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关心的是关于特殊事实的信念，当这些信念尽可能直接地产生于知觉时。我们已经考虑过在其文字表达式中出现“有的”这个词的信念，尽管那种考虑不太充分；而且我们发现这类信念是重要的，尤其是在记忆方面。我们现在必须考虑在其语词表达式中要么出现“所有”（all）一词要么出现“没有东西”（none）一词的信念。就像迄今为止我们所做的那样，我将把自己限定于超越逻辑的信念上。
在所有这样的探究中，都有一种逻辑学与心理学的结合。逻辑学向我们显示了我们必须达到的目标，但是心理学必须告诉我们如何达到目标。我们的信念心理学，尽管在其结论上必须包含逻辑学家所拥有的那种精练的抽象，但是必须在开始时就能应用于动物与年幼的儿童身上，并且必须表明逻辑的范畴是从动物的习惯中自然发展起来的。在这方面，我们非常多地受益于我们的结论，即信念本质上是前语言的，并且当我们用语词表达信念时，我们就已经实施了从动物到逻辑学家的那些步骤中最困难的一步。
本章将要提供的心理学，像在前面诸章中那样，或多或少是纲要性的，并且我不断言它在细节上是正确的。所断言的东西是，为了从动物习惯过渡到逻辑学所需要的那些东西，我在这里所提出的某种一般类型的事物是必要的。细节上的精确性是心理学家的事情，而且必须依赖于多少有点远离了知识论的研究。就心理学而言，如果我能够让心理学家相信我所指出的这些问题的性质与重要性，那么我就满足了。
在某种类型的习惯中，一般信念具有其前知识的起源；这里，我用一般信念意指在其语词表达式中包含了“所有”或者“没有东西”或者某种意义相同的词的信念。在拥有语言的那些人身上，这样的习惯可以纯粹是文字的。“报春花”这个词可能使人想起“黄的”这个词，“使徒”这个词可能使人想起“十二”这个词。学校教育产生了大量的这类知识，它们可能与被使用的句子所意味的东西几乎完全没有关系。然而，我们是在寻找某种前语言的东西，因此我们首先必须忽视与语词相关的习惯。
考虑一条狗的行为。当它看见它的主人戴着一顶帽子时，它就期待着被带出去散步，并通过跳跃和发出叫声来表明它的期待。某种气味使它想起兔子；一个兔穴或者在它经常发现兔子的任何地方也会使它想起兔子。在发情期闻到一只雌狗的味道将会刺激它作出令人无法置信的动作。有人告诉我，马会被熊的皮毛的味道吓住，即使它们从未看到过熊。上述的这些类型的行为部分说来是本能的，部分说来是经验的结果。一只兔子或一只雌狗的味道拥有一种本能的效果，但是主人的帽子拥有一种由先前的现象所产生的效果。在这两种情况下，都会出现类似的现象：假如这条狗奇迹般地被赋予语言和哲学家的精神习惯，那么它会说出一个一般命题。它会说“无论何处，只要出现这种气味，就有某种可吃的东西”和“我的主人戴上帽子是他出门的一个不变的前兆”。如果你问它是怎么知道这种情况的，它会说，在后一种情况下，它观察到了这一点，而在前一种情况下，那是一种先天综合的直觉。它没有这么说，是因为它不会说话；但是在非常类似的情况下，我们说出了非常类似的某种东西。
让我们考虑某些相对容易的一般命题，例如“任何有某种气味的附近的地方也有熏猪肉”。令“fx”意味着“附近的地方x有某种气味”，并且令“gx”意味着“附近的地方x有熏猪肉”。每当我们吃熏猪肉时，我们既经验到fx，也经验到gx，而且当我们只经验到fx时，我们通常发现，经过适当的努力，我们最终也能经验到gx。这种事态及时产生了一种习惯，即每当我们相信fx时我们就相信gx。然而，迄今为止，我们并不是在相信任何一般命题。对我们进行观察的心理学家能够做出一个一般命题：“每当某某先生相信fx时，他也相信gx。”但是，这并不是我们想要的那个一般命题，即“每当fx是真的时，gx也是真的”。然而，对于某某先生来说，这后一个一般命题是从他的观察中产生的，这完全就像心理学命题产生于心理学家的观察一样。为了赞成或反对其中一个命题而要说的任何话，也将同样被用于对另一个一般命题的赞成或反对。
