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审查的地方藏着真正的独裁

没有审查的地方藏着真正的独裁 作者：边芹 西方文明致力于将世界改造得适应自己，改造不了就将其消灭，征服基因由此而来；华夏文明则是改造自己甚至弯曲自己去适应世界。 一、中式斗牛与欧式斗牛 为什么人家有此“厨艺”而我们没有呢？这个问题实际上又转回了本文的起点：界。“厨艺”得自“界之意识”。西方人的大脑是没有办法将事物连在一起看的，二元对立不仅仅是个形而上的词，而且像呼吸一样，是本我存在于世的条件。我最近看了两场斗牛，一种是欧式斗牛，一种是中式斗牛。仔细比较两种斗法，发觉根本差距就是对牛的态度，欧式斗法视牛为敌，中式斗法以牛为伴，两种态 度的天壤之别，促成了斗法的截然不同。 欧洲的斗法是以牛的死亡为终点，由此斗牛士并不从自身内里练武功与牛角力，而是练花招，重在表演，用一块红布把牛弄得团团转，自己还风度翩翩，等到把牛耍得筋疲力尽，再用刀将其结果。这其实是一场不公平的对阵，牛只有力而没有武器，而欧洲人并不与牛比力，而是优雅地导演一场屠杀，将之变成漂亮的表演，最后以刀杀牛。那观众为什么不觉察这只是一场人为设置了悬念的杀牛游戏、实质是强者杀弱者？如果他们意识到这一点，戏就不好看了，有些人还会厌恶。 因为整个过程都被导演成牛强人弱，牛在头天晚上就被关在特殊的地方，故意把它惹毛，故放入斗牛场时牛显得又凶又暴，而斗牛士衣冠华丽、温文尔雅地站在那儿，并没有舞刀弄枪，手上只有一块红布（剑藏在后台）。相比之下，看台上的人已经在潜意识里被拨转了，从一开始，思维就被设定成这是一场弱人对强牛的战斗，那么弱者最终结果了强者，就不是残忍而是勇气了。其实如果潜意识没有被从源头拨转，细看场景，会发现牛即便气势汹汹，也并未主动攻击人，而是人在用美丽的动作以红布挑逗牛，引其进攻。 有人会说没错啊，人体重六七十公斤，而牛起码五六百公斤，当然是以弱对强啦。说这个话的人忘了一点，牛强人弱只在人徒手不带任何武器时成立，而欧式斗牛人是备了武器的，先耍花招后用武力。人先根据牛的弱点设计了红布挑逗牛，削弱牛的力量后再用刀。因为有武器，人在斗牛过程中背不弯、腿不屈，不出一滴汗、不沾一滴血，杀了对方，自己还保持了绅士风度。 反观中式斗牛，观念、过程风马牛不相及。由于不以致牛于死地、而以公平角力为目的，从一开始，人与牛的关系就不同，开场前，牛由角斗士牵到斗牛场，上场前还给它梳洗干净，装扮一新，开场后，中国斗牛士完全是徒手的，是真正的以弱战强。可既不耍花招，又不用武器，六七十公斤怎么战胜五六百公斤呢？中国人想的办法是战胜自己的弱点，人在此时的弱点就是力不如牛，被牛撞上非死即伤。 为了能让自己与牛角力，中国人不惜劳苦练武功，不是利用牛的性格弱点，而是寻找牛的用力特点，提高自己的功力，胼手胝足、流汗流血与牛身体碰身体地较量，真正从力量上将其摔倒。最后牛不伤一根汗毛，人倒可能浑身伤痛。但人与牛无需你死我活，被摔倒过的牛下一次会重回舞台，再度与人较量，如人准备不足，输掉下一盘也未可知。 二、究竟谁才是更具公德的民族 从这两种斗牛术，还可以延伸出更多东西，各有优缺点。对本我之外的力量抱什么态度，不但能左右工艺技术的发展方向，也能大致圈定文明的形态。西方文明致力于将世界改造得适应自己，改造不了就将其消灭，征服基因由此而来；华夏文明则是改造自己甚至弯曲自己去适应世界。一个因此而自我意识过强，一个却太弱；一个为了对周遭世界的控制力，走到哪里划界到哪里；一个周遭世界有而无碍，为了提高自身适应力一路模糊“界”。 习俗的产生与人的本性有很大关联，中国人普遍较西方人宽容，这其中有“事不关己”的自私，也有发自天性的能容人的厚道。与中国人相比，作为个体的西方人、公共行为修饰之下的西方人几乎个个独裁，没有什么是可以商量的，永远是力量对比中强势的一方说了算。这是在他们中居久的明眼人之一大共识，这才是西方社会成天要民主的内在根源，也是为什么“民主”之下井然有序，因为每个人都在管着每个人（每个人都自觉对另一个人的行为负有责任）。中国人则远没有那么独，不独即散，中国文化是相信二元一体的，磨合、并存、互补之条件就是模糊“界”，所以中国式斗牛是你存我在、而非你死我活。 此处讨论的只是一种文化的普遍信念和追求，而不是说中国就不存在你死我活的斗争，尤其近代以后，我国思想界基本接受了西方文明的二元对立，但只学会了斗争的一面，未学会界与纽带意识。为什么强调这只是一种文化的普遍信念，并不涉及具体的事例与个人？是因为有人专会就我说的偷换概念，比如我在《“独立”的烟幕弹是如何制造的》注中说中国人追求外在与内在的统一，向往内心修养与外在表现一致，而西方文明不追求这个，甚至有意将二者分开，外在表现最重要，并不需要与内心修养放在一条线上。