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恩洛厄侯爵离职后，我唤来了伯恩哈德·冯·比洛。伯恩哈德·冯·比洛当时担任外交国务秘书，首相一职很适合他，因为他懂外交政策，了解德意志帝国和英国的关系，尤其当前英国的政策越来越复杂多变，他在帝国国会里也已经证明自己是一位雄辩的演说家和机敏的辩论家。伯恩哈德·冯·比洛之前的几任首相都不擅长辩论。当霍恩洛厄侯爵的辞任意图在帝国国会里越来越明显时，驻柏林的巴伐利亚大使雨果·菲利普·格拉夫·冯·莱兴费尔德犀利地向我指出，不要再选一个南德人担任首相，因为南德人不适合这么重要的职位，而北德人天生适合这样的职位，因此德意志帝国最好选一个北德人出任首相。
伯恩哈德·冯·比洛之前在罗马担任大使，后来他担任了外交国务秘书，那时我已经认识他。我常去他家拜访，在他的花园里召开过多次会议。我们的友谊在去远东的旅程中逐渐加深。在伯恩哈德·冯·比洛和马沙尔·冯·比贝尔施泰因的共同努力下，我接触到了土耳其政府的重要官员。因此，我和新任首相有着深厚的友谊，多年来我们一起讨论过许多政治问题。前几任首相大多与我的祖父同龄，但伯恩哈德·冯·比洛与我的年龄大致相仿，他是德意志帝国第一位“年轻的首相”，因此我们俩更容易相处和商议政务。
我在柏林时，几乎每天早上都会和伯恩哈德·冯·比洛一起在他的官邸里散步。我们一边散步一边商讨一些没有解决的事务和实际问题。我也经常和他共进午餐，通常我会受到他和他和蔼的夫人以及一些有趣的人的热情款待。我发现他在选人方面非常专业，与别人谈话时也很有技巧，总能机智地应对大家提出的各种不同的话题。对我来说，与伯恩哈德·冯·比洛的相处总是很愉快，我欣赏他在正式或非正式场合和许多教授、专家学者、艺术家以及各种类型的政府官员交换观点时展现出的睿智。
伯恩哈德·冯·比洛很擅长讲轶闻趣事，有些是他从书上看到的，有些是他的亲身经历，他经常用几种不同的语言讲述一些趣事，并喜欢讲述自己当外交官时，尤其在圣彼得堡时发生的趣事。
首相任上的伯恩哈德·冯·比洛（左）
第1节 俾斯麦的门徒——伯恩哈德·冯·比洛
伯恩哈德·冯·比洛的父亲是俾斯麦的挚友，也是俾斯麦最亲密的同事。年轻的伯恩哈德·冯·比洛在俾斯麦手下开始了自己的事业，他继承了很多俾斯麦式的观点和传统，深受俾斯麦的影响，但并没有因此丧失自己的个性。
伯恩哈德·冯·比洛担任帝国首相后，在我和他的第一次谈话中，他想知道我如何处理德意志帝国和英国的关系以及怎么与英国人打交道。我告诉他在处理德英关系以及英国的事务时，必须保持绝对的坦诚。英国人在陈述个人观点、为自身利益与他国交涉时，常常表现得非常蛮横。因此，伯恩哈德·冯·比洛要做好面对这种态度的准备，在外交中不要玩外交游戏或耍小聪明，否则会失去英国人的信任，英国人会怀疑你对他不诚实或欺骗他。一些政治手段只能在处理拉丁人及斯洛伐克民族的问题时使用。如果英国人起了疑心，即使你说很多好话，愿意作出让步，他们也不会再和你来往。因此我给伯恩哈德·冯·比洛的唯一建议是对英国人坦诚。我特别强调坦诚是因为伯恩哈德·冯·比洛在处理外交事务时的主要特点是“技巧”，这已经成为他的第二天性。
在与伯恩哈德·冯·比洛的谈话中，我提到了俾斯麦对我的警告。俾斯麦提醒我提防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但伯恩哈德·冯·比洛后来还是和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或被迫与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一起做了许多事。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俾斯麦退位后，外交部一直没有合适的负责人，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担起了重任，并在三任首相后依然坐在这个位子上，对外交部产生了深远影响，人们认为他是外交部不可或缺的官员。
