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离国之后，关于编辑方面的事务，不得不偏劳寒松先生多费一些时间。他和我约，要我至少须每期替本刊作一篇文字，这在我当然是义不容辞的。我的行期在七月十四日，等到途中来稿，恐怕来不及接得上，所以在起程前特先“贮蓄”三篇，本文是所“贮蓄”的第二篇（第一篇是上节登的《开端》）。写这三篇的时候，我这个人还在上海。预计这篇文字达到读者诸友的眼帘时，我所乘的那只船已经过香港，新加坡，而正达到了科伦坡（Colombo），和诸位相距有一万二三千里了。
我此刻和诸友要谈些什么呢？谈谈国内的事情吗？公开的秘密都摆在我们的眼前，而且谈了徒然惹起诸友的感伤。谈谈国外的事情吗？我人还在国内，未曾见着，不便捏造。我偶尔想起从平日常常看到的许多读者的来信里面，常有人表示要知道两件事：一件是关于我个人的历史，一件是关于本社发展经过及内部组织的概况。我似可乘此“青黄不接”的机会，就这两方面略为谈谈（关于第二件事，当于下节一文里叙述）。
我想读者中所以有人要听听关于我个人的历史，似乎也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大概是由于本刊从开始到发展，不是凭藉什么名人的牌子，始终是由于我这样一个无名小卒来滥竽其间，以致令人有“不知何许人也”之感。第二个原因是我虽是一个无名小卒，但因由本刊的媒介，承蒙读者诸君的不弃，获得不少神交，对于一个朋友常喜听听他的生平是人之常情，所以读者诸友也许由于友谊的动机，要知道一些关于我个人的经历。我本想，个人的历史原无多谈的价值，况且像我这样一个很平凡的人的一些很平凡的事实！但想到这第二个原因，并且想到个人不能脱离社会，谈谈个人所感受的辛酸苦辣，也许可以看出他所处的社会环境的一些情况。因此我便不避冒渎，䩄然追述一些前尘影事，和诸友谈谈。
我是生在一个没落的地主豪绅官僚的家族里，从小所接触的，是封建思想与旧礼教的“熏陶”。当然，在当时家族中人都自诩是所谓“书香之家”。我得受到所谓“新教育”，实有些偶然的。最初长时期和我的一个弟弟同被桎梏在家塾里，受着西席老夫子诗云子曰的熏陶，浑浑噩噩，只觉得终日是闷坐在牢狱里，大家族所希望于我的似乎不外乎是做官。后来因为西席有了高就，要换过一个，一时没有物色到，刚巧邻居的有一位“少爷”进了“洋学堂”，据他的老子告诉我的父亲，说“洋学堂”也还不算怎样大逆不道，我才糊里糊涂地得到家长的准许，姑往投考，贸贸然由牢狱式的家塾进了ABCD的洋学堂。
那时以“南洋公学”（即今交通大学）的声誉最隆，家长希望我把自己造成一个工程师，我也很羡慕工程师的职业，在当时并不知道工程师对社会有什么伟大的贡献，只因为工程师的职业似乎被人重视，而且听说一来就有好几百块钱的收入，所以很勤勉地学习，同时也鉴于家人嘱望的殷切，认为也应该勤勉地去学习。不料我的个性不是做工程师的坯子，对于国文历史及外国文学等等科目，觉得尚能应付裕如，看见数学便感到害怕，在中学时代（当时所谓“中院”），因虚荣心的督促，不甘落人后，拚命用功，教师们看见我的表面上的成绩，误把我当作什么“高材生”，其实我自己已深深地知道是外强中干的。后来硬着头皮读到大学（当时所谓“上院”）电机科一年级，被微积分和高等物理学困窘得实在没有办法了，才像逃难似的考入圣约翰大学的文科。我回顾求学的经历，很抱憾的一点，是太不经济地耗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如一路都得有相当的指导，能对于自己个性所最近的学科有系统的切实研究，也许在知识上可得到比较好的基础。
我从没落的封建的家族里，暗中摸索着撞入了充满资本主义化的学校，从中学到大学，都做着自食其力的苦学生。在中学时代，自给的方法，是做家庭教师，投稿，拚死命读书，求得考列前茅，获得校里“优等生”的资格，由此得到豁免下学期学费的待遇。记得第一次投稿被录取的是登在“冷血”主编的《申报》的《自由谈》，我看见自己的稿子第一次登在报上，快乐得什么似的，到具名盖章取稿费的那一天，我和我的弟弟（同在南洋肄业）同往申报馆索取，“出乎意表之外”地得到了六块亮晶晶的大洋，三步做两步地踉踉跄跄一奔出了申报馆的大门，两人都狂笑着跳跃着好像发现了金矿似的！两人一路嘻嘻哈哈由望平街连奔带走地跑回徐家汇。
在大学初年级的第一学期末了，因经济方面实在罗掘俱穷，无以为继了，只得辍学，由一个素来承蒙他敬重我的同学介绍到内地（宜兴）一个村镇上去当了好几个月的家塾教师，教三个十一二岁到十三四岁的孩子，其中一个是聋子，教起来很费力，除算学英文外，还要讲历史，读《孟子》，天天出作文题目，改文章，夜里还有夜课。
在大学时代自给的方法也是于课余当家庭教师，教的是预备投考中学插班的学生，算学要教几何代数，英文要教文学，国文要教古文。晚间便在本校图书馆里做一个钟头职员（每月有九块大洋的工资）。此时虽在贵族化的学校，当然不能和富有的哥儿公子比拟，往往他人身上穿了棉袍，我还只穿着一件破旧不堪的夹袍打抖；在夏季蚊帐破得窟窿太多了，脸上就常有东一点西一块蚊虫劳绩的表现。有一次做了一个全暑假的苦工，学费还凑不够，在开学的前一天还是一筹莫展，行李是暂时搬进学校了，独自一人静悄悄地坐在房里发呆；不知在当时和我不过在朋友家里晤谈过一二次的毕新生先生怎的间接听到了我的苦况，赶坐着汽车送来一笔款子，强要我收下，我感于他的诚意，最后决借用了；他别后一跨出了房门，我回身把房门关上，不知为什么竟感伤得独自一人哭了一顿。
离校后做了几年编辑，同时兼做了几年英文教员，其余的时间和精力便都用在本刊上面，且学且做，困知勉行，以迄今日。我竟把这样平凡的事实烦扰了诸君的清听，心里终觉得是很歉然的，所以只简单地谈谈，不敢再唠唠叨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