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德是“美德”还是“规矩”

公德是“美德”还是“规矩” 作者：边芹 那么西方人在社会行为上的胜出，除了在匮乏感上优于中国人，还有什么别的因素？那就是规矩比中国人严。公德其实并非美德而是规矩，规矩与美德的不同，就是规矩不靠教育而靠驯化，像驯化家犬一样，要从小驯养成习惯；而且不需要里里外外都一样，只要在特定场合不越界就行，特定场合一般就是公共场合。为什么西方人能普遍遵守规矩？为什么内心比中国人自私狭隘的他们，在特定场合愿意出让一部分私利？这就要从西方文明一个关键词“界”说起，几乎所有的优点和缺点都是由此启动的。 在西方住久了，就发现有一个词“solidarité”在其社会生活中起举足轻重的作用。英文也有与法文相同的、只一个字母之差的对应词“solidarity”，这个词一般译成“团结”，但这么译只表达了其中一层意思，很容易误导中国人。因为中国人概念上的“团结”往往与友爱连在一起，丝毫不带抱团串通的意思，属于道德教化而不是利益攸关，因而“团结” 在中国时常流于口号，不到民族危亡的时刻不会被当回事； 在西方，“solidarité”却是社会行为的基本模式，渗透文明基因，小至公共场合的待人接物，大至政治体制、外交政策，以及西方集团与剩下的世界之关系，皆以此为基本行为模式。所以，“solidarité”更准确的理解应为“利害一致、相互关联、连带责任”。 单单解释字面，“利害一致、相互关联、连带责任”是中性的，但我们介绍时必须提醒国人，“solidarité文化”的源头是“排他”，而非我们想当然以为的“容他”。它是在普遍而深厚的“界之意识”的基础上产生的，换句话说这个文化是有两面性的，它产生于对外的排他，落实于对内的抱团。是对外的恶，滋生了一种“属性意识”，再由之生出“自我意识”，是这种“自我意识”，让每个人意识到与群体内的人的连带关系，规矩便是在此共识基础上做出来，并被普遍遵 守。 所以“solidarité文化”生出了一个双头怪物，对外它奉行双重标准的打手联盟，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可以简化为“恶恶相连”的“流氓帮会”，你只需对我看不顺眼的也踢上两脚，就进“团伙”了。我们知道善盟难结、恶盟易建，由于骨子里不容异己，拉帮结伙常常只会玩恶的游戏。由此看，人性难有奇迹，不攘外就会欺内。此处的对外是指国外国际，“solidarité文化”在社会内部也形成“界”与“内外”，也有利与害两面。 由于民众随时随地都得在共同利益基础上保持精神同一，舆论就变成了一个大家接受的谎言机器，致使这个社会在表面宽容、自由的外壳下，内核非常严苛偏执，其人与人之间的精神压抑远非中国社会可比。西欧从南到北精神压抑的水平线恰与“民主”、“自由”的水平线成正比，除了气候纬度的地理因素，精神压抑很大一部分来自内心与外表的反差，反差越大的社会，外表越显得宽容自由，所以中国人眼中的“天堂”北欧自杀率远远超过带有“专制余孽”的南欧。 鉴于本文篇幅，我们将在以后的文章中进一步探究“solidarité文化”，今天不谈“怪物”坏的一面，只谈“solidarité文化”怎么浸透社会行为（公生活）的方方面面。 由“界之意识”滋生“属性意识”，再由之生出“自我意识”，其实就是每个人对自己和群体内他人同时负有责任，利则皆利，害则皆害，只图自己占便宜的人实则是害群之马，群之不存，匹马焉在？因此你不作害群之马，并非为他人着想，实际得利的是自己。驯化人划算的自利，要比教育他们一点别自私有效得多，所谓“公德”与“品德”无关，不是无私而是学会划算的自利。 从小受这套规矩驯化的人，走进超市，意识到在众目睽睽之下，挑挑拣拣有失风度，或看戏终场时无论喜恶拍手是规矩，如有一部分人拍得热烈，不以为然的另一部分人此时不得拆台，必须跟着做。懒得拍或溜走，不光丢自己的脸还丢在场其他人的脸，这时想占小便宜的私心和自身形象及与此形象绑在一起的集体契约（多数情况下并无实体契约而是带有强迫性的精神同一），在竞争中会习惯性地败下阵来。 有人可能会问：众目睽睽？那些人谁认识他啊？不都是陌生人吗？陌生人不就是转身再也不会打交道了的人？以中国式熟人生人的概念，上述反问都有道理。中国人的面子类似于西方人的风度，不同的是面子只在熟人中生效，所以中国人在熟人中必须克己；西方人的风度却不分生熟只分界内界外，他在熟人中不必像中国人那么在意，但脸面要一直延伸到自己不认识的人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