让我们试图更细致地考虑“每当有fx，就有gx”这个命题。首先考虑函项f的各种不同的值，比如说fa，fb，fc，……。这些值中的每一个都是可以让人相信的命题：比如说，fa说的是“附近的地方a有一种味道（熏猪肉的味道）”。这种味道严格说来是一个味道的类，因为任何两块熏猪肉闻起来都不完全一样。让我们把所说的味道的类称作σ，并把由每块熏猪肉所组成的类称作β。或者，为了避免物理主义的假定，假设β是由被称之为“看见熏猪肉”的视知觉所组成的类。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改变我们的原始命题，以便简化我们的讨论：我们可以认为它说的是“每当我闻到熏猪肉时，我当时或者很快就看到了它”。为了使这更精确，让我们选定一个我们认为短暂的时间间隔t，比如说五分钟。那么，我们的陈述变成了“每当类σ的一个分子出现时，很快就会有一个类β的分子，并且从σ到β的时间间隔少于t”，这里的t是一个特定的恒定的时间间隔。这种情况相当复杂。让我们看一看是否可能有某种更简单的东西。
当我开始反思时，我发现，在某些特殊的场合，我经验到fa并且期待着ga，经验到fb并且期待着gb，等等。我也发现，我的期待一直没有落空。出现于我们的先前的陈述中的时间t，现在代之以被认为是一种期待落空的时间。这当然是随着期待的特点而变化的，而且在我们的例子中，它是随着味道的强度而变化的。要记住，与回忆一样，我们是把期待作为一类信念而挑选出来的：例如“在时间t有一声巨大的爆炸”这个命题可以在时间t之前被期待，在时间t时以知觉的方式被判断，在t之后被回忆。动词的时态——“将有”、“有”和“过去有”——表达了信念持有者身体状态的不同，而这种不同取决于他是在期待、感知，还是在回忆。时态主要只用于我的知觉经验内的事情，并且表达着所涉及的信念的种类，而非关于该信念所“指示”的东西的一种特征。如果我们想以一种斯宾诺莎主义的无时间的方式说“恺撒是在古罗马历的三月十五日被谋杀的”，那么我们必须发明一种特殊的语言，并在一种不同于其通常所具有的意义上来使用“是”。
现在让我们回到我们的熏猪肉例子上来。每当经验到σ的一个分子就期待着β的一个分子的人或动物，并非开始就相信一个一般命题，尽管在σ的一个分子出现时，他的、她的或它的行为就是当他、她或它相信一个一般命题时的那种行为。当σ的分子没有出现时，在上述情况和关于一般命题的信念之间的行为差别就出现了。假如我相信“哪里有一个σ，哪里就有一个β”，并且假如我愿望一个σ，那么，我可能就会寻找一个β。一个指望找到黄金的地质学家就代表了这种情况：他只在具有某些明显的关于黄金之可能性的指示物之处去寻找。这位地质学家需要明确的一般命题作为行动的向导。在本章中，正是这种明确的一般命题才是与我们有关的东西。但是，我们将通过考虑其动物式的起源而更好地理解它。
当我相信一个关于未来的物理命题时，它可能包含或者可能不包含被称作“期待”的生理状态，这正像关于过去的信念可能包含或者可能不包含回忆一样。假如我认为“太阳将会在某天变冷”，那么我没有任何期待的状态；假如我在看到闪电时会认为“将有雷声”，那么我就有了一种期待的状态。作为一种生理状态，期待只是对于即将到来的未来经验而言才是可能的。在下文中，我把“期待”当作与记忆类似的东西来使用，并且不用它来涵盖关于未来的任何信念。