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精明能干，记忆力超群，在政治组合方面很有天赋，而且他对这一方面也很感兴趣。他能负责外交部主要是因为他在许多方面尤其在年长的官员中，被视作“俾斯麦传统的继承者”，他坚决支持俾斯麦的传统，根本不考虑年轻皇帝的想法。他的重要性首先体现在外交领域，他学识广博，在官员的任免方面很有影响力，在年轻官员中也很有威望。因此，人们很容易理解他在外交部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与此同时，他逐渐想在外交政策的执行上发挥决定性作用，事实上他已经成为外交部和德意志帝国的外交政策的精神领袖。
第2节 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的秘密力量
令人担忧的是，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私底下一直在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同时，他竭力推卸作为顾问应该承担的官方责任。他宁愿在暗中施加影响，也不愿担任一个需要承担责任的职位，并拒绝任何有荣誉的头衔，拒绝晋升。他完全过着隐士般的生活。我一直试着去熟悉他，但都是徒劳。我过去常邀请他一起共进晚餐，他每次都拒绝我，这么多年来也只有一次，他同意和我一起在外交部共进晚餐。在这种场合，其他绅士都身着晚礼服出席，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却穿了一件大袍子，他称自己没有晚礼服。
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努力工作，明哲保身。他的秘密越来越明显，有时甚至会体现在他写的备忘录中。这些备忘录很有创造性，也很吸引人，但经常像德尔斐神谕[1]一样，模棱两可，含混不清。查看他做的记录和决定时，可以看到他表达出来的观点和他心里想的截然不同。
我认为这件事很严重。一个不愿承担责任的顾问能够秘密施加自己的影响力，并躲开了那些恪尽职守的官员和负责的党派，尤其在曼弗雷德·冯·里希特霍芬[2]时代。一位外交大臣就某个政治问题征询我的意见，碰巧我建议他和国务秘书讨论，外交大臣回复说：“我会和我的朋友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谈谈这件事。”对我来说，一个外交部的官员越过自己的上级与外国大使打交道显然不合理，但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被外国人视为“朋友”似乎更不合理。
事实上，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对外交事务的干涉越来越多。当然，他依然服从伯恩哈德·冯·比洛的命令，但并不在乎我在外交事务方面的想法和说法。如果外交部成功处理了一件外交事务，它必定会从中获益，但如果事情办砸了，人们往往会将错误归咎于“年轻冲动的皇帝”。
曼弗雷德·冯·里希特霍芬
尽管如此，伯恩哈德·冯·比洛仍然认为外交部不能没有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在。伯恩哈德·冯·比洛和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在一起工作了很久，但后来伯恩哈德·冯·比洛也无法容忍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施加给每个人的压力。海因里希·冯·奇尔斯基先生担任国务秘书期间，决心改变这种难以忍受的局面。我问他原因，他坦言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不可能再保住自己的位子，因为他扰乱了整个外交部的秩序，必须找机会免去他的职务。此外，海因里希·冯·奇尔斯基先生也设置了各种障碍限制伯恩哈德·冯·比洛。
海因里希·冯·奇尔斯基
第3节 罢免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
