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读后感

《孟子》读后感 近来，把《孟子》读了一次，孟子的言语就当时的礼仪规范而言，确实是做到了遵礼，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皆是世人的表彰。于是梁惠王下问于他，齐宣王请教于他，滕文公问事于他，在他面前请从教诲。在孟子的滔滔雄辩之下，为王者只得表示承认自己行政的一些不足, 表面上乖乖地听从而无从反驳，最多也只有“王顾左右而言他”借此来表达自己对自己所为的尴尬情形。孟子周游列国，倡仁义之说，道性善之论，正人心，息邪说，以“舍我其谁”的胸襟和气概怒斥以权利为核心的现实功利主义，力主改变诸侯割据的局面，一统中国，在统一的僵土之上，安民抚民，建庠教民，然而这种伟大的思想，却如同柏拉图的“理想国”一样，在当时不合实际，终于没有办法实现。 孟子一生兢兢业业的莫过于实现自己的理想，让王者行仁道。他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将高高在上的“君”、“夫子”从神圣不可侵犯的位置上拉回到普通“人”的范畴，而且是低于众“民”之下的。在孟子眼中“圣人”只不过是“人伦之至也”，他常引用有若的话来阐明圣人“圣人之于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认为孔子了集“清”、“任”、“和”、“时”（“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这任者也。柳下惠，圣这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孟子·万章下》）集这四为一体的，所以孔子是最大的圣人。圣人纵然学识渊博，载心仁厚，仁者无敌，终于“出于其类”，如孔子——大圣，自己也说“圣，则吾不能，我学而不厌，而教不倦也”。圣人既然也是民众的一部分，是以民众为基底的，于子孟子顺势大胆说出了“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离娄上》）孟子这种把民权放在君权之上的思想，比法国的卢梭的民权论早了一千多年。孟子讲究“民为邦本”、“保民而王”，在国内实行仁政，“修天爵，仁义忠信，乐善不倦，而人爵”便跟从而至，用“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使人民富起来，倡保民之说，从而实现“王者无敌”，建千秋事业。 其次来说说孟子的个人修为。从孟子的言语中，道出了冲彻中国文化的大丈夫理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滕文公下》），铮铮铁骨，傲然立于世人的眼前。于是“居天下之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正道”，袒言“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故要匡正时弊，使上自诸侯有信心施行仁政（“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下至庶民（“人皆可以以尧舜"）以便使政风，民风以及整个社会风气都有一个根本的好转，在救世，救民，其用心是良苦的。在个人修身上，孟子提出“养性”、“修身”，讲”性善“，所以提倡“养性”，即扩充固有的善端。孟子亦讲“养心”，他说“养心莫善于寡欲”。 古人说“白沙在涅，不染也黑；逢中生麻，不扶也直”，正是与“近朱则赤，近墨者黑”同一个道理。于是孟子提出“自暴者，不可与有信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社会环境固然重要，但人的主观意愿更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贫穷之中，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照样“不改其乐”乐而忘忧。孟子总结人世过错，说道“咎，多由于自取”，正因为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故孟子毅然指出“仁者如射，射者已已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