被屠杀。首领们被押解到北京，在那里被酷刑折磨致死，他们被砍下的首级暴露在牢房里。
对苗族的镇压，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它完成了中国人对中国的征服，这是一项千秋大业，由巴比伦及迦勒底人的吾珥时代那些传说中的王朝开始，于法国革命前夜结束。在同一时期，康熙帝和乾隆帝对蒙古、准噶尔及西藏的征服，使得自从公元初年开始（追随那些西方式征服），中国在上亚细亚的扩张规划产生了真实效果。1796年，在乾隆帝统治末期，正如汉唐的巅峰时期一样，中华帝国再一次囊括了整个“封闭的大陆”，其边缘为西伯利亚、阿尔泰、天山、帕米尔高原及喜马拉雅山脉所环绕。
从经济和社会角度来看，清王朝通过其对农业问题的处理，为中国人帮了大忙。明代期间发展出了一种免于劳役与赋税的特权财产，其规模已经庞大到了非常危险的程度。这些为王公、朝臣及官员创设的大领地，由佃农和劳工所耕种，《大明律》没有保护他们免受地主侵害。“《大明律》，”马伯乐指出，“给予主人惩罚犯有违抗罪的奴隶或雇工之权力，即使处罚造成违法者的死亡，法律也不能要求主人赔偿。”与此同时，皇室本身获得了数量巨大的地产，当然也同样地免于赋税，而且，尽管官僚队伍中有更为诚实的官员反对，皇室地产依旧在稳定地扩张。在这些庄园中从事耕作的农业人口，只能任由主管官员的一次次剥削。为了自身信誉，清王朝将属于皇室的部分土地转交给国家，富裕家庭的特权财产被没收，其中一部分在农民中间分配，成了他们自己的财产。
清王朝并没有就此停歇。据马伯乐记载，它不断地鼓励小土地所有者的发展，保持着严厉的监督，目的是防止回到大庄园体制。地主们失去了强制权，这一权力方便他们借助农奴和雇工来开发大庄园。严格执行的法律，规定一个因为虐待导致农奴或劳工死亡的地主，将被杖责三百，流放三年。更重要的一项规定是全家耕种同一块土地达到数代的农民，最终将得到地表土地的合法所有权，地主则保有对底层土地的拥有权。这样，农民就能够买卖“表层”土地。
这些措施以及在实行它们时所体现出来的精神，导致了一场土地的普遍再分配。
相比明朝时期，农村居民的生活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这种进步也促进了人口的快速增长。如果我们能够相信中国的统计学家，那么，人口就从1578年（晚明）的60692000，增加到1661年的104700000，以及1766年的182076000。到了1872年，这一数据已经达到了329560000。
下面转向乾隆帝的宗教政策。我们发现他像其父一样，任用了一些有才华的天主教传教士。这样，就发生了卡斯蒂廖内（Castiglione）修道士——在中国以郎世宁一名为人所知——的来华。他于1715到达北京，一直待在都城，直到1764年去世，成了皇帝的一名画师。受乾隆帝之托，郎世宁为宫中的女性绘制肖像；他还创作了皇帝接受吉尔吉斯进贡的多匹骏马，这幅画在巴黎的吉美博物馆中可以看到。在1760—1765年的某个时间，皇帝指示郎世宁及其他两位耶稣会士——王致诚与艾启蒙——连同奥古斯丁修士会修士安德义，绘制了一套表现征服准噶尔的场景画卷；后来，这些画作被送到法国，（1765—1774年）在皇家美术学院院士贝尔坦的指导下，进行雕刻。
不过，乾隆帝与某些耶稣会士画家和数学家的私人友谊，并不妨碍他禁止自己的臣民皈依基督教（1736年4月24日的诏令）。与此同时，耶稣会士们也并没有被其真实感情所蒙蔽；1769年，汪洪达神父以完全客观的视角写道：“皇帝是一位事必躬亲的伟大统治者。他年龄越大，对欧洲人的态度就越赞赏。他及其贵族们都承认，我们的宗教是良善的。如果他们禁止我们公开传教，并不允许传教士进入其领地，这完全是出于政治原因，担心我们以宗教为借口，还隐藏着另一些计划。他们已经大体上知道了欧洲人在印度的征服，因此担心类似的事情在中国发生。”而且，欧洲本身似乎也决意阻止天主教传教士的发展。1764年，路易十五的政府将耶稣会神父逐出了法国。接着，在凡尔赛和马德里宫廷的压力之下，圣座很不情愿地暂时做出让步，1773年，耶稣会不得不在欧洲和中国一起消失。巴黎的知识界为这一措施拍手叫好，丝毫没有意识到，法国因为否定其最优秀的思想先驱正在远东遭受着挫败，其损失几乎就和加拿大“几亩雪地”的丢失一样大。
康熙、雍正和乾隆帝时期以艺术复兴而闻名，特别是在建筑及陶瓷领域。
