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看到，在整个公元4世纪的中国北方，接踵而至的突厥—蒙古游牧部落，在一系列短命王朝的颠覆中自相残杀。在这场混乱中，最终脱颖而出的是一个更为持久的政权，即拓跋人的王朝，这是一个无论在文明史还是艺术史中均扮演重要角色的朝代。其王朝被称为魏（通常被称为拓跋魏，以便将其与三国时的魏朝区分开来）。
拓跋族是一个突厥部落，在大入侵时代的初期，他们生活在山西最北部。公元396到439年间，他们摧毁或兼并了其他所有在中国北方定居的部落，并将这一区域统一在自己的支配之下。正如在欧洲，当勃艮第人、西哥特人和伦巴第人消亡之后，法兰克人幸存下来，并在他们的废墟上建立了加洛林帝国。同样，就像法兰克人能够融合日尔曼文化与拉丁文化一样，拓跋人能在长期保持他们突厥民族活力的同时，又日益融入了中华传统。而且，他们在汉人眼中赢得了尊重，被视为北方抵御新入侵者的卫士，特别是蒙古部落的阿尔瓦人（柔然，当时是戈壁的主人）。通过一系列防御性的远征及决定性的反袭击，拓跋人迫使这些游牧民族退回到了蒙古腹地。
国王拓跋焘（太武帝，公元425—452年在位）将一生投入到了一场双重争斗之中，最终建立了家族大业。他在戈壁作战，保护中土不受北方游牧民族新的入侵；同时，他持续不断地对南京的南朝帝国施压。在一次奇怪的讲话中（这被史学家们记录下来了），他自己暗示说，他享有的优势是，相比蛮族，自己是半个汉人，而相比汉人，自己又是半个蛮人。“汉人（指南朝之兵）皆步卒，吾辈为骑手。一群小马小牛何以抗拒一头老虎，或一群狼？至于那些牧民，夏天驱赶着畜群于戈壁北部放牧，冬天他们回来沿我们的边境掠夺。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在春天去其草原攻击他们。在那个季节，他们的马毫无价值。公马一门心思取悦母马，而母马却只关心它们的马驹。到那时候，只要突袭他们，切断牧场和水源，短短几天之内，他们就得受我们支配！”公元425年，他按自己所言行动。四路轻骑兵从南向北穿越戈壁，他们的行军没有被供给车队所拖累，每人都携带了十五天的给养。柔然完全惊呆了，因此被赶出了蒙古大草原，逃到了靠近贝加尔湖附近和鄂尔浑河沿岸的山岭之中。公元429年，拓跋焘又亲自实施了另一次攻击。再度惊慌失措并陷入混乱的游牧部落，被迫献出数以十万计的马匹、马车、牛群和羊群。差不多四百年之后，同样是这些柔然人，他们最后的子孙被另一位文明的捍卫者——查理曼大帝给彻底消灭了。
就查理曼大帝协调日尔曼和拉丁两种文化的方式，以及拓跋焘融合本民族的突厥信仰及汉民族思想信仰的努力，我们可以做出进一步对比。天神（Tengri，阿尔泰部落的神）很容易转化为天（T’ien）——凌驾于儒家哲学之上的天。而大地女神及各种春天与山顶之神，也可以认定为汉人自然崇拜中的神明，正如罗马人将周边国家的神明同化为自己的神一样。但拓跋焘比其前任们走得更远，他放弃了那些不能改造得与儒家信仰相一致的阿尔泰祭仪。不过，即使致力于通过这种方式汉化他的民族，拓跋焘并不允许他们丢掉自己的军事素养。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拒绝放弃其祖先在山西最远端的边境营地（位于大草原边缘），而迁到他的军队已经占领的汉人古都长安和洛阳。而且，他保留了一个野蛮而审慎的祖制，即一个新的拓跋君主继位时，就应该处决其母亲，从而避免这位未来太后或其家族成员的任何敌意或野心。最后，与许多其他蛮族君主不同的是，拓跋焘怀疑佛教令人丧失力量，以及僧侣的增加。公元438年，他颁布了一道直接针对佛教信徒的还俗法令，并在公元444及446年，用实际的迫害措施予以强化。儒教的史学家怀有敌意地坚持说，公元446年的法令，归因于在一座最著名的佛教寺院中发现酗酒者及妇女。但是，对这一伟大的印度宗教，儒家文士所采取的主要控诉却更为严重：佛教禁欲生活“废除了家庭”，并最终动摇了祖先崇拜的根基；而且，它给了男人一个逃避兵役的机会（对拓跋焘这样的军人来讲，是很生动的论据）。
随着拓跋焘被暗杀及其孙子拓跋濬（文成帝）的最终继位，这场迫害也告一段落，时为公元452年。下一位统治者拓跋弘（献文帝，公元466—471年在位）公开宣布自己是一名佛教徒。公元471年，他放弃皇位并传给自己的儿子——一个五岁的孩子——并成为一名和尚。“他退隐到修建于皇家花园的佛塔之中，在那里与冥想的僧人为伴，他拒绝倾听一切消息，除非事情特别重大。”他的儿子，那位年轻的国君，也展示出了对这种伟大印度宗教的同样热情。在佛教影响之下，他对拓跋王朝的严酷立法实行人性化；杀头的刑罚为监禁所代替。佛教同情一切生命的精神，甚至导致了对用牺牲动物祭祀天地、祖先和神明的禁止，或至少是一定程度上的减少。公元494年，这位君主通过将首都从平城（在山西最北端）迁到洛阳（古代的东都），并命令其官员使用汉语、穿着汉服，从而完成了王朝的汉化。