于是，我命令海因里希·冯·奇尔斯基先生准备罢免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获得伯恩哈德·冯·比洛的同意后，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被免职。伯恩哈德·冯·比洛有段时间饱受疾病的折磨，但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被免职后，他随即恢复了健康。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离职后立即去找了马克西米兰·哈登[3]，他为马克西米兰·哈登提供了很多情报，并一起策划了针对我的哈登-奥伊伦堡事件[4]。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用行动告诉我们他是怎样一个人。
1901年，伯恩哈德·冯·比洛充分显示了他在处理德意志帝国和英国的外交关系方面的能力。他仍然坚信俾斯麦式的“火里有两个烙铁”的理论，即和另外一个国家达成友好协议的同时和俄国保持友好关系，因此他得到了俾斯麦的许多追随者的支持。
在加冕礼的两百周年庆典活动中，我收到了一封来自英国的加急信，称维多利亚女王病危。我和我的舅舅康诺特公爵立即赶往英国。康诺特公爵在庆典期间担任维多利亚女王在柏林的代表，他是维多利亚女王最喜爱的儿子，腓特烈·查尔斯亲王[5]的女婿，也是我的好朋友。威尔士亲王和英国王室热情接待了我。我的马车从火车站出来时，一个衣着朴素的人从寂静的人群中走出来，来到我们的马车边，脱帽后说：“谢谢，威廉。”威尔士亲王，即后来的爱德华七世说：“这是他们的想法，他们永远不会忘记你的到来。”
康诺特公爵
康诺特公爵的岳父腓特烈·查尔斯亲王
尽管如此，英国人还是很快忘记了我们之间的友谊。
维多利亚女王在我怀里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我的童年记忆也因此被封存起来。维多利亚女王的驾崩标志着英国历史上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是德意志帝国和英国关系的转折点。我尽量去接触一些杰出的人物，在一片哀伤、友好的氛围中，透露出英国人希望与德意志帝国保持友好关系的愿望。
爱德华七世和我在告别宴会上分别发表了感情真切、发自肺腑的即席演讲，给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宴会后，英国驻柏林大使握着我的手说，这场真诚、简洁的演讲触动了他和他的同胞们的心，演讲内容公开后，一定会在英国产生积极的影响，整个国家都对我的到来表示感激，称这次演讲有助于恢复两国关系。我回答说公布演讲内容是英国政府和英国国王应该决定的事，但我并不反对将演讲内容公之于众。
然而，英国政府并没有公布我的演讲，英国人民从来不知道我的那篇感情真挚的演讲。后来，我在柏林会见了那位大使，他对此深表遗憾，但没有解释其中的缘由。
结束对英国的访问时，我没有忽略一个事实，即在英国王室和英国人民处在深深的悲痛中时，一部分德意志媒体不仅没有理解他们的悲痛，还忽视了我的家族关系和政治责任强加给我的责任。
从英国返回后，我向伯恩哈德·冯·比洛描述了英国留给我的好印象，还特别强调英国的舆论显然很支持两国达成谅解并继续保持亲密友好关系。
伯恩哈德·冯·比洛对我的此次旅行结果很满意，我们在洪堡谈完这件事后，继续商议如何利用这次旅行创造出的有利形势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我建议我们应该尽快达成友好协议，最好能够结盟，如果无法结盟，一份明确的协议对维护两国的友好关系也很有帮助。这份协议不但适合英国人，而且长期来看，它极有可能使两国发展成盟友关系。
结盟机会突然降临。1901年春，我在洪堡，保罗·沃尔夫·梅特涅作为外交部的代表和我在一起，他给我带来一份来自柏林的通告。通告称英国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想知道德意志帝国是否准备好与英国结盟。我立即问：“针对谁？”如果英国在和平时期突然提出结盟，它显然是需要德意志帝国的军队，那么我们必须弄清楚英国要我们的军队做什么，以及我们为什么要与它并肩作战。伦敦回复说英国需要德意志帝国的军队对抗俄国，因为俄国对印度和君士坦丁堡构成了威胁。
保罗·沃尔夫·梅特涅的漫画形象
