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变化，静默地想来，往往使人愕然，记者提着笔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此身还坐在《生活》周刊社的编辑室里，等到这篇文字和读者诸友相见的时候，我已在佛尔第（S. S. Conte Verde）号的船上，海天遥隔，破着波澜向印度洋前驶了。本期的本刊依例于本月十五日出版，记者定于十四日由上海乘意轮佛尔第号离国赴欧，所以当读者诸友看到这篇拙作的时候，我已不在陆地上了——但却很不幸地尚在人间，我说很不幸，因为尚未得到死得其所的机会。
我在未写此文以前，原想题为“暂与读者诸友告别”，既而仔细一想，觉得不很恰当：一则因为本刊的读者遍海内外，我和国内的读者告别吗？但同时和国外侨胞里的读者却反而接近了，不能算告别；二则因为记者在本刊上以文字与世相见，和读者诸友原是神交，此后我虽暂时离国，但对本社的业务仍负全责，每期仍为本刊撰文，这样和诸友在思想上或精神上仍是未曾“离别”，也不能算告别。所以我就叫这篇是我的“萍踪寄语”的开端吧。
赴国内外考察，原是记者数年来萦回梦寐的一件事，但就最近情况说，赴国内各地考察，显然是一件不易实行的事情，所以这个心愿，只得俟诸异日。赴国外考察，也是很勉强的，幸而本社的同事已渐渐的较前充实，我暂时离开，在总务，编辑，及营业各方面，都有得力的同事分工主持，我才能放心走。此外便是我出国的经济问题，幸而也得凑借了一笔款子，可以等到我回国后分期归还。我觉得用我自己血汗得来的钱，于心最安，只须勉强借得到，已是很幸运的了。这两件事有了相当的办法，我才决定作出国之行。
其次我想可以和诸友谈谈此次出国的动机和计划的大概。我滥竽本刊的业务七八年，常自愧恨自己学识经验的浅薄，对社会没有什么贡献，愈干便愈觉得自己的知识荒，所以此次赴欧很自然而简单的第一个目的，便是要藉此机会增广一些识见。俗语说“百闻不如一见”，我正是要想“见”“见”看。其次是想象我自己代表了读者诸友的耳朵眼睛去，因为我要尽我的心力，把在国外所见到的，或所感想的，陆续地写出来，在本刊上向诸友报告。当然，以我的浅陋的眼光，恐怕“买椟还珠”，没有什么好报告，不过我已说过，只得“尽我的心力”。
至于在国外的计划，因经济关系，很不能如我的意。我大概在英国住的时候多些，因为颇想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及该处著名的图书馆，费些时间研究研究，此外并想酌游德法意苏联等国，但因所准备的经济能否玉成我的心愿还不可知，只得做一步算一步再说。我自省自己所仅有的微薄能力，只能在文化的工作方面竭其绵薄——如再把范围说得明确些，只能在新闻事业方面努力。所以我此次赴欧考察的内容，当特别注意各国新闻事业的实际状况和趋势。此外关于政治经济及社会各方面，也想加以注意。能否得到有价值的材料，此时不敢预说，深怕贸然发出了空头支票，将来没有法子兑现。
有一位很知己的好友听见我有出国之行，满腔热诚地赶着写了一封令我十分感动的信来勉励我，里面有这样的几句话：“你将离开这紊乱的祖国，绕过半个地球，到那西欧的古邦去了！记得什么人，也许是郑振铎？在出国的轮上作诗说‘祖国现在需要战士，我却离开了她，那似乎不该，但，我离开她不是一种消极的退避，是到别的地方去，擦亮我的铠甲，磨锐我的兵器，预备来做一个更勇猛的战士！’那诗的大意是如此，我觉得你也正是这样的情形……”
“做一个更勇猛的战士！”这几个字旁的密圈，也是这封信的作者自己加上的，这位好友的殷切的盼望，可谓溢于言表了。我只常常感到深深的惭愧，从不敢自命是“勇猛的战士”，没有“更”字之可言，那更是不消说的了，不过倘有“死得其所”的机会，对于斗争——有益于大众福利的斗争——只须是我的力量所能贡献的，我却也不愿退却。
记者此次离国，实带着苦闷和憧憬而去。漫漫长夜，不甘同流合污的谁都感到苦闷。但黑暗势力的劲敌是大众的意志，决不是铲除几个个人就能高枕而卧的。最伟大的莫过于大众意志的力量，只须朝这方向努力，不会感到孤独，因为深信大众必有光明的前途，个人的得失存亡是不足道的。
倚装待发，枨触万端，敬祝读者诸友康健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