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价值”魔术的幻象
作者:边芹
一、“普世价值”魔术的幻象
近二十年,有个时髦的词就是“普世价值”,这个词与中华文明固有的“大同”有几分相似,因而“普世”的传教士们在中华大地收服的信徒以及传教的速度比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多都快,像割草机飞奔在一马平川、毫无障碍、只等着被收割的草坪上。至于传教士究竟为什么这么想让中国人相信“普世”?有完全不提问题的,也有提出问题但看不到点子上的。
如果“普世”真与“大同”是一回事,是想让中国变得更美好,为什么从两次鸦片战争到鼓捣日本人下手、从几十年政经封锁到今天的贸易战、海陆包围战,都这么一脉相承提供了反向证明?这还是表面看得到的问题,便已经难以自圆其说,还有表面看不到的问题,触及根本的问题,就是西方这么推销“普世”,真的具有“普世”的胸襟吗?要容得下他人才谈得上“普世”,否则不是骗术也称得上幻术。
近几百年的历史显示,西方比世上任何其他文明都更强烈和更强硬地追求“普世”,为此不惜打遍全世界,这么个追法暴露出它本身不具有或极其缺乏“普世”精神,因为即便是有“大同”理想的中国人,也从未以此为凭,架着枪炮去强迫别人接受。如果不是心怀杀意,何必奉送礼物时却要把人家打翻在地呢?如此通常的逻辑,中国人硬是在上百年的时间里任其荡在鼻子前做诱饵,没想到把诱饵翻一个身看看后面是什么。
西方如此离不开“普世”,像命线一样抓在手里,源于其文化的根脉:界。我在《被制造的共识:中国人的“素质”问题》一文中谈到,“solidarité文化”(“纽带文化”)浸透西方文明,而寄生于西方文明“核心地带”的犹太族群更是此文化特征的最极端代表,这种中国人非常陌生的文化之产生源于“界之意识”。如果说《圣经》在很大程度上培养了“界之意识”的话,那么犹太教经书就是“界之意识”的化身(世界并不是由普遍人类构成的整体,而是分成两块:犹太人与非犹太人,这比传统宗教将世界分成教徒与异教徒走得更远),二者珠联璧合于一个名词“犹太—基督教文明”(自命“西方文明”)之下不是偶然的。犹太作者Nahum Goldmann在其《犹太人的矛盾》一书中写道:“犹太人是世上最分离主义的民族,犹太教的基础就是坚信自己是上帝选民。在漫长的世纪中,犹太人加强了与非犹太世界的分离,他们一直并继续摒弃与异族通婚;他们对他人筑起
了一道墙以保护自己与众不同,并且自己建起了分离区。”可偏偏是“界之意识”与生俱来的犹太人,成了近代以来所有“普世理想”的最狂热兜售者。
是“划界”的原动力推助着不停变换的“普世”魔术;是“界”这个文化根码,使诱惑和传教成为西方文明接触和接纳他人的唯一方式,没有别种想象和能力,使“界内界外”成为一切思维的原点。我们看到:因产生果,果再成为推助因的手段,果在这里不过是为了从因走到因而设计的幻术。
二、双重标准从哪里来
对“界内界外”的理解是个复杂工程,这与西方人表里悬殊、为满足强烈控制欲而精于导和演的习性密切相关。复杂性来自很少让人一目了然,有活线、有死线,有假戏、有真做,活线可随利益和时局随时变动,这个文明凡事都有双重标准概缘于此。但中国人要么不设界,要设就一线到底,对西方人界内界外的复杂公式完全看不透。比如就有人翻出我从前写的有关法国一战华工墓的文章,以
我写过为这些华工墓还应感谢英国人为据,认为我后来写《向西看的那个槛》注是自相矛盾。他们的论据是:既然西方人为加入他们一战阵营的华工建了墓地,就不可能有意图抹杀中华文明。出现这种反驳起来都可笑的直线思维,就是因为中国人不懂西方人界内界外的那些死线活线。
给华工建墓这件事剖析开来,是理解西式界内界外的一个典型范例。记得我在华工墓一文的前面写过,西方人不把华工当人看,打起来像打狗一样,禁止他们与当地人接触,营地形同集中营。为什么这样对待还算是一个阵营的他国公民?根源是十九世纪人种学在西方兴起后,西方人自定标准将世人分成两类:上等人种与下等人种。有与工业化相关的发达、富裕这类外在标准(那时候直接比
强比富,还不必另设计出民主、人权作掩护),也有自我意识、集体优越感这类内在标准,下等人种其实不视其为人,法语有个专门的词:sous-homme,直译:人下人,意译:人的劣质变种,有人的某些特征,但从物种角度,算不上人。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对狗都会更好一点,因为狗是个完全的品种。
