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看到，汉帝国在其鼎盛时期，是如何允许某些匈奴部落作为帝国同盟者，在黄河河套地区，沿着长城部分区域建立自己的地盘。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这些匈奴部落已经证明了他们是忠实的藩属。但是，公元2世纪末期，在标志汉王朝垂死挣扎的连番内战之中，他们因这种普遍混乱而受益，并开始了自己的蚕食行动。匈奴人利用中央政权的虚弱，没人费心去阻止他们，就穿越长城，在山西的心脏地带建立营地。（公元195年）此时中国正处于汉王朝崩溃的前夜。这些匈奴人的首领，及时地回忆起了他的一位女性祖先，正是出自那个辉煌的家族。他厚颜无耻、不失狡诈地采用了这个伟大汉人王朝的皇族姓氏，来命名自己的家族。因此，在中原地区，经过一系列谋权篡位之后，汉室的正统性已经灰飞烟灭，却在某个匈奴部落的帐篷中再生了。公元308年，在山西太原举行的一次盛大集会上，这位匈奴首领——此后以刘渊而闻名于世——被庄严地宣布为汉王朝的合法继承人。刘渊自大地要求承继“其祖先的遗产”，也就是大汉帝国。
刘渊的儿子刘聪，将要把这些威胁付诸实行。像许多年轻的蛮族同盟者一样，刘聪在洛阳的宫廷中被抚养成人，根据本朝史书记载，他甚至还成了一名优秀的中土学者。但无论如何，这位学者也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民族的军事特质，他依然能够拉开三百磅的大弓。而且，在逗留首都期间，他还获得了一些有价值的信息。皇宫中的浮华与排场，也许让一个漫不经心的旁观者看不到王朝的衰败，执政者的缺点，制度的腐烂本质，以及泥足巨人真实的虚弱性，但这位匈奴王子并没有被迷惑。公元311年，他调动了四队骑兵进攻皇城洛阳。匈奴人闯入城市，突袭皇宫，并擒获了皇帝。皇太子被害，这座城市的三万居民被屠。皇宫被付之一炬，皇陵的财富被抢劫。皇帝本人则被抓去当了刘聪的战俘。后者迫使他充当酒保，直到有一天，刘聪兽性大发，将废帝处死。
皇室家族的另一个皇子，于西京长安（今西安，在陕西省），在匈奴骑兵最近一次入侵所留下的废墟上，自立为皇帝。“即位时，长安城中不盈百户，篙棘成林。”公元316年冬季，匈奴人毫无征兆地再次出现在长安城下。因为这支军队由骑兵组成，无力担负一场正规的围攻战，他们就排起了没有尽头的队列，围绕城池奔走。这种持续的“旋转木马”起到了严密封锁之效果，城市因为饥荒而被迫投降。（当年12月）匈奴的国王刘聪再度坐上了宝座，接纳汉族皇帝为他的俘虏，并“使帝行酒洗爵”。随后有一天，当另一位中原俘虏被这一景象所触动，潸然泪下之时，暴怒的匈奴王下令处死了这个不幸的俘虏。
经过这一系列灾难之后，晋王朝将整个北方丢弃给入侵者，逃到了华南，越过长江，并在南京建都。在接近三个世纪的时间里（317—589年），南方维持的这个政权，无论就它的不完善，还是其荒谬的生命力来说，都可以与拜占庭帝国相提并论。在罗马世界中，拜占庭取代了罗马和米兰；而南京则以同样的方式，取代了长安与洛阳。
在同一时期的中国北方，突厥—蒙古人的游牧部落在短命霸权的不断颠覆中，彼此竞争，相互毁灭。（公元329年）刘聪死后，其统治被他从前的一位军官、名叫石勒的匈奴首领推翻。这位目不识丁的匈奴皇帝足够开明，喜欢听别人为他讲解中国经典；但其继任者，却将与生俱来的残忍，同一个衰败文明的全部恶行结合起来。石勒的侄子石虎（334—349年在位）是一个纵情酒色的恶棍，连其亲生儿子都想暗杀他。后者被其父及时处决了。这位鞑靼的蓝胡子常常将自己最迷人的嫔妃做成烤肉并呈上餐桌：“妆饰宫人美淑者，斩首洗血，置于盘上，传共视之。又内诸比丘尼有姿色者，与其交亵而杀之，合牛羊肉煮而食之，亦赐左右，欲以识其味也。”在蛮族中，这种性格反差并不罕见，当他们与汉族文明初一接触时就更加变态，但通过圣人的训导，是能够改良的。石虎就是一位最为热心的佛教保护者。