动物的归纳在各个方面都不同于科学归纳。这些方面之一在于，前者而非后者包含着期待。当在动物的经验中，一个A类事件很快被一个B类事件所跟随时，假如B在情感上是有趣的，那么每当A出现时这个动物就开始期待B的出现。至于说需要多少次经验，这要依赖于由B所引起的情感的程度：假如B是非常令人愉悦的或者非常令人痛苦的，那么一次经验就足够了。一旦动物获得了当看见A时就会期待B这样的习惯，那么，当A出现时，它就像一个相信一般命题“A总是为B所跟随”的人那样去行动。但是，动物在任何时候都不会相信只能通过提及A和B而用语词去表达的某种事物。它看见A，并且它期待着B。这两个事物，尽管我们发现它们是因果地联结在一起的，但在动物身上是两个分离的信念。当反思我们自己的动物行为时，我们可以看到A迄今为止总是为B所跟随，或者说我们可以看到两条法则即“A引起了对B的期待”和“对B的期待为B所跟随”。这两条法则将在我们首次经验了A为B所跟随这一法则并稍过一段时间后开始是真的，因为关于这一条法则的一定数量的经验，对于导致A引起了对B的期待这条法则的一些实例是必要的。这三条法则中的任何一条都可以在任何时候失效，但我正在考虑在其中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情形。
以上所述的重要性在于，它表明了动物归纳的局限性。它绝没有导致对于“A为B所跟随”这个一般命题的信念，而只是在A出现时导致对“B将会出现”的期待。与当刺激物A出现时可以称作“归纳行为”的东西所需的知识相比，对于一般法则的信念需要一种更高级的知识发展阶段，尽管它是归纳的，并且是错误的。从实用的角度说，存在着本质的差别：与动物的习惯相反，对于一般法则的信念能够在刺激物A不出现时影响行为。
在上述所限定的那种意义上的期待并不包含在科学归纳中。举这类归纳中最早的一个为例：埃及人对日食的周期性的发现。这里，被预言的事件因为过分遥远而无法在生理的意义上被期待。在科学归纳中，两个事件A和B被观察到是一起出现的或者是在间隔很短的时间序列中出现的，但是并没有产生生理的期待，或者假如产生了这样的期待，它会被认为是不相干的。A总是为B所伴随或跟随的假设，先于情况就是如此这一信念，而且这个信念绝未获得动物期待所具有的那种武断性和直接性。然而，我禁不住认为，我们对于归纳所具有的顽固的信念和动物的期待之间具有某种联系。但是，这纯粹是一个心理学的问题，并且对我们的探究而言没有任何本质的意义。
现在，我们必须试图分析由“A总是为B所跟随”这些语词所“表达”的东西。所表达的东西不可能仅仅是当我经验到A时我期待着B，因为这是另外一个一般法则，必须以类似方式对它加以分析，而我们则因此就被带入一种无穷后退的境地。所表达的东西一定是一种既涉及A也涉及B的信念，而非仅仅是一种在一个只涉及A的信念和另一个只涉及B的信念之间的因果关系。
设想我相信所有的人都是有死的，那么在我身上一定会发生哪一类事情呢？我认为，这种类型的一个信念有时是肯定的，有时是否定的——当这些词项将从心理学上得到解释时。当所考虑的东西被接受时，一个信念是肯定的；当所考虑的东西被拒绝时，它是否定的。因而，当“所有人都是有死的”是肯定的时，它将包含着谓词“人”和“有死的”之间的某种联系；但是当它是否定的时，它可以由跟随着“没有”这一回答的问题即“有不死的人？”来代表。在这两种情况下，心理学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同的。让我们首先以肯定的情况为例。
也许有人认为，在主观方面，“任何是人的东西都是有死的”仅能解释为“人的”和“有死的”这两个谓词之间的一种关系。我们或许会说：“A是人的”、“B是人的”等等信念全都被看作发生在信念持有者身上的事件，并且拥有某种共同的东西；这某种东西就是谓词“人的”所表达的东西。类似地，存在某种由谓词“有死的”所“表达”的东西。我们或许想说这两个谓词中的一个蕴含着另一个，并且把它用作对“所有的人都是有死的”所表达的东西的一种分析。
