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唐的文学“世界奖”

荒唐的文学“世界奖” 作者：边芹 (得诺贝尔文学奖、被奉为20世纪的伏尔泰是“看不见的手”培养颠覆历史的偶像之惯用步骤。所以每听国人感叹中国文学离诺贝尔奖还有多少年的距离之类的傻话，啼笑皆非之余既觉得国人完全被蒙在鼓里、天真得滴乳汁，又觉得傻也能傻得歪打正着，距离的确还没有缩短到足以让“看不见的手”称心地挑人。“距离的缩短”与文学水平十万分扯不上，而与一国进入“狼群”猎食场的程度直接挂钩。) 自从发现各类“国际大奖”后面那只看不见的手，我对光鲜的颁奖仪式早已无动于衷。如果说凡有几分“独立”寄望的文人，对任何带着“官方”印戳的东西，都会抱十二分的疑心，并且假设这样的“独立”文人的确存在于世间某处的话，那么他寻遍世界想找到的“非官方”荣誉，可悲地不存在于任何地方。 只要有一个机构庄严宣布你中了奖，不管这个机构有着私营的一切表象，或是干脆不掩饰地自报官办，荣誉就必然是“官方”的。当年让-保罗·萨特以“拒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为由不要诺贝尔文学奖，说老实话，听起来很爽，但当时心里多少有个小鼓：他是不是有点故作清高？那会儿可不明白这“官方”与诺贝尔奖有什么关联。 西方的世事表面一片潇洒，一切都在下面捣鬼，一分一厘都是不放手的。后来随着对法国各文学大奖的公正性之幻灭，对国际电影奖包藏的意识形态子弹之厌倦，我渐渐明白萨特拒绝的理由，他点出的“官方”二字的深义，他的不同寻常的勇气。勇气时常是在面对荣誉时才真正显现出来的。 萨特拒奖让财大气粗的瑞典学院一气之下20年不再给法国文学奖，足见萨特此举之超凡脱俗，以及诺奖评委并不如人们想象得那么严肃。没有一处地方天上会掉几块馅饼，给你100万美元，就凭你的文学才华？你能想象有一天我们中国人来评判谁才是瑞典文学的最高水平？谁能给我们这个资格和权力？何况这个“国际”机构不过是以瑞典打掩护。 如果单为文学给你这个奖，那就等于是免费的好处，与西人打交道切记没有免费的好处！这么多钱会不烫手？所以每有“独立”影人或“独立”文人在“家里”拳打脚踢一番，一甩门到别“家”去领来“独立”和“非官方”大奖，我便忍俊不禁，想到孙悟空一飞十万八千里，在一石边留下便迹，以示逃离的快乐，却连如来的一根手指头的地盘都没飞出去。这真有点像现在这个被“看不见的手”控制的世界。世界被强权操纵是不得已的事，但若弱者连获悉和记录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的权利也被偷走，那真是末日帝国才有的景象了。 19世纪以后，中国文人不明就里地被两对名词篡变了思想：“官方与独立”、“民主与专制”。被两对名词割断绵延两千年的思想脉络，真可谓惊天地、泣鬼神。这两个被有意设计出来的对立名词，由于操纵者事先设定了贬意和褒意，再用细节洗脑的方法嵌入大脑，在人类历史上的爆破威力远胜于原子弹，彻底颠覆了那些没有宗教支撑的文明的载体和框架。对立名词的设立，可谓处心积虑，事先宣布了国家在道义上的失败，使得那些自古以国而非以宗教为柜架的文明，被秘密结帮窜伙的利益集团一一解构。然而“独立”就像赌牌时为诱对手出错牌、下错注而抛出的诱饵，这是我们在最深的梦里都没想到的。 法国《解放报》没有在头版报道诺贝尔文学奖的“喜讯”，而是放在报纸第30页的文化版，头版是金融危机，可见并不想炒成国家大事。诺贝尔奖做了一系列自砸牌子的举动，尽管都可以隔岸观火地视为恶搞第三世界，但在别处放火，不见得不会燎到自己。比如该报评论中的这句几近讽刺的话：“最后一个得诺贝尔奖的法国作家是高行健，在2000年，可此君用中文写作。”只这一句话便折射出一个奖背弃文学另设标准让各方都尴尬。 所以当诺奖选了勒·克莱齐奥这样一位“政治绝对正确”的作者，我是一点也不奇怪的。新蒙昧主义乌云般笼罩西方上空，当世界主子的宝座摇摇欲坠的时候，挑一个用闲余感情为东方“野蛮人”唱一唱挽歌的西方作家，是向剩下的世界放一只诱人的小白鸽。 西方总是在它略显劣势时（金融海啸），对界外的众生打出友善的白旗，由进攻转为单纯洗脑，而标榜“世界主义”、乐做原始文化守护人的勒·克莱齐奥，代表的“小资人道主义”，就成为正处在板块大动荡的世界高扬的旗帜。