事实上必须承认，佛教的普及是蛮族入侵的结果。在野性流行的年代，在精神上受到折磨之人，会求助于佛教所分发的精神寄托，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而且，像匈奴人这样粗俗的野蛮人，不可能和儒家知识分子一样，对佛教抱持顽固的偏见。尽管有后者的反对，石虎还是发布了一道诏书，正式许可佛教徒布道。著名的苻坚（357—385年在位），是一度控制整个中国北方的另一位蛮族君主，也采取了同样的态度。而且，时间已经发挥其作用，不会再有部落首领将印度的奇迹创造者仅仅视为一种高级杂耍，能给自己的事业带来奇迹的情形了。苻坚是一位处于改变中的蛮族人，是中国文化真诚的支持者。他既是一位真正虔诚的佛教徒，还是一位高尚宽容的统治者。不过，尽管一些首领有着个人的善意，当一个部落被另一部落摧毁时，他们采用的措施很快就归于无效。不必试图列举这可怕的数十年间，所有为争夺黄河流域和北京地区而厮杀的蛮族部落。我们完全可以说，这场竞争，大体上是在匈奴人（很可能是“原始突厥人”）与鲜卑人（很可能是“原始蒙古人”）之间进行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前者来自鄂尔多斯草原，后者来自北京东北部的满州边境地区。两者轮流行使在中国北方的霸权。
长远来看，游牧部落在这个古老的农业国度的核心区域安家，所造成的破坏是无法估量的。不仅如长安这样伟大的历史名城遭到洗劫、焚毁和人口锐减，而且田地本身也荒芜了，被农民抛弃。如此一来，围绕长安的富饶的渭河河谷里，居民被清除一空，变成了猛虎与恶狼的栖息地。蛮族首领苻生，从公元354到357年统治陕西。他那些整日担惊受怕的汉族臣民，恳求皇上将他们从虎狼的威胁下解救出来，后者拒绝了。苻生所采用的方式，让人猜想他同情恶狼胜过人类。“野兽饥，”他说，“则食人，饱当自止，终不能累年为患也。”在其残忍的幽默之下，人们能够看出这位蛮族首领隐秘的满足感。草原野兽对这个国家的入侵，似乎在突厥—蒙古游牧部落占领期间达到了顶点。匈奴国王们将整个部落安置在人口下降的地区，这项措施必定对中国北方的种族结构产生深远影响。
过去两百年间，华北差不多已经成了游牧部落的附属国。当这些灾祸降临在北方大地之时，南方中华帝国的衰落更为明显。这发生在晋朝末期建康（今南京）——远东的拜占庭——的皇宫。五世纪初，一位名叫刘裕的幸运军人，由昔日的皮匠升为将军，给这个古老的帝国带来了短暂的活力。在几次反抗蛮族的胜利鼓舞之下，他终结了晋朝，宣布自己为宋代的皇帝（今天被称为刘宋，以便将它与10世纪建立的大宋王朝区分开来）。刘裕的家族（从公元420到479年一直占据着南京），陷入了一种比之前任何时期都更加堕落的状态。这一世系的第三个皇帝，因其一个儿子的煽动而被暗杀（公元453年）。此后，这个弑父者被其亲弟弟送上了绝路（公元454年），后者则成为皇帝（公元454—465年在位）。此人担心类似的命运，就屠杀了有皇室血统的大部分皇子。下一任皇帝只统治了六个月（公元465年）——他十六岁登基，十七岁被暗杀——有点像那位处死了自己摄政者、近亲及嫔妃的尼禄。此人被杀不久，他的叔父和继任者（公元465—472年在位），因肥胖而得到了“猪王”的绰号，此人依旧嗜杀，他依次将其所有兄弟和侄子处死。当“猪王”死时，他将皇位传给了自己最喜欢的儿子。这个意外之君是个早熟的年轻人（十岁继位，十五岁被杀），他表现得过于凶残，在一个醉酒的晚上，人们被迫砍下他的脑袋（公元477年）。到了公元479年，刘裕的家族已经是大批死亡，名誉扫地，一位政府官员废除了刘宋，建立了一个新王朝，国号齐。