然而，这种亚里士多德式的解释忽视了这个事实，即这种联系并非存在于就其本身而论的那些谓词之间，而仅仅是在断言了一个主词的那些谓词之间。“A是人的”包含着“A是有死的”，但是不包含“B是有死的”。因此，在解释“所有人都是有死的”时，我们不能消除那个假想的主词和那个假想的命题形式。
假如我是一个逻辑学家，那么当我相信“所有人都是有死的”时，我就相信“对于x的所有可能的值来说，假如x是人的，那么x是有死的”。这并不意味着这样的情况：对于x的所有可能的值来说，我相信，假如x是人的，那么x是有死的。因为假如真是这样，那么我应该拥有与x的可能的值一样多的信念，并且假如a是x的一个可能的值，那么我应该相信“假如a是人的，那么a是有死的”。但是，我可能从未听说过a，并且因此不可能拥有这种信念。因而，所有人都是有死的这个信念是一个信念，并且这种一般性是该信念的一部分。另外，在我能够拥有这种信念却无须知道所有存在着的人这一意义上，它是内涵的。一旦我理解了“人的”和“有死的”这些词、主谓形式和“如果那么”形式，那么，除了一般性以外，我就具有了理解“所有人都是有死的”所需的一切事物。
我们已经看到，一般命题不可能解释为习惯，尽管它们在起源上是与习惯相联系着的。因为三个理由，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为了陈述一个特定的人具有一种特定的习惯，人们才需要一个一般命题；我们必须能说“A先生总是通过行为B对刺激A作出反应”。因此，假如我们试图使用习惯来解释一般命题，我们将陷入无穷的倒退。其次，一般命题不仅能够被理解，而且在与其联系的习惯缺乏刺激物的情况下也能影响我们的行为。假设我相信“所有野长颈鹿都生活在非洲”，那么，这并不仅仅意味着每当我看到一只野长颈鹿时我就认为“我一定在非洲”，而且也意味着，当我想到要进行一次以大猎物为目标的狩猎时，我就认为“假如我要捕猎长颈鹿，我必须去非洲”。第三，当我通过科学方法发现一个一般命题时，我所获得的知识在日期上是先于与其相关联的任何习惯的。金属可以导电这个信念可以产生一种习惯，但它并不是由一种习惯产生的。
在对一般命题所“表达”的东西进行分析时，为了取得任何进一步的进展，我认为我们必须采纳上面所提到的另一种可供选择的解释：这种解释认为这种命题否定了一个存在命题。“没有A是B”否定了“有的A是B”；“所有A是B”否定了“有的A不是B”。因而，从这种观点来看，“没有A是B”比“所有A是B”更简单。我们因此将首先考虑它。
在事实前提方面，我们曾考虑过那个被问之以“你听到某种东西了吗”并回答说“没有，我什么也没听到”的人。我们说过，这个人作出了惊人的归纳：“宇宙中的任何事物都不是我现在所听到的声音。”尽管就其所“指示”的东西来说这可能是真的，但是要相信它对其所“表达”的东西而言也是真的是不可能的。让我们来看看，我们能否对所“表达”的东西作出一种比较合理的解释。
考虑一系列知觉判断：“我听到A”、“我听到B”、“我听到C”，等等。这些全都拥有某种共同的东西，即听觉神经中枢的刺激和某种类型的感觉。它们共同拥有的东西就是由“听到”这个词所意指的东西。这由“我听到某种事物”所表达，并且在表达方面，“我听到某种事物”比“我听到A”更简单。
我们在靠前面的一章中曾发现有两种类型的肯定：一种属于知觉判断，仅仅出现于对象语言中，并且没有与其相关联的否定；另一种只能出现于高阶语言中，并且当一个命题首先被考虑然后被接受时它就出现了。当在考虑之后该命题被拒绝时，这第二种类型拥有一种相关的否定。从心理学上说，拒绝一个命题就是抑制对这个命题的信念将会产生的那些冲动；因此，它总是包含着某种紧张状态，因为与信念相关的那些冲动并未消失，但是它们为一种相反的力量所抵消。