首先，英国需要知道德意志帝国军队和俄国军队有着由来已久的兄弟情谊，两国的宫廷关系也很亲密。其次，我指出了两个前线同时发生战争的危险，因为法国可能会支持俄国，而且德意志帝国与法国和俄国曾在远东（马关，1895年）联合行动过，在和平时期德意志帝国没有理由与俄国发生冲突。按照和平时期的编制，俄国军队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普鲁士东边边境受到俄国军队的威胁，英国无法为德意志帝国东边的省份提供保护，因为英国舰队远在波罗的海，鞭长莫及，而且舰队也无法进入黑海。即使德意志帝国与英国有共同的理由对付俄国，德意志帝国也将成为唯一处在危险中的国家，与法国是否参战无关。
英国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告诉我，如果德意志帝国与英国形成坚固的联盟，英国会在德意志帝国遇到危险时伸出援手。
第4节 和英国结盟失败
我指出只有英国议会同意援助德意志帝国，这样的结盟才有实效，因为议会可能会将内阁赶下台，所以内阁的签字没有任何作用。目前，我只能将结盟提议视为英国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的个人建议。
约瑟夫·张伯伦回复说适当的时候他会得到议会的支持，也会赢得工会会员的支持，现在只需要得到柏林的同意。然而，事情并没有向他预想的方向发展，因为英国议会没有同意他的计划，这次结盟不了了之。不久，英国和日本缔结盟约。日俄战争爆发，因为日本完全维护了英国的利益，所以英国为德意志帝国保留的走卒角色被日本替代。通过这次战争，俄国军队被迫从东边撤到西边。俄国可以再次考虑与巴尔干半岛国家、君士坦丁堡以及印度的关系，但这恰好对日本有利，为日本侵略朝鲜和中国提供了机会。
日俄战争中的旅顺口海战
1905年，我去了丹吉尔，但这次旅行并不是我想要的。1905年3月底，和前一年一样，我因为身体原因打算去地中海度假，所以我提议搭乘从库克斯港到那不勒斯的一艘空船。但艾伯特·巴林预定了“汉堡”号。由于汽船上空无一人，他建议我带一些客人同去，于是我邀请了许多绅士。同行的有枢密院顾问奥瑟克、海军上将门斯、普科勒伯爵、冯·瓦恩布勒大使、席尔曼教授、海军上将弗里德里希·冯·霍尔曼等人。
预定行程公开后不久，伯恩哈德·冯·比洛告诉我里斯本强烈要求我途中停留片刻，访问葡萄牙宫廷。我同意了这一要求。出发的日子逐渐临近，伯恩哈德·冯·比洛又要求我在丹吉尔停留，参观摩洛哥港口，帮助摩洛哥苏丹提升他在与法国关系中的地位。
20世纪初的丹吉尔
我拒绝了伯恩哈德·冯·比洛的要求，因为我觉得摩洛哥问题十分敏感，我担心这次访问会产生反作用。伯恩哈德·冯·比洛斥责了我，但没有再复述访问摩洛哥的必要性与明智性。
第5节 我再次“妥协”
旅途中，我和随行的外交部代表威廉·冯·舍恩交谈过几次访问丹吉尔的必要性，我们一致认为最好还是放弃访问。我从里斯本给伯恩哈德·冯·比洛发了一封电报，告诉了他我的决定。伯恩哈德·冯·比洛立即回复了我，称我必须考虑德意志人民和帝国国会的意见，他们都对这次访问很感兴趣，因此我必须在丹吉尔停留。
我非常沮丧，但还是妥协了。纵观巴黎的局势，我担心这次访问会被解读为一种挑衅。一旦发生战争，伦敦很可能会支持法国。因为法国外交部长泰奥菲勒·德尔卡塞希望摩洛哥成为发动战争的借口，所以我担心他会利用这次访问达到自己的目的。
我们历尽艰辛，最终到达了丹吉尔的开放泊地，并遇到了许多人，包括意大利人、法国南部的无政府主义者、流氓无赖、冒险家等。我看到许多西班牙人站在小广场上挥舞着手中的旗帜大喊，据随行的一名警官说，这是西班牙人的无政府主义者在集会。
我到了直布罗陀海峡，英国人非常敷衍地接待了我。这次接待与一年前的那次完全不同，这时我才觉察到了访问丹吉尔的后果。结果和我预料的一样，巴黎对我充满怨恨和愤怒。泰奥菲勒·德尔卡塞试图开战，但没有成功，因为法国的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称还没有做好开战准备。
我的担心并不是空穴来风，事实也被泰奥菲勒·德尔卡塞与《高卢人》[6]报纸编辑之间的谈话证实。在他们的谈话中，泰奥菲勒·德尔卡塞告诉世人，如果发生战争，英国会与法国站在一起。在这次谈话之前，我冒着引发世界战争的危险，被迫访问了丹吉尔。对一个统治者来说，按照宪法处理事务实际上是一份苦差事，因为不管发生什么最终都是统治者负责。
威廉·冯·舍恩（手拿文件者）与同僚
泰奥菲勒·德尔卡塞的漫画形象