我们已经看到，1409到1424年间，明朝的永乐帝建立了“紫禁城”的总体规划，它位于现代北京的中心。这一无与伦比的建筑群，于1644年明朝灭亡之时被焚为平地。在上述三位皇帝治下，它得到了恢复和完善。事实上，三人都非常理解明代建筑师的抱负，因此完全可以说，他们正是紫禁城的第二代奠基者。而且，只有通过三人的恢复，我们才能对永乐帝的工作做出判断。
众所周知，紫禁城的建筑不仅符合美学的规则，而且满足一系列的几何及天文学要求，这两者在中国古代宗教中扮演了一种核心角色。回廊、楼梯、露台、宫室及正殿的全部排列，都是坐北朝南，但论重要程度，又是从南到北递增的，是“与宇宙秩序的一致”。它同时也与人类的秩序相和谐，因为一切都导向皇帝的宝座，后者是世界的中心。从午门——皇帝过去常常在此接见凯旋的军队——踏入紫禁城，游客要穿过金水河，这是一条装饰性的小溪，在大理石桥之间蜿蜒流淌。接着穿过太和门，来到一个举行仪式的大庭院，它为大理石露台所环绕，每座露台上都建有宫殿。在庭院正中，有一个镶金顶的皇家大殿，即太和殿，这座宫殿是用来举行某些庄严仪式的，例如新年祭祀。事实上，它就是“皇帝陛下的仪式生活中心”——帝国的宗教中心。在这座大殿后面，属于同一组建筑群的，是同等重要的其他两座皇宫大殿，中和殿与保和殿。前者是春耕仪式开始之前，皇帝检查农业器具的地方，后者是他接见诸侯王公之场所。再稍向北，依然在中轴线上，坐落着乾清宫，这是皇室开会的大殿，皇帝在这里处理国家事务。还是位于中轴线，但在紫禁城的北墙之外，矗立着煤山，更准确的叫法是景山，它有五座山丘，上面都分别有一座亭阁。
在紫禁城西边，几乎挨着它的是西苑三海，这是一片延伸的水域，被一座桥及一条狭地两次分割。在将北海与中海分隔开来的石桥正北方，一个小岛上有座假山，上面矗立起了一座白色佛塔，下令修建者是顺治帝。
从白塔到煤山的路上，游客将会经过大高殿。这是一座覆盖着琉璃瓦的寺庙，修建于明朝嘉靖年间（1522—1566年），在清代的雍正及乾隆执政时期得到了装饰。干旱时节，皇帝会到这里来求雨。
在北京的南区，距外墙不远，有一个庞大的公园，种植着刺槐、松树和柏树，这就是天坛。事实上，它由不少于五座祭坛与庙宇所组成，是明代永乐帝于1420年修建的，并由乾隆帝重修。每一年，皇帝都以其三千年宗教大祭司的角色，将在三次庄重的场合来到那里：在冬至，他来到圜丘坛——这是一座圆形大理石祭坛，由三个重叠的同心平台组成——向上天传达自己的指令；在正月的上辛日，他回到这里，上天将其指令授权给皇帝，让他这一年里实施治理；在春分，他来到这里向上天祈祷，求得风调雨顺，收成良好。在两排大理石柱廊之外，矗立着皇穹宇，这是一座由八根柱子支撑着一间圆形屋顶的环状建筑。在其西边有先农坛，建于明代，在乾隆帝时期重建。
康熙、雍正与乾隆三帝，都不满足于修复和完善明代已有的建筑。在北京的西北郊区，他们修建了被称为“夏宫”的建筑群，颇有中国凡尔赛宫的味道。它们由两组建筑群构成：康熙帝使用的长春宫，以及雍正帝最喜欢造访的圆明园。乾隆帝将这两组建筑结合在了一起，在这项工作中，他任用了郎世宁和王致诚。他们能够获选，是出于其画家的技巧。王致诚为我们留下了关于这一景点让人愉悦的描述：
高度为二十到六十英尺的小山丘已经建起，形成了无数小河谷。清澈的河渠灌溉着这些河谷，水源来自这一地区的高山上。河谷分开之后，又在一些地方交汇起来，形成了盆地、池塘和所谓的“海”。山峰与丘陵的斜坡上，种植着在中国很常见的开花树林。沟渠并没有修成直线型，砌在河道边上的粗糙石块，放置得如此艺术，人们可以说它们是大自然的杰作，因为这些水道一会儿加宽，一会儿变窄，并以最为自然的方式迂回曲折。河道的两岸，密布着在山岩中长出来的花卉，每一季节都有其不同品种。
这位著名的耶稣会士笔下之描述，可能构成了18世纪中期中国造园艺术最好的研究成果之一——这一艺术明显基于明清绘画的经典。王致诚继续写道：
在到达一条山谷时，你会观察到一些建筑物。整个表面均由立柱与窗户构成。木质构件被镶金、涂彩或者刷漆。墙壁由灰砖所砌成，砌得很标准，打磨得很光滑；屋顶覆盖着红、黄、蓝及紫色琉璃瓦，通过其混合与排列，造就了一种令人愉悦的多样性图案。每条河谷都有其亭阁，相比周边环境是小，但大到足以使我们最伟大的贵族及其随从落脚。其中几间屋子由雪松木建成，它是从五百里之外的地方运送来的；在这一巨大围场中，有可能数出二百多间豪宅，更不消说太监们居住的陋室了。