让我们把这应用于对这个问题——即他是否听到了某种事物——给予否定回答的那个人。我们已经看到“我听到某种事物”表达了什么。这个问题使得那个人考虑这个命题，而且他在考虑它之后拒绝了它；他是用“我什么也没有听到”这些词来表达他的拒绝的。这似乎就是对于在此情况下所发生的事情的一种可理解的并且在心理学上可信的描述。
就一个肯定的一般命题“所有A都是B”而言，存在一种特别的复杂情况，但是并无新的原则性困难。让我们再次以“所有人都是有死的”为例。这将被解释为“有的人是不死的吗？没有”。这个过程可以详述如下。当我们判断“A是一个人但并非有死的”时，我们接受了“A是一个人”，但是拒绝了“A是有死的”。当用B、C等等代替A之后，各式各样的此类行为全都拥有某种共同的东西：它们共同拥有的东西是一种由“有的人是不死的”这些词所表达的信念。当我们拒绝这个信念时，我们就处于一种由“所有人都是有死的”这些词所表达的状态之中。因而，这些词表达了一种双重的否定，或者从心理学上说，对一种抑制的抑制。据我的记忆，巴甫洛夫在狗身上研究过这种心理活动的前语词形式。
现在，我们必须探究一个一般命题所“指示”的东西，以及我们是如何能够知道一个一般命题是真的——假如我们确实能够知道的话。
关于一个一般命题所“指示”的东西，我们必须记住，就像我们在靠前的一章中所发现的那样，世界在理论上可以不使用任何逻辑语词而得到完全的描述。“假如我们的世界够大，时间够多”，我们可以不用一般命题。我们能说“苏格拉底是有死的”、“柏拉图是有死的”等等，以此来代替“所有人都是有死的”。然而，这事实上会变得太长，而且我们的名称词汇也是不充足的。因此，我们必须使用一般命题。但是，逻辑语词的主观特征在此出现了，因为使得一个一般命题为真的世界之状态只能通过一个一般命题加以指示。假如“所有人都是有死的”要成为真的，那么一定有一种现象，即A的死，还有另一种现象，即B的死，直至提到了所有的人。世界上不存在“所有人的死”这样的事物；因此对于“所有人都是有死的”，也不存在一个证实者。
根据现代逻辑，“所有人都是有死的”是一个关于所有事物而非关于所有人的陈述。这确实是一种可能的解释，而且对于逻辑学来说确实是最合适的。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即不相信这个陈述能够解释为仅仅是与人有关的，是困难的。让我们对这个问题进行考察。
假如我希望使得“所有人都是有死的”成为一个仅仅是关于人的陈述，那么我首先必须有一个关于人的外延的定义。设想我说“A、B、C……Z是一张完整的人的名单”。那么，为了证明所有人都有某个谓词，我只需要发现这个谓词属于A和B和C……和Z；宇宙的其余部分都是不相关的。这倒还都好，假如人是一个通常的集合体。但是，假如“人”被定义为那些拥有某个谓词的对象，那么我将如何知道我的这张名单A、B、C……Z是完全的呢？事实上，就人而言，任何一张可以构想出来的名单都不是完全的。可能有人会说，这仅仅是因为人的缺陷所致；一个全知的神可以确信这张名单是完全的。是这样！但是，他只是通过关于一切事物的知识才能做这一点：就这张名单之外的每个事物而言，他都将知道它不是人，而且这种知识将是必不可少的。
然而，这似乎并无相当的说服力。不考虑我们是如何知道的，让我们假设A、B、C……Z事实上就是所有存在着的人，并且让我们假设有一些现象，这些现象可以被正确地描述为A的死、B的死、C的死，……以及Z的死。那么，所有人都是有死的其实就是真的。因而，需要用来保证“所有人都是有死的”之真理性的那些现象的数目与人的数目是相同的，并且不再需要更多的。为了使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的名单是完全的，而非为了使它可能是完全的，其他的一些现象是必要的。因此，我们可以断定，需要用来使得一个关于所有人的陈述为真的那些现象在数量上是与人一样多的，但是不需要比人更多。总体地看，这些现象就是所说的那个陈述的证实者。