1905年10月，巴黎《晨报》报道：泰奥菲勒·德尔卡塞在内阁会议上宣布，英国承诺如果发生战争，会派出十万大军在荷尔斯泰因[7]并且占领威廉皇帝运河。英国的承诺后来被再次提及，法国建议以书面形式予以确认。大名鼎鼎的让·饶勒斯[8]已经知道泰奥菲勒·德尔卡塞在《晨报》上发表的言论。1914年战争刚爆发，根据伊兹沃里斯基[9]的外交策略，让·饶勒斯立即被谋杀了。
让·饶勒斯
泰奥菲勒·德尔卡塞的垮台和莫里斯·鲁维埃[10]的上台在一定程度上受了摩纳哥亲王的影响。在基尔举行帆船大赛时，摩纳哥亲王和我以及伯恩哈德·冯·比洛与其他政府官员认真交谈了一次，我们都希望能够和平地生活。德意志帝国真心想和法国和解，摩纳哥亲王也称他和外交部大使拉多林公爵关系很好，双方也在为促进两国的友好关系积极努力。
伊兹沃里斯基
摩纳哥亲王认为泰奥菲勒·德尔卡塞是维护和平的最大威胁，他希望泰奥菲勒·德尔卡塞尽快下台，并由莫里斯·鲁维埃取代他。莫里斯·鲁维埃是一位谨慎的政治家，他倾向与德意志帝国达成谅解。摩纳哥亲王说他和莫里斯·鲁维埃的关系也很好，他愿意接受德意志帝国大使的委托，担任缓和两国关系的中间人。
莫里斯·鲁维埃的漫画形象
第6节 谈判无果
随后，泰奥菲勒·德尔卡塞下台，莫里斯·鲁维埃继任了法国外交部长。我立即采取一系列措施准备依靠摩纳哥亲王的调解，与法国和解。伯恩哈德·冯·比洛奉命准备和法国和解。我特别叮嘱在柏林的拉多林公爵，让他充分利用莫里斯·鲁维埃的权力消除两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因为莫里斯·鲁维埃与摩纳哥亲王关系密切，所以我提醒拉多林公爵在处理与莫里斯·鲁维埃的关系时可以参考一下摩纳哥亲王的建议。拉多林公爵欣然接受了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任务。
起初，谈判进行得很顺利，我感觉有望实现与法国的和解，甚至可以通过和解消除丹吉尔访问造成的不利影响。谈判期间，有关摩洛哥的谈判持续了很长时间，谈判双方召开了阿尔赫西拉斯会议。据伯恩哈德·冯·比洛的报告，经过长时间磋商后，会议最终决定：《马德里条约》[11]里的第十七条最惠国待遇[12]应该继续保留，法国正在进行的摩洛哥改革也要继续，但必要时，需要和《马德里条约》的签约国保持一致。这一条约吸引了各国的注意力，没有人再关注德意志帝国和莫里斯·鲁维埃的特殊谈判。
在德意志帝国国内，我已经和伯恩哈德·冯·比洛达成一致。伯恩哈德·冯·比洛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帝国国会各党派之间的关系，霍恩洛厄侯爵执政期间这些关系变得一团糟。恢复各党派之间的关系前，首先得重新召回被后俾斯麦们拉拢过去的保守党，然后再想办法让他们支持政府。伯恩哈德·冯·比洛凭借顽强的毅力和极大的耐心完成了任务。由于社会民主党选举失败，他还成立了著名的“比洛联盟”。
前来参加阿尔赫西拉斯会议的摩洛哥代表
阿尔赫西拉斯会议
保守党的许多成员和宫廷来往密切，和我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他们比其他党派更熟悉我在政治和其他方面的计划，我的个人观点在被写进法案前，也更容易与他们讨论。或许我可以尝试和保守党通过非正式谈话解决建造中央运河的问题。众所周知，保守党一直反对这件事。此外，我也可以和他们协商一些不太重要的事，比如修建大教堂和柏林剧院等。虽然我个人对教堂和艺术都很感兴趣，但我并没有把握实现这些建造计划。
和保守党的绅士们相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们多年来一直为德意志帝国效力，也获得了许多经验，有自己的独立判断能力，因此形成了坚定的政治信念，而且对此忠贞不渝。从保守党的构成看，他们中有伟大的政治家、杰出的大臣、优秀的军官队伍以及模范的军官团体。因此，他们很清楚自己的优势，对皇帝也十分忠诚。我和德意志人民都应该感激他们。
第7节 保守党的缺点
保守党的缺点是太过保守，他们总是很难认清时局，而且往往反对进步，即使是有益于他们自己的进步。只要回顾一下他们的过去就会发现这一点。这一缺点很大程度上损害了我和保守党之间的关系，尤其在我执政时期，帝国的工业和商业都在快速发展，因此我渴望也有义务扫清障碍，促进工商业的发展。虽然和保守党打交道并不容易，但我明白我自己也不是一个好相处的人。由于个人原因，我试图靠近保守党，但因为党派原因，我又不是一个保守派。我一直支持不断进步的保守主义，因为它保留了自身非常重要的东西，即摒弃陈旧无用的部分，接受新鲜有用的部分。