这并不是说中国人就个个表里如一，而西方人内心都是坏蛋。但就是有人读文章时，连这样一个层次都无法把握。 王权与教士相对互不干扰的状态是靠“统治者战线”维持的，这条界针对被统治者而存在，同王权与教士之间的界相比，这是一条死线，而前者是活线。观西方文明，分不清他们眼中界之“死线”与“活线”，也就看不见他们从个性到体制的双重性，“活线”是可以讨价还价的，“活线”的自由来自“死线”的不可挪移。这跟他们分离私行为与公共行为的概念一脉相通，“活线”是为了确保“死线”而设的，有点像保大堤而挖开的小缺口。由于这一思维习性特点，即便是改 朝换代，也必来自统治者内部，比如法国大革命表面看是下层（第三等级）推翻上层的革命，其实是王权和教权被外部力量从内部分裂的结果，与中国历史上常见的农民起义完全是两码事，非但是两码事，农民还是最保王的。早在革命前，贵族内部就有大批人被洗脑，开始了自锯栖枝的运动，而教会则更早被从内部挖了墙角，新教从天主教中分裂出来与金融资本势力结合，整个世界近现代史由此展开。而犹太人此特点更突出，自己族群内的秩序等级千年不变，专喜欢到别人的祖国策动革命。 中国人喜欢“合”，西方人则离不开“分”，从思维起点上就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中国人口如此众多的民族，也是早就被破界、容得下异类的结果。自我意识天生不强（民族形成时血缘过于稀释），外加异族入主几百年，中国人走出家族血缘便只认公理，甚至血缘都比不上公理，不分界内界外，大是大非上不设双重标准，可谓世上最公正的民族。但弱点是不擅抱团，由于只认公理，便人人有自 己心目中的公理和良心尺度，不但形同散沙，还容易认贼为父。其知识阶层从古至今，都拥有世上宗教文明难以寻觅的精神独立，而从无弃公理于不顾、与最高权力沆瀣一气、结帮窜伙的传统，此乃王朝更迭频繁的真正原因。近代以来更是加速了更迭频率，因为一个“公理”取代另一个“公理”的速度也大大加快了。 自身不具有“界之意识”，致使中国人两百年来始终看不透西方文明，更看不到包裹于这一所谓现代文明内核的机芯——集团，一直在其外包装上打转，只学到花招，难悟真传。大事上缺乏“战线”意识，日常小事上更不例外，不懂得收掩小小的自私自利，意识不到现代社会陌生人群在行为上也是互相捆绑的，比如视马路为私人场地，摆摊、吃喝、放音乐，更不要说吐痰、衣冠不整；又如展览馆、旅游景点导游用高音喇叭讲话，体悟不到把公共场所变得嘈杂一片，自己也成了受害者。这类行动概缘于意识不到行为与行为之间利害是分摊的，所谓无公德俱在此。其实若以讲公理来设定公德水平，中国人远远不是落后者。 三、变幻莫测的“死线”与“活线” 有界必有内外，我们前面举例了社会生活、尤其日常规则上的界内界外如何一层层一圈圈设定这个社会的基础及行为规范，以及国际棋盘上的亲疏远近和为之调配的非常微妙的情感，在上层建筑思想文化领域，界内界外也有一刀切的“死线”和复杂多变的“活线”，中国人一般识“死线”，而难辨“活线”，误以为文人艺客可以为所欲为概缘于此。道德败坏并不意味着没有政治底线。中国人之所以在短时间内很难看清西方人政治正确的红线划在哪里，也是因为这条线穿梭于“死线”与“活线”间，时常神出鬼没、灵活变换。 例如2012年我在总结戛纳电影节选片之意识形态边界时写过：选片的政治正确并不是一眼可见的一刀切，而是像地图上弯弯曲曲的边界。泛泛或局部观摩一些入选片的人，往往因为看不见统一标准，而否定存在着一条内部有着必然联系、但外部很难由局外人一眼看破、甚至连接起来的政治正确红线。 这条政治正确红线之所以若隐若现，是因为定得极其细微，目的就是不让人抓住把柄。针对不同国家、地区、甚至某一国或地区特定的人，都定了不同标准，这些标准又与西方国际战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人们一直认为张艺谋当年送选《一个都不能少》遭拒，是因为张不如拍《活着》时立场鲜明了。其实针对中国这样的国家，反不反只是一条主线，是初级挑人时为初选标准设定的。像张这类过了初选关，已被挑中并捧出的人，入选片标准并没有这么死板，只要他不触碰政治正确底线，一般都可放行。那么张这部似乎符合戛纳在中国这类国家选片的诸多“艺术”标准的片子，如反映底层、边缘、贫困，手法写实、白描而非想象、虚构，究竟是触了什么底线，致使张从金交椅上落下来并几乎注定了他与戛纳的分道扬镳？ 这条底线就是：你可以不揭批国家和其体制，正面表述也非处处不行，但底线是正面的人或事必须是个人的、孤立的，不能让人推演到国家和体制。《一个都不能少》恰恰是破了这个界，因为贫困地区的教育是政府的行为，正面拍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