沟渠上横跨着各式各样的小桥，有些桥的栏杆由白色大理石制成，制作精巧，上面饰有浮雕。在大湖中央的一块岩石上，有一座小宫殿，建筑师将其修筑于中心位置，因此从这里便能纵览园中的一切美景。你可以乘坐华丽的船只，沿着最大的水道，来回航行。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康熙、雍正与乾隆时期艺术表现的趋向。如果说绘画和雕塑已经堕入衰败的话，那么建筑，特别是城市建筑师及造园艺术家的的技艺，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瓷器最后的杰作得以生产出来。
康熙年间，江西景德镇的官窑被重建（1680年），陶瓷艺术在诸如牛血红、桃红和宝石蓝这一类明亮的单色上达到了顶峰，特别是像“五彩釉”（绿色为赏心悦目的排列及多彩釉形成了一种背景）、粉末蓝或者是极为罕见的“黑地彩”一类带有彩绘装饰的瓷器。雍正年间，出现了极为精致并带有彩绘装饰的物件，我们称其为“粉彩”。乾隆年间，另外生产了一种被称为“乳花”的漂亮装饰。但几乎紧接着这一时期，当中国陶工开始为欧洲出口而生产时，衰败就随之开始了；欧洲需求“中国艺术风格”，后者就相应地为之供应。
这一艺术上的退步，是清王朝衰败的一个征兆，这种衰落可以追溯到8世纪——回溯至“理性时代”的哲学家们，为中国的教化歌功颂德之时。华夏历史的模式正是：在造就两三代有能力的执政者之后，政权就陷入衰败。古老的帝国被王朝奠基人重建，随后再一次分崩离析。1644年得到皇位的满族部落，依然没有逃脱这一定律。从第五代统治者嘉庆帝（1796—1820年）开始，衰落变得日益显著。不幸的是，这个王朝的油尽灯枯，与世界上其他地方在科技影响之下的兴旺繁荣，正好处于同一时期。在17世纪后半期，中国依旧可以同欧洲平起平坐，把荷兰人驱逐出台湾，将俄罗斯挫败于雅克萨，就显示了这一点。而在1820到1850年间，中国突然发现，她已经落后世界好几个世纪了。与正在扩张的欧洲相比，此时的中国只是一块蛮荒大陆，不过，因为福音传播与商业开发，这块土地存在着无限的可能。
欧洲对抗中国的第一场战争，是大英帝国于1840年发动的。它主要是因为中国官方不愿意接受一种最方便地维持贸易平衡的商品（鸦片）而激起的，因而被称为“鸦片战争”。十年之后，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在大约十五年时间里，这场内战肆虐了华中，几乎标志了大清帝国的末日降临。太平天国革命的失败，似乎主要归结于三个原因：首先，领导者的腐化堕落，导致了内部不和，并未能实施变革；其次，文士阶层们敌视一个反儒教意识形态的的军事政体（太平天国的“天王”曾受基督教教义鼓舞，并自称是耶稣基督的兄弟）；最后，英国和法国在占领北京，并获得事实上废除了中国自主权的媾和条款之后，就对清政府镇压叛乱的行动施以援手。
从1860年开始，直到1912年最终退位，这个王朝只是作为一个破产并缓慢解体的帝国之名义而存续，并被入侵与反叛交替威胁。入侵的危险随着西方列强工业化的加速而增加，但同样因它们之间的相互竞争而减弱。反叛的危险，主要在于衰落时期地方自治的习惯性发展；但在接近世纪之交时，同样发展出了一波相当可观的改革情绪。这个王朝拒绝接受“西化”，相反，却鼓励所谓的“拳民”（义和拳，义和团）之流反叛。它被一支外国军事力量镇压，紧随其后的，是已经拖延太久的改革措施出台。1912年，清帝国逊位，让位给了一个名义上的民国政府，它处于地方军阀的控制之下。与此同时，整个东北（满洲）听任俄罗斯与日本相互争夺，而在这个国家的不同地区，其他列强也有各自的“势力范围”。
西方国家瓜分近代中国的漫画
宣告退位时的末代皇帝溥仪与其父载沣
如果中国依旧与世隔绝，那么一位才华出众的将军很可能会建立一个新政权来取代清朝；但西方力量及西方主张，已经渐渐破坏了传统的政治观念。史无前例的物质与意识形态因素进入了这场权力角逐，帝制的大厦最终土崩瓦解。
事实上，这位贵妃与董小宛是两位不同的女性。董小婉是一位相貌美丽、多才多艺的歌女，她成了一位中国学者的小妾，很年轻就去世了。碰巧的是，当皇帝大到足以欣赏其女性魅力之时，她已不在人间。贵妃则是一位满族将军之女，其家族姓为“董鄂”，与董小婉的董是同一个写法，这足以令一些作家相信，那位浪漫的歌女，事实上就是这位多情的贵妃。
没有记录显示，贵妃的随从们都被屠杀，但他们选择了自杀，以后也有一些类似的事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