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9日,加拿大执政党选出了新的领导人卡尼,他将接替特鲁多,掌握加拿大的政局。然而,卡尼当选的第二天,纽约股市的三大股指出现了大幅下跌。这并非偶然,因为在当选当天,卡尼就表明将继续维持对美国的报复性关税政策。
卡尼当选后的第二天,美股大幅下跌,这一戏剧性的场面无疑敲响了经济全球化时代的警钟。这场被外界视为“关税报复”的资本市场动荡,实际上反映出后疫情时代国际贸易秩序的深层次裂痕。当加拿大新总理坚持对美国实施惩罚性关税,而特朗普政府则采取拖延战术应对时,两国表面看似克制的博弈,却在全球资本市场引发了超出预期的连锁反应。
美加之间的关税争端始于2018年,当时特朗普政府根据232条款对钢铁和铝制品征收了关税。作为回应,加拿大对价值16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实施了报复性关税,包括威士忌、橙汁等民生商品。这种"以牙还牙"的贸易策略表面上看是为了保护国家利益,实际上却让两国陷入经济学中的"囚徒困境",即在非合作的博弈中双方都遭受损失。数据表明,从2018年到2020年间,加拿大对美国的钢铁出口下降了18%,而美国对加的农产品出口损失超过了50亿美元。
现代贸易战的复杂性在于,单边关税已发展为一种组合式的“精准打击”。例如,加拿大对美国摇摆州的农产品实施了定向制裁,而美国则对加拿大的汽车零部件给予了选择性豁免,这些措施都在造成新的市场扭曲。这种精细化的操作不仅没有缓解矛盾,反而进一步加剧了产业链的分裂。
特斯拉的股价下跌15%,表面上看似市场对贸易摩擦的即时反应,实际上却揭示了电动汽车产业链的脆弱性。加拿大提供的关键矿产占美国电池原材料进口的28%,而安大略省的汽车产业与底特律紧密相连。关税壁垒加大了“友岸外包”的成本,迫使企业重新构建花费十年时间建立起来的供应链网络。
资本市场的普遍恐慌,根本上源于对经济民族主义失控的担忧。晨星的数据显示,北美上市公司的跨境供应链依赖度平均达到37%,任何关税的变动都会导致连锁反应。当政策制定者专注于将关税武器化时,投资者必须对政策的不确定性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
历史教训应引起重视:在2018年中美贸易战时期,标普500指数的波动率急剧上升了78%。如今的美加贸易争端虽然规模较小,但正值全球经济复苏乏力、通胀高涨的关键时刻,因此其心理影响被明显放大。市场正在用实际资金表达对将贸易政策当作工具化风险游戏的反对态度。
北美自贸协定(USMCA)的“日落条款”将在2026年开始复审,这为重新构建贸易规则提供了良机。现代贸易协定应超越传统的关税减免,建立新的规则框架,如数字贸易和绿色标准等。如果加拿大能够在电动汽车供应链、碳边境调节机制等领域率先取得进展,或许可以为中等国家参与全球治理开辟新的方向。
企业自救的努力同样不可忽视。特斯拉正在加快在加拿大建设工厂,通用汽车则与魁北克省携手打造稀土供应链,这些市场自发采取的“去风险化”措施,正在重新编写全球化2.0的剧本。当政府间的谈判遇到瓶颈时,商业力量的灵活合作或许能够开启新的局面。
这场从渥太华传导到华尔街的震荡,其实是全球化转型过程中的阵痛。当各国在“经济主权”和“相互依赖”之间摇摆不定时,需要重新审视亚当·斯密的警示:若试图通过损害他国来提升自身福利,就像用燃烧的煤块攻击他人,最后受伤的只会是自己。或许,只有通过建立基于共同规则的信任机制,才能打破“以邻为壑”的恶性循环,从而在相互依存中寻找到新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