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应该资助艺术吗？
对此表示支持和反对的理由当然数不胜数。
认为国家应该资助艺术的人说，艺术可以扩展人们的视野，可以提升一个国家的精神文明，并使这个国家更加富有诗情画意。艺术使一个国家的人民能从物欲中解脱出来，使他们能欣赏美，从而对这个国家的风俗、习惯甚至工业都产生有益的影响。这些人可能会问，如果没有意大利剧院和音乐学院，那么法国的音乐将是什么样子呢？如果没有法兰西剧院，那么戏剧艺术将是什么样子呢？如果没有我们的展会和博物馆，那么绘画和雕塑将是什么样子呢？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躬身自问，如果没有对高雅艺术的集中管理和随之而来的补贴，那么是否还会发展出这种高雅艺术呢？高雅艺术那独一无二的精致品味是法国艺术的显著特征，它使法国的艺术作品成为全世界的关注焦点。在这些成就面前，竟然让法国公民不要再对此做出什么贡献，这难道不是一种轻率之举吗？毕竟他们已经在欧洲成功地建立了至高无上的艺术地位，并享受了无尽的荣耀。
我承认，这些理由或者其他理由是极具说服力的，但在其他同样强有力的理由面前，这些理由可能会不堪一击。首先，这里面存在着分配的正义问题。难道立法者的权利已经达到了可以通过侵犯工匠的利益而补贴艺术家这样的程度吗？拉马丁（Lamartine）[1]先生说：“如果你取消了对剧院的补贴，那么你还会想取消什么呢？照这样下去，你会不会进而关闭你们的大学、博物馆、研究所和图书馆呢？”我可以这样回答这个问题：“如果你希望补贴一切能发挥作用的正义事业，那么你还会想补贴什么呢？照这样下去，你会不会进而想用补贴去建立一连串农业、工业、商业、公益和教育方面的事业呢？”然后，补贴肯定会促进艺术的进步吗？这个问题还有待考证。我们发现，那些生意繁荣的剧院正是那些靠自己注入活力的剧院。最后，让我们考虑得更深远些吧，我们可以指出，人们的需求和欲望是源源不断地产生的，并且随着公共财富越来越能使人们感到满足，他们对精致东西的追求也变得越来越强烈。
政府没有必要卷入这种连锁效应，因为在当前这种财富状态一定的情况下，如果政府要通过税收去刺激奢侈品产业，那么那些基础产业势必会受到影响，进而扰乱文明的自发演化进程。可以指出的是，对需求、品位、生产和人口之间固有关系的人为干预和扰乱，会使国家处于一种大厦将倒般的风雨飘摇的危险境地。
那些反对国家就公民的优先事项进行干预的人，就这么把这几个理由摆在了我们面前。这些公民相信，他们应该由自己满足自己的需要和欲望，进而由自己决定各自的行动。我必须承认，我就是那种认为必须由下层而不是上层，由公民而不是立法者来进行决策和行动的人。在我看来，如果本末倒置，这就会导致人类丧失自由和尊严。
然而，通过摆出那种既错误又不公正的推论，你知道经济学家被人们指责成什么吗？当我们反对补贴的时候，我们就会被指责成是在反对接受补贴的东西本身，我们就成了所有这些活动的敌人，而我们的本意其实是希望这些活动自由发展、自负盈亏。因此，如果我们要求国家不要通过征税来干涉宗教事务，我们就成了无神论者；如果我们要求国家不要通过税收来干预教育，我们就成了启蒙事业的反对者；如果我们说国家不应该通过税收来给土地或某一特定的经济产业进行人为定价，我们就成了财产和劳动的敌人；如果我们认为国家不应该资助艺术家，我们就成了认为艺术无用的野蛮人。
我在这里极力反对这些推论。我们的想法与那种要废除宗教、教育、财产、生产和艺术的荒谬想法隔着十万八千里。与这种想法相反，当我们要求国家保护所有这些人类活动的自由发展，而不是让公民共同付费来资助这些活动时，我们所相信的是在自由的环境下，社会上所有这些充满生机的活动会和谐地发展，而不会像我们今天看到的那样，成为动荡、虐待、暴政和混乱的源泉。
我们的反对者认为，如果某种活动既没有得到国家资助，又不接受国家监管，那么这种活动便已经遭到了灭顶之灾。我们的看法恰恰相反。这些人相信的是立法者，而不是人性；我们相信的是人性，而不是立法者。
因此，拉马丁先生说：“本着这一原则，我们就应该废除那些给我们国家带来荣誉和财富的公共博览会。”
对此，我可以这样回复拉马丁先生：“你的观点是，不给予补贴就等于要废除。按照这种观念，除了国家的意志外，没有任何东西是存在的。因此，你的结论是，如果没有税收支撑一切，我们就会一无所有。但我要转而以你所举的例子为例对你的观点表示反对，我要向你指出，迄今最宏伟壮观的展览正是这次在伦敦筹备的博览会，这个博览会以自由为基本理念，我甚至可以用‘人道主义’这个词来形容它，当考虑到这个盛大博览会是唯一一个没有政府参与，也没有税收资助的博览会时，我觉得这个词对它来说没有丝毫抬举之嫌。”[2]
回到高雅艺术上，我再说一遍，人们都可以提出支持和反对补贴制度的有力理由。读者将会明白，我的写作目的既不是列出这些理由，也不是在它们之间做出选择。
但是，对于拉马丁先生提出的一个论点，我不能不加以评论，因为这个论点正属于我经济研究的范围。他说：“关于剧院的经济问题可以用一个简单的词来概括，即生产。这种生产的性质是无关紧要的。与一个国家的任何其他类型的项目一样，这种生产也是一种丰富、多元和能产生效益的活动。你知道，在法国，剧院养活了至少8万名工人，给他们支付工资，这些人涉及各种各样的职业——画家、泥瓦匠、装饰师、服装制造商、建筑师等，这些人是首都好几个区的命脉和活力所在。因此，这些人值得你们付出同情心。”