与保守党讨论时，只要有人委婉地告诉我事情的真相，我就能够忍受，即使真相让人很不舒服，甚至痛苦。
因此，当我和保守党产生分歧时，问题的根源往往在于双方，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我们进行私下会谈，最后达成共识。我们在运河问题上意见不同，但有谁比保守党更有资格理解、欣赏这种说法，即“如果我们的君主按我们的命令行事，他可能会无条件服从”。我并不认同这句话。如果我根据一条非常简单的原则做事，同时保守党也认为我是一个有实权的强权君主，他们肯定会反对我。事实上，保守党非常尊敬我，因为他们可以在皇帝的权杖面前骄傲地展现自己作为男子汉的自豪感，而且我也可以在他们面前展现帝王的威严，正如我对其他政党做的那样。
我偶尔会和保守党以及其他政府官员的意见不同，但我不会忘记他们曾为霍亨索伦王室、普鲁士政府和德意志帝国做的一切。
伯恩哈德·冯·比洛终于将保守党和民族自由党团结了起来，政府获得了多数派的支持。伯恩哈德·冯·比洛充分发挥了自己的雄辩才能、沟通技巧以及政治策略，他对人事的了解使他顺利完成了这项艰巨任务，他为此做出的努力也为他赢得了国家和我的赏识与感激，我越来越信任他。社会民主党在选举投票中失败一事给柏林民众带来了无限喜悦，在夜间游行狂欢。我永远不会忘记在我的官邸前，我的汽车慢慢挤过欢闹的人群，勒斯特加滕公园[13]挤满了人，民众激动地请求皇后和我在露台接受他们的敬意。
爱德华七世访问基尔时，伯恩哈德·冯·比洛前去陪同他。此外，皇后的前任宫廷首席典礼官艾伯特·冯·塞肯道尔夫曾多次到访英国，和爱德华七世很熟悉，爱德华七世也很信任他。按照伯恩哈德·冯·比洛的要求，艾伯特·冯·塞肯道尔夫为爱德华七世和伯恩哈德·冯·比洛安排了一次会面。
会面地点选在英国的皇家游艇上。早餐后我和伯恩哈德·冯·比洛受邀前去参加会议。爱德华七世和伯恩哈德·冯·比洛抽着雪茄坐了很久。之后，伯恩哈德·冯·比洛告诉了我这次会面中发生的事。在讨论德意志帝国和英国之间的结盟一事时，爱德华七世告诉他，我们两国之间根本没有必要结盟，因为我们之间既没有仇恨也没有冲突。爱德华七世的拒绝态度成了英国“包围政策”的一个标志，之后的阿尔赫西拉斯会议也再次证明了“包围政策”的真实性。在这次会议上，英国公开了亲法反德的态度，这是爱德华七世的特殊命令，他派D.华莱士·麦肯齐爵士作为他的监督代表，带着他的个人命令前去参加会议。
D.华莱士·麦肯齐爵士给他朋友的暗示证明了亲法反德态度的确是爱德华七世的个人意愿。爱德华七世利用一切机会强烈反对德意志帝国，支持法国。有人曾向爱德华七世提出，称以后还要与和德意志帝国讨论各种问题，或许两国可以达成谅解。但他回复说首先得达成英俄共识，这一共识确定后，才有可能和德意志帝国达成“协议”。包围德意志帝国是英国的“协议”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8节 我和伯恩哈德·冯·比洛的友谊
这一时期，我和伯恩哈德·冯·比洛一直互相信任，相处融洽。他多次出现在基尔的赛舟会上。除了其他事情，他发现在那里可以有机会与摩纳哥亲王以及许多有影响的法国人磋商。这些人都是摩纳哥亲王游艇上的客人，其中最有名望的是M.朱尔斯·罗奇，他是欧洲财务预算专家，也是歌德的仰慕者。他的口袋里总装着一本《浮士德》。
D.华莱士·麦肯齐爵士
1906年4月，伯恩哈德·冯·比洛由于超负荷的工作在帝国国会里突然昏倒。我一听到消息，就匆忙赶去看望他。枢密院顾问瑞仸就他的健康状况给了我鼓舞人心的消息，我非常高兴。1906年夏，伯恩哈德·冯·比洛在诺德奈疗养，我在黑尔戈兰岛视察。于是我乘坐一艘鱼雷艇前往诺德奈看望他。伯恩哈德·冯·比洛和夫人对我的到来感到非常惊讶。我和伯恩哈德·冯·比洛聊了很久。他已经恢复健康，由于海风的吹拂和阳光的照射，他的皮肤变成了古铜色。
M.朱尔斯·罗奇的漫画形象
1907年深秋，受爱德华七世的邀请，皇后和我去了温莎。英国皇室亲切地接待了我们，拜访非常顺利。随后，我去了海克里夫度假。海克里夫位于英国南海岸，是斯德沃特·沃斯利将军的领地，它的对面是尼德尔斯。