澳大利亚一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都将土著列在花草、动物的物种清单里,根本没列为人类。但阵亡后在墓地又为何给予华工平等对待?不过也请注意一个
细节:他们的墓是分开建的,在所有阵亡军人中,只有犹太人与基督徒的墓混合在一起,分别标以六角星或十字架,其余中国人、印度人、阿拉伯人、非洲人等都只建在一边。这种在死亡面前不再分等(但界内界外依旧维持)的做法源自一个英国贵族军人的理念,既含有死后升天堂便人人平等的基督教传统思想,又有现实政治的考量。日不落帝国不能总是用枪杆子逼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下等人
”为其卖命,总要有一点道德感召力,而平等,生前是不可能给的,死后送这份礼则损失不大,就像“好印第安人都是死掉的印第安人”一样。
同时中式思维也很难理解西方人对狗的态度,西方人会为死去的狗建墓,但并不会因此而不视其为狗;而中国人若是把一条狗当成畜生,便不会建墓,当然现今的模仿者除外。所以若中国人生前把西工当狗来打,视为畜生,则多半不会一反常态地在其死后为之建墓;而以建墓之举推断西方人会在华工生前善等他们,甚至推及他们对中国及中华文明一定也会高抬贵手,则远远没有足够弯曲
的脑沟理解西方人及他们的文明。
三、无处不在的“战线”
由“界之意识”滋生“属性意识”,再由之生出“自我意识”,是“solidarité文化”的心理构建步骤,其心理源头使这个文化像切割机一样,要把它涉及的所有领域分出内外,几乎成了本能。不太了解西方社会的人可能会奇怪,“界之意识”与“纽带文化”似乎是对立的,怎么会是一个圆圈的开头和结尾呢?“界”与“纽带”其实一点都不矛盾,每划一道界,纽带便是界内之人维持界的途径,亦即界生纽带,纽带生界,循环往复。
所谓“纽带”就是“同一条战线上的人的利益”,每个人意识到“战线”,才能获利,“战线”在,则利益存。这其实是一种本能的整体意识,另一位犹太作者Rudolph Loewenstein在其《反犹心理分析》一书中写道:“在他(指犹太人)与另一个犹太人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秘密的关联,这种关联就是双方都感到自己对对方的所作所为负有责任。”这段话是对“纽带意识”的最佳解释,这种“战线”意识渗透从小孩到大人的基本行事方式,我以为是西方人优点和缺点的始发源。
在法国,几乎任何领域、圈子都有一条自觉拉好的战线,攻守同盟。长久的有结盟几个世纪的行会,抱团守秘,虚构价值,没有是非曲直,只有一致对外;短暂的有偶然同路的驾车人,驾车在公路上,素不相识、只在瞬间交错一下车的人会自觉拉起一条驾车人战线,有界就有界内界外,界内是所有驾车人,界外则是所有警察,只要有一人发现警察在某处临检或针对驾车人的其他执法,此人会一路向同路人打灯“报警”,此举完全是自觉自愿的,一路闪灯向陌生驾车人报警的司机自己得不到任何好处,但骨子里比中国人自私小气的西方人,这种时候不计得失。
所以当你凑巧落入他们的某条界内,大到国际战略、意识形态战线,小到偶然排进一个队列、前后穿过一扇门、做了一回同路驾车人,你会感到好人多多,三十多年来从柏杨开始,到大陆接力者鼓噪的那些美德,似都存在。但所有鼓噪者都没看到(或故意不看),启动“善、诚、礼、怜”的不是“普世”而是“界”。
同为中国人,当你与中国官方翻脸或存有芥蒂,当你背叛祖国、丑化同胞,当你能为分裂或抹黑中国做出哪怕是写一篇小说、拍一部电影甚至杀几个汉人的“贡献”,你会在这里遇到一大堆“好人”,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
同为地震受害者,当你是日本人而非中国人,你会得到无限同情;当你是海地人而非中国人,你会得到中等同情。同为恐怖袭击被害人,当你是英、美人而非中国人,你会得到巨大同情(美国波士顿恐怖爆炸后,法媒只报道那两个白人受害者,避提还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