这是一面特意竖起、普世推荐的旗帜，是为那群脱离本文明的根脉、浮藻般的“普世小资”提供温床和养分的。你看，没有一笔不出自精心算计，也没有一事不是意识形态先行。 2006年把奖颁给土耳其作家奥罕·帕慕克时的进攻态势，这一次显然收敛了，那颗炸弹在土耳其民间引起的憎恶，固然炒爆了诺奖的“国际性”，但也搅起了外交风云。明眼人谁都清楚一个西方文化圈外的土耳其人为什么突然倍受青睐，那几年在西方得了势的亚美尼亚移民，正利用攥在手中的经济、舆论与政治大权，为土耳其人与亚美尼亚人的历史夙怨最终定性，遭到土国强烈反对。帕慕克在此关头选择了西方立场，一表态立马得奖。一个文学奖总是让分裂与仇恨加剧，对西方之外的世界的“施舍”总是以煽风点火的方式，大门只向“背叛者”敞开，将文学的马车硬驾到西方全球征服战略的版图上，而且即便在西方内部意识形态表态也高于文学本身，的确发人深省。 瑞典学院常务秘书霍雷斯·恩达尔今年的一个表态应让中国幻想家们猛醒，他说：“有一个事实是无法逃避的，那就是欧洲永远是文学世界的中心。”西方利益永远是诺贝尔奖的中心，就是这么直白。这个“利益”也并非西方强国的文化事业，而是征服他文明，控制欲强到要深入对方的灵魂，要把他文明历史的解释权也抓到手里，为此“艺术”不过是“温和帝国主义”手里杀人不见血的棍棒，用来篡改他人的历史观、审美观。19世纪以来就划好的国际版图，一根线都是不能挪动的，有它的核心地带（上等国），有它的外围（附庸国），有外围的外围（旧殖民地），还有永远的界外。别忘了就是非洲、拉美的“幸运儿”，也未脱出 西方殖民文化圈。 一个文学“世界奖”本身就是荒唐的，是将纷繁世界挤压进一个思想囚笼的门票，堪称文化暴政。我总在想剩下的世界那几个“幸运儿”，尤其是那些先领到“背叛者”证书然后才被排进候选者队列的人，几十年甚至百多年后，占到的便宜会变成什么？如果千年帝国没有建立起来，百世流芳的梦想就会随之破灭，那么今天的这满把荣誉，简直就是轮盘大赌，谁输谁赢还不知道呢。 循勒·克莱齐奥的创作轨迹，发现没有一步是越了雷池的。1963年的那部成名作《审叛笔录》，正好踩在西方社会内部反叛传统、反抗资本主义的鼓点上。到了70年代，那股起自内部的反叛风，被成功“嫁接”到环保、人权的枝杈上，至此资产阶级精英专政的大树化险为夷。这是一个绝妙的移花接木过程，只需要几桩第三世界被无限放大的“人道灾难”，对内批判的眼睛就被转移出去了，让“愤青”们去改造世界比让他们质疑体制聪明多了。也就是从这时候，勒·克莱齐奥转到了“浪迹天下”的写作。他之为更多读者接受，也是从“外部写作”开始 的，师从的就是法国旅行作家亨利·米肖，当然还有诗人兰波，但学兰波不容易，兰波恨“野蛮人”，也不处在需要装善的年代，不光心里装满恨，还要有刀一样的眼睛，先割自己。勒·克莱齐奥显然没有这么“心狠手辣”，我在他的文笔里总是看到女人的影子。 实际上“外部写作”自19世纪西方殖民征服时代就是时髦的营生，那是西方人寻遍世界只为了证明自己优越的年代。20世纪后半叶殖民战争结束后，“外部写作”换掉了赤裸裸的征服者面目，捡回了18世纪以卢梭为代表的左翼人文主义的老唱词：野人是可爱的。但也并非不划界，只有完全摒弃现代文明的才是可爱的，那些想学西方分一杯现代化的羹、甚至胆大包天想追赶的，则被恨得咬牙切齿。 西方人很难处在一个中庸位置，总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别一个极端，我称之“无事生非”，从一百年大摧大毁的文明改造，一跃而到“越原始越美好”，跨度之大，令人晕眩。后来全世界出了一群小资，蜜蜂般涌到穷乡僻壤，为原始部落、宗教迷信唱赞歌，一脸神圣。勒·克莱齐奥一步不差地也做了环保主义信徒，并成了印第安及太平洋土著文化的捍卫者。诺奖选他的理由之一就是他是一个“直接参与行动的环保主义作家”。 我丝毫不怀疑作家偏爱原始文明的真诚，只是质疑“原始的必是美好的”这类倒行逆施的逻辑。西方文明几百年的征服，造成最大损失的是中华文明，怎么没见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