齐朝从公元479到502年占据着南京的皇位。现在，轮到他们因皇权的滋味而很快堕落了。他们的历史，就像之前的王朝，几乎等于是一系列的谋杀史。每一位统治者，都以除掉家族其他成员作为防御措施，直到某位他所忽略的亲戚抓住机会除掉他。在这一时期，权力由朝中的宠信来行使，而皇位则由少年皇帝所占据。他们因为过于残忍，经常在成年之前就被暗杀掉。在公元502年，一位将军，即未来的梁武帝，取得了皇权，尽管他与此皇族有亲戚关系，为使自己摆脱这个可憎的家族，他建立了一个新王朝，国号梁。
梁武帝真像
梁武帝从公元502到549年在南京执政。他是位有一定抱负的君主，根绝了前朝的腐败传统。武帝几乎一直过着简单朴素、诚实仁爱的生活。他将一名军人的美德，与对文化和读书人的尊敬结合起来。起初，武帝非常尊敬儒家思想，他在南京修建了一座孔庙，并于庙宇落成之际，就在这个荣耀之地恢复了读经。本着同样的精神，他重组了官僚阶层，使之形成了一个特权等级。在经历了对之前各朝的憎恶之后，他努力将中国社会所依赖的传统道德理念重新带回国家和家庭，这是值得称道的。但梁武帝的同情心很快发生了转移。在一些印度僧侣的影响下（他们经水路来到南京）他皈依了佛教。他首先禁止在祭祀祖先时宰杀动物，以显示自己对佛教不杀生信条的尊重。这条禁令让他受到了儒家知识分子的非难。公元527年，梁武帝走得更远，他宣布自己是个和尚，这个国家被迫从僧侣处赎回自己的统治者。虽然他的佛教理念似乎是真诚和有所启迪的，但必须向知识阶层让步，从那时起，后者就一直是皇帝无情的批评者，而他的僧侣身份，则因作为政治家被毁灭而终止。梁武帝深受佛家大慈大悲精神的感染，以至于在一起阴谋叛乱中，他无法让自己宣判死刑。到了老年，他又陷入了虔诚信仰之中，听任自己为一位叛乱将军所欺骗。后者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包围了南京。八十六岁时，梁武帝死在了宫殿的废墟里面——也死在了其幻觉的毁灭之中。梁王朝因为他的错误而被削弱，只比他多存在了短短几年；而接下来的陈朝（公元557—589年）则还没有时间展示其能力，因为就在公元589年，中国北方的统治者占领了南京，并终结了南方的“拜占庭”式帝国。
在我们已经大致陈述的这一时期，帝国的存在，仅仅不过是一场苟延残喘。而正是北方创造了历史，我们现在要转向的，就是北方的中原——突厥人的历史。
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
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
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
我们并不知道，木兰的父亲是一位蛮族殖民者，还是已经养成了匈奴习惯的汉人。无论怎样，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例证，说明了中国北方正在适应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