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以后，我和德米特里·涅赫柳多夫之间建立起相当奇怪、然而极其愉快的关系。在外人面前，他差不多毫不注意我；但是只要碰到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坐在一个舒适的角落里讨论起来，忘记了一切，也不注意时间的飞逝。
我们既讨论未来的生活，也谈论各种艺术、公务、婚姻、儿童教育等等，我们从来没有想到，我们所谈论的一切都是胡言乱语。我们没有想到这一点，因为我们所谈的那一派胡言是既聪明又动人的荒唐话；在青年时代，我们还重视智慧，相信智慧。在青年时代，我们的全部心力都向往着未来，而这未来，在希望（这种希望不是基于过去的经验，而是建立在想象中幸福的可能上）的影响下，采取了那么多种多样、生动迷人的形式，因此，在这种年纪，单单是互相谈论、彼此理解关于未来幸福的幻想，就已经是真正的幸福了。在脱离实际的谈论中（这是我们的主要话题之一），我喜欢那样一种时刻：各种思想接踵而来，而且越来越快，变得越来越抽象，最后好像坠入五里雾中，使人感到没有表达它们的可能，本来打算讲心中所想的，说的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我喜爱这个时刻，这时在思想的领域里越升越高，突然间理解到它是浩瀚无边的，意识到不可能再前进一步。
有一次，在谢肉节期间，涅赫柳多夫拼命追寻各种各样的乐趣，虽然在一天之间到我家来了好几趟，但是一次也没有同我交谈，这使我感到极大的委屈，因此我又觉得他这个人既自高自大又讨厌了。我只等着，一有机会就让他知道，我毫不珍视他的友情，对他并没有丝毫特殊的依恋之情。
过了谢肉节，他又想同我谈一谈，我第一次对他说，我要准备功课，然后就上楼去了；但是过了一刻钟，有人打开教室的门，涅赫柳多夫走到我跟前。
“我打扰您吗？”他说。
“不。”我回答说，虽然我很想说我真的有事。
“那么您为什么离开沃洛佳的房间？要知道，咱们好久没有在一起谈谈了。我跟您谈惯了，咱们不谈，我就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似的。”
我的恼怒转瞬就消失了，德米特里在我的心目中又变成从前那个善良而可爱的人了。
“您大概知道我为什么走开吧？”我说。
“也许知道，”他回答着，坐到我身边，“但是，即使我猜对了，我也不能说为什么，不过，您倒可以讲讲。”他补充一句。
“那我就讲：我所以走开，是因为我生您的气……不是生气，而是觉得很烦闷。简单地说：我总害怕您因为我还非常年轻而看不起我。”
“您知道，咱俩为什么这么情投意合吗？”他说着，用善意的、聪明的目光回答我的自白，“为什么我爱您超过那些跟我交情更深、与我有更多共同点的人呢？我刚刚得出了结论。您具有一种惊人的、罕有的品质——坦率。”
“是的，我说的总是我羞于承认的事情，”我证实说，“但是我只对我深信不疑的那些人讲。”
“对。不过，要对人深信不疑，就必须和他亲密无间，而咱们俩还不大友好呢，Nicolas。您记得吧，我们谈过友谊：要做真正的知己，就必须互相信任。”
“我深信：我告诉您的事情，您不会对任何人讲，”我说，“不过您要知道，最重要、最有趣的思想，恰恰就是那些我们彼此无论如何都不肯讲的东西。”
“多么卑鄙的思想！如果我们知道有这样丑恶的思想，我们就应该承认它，它就永远也不敢再进入我们的头脑中来。您知道我想到什么吗？Nicolas？”他补充说，从摇椅上站起来，笑着搓搓手，“我们这么办吧，您会明白这对咱们俩会有多么大的好处；让我们约好，彼此之间一切都开诚布公。我们彼此就会更了解，而且可以问心无愧；为了不怕外人，让我们约好，永远也不把彼此的事情对任何人讲。我们就这么办吧。”
“好！”我说。
我们真的这么办了。结果如何，我以后再说。
卡尔[78]说过，在任何眷恋中都有两方：一方爱，另一方就让自己被爱；一个吻，另一个就把面颊送过来。这是十分正确的；在我们的友谊中，是我吻，德米特里把面颊送过来；但是他也准备吻我。我们平等地相爱，因为我们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影响我，而我屈服于他。
不言而喻，在涅赫柳多夫的影响下，我不知不觉被他的倾向同化了，这种倾向的实质就是对美德典范的热烈崇拜，相信人生的目的就是不断地自我完善。在当时看起来，使全人类改邪归正，消灭人类的一切罪恶和不幸，好像是行得通的事情，而自我完善，接受一切美德，做个幸福人，也似乎轻而易举……
然而，只有上帝知道，少年时代的这些崇高梦想是不是可笑的，这些梦想不能实现，又是谁的过错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