我启程前往英国前，伯恩哈德·冯·比洛很高兴我收到了英国的邀请，并且就如何与英国保持友好关系跟我进行了长谈。他向我提出许多个人愿望和计划，希望我和英国人交流时能够借鉴他的想法。在访问英国期间，我多次与英国人磋商伯恩哈德·冯·比洛提出的计划。我的报告都通过秘密电报发回了柏林，我也收到了伯恩哈德·冯·比洛的回复。我常常在晚饭后与陪同访问的亲信们分享电报内容。陪同人员包括首席司法官奥伊伦堡伯爵和菲斯滕贝格侯爵。他们和我一起阅读电报，分享快乐，感受着我和伯恩哈德·冯·比洛之间的友谊。
威廉二世与皇后
回到德意志帝国后，我向伯恩哈德·冯·比洛做了一个总体通报，他向我表达了感谢，感谢我为促进两国的友好关系作出的所有努力。
菲斯滕贝格侯爵
第9节 为著名的访谈辩护
1908年，《每日电讯报》上刊登了所谓的“访谈”事件，试图改善德英关系。我将《每日电讯报》送给我的原稿交给了外交部的冯·耶尼施先生，由他转交给伯恩哈德·冯·比洛审阅。我在原稿上做了一些注解，希望伯恩哈德·冯·比洛着重看一下这些注解，因为我觉得这些内容不应该出现在报刊上。虽然我要求删掉原稿中的一部分内容，但由于外交部的一系列错误，这件事最终没有落实。
新闻界爆发了一场攻击风暴。伯恩哈德·冯·比洛在帝国国会发表了讲话，他并没有为我辩护，但这一点在我的预料之中。伯恩哈德·冯·比洛宣布希望阻止近几年越来越明显的“个人政治”倾向。保守党大胆地在报纸上发表了一封写给我的公开信，信件内容很快流传开来。
发生这些事时，我起初和奥地利王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待在埃卡次奥，随后我们来到维也纳，见到了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和弗朗茨·约瑟夫皇帝都反对伯恩哈德·冯·比洛的行为。离开维也纳后，我去了多瑙埃兴根拜访菲斯滕贝格侯爵。新闻界认为菲斯滕贝格侯爵诚实正直，应该由他告诉我事情的真相。我们讨论完事情的整个经过后，菲斯滕贝格侯爵建议我收集1907年来自海克里夫的急件，以及帝国政府给海克里夫的回复，然后一并交给帝国国会。
其间，我非常痛苦，尤其是我的挚友——军事内阁首领迪特里希·冯·胡尔森-黑泽勒伯爵突然去世，让我悲痛万分。迪特里希·冯·胡尔森-黑泽勒伯爵对我很忠诚，而且甘于奉献，很关心我和我的家庭，在那些痛苦的日子里，他时常开导我。帝国的信函和示威游行接踵而至，其中一部分人支持我，并严厉谴责伯恩哈德·冯·比洛，这给了我很大的安慰。
奥地利王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
我返回柏林后，伯恩哈德·冯·比洛立即前来训斥我，要求我签署一份已经众所周知的文件，后来这份文件被新闻界报道了出来。我被迫签署了文件，默默忍受着新闻界对我以及皇权的攻击。
伯恩哈德·冯·比洛的行为沉重打击了我们坚定的信念以及曾经将我们捆绑在一起的真诚友谊。毫无疑问，伯恩哈德·冯·比洛认为在目前这样群情激昂的局势下，像往常一样处理国会事务和我个人的关系能更好地为我以及崇高的事业服务。然而，我并不同意他的想法，尤其是他在《每日电讯报》事件中对我的态度和以前形成了鲜明对比。以前他对我彬彬有礼、赞誉有加，我已经习惯他的和蔼可亲，但现在他的态度令我费解。
第10节 与伯恩哈德·冯·比洛决裂
我与伯恩哈德·冯·比洛的关系一直很亲密，但最终我们还是决裂了。我不再维护和伯恩哈德·冯·比洛之间的个人关系，埋头处理政务。和皇室大臣以及内阁的首领商讨后，我决定采纳菲斯滕贝格侯爵的建议，委派外交部收集来自海克里夫的急件。但事与愿违，他们没有找到相关的信件。
1908年冬季即将结束时，伯恩哈德·冯·比洛要求面见我。我和他在宫殿的艺术展览馆里散步，看到了我祖先的画像、有关七年战争[14]的画作以及在凡尔赛宫宣布德意志帝国成立的画作。当伯恩哈德·冯·比洛重新提起发生在1908年秋天的事件并解释他的态度时，我很惊讶。于是，我抓住机会与他回顾了过去发生的一切。我很高兴伯恩哈德·冯·比洛能与我推心置腹地谈话。后来，他继续留任首相。
那天晚上，伯恩哈德·冯·比洛请求我和他共进晚餐，就像我们以前那样。为了告诉外界我们的关系还和以前一样，我答应了他的请求。难忘的一天在愉快的夜晚落下了帷幕，友善的比洛夫人和伯恩哈德·冯·比洛以一贯活泼、机智的谈话活跃了气氛。有关伯恩哈德·冯·比洛和我的这次会面，一个幽默诙谐的人在报纸上发表了一首诗，其中最有名的一句是：“德意志帝国再次拥抱我，我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七年战争中的马克森战役