你们的同情心？哈！大白话一点就是“你们的补贴”。
拉马丁先生进一步说：“巴黎人民的幸福生活体现在各部门的生产和消费上。富人的奢侈生活为20万名各类工人提供了收入，从而解决了他们的温饱问题。这些工人在遍布全国的剧院的各个行业中谋生，从这些让法国声名显赫的高贵乐趣中获得维持生命的食物，获得自己家人和孩子生活的必需品。这些正是你给剧院6万法郎的结果。”（听听！听听！掌声如雷！）
对我来说，我不得不说：“错！错！错！”当然，我的评判仅限于我们正在讨论的经济问题。
在我们所说的这6万法郎中，至少有一部分是给剧院里的工人的。一笔小钱很可能在半路失踪。如果你仔细观察这件事，那么实际上，你可能会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所以，如果那些工人能得到一些残羹剩饭的话，他们就太幸运了！但是，如果所有的补贴真能送到油漆工、装饰工、服装制造商、美发师等人手中，那么我对这个结果还是相当满意的。这就是我们看得见的。
然而，这些补贴来自哪里呢？这就像硬币的反面，但这一面和它的正面一样重要。这6万法郎来自哪里呢？如果议会投票没有首先把这些钱送到瑞弗里大道（the ruede Rivoli），再经由瑞弗里大道送到格兰爱尔路（the rue de Grenelle），[3]那么这些钱又会去哪里呢？这是我们看不见的。
当然，没有人敢说，这6万法郎是议会投票活动在投票箱中开出的花朵，是纯粹增加的国家财富；也没有人敢说，如果没有这次神奇的投票，我们就永远看不见、摸不着这6万法郎。我们必须承认，议会中的多数派所能做的决策只是让某个地方拿出这些钱，然后把这些钱发到某个地方。也就是说，只有这些钱从某个地方转移出来，它们才能被送到某个目的地。
既然事情是这样的，那么很明显，一个纳税人只要上交了1法郎，他将永远不能使用这1法郎。很明显，那价值1法郎的钱所能带给他的满足感就这么被剥夺了。同样，那个本来因接受他这1法郎而感到心满意足的工人——不管这个工人是谁——也不会再得到这1法郎了。
因此，让我们不要抱有那种幼稚的幻想，认为5月16日的投票对国家的福祉和就业有任何好处。它只是干扰了人们的偏好，并重新分配了工资财富，如此而已。
人们会不会说，比起一般的生产行业，那种受到补贴的生产行业更需要大力发展，而且也是更高尚和更符合发展规律的呢？我可能要对此表示反对。我会说：“你从纳税人那里抢了6万法郎，你就减少了农夫、工人、木匠和铁匠的收入，而增加了歌手、美发师、装饰师和服装制造商的收入。没有什么能证明第二类人比第一类人更有价值。拉马丁先生并没有这样说。他自己说过，剧院的工作和其他任何工作一样，是一种丰富、多元和能产生效益的活动。那这样的话，拉马丁先生的说法本身就是有争议的，因为证明第二类人的活动不如第一类人那样能产生效益的最佳证据是，第一类人被要求资助第二类人。”
但是，这种对不同形式的生产活动的价值和内在价值的比较并不是我现在这篇文章的主题的一部分。我在这里所要做的就是向大家证明，拉马丁先生和那些赞同他的论点的人，如果在一方面看到演员的供应商获得了收入，那么也应该在另一方面看到纳税人的供应商没有了收入。如果不这样做，他们就把自己暴露在以假乱真的胡言乱语中。如果他们知行合一，他们就会要求无穷无尽的补贴。因为在相同的情况下，如果补贴1法郎和6万法郎是正确的方案，那么基于同样的道理，补贴10亿法郎的方案也会行之有效。
当涉及税收问题时，先生们，让我们用那些基于基本原理的理由来证明税收的效用，但永远不要诉诸“公共支出为工薪阶层提供了生计”这一可悲的论点。这个论点错误地掩盖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公共开支总是在替代私人开支，其结果是它通过剥夺一个工人的生计为另一个工人提供了生计，但没有提高工薪阶层整体的生活水平。你们的论点很时髦，但太荒谬了，因为其中涉及的推理实在是糟糕透顶。
[1] 拉马丁，一位诗人（著有《沉思集》等）出身的政治家，于1848年6月成为临时政府的一员，并担任外交部部长。——译者注
[2] 这里是指1851年5月至10月在伦敦海德公园举行的国际工业博览会（The Great Exhibition of the Worksof Industry of all Nations）。经济学家们对这次展览非常兴奋，因为它不仅展示了工业革命的成就，也展示了国际自由贸易所带来的无限可能。这次展览是由皇家艺术、制造业和商业鼓励协会的成员在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的赞助下自行策划和组织的，旨在鼓励艺术、制造业和商业的发展。法国从1798年开始首次举办国际工业博览会，之后，1819年、1823年、1827年、1834年、1839年和1844年又相继举办。1844年在巴黎举办的该博览会可能是1851年伦敦博览会的灵感来源。——译者注
[3] 财政部设在瑞弗里大道，教育部和美术部设在格兰爱尔路。——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