让我们考虑某种这样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似乎更确信我们的一般命题是真的；比如说，“所有渡渡鸟 [1] 都是有死的”就是这样。可以说，我们知道这一点，是因为所有渡渡鸟都已经死了。或许有人会反对说，在其他星球上可能存在着渡渡鸟；或者说，曾经创造出渡渡鸟的进化可能将它们再次创造出来，而且下一次可能会使它们像传说中的永生鸟那样成为不死的。因此，我们将修正我们的一般命题，并且仅仅说“1940年以前所有生活于地球表面的渡渡鸟都已经死了”。这似乎是完全不可怀疑的。
严格说来，我们现在所作出的命题，类似于我们在早先阶段曾经考虑过的“橱柜中没有奶酪”那个命题。为了证明它，需要对地球表面作一番考察。这种考察将使我们获得一组“这不是活着的渡渡鸟”这种形式的否定命题，并且这些命题被应用于大到足以可能成为一只渡渡鸟的地球上的每个时空区域。我们曾经看到，这些否定的命题依赖于像“这不是蓝的”这样的否定命题。这种一般性严格说来是列举的，并且由于这个事实即我们的描述谓词包含一种时空的限定而成为可能的。这种谓词的特殊性在于：在一种适宜的情况下，它们可以从经验上被表明为等同于一张名单。但是，这在经验上是可能的本身就是一个与时空的特性相联系的经验事实；关于时空的特性，我们曾认为它与专名有关联。
根据以上所述，一个“所有A都是B”这种形式的一般陈述所“指示”的东西是一个由诸现象所组成的集合体，并且相应于每一个A，都有一种现象。这个集合体就是该一般陈述的证实者：当这个集合体的每个分子都出现时，这个陈述是真的；当其中的任何一个分子不出现时，这个陈述是假的。
我们现在来看这个问题：我们是如何能够知道——假如我们确实知道的话——一般经验命题的？我们已经看到，在这样的陈述中，有些是可以通过调查的方法被我们知道的。当所涉及的对象通过定义被限定在我们附近的时空区域并且该区域丝毫没有出现在未来时，这种情况就发生了。但是，这是一种例外的情况，而且当对我们的时空知识加以充分分析时，它很可能被发现最终并不是真正的例外。在所有其他情况下，我们确实不可能知道我们已经作出一种完全的调查，而且我们关于一般命题的知识因此必定是通过其他方法获得的——假如存在着这样的知识。
我认为，如果要承认我们知道来自调查以外的任何一种经验概括，那么就不得不以一种比迄今为止更加随意的方式使用“知道”一词。我们能够说我们“知道”一个命题，假如它事实上是真的；并且我们是根据可以获得的最好的证据而相信它的。但是，假如这个证据并非决定性的，那么我们绝不会知道这个命题是否事实上是真的，而且因此也绝不会知道我们是否知道它。人们希望，归纳证据可以使得一个经验概括成为可能的。然而，这就把我们带入了我们目前的研究工作之外的领域。因此，我对这个问题将不再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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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渡渡鸟，产于毛里求斯，现已绝种。——译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