公元515到528年间，拓跋王朝由胡太后统治。这位老蛮族首领的女继承人，是本朝最后一位伟大统治者。作为一个肆无忌惮且活力充沛的女人，为了保住权力她可以不择手段。她担心一位昔日对手，就迫使她出家为尼，并在那里将她处死。同样地，胡太后还处死了那些不再讨她欢心的情人。公元528年，她毒死了自己的儿子，因为后者对太后情人的监护日益感到厌烦。但就在此时，愤愤不平的政府官员们开始反叛。这位无情的太后预见到了她的末日，就割下了头发，并匆忙在一家尼姑庵内立誓出家。但叛乱者还是将她拖了出来，并丢进了黄河。这位胡太后尽管罪行累累，但如同之前的几位国君，是一位最真诚的佛教徒。著名的龙门石窟，其部分建筑要归功于她，也正是她，（公元518—521年）派出了朝圣者宋云出使印度。
流血的时期，通常也是信仰的年代。中国最伟大的宗教建筑，即山西北部的云冈石窟（建于公元452—512年），以及洛阳附近的龙门石窟（从公元494年开始修建），都要归功于拓跋魏。
北魏建筑一直被称为罗马式及哥特式风格的远东翻版。后者是六到八个世纪之后才在欧洲成型的。它们的起点——中国的希腊—佛教风格，以及欧洲的高卢—罗马风格——是非常相似的。而正如哥特式或罗马式雕塑作者，使得希腊—罗马塑型艺术传统适应于纯粹的精神需要一样，北魏时期的艺术，也求助于犍陀罗的修饰技术及阿波罗式外部特征，其目的仅在于更完美地展现佛教的纯粹灵性。这一点至关重要。古典的模型，当时尚未消失；衣着，当时还没有程式化为大尖褶皱或者小圆波纹；还有，这种特色的人性魅力，当时还没有几乎完全瘦弱——所有这些都追随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这里只留下了虔诚、热忱及纯粹的信仰。云冈石窟中的某一尊佛像，就像是一种人格化了的冥想。另一尊云冈雕塑，带着一种感动人的微笑，如同兰斯（Reims）的天使，表达了对尘世的超然态度，同时还有一种神秘的嘲讽，当然也许是无心的——但这种嘲讽却充满了对普遍的愚蠢与空虚景象的宽容。更为常见的是，这种超然的讽刺似乎在逐渐消失，因此从这种意味深长的冥想中，闪现的不过是解脱之后的无限平和。
云冈石窟一隅
云冈石窟的演变是可以追溯的。首先是来自阿富汗的希腊—佛教风格的影响，是由拓跋国王宫廷中数量众多的犍陀罗传教士带来的。因此，在这些洞穴中占支配地位的巨型佛像，其严肃的处理方式，让人回想起了阿富汗的巴米扬大佛。更引人注目的，是壁龛中那些更小的雕像，已经突破了犍陀罗艺术的经验。这些瘦小、细长，而且经常显得生硬的形象，有着刚健褶皱之衣饰，却保持着一种令人宽慰的俭朴及青春的典雅，呈现了某些在纯粹“标准”的犍陀罗雕塑中所缺失的元素。这是一种纯粹灵性的艺术。正如哈金（Harkin）所写：“这些形式，以一种令人愉悦的严肃为特征，证明了艺术对信念需求的一种快速适应，它们预示着某种高水平的精神生活，其造型外表被小心地削弱，不再引人注目，不过那些温柔微笑，保留的是‘圣尊’对这个世界仅有的妥协。”这是一种从来未曾同时实现的和谐。据喜龙仁（Siren）说，云冈石窟的艺术，是由一种极为神秘的瘦弱，向着造型形式的相对恢复发展的：“云冈艺术，一旦达到成熟，似乎就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起初的风格。其外形更圆更丰满，衣服的褶皱变得不那么僵硬，线条的相互影响更为灵活。不过，雕塑依旧保持着一种相对冷峻的外观。一种难以形容的内省、超然的氛围，令它们在宗教雕塑中处于很高的水平。”
龙门石窟的雕像，是云冈风格的一种延续。其神秘色彩与格式化甚至走得更远，例如出自公元509到523年之间的雕像。极大拉长的僵硬外形，固定的微笑及突然变成大褶皱的衣饰，或者琐细地沉淀为小波纹，这些都与任何专注于造型的思路相反。在围绕着它们的巨大光轮（这形成了僧袍的一种程式化符号）尖拱下，不再有实物的外形。这种僧侣的独特气质，赋予了龙门雕像（准确地说，是从6世纪起）一种最引人注目的神秘感。
龙门石窟
可以将这一时期的艺术与欧洲的罗马艺术做一次对比，如果我们明白，这样做是从比较哲学的视角出发，是出于分析及比较人类价值的目的。如果穿越时空的界限，北魏与罗马的艺术之间是有一种关联性的。这是因为，两者都源自古典标准，尽管这一标准不受习惯制约，且被一种巨大的神秘力量所革新，从此之后被用来表达纯粹的精神价值，而非肉体之美。云冈、龙门的艺术，和希腊佛教艺术之间相隔的时间距离，与罗马艺术跟欧洲大教堂艺术的距离很相似。伟大的宗教艺术高峰期是不多见的，而北魏是其中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