腓特烈大帝在凡尔赛宫宣布德意志帝国成立
我希望通过这次和解证明我常常为了祖国伟大的事业牺牲自己。虽然伯恩哈德·冯·比洛在帝国国会中对我的态度让我感到痛心，但我也不会忘记他作为政治家对祖国做出的突出贡献。因为他，德意志帝国在几次危机时刻成功避免了世界大战的爆发。其间，我和海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正在建造德意志帝国的军舰。这一切都是伯恩哈德·冯·比洛的伟大成就。
保守党对上文提到的正式会面做了一个严肃的收尾工作。民事内阁将伯恩哈德·冯·比洛和我正式会面期间发生的事告诉了保守党的领导，请求保守党收回那封“公开的信件”。这一请求完全是为了维护皇权，与我个人无关，但保守党还是拒绝了。直到1916年战争期间，我们才通过保守党的一位代表与陆军司令部取得了联系。
保守党没有为皇权考虑使我感到不满，但左翼民族自由党、民主党、社会民主党也都如此。这些党派原本只是很气愤，在他们的党报上大声呼吁限制独裁和暴政倾向，但最后却引发了真正的骚动。这次骚动持续了整个冬季，高层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平息骚乱。最后，伯恩哈德·冯·比洛的拥护者出面平息了这次骚动。
后来，伯恩哈德·冯·比洛和各政党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冷淡。保守党离开了民族自由党，比洛联盟、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也出现了分歧。最重要的是，正如乔治·冯·赫特林先生后来反复向我解释的那样，伯恩哈德·冯·比洛的个人行为导致了他的下台。乔治·冯·赫特林先生很满意自己积极努力的工作终于使伯恩哈德·冯·比洛下台了。
当事情发展到不可挽回的地步时，伯恩哈德·冯·比洛适时地提出了辞职，并向我推荐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担任德意志帝国的第五任首相。经过审慎的商议后，我决定满足伯恩哈德·冯·比洛的愿望，接受他退休的请求，并决定任命他推荐的人为继任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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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德尔斐神谕是古希腊的迷信活动，女祭祀通过代神传谕为求问者答疑解惑。——译者注
[2]曼弗雷德·冯·里希特霍芬（Manfred von Richthofen，1892—1918），又叫“红男爵”，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意志帝国空军的一名战斗机飞行员。他在战争期间共取得了八十次空战胜利，是德意志帝国的民族英雄，甚至受到了敌人的尊敬。——译者注
[3]马克西米兰·哈登（Maximilian Harden，1861—1927），德国记者、编辑。——译者注
[4]哈登-奥伊伦堡事件指1907年至1909年，德意志帝国一些杰出的内阁成员以及德皇威廉二世的随行人员围绕对同性恋行为的指控及附带的诽谤罪审判的一系列军事法庭审判、五次民事审判展开的争议。——译者注
[5]腓特烈·查尔斯亲王（Prince Frederick Charles，1801—1883），普鲁士王国腓特烈·威廉三世的儿子，也是圣约翰骑士团重新组建后的第一位大教长，但他因对艺术领域的赞助和收藏了大量艺术作品被人们熟知。——译者注
[6]《高卢人》是1868年成立的一家法国日报。——译者注
[7]荷尔斯泰因位于易北河和艾德河之间、德意志帝国最北端石勒苏益格-荷斯坦州的南部。
[8]让·饶勒斯（Jean Jaurès，1859—1914），法国社会党领袖和法国左派的主要人物之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暗杀。——译者注
[9]伊兹沃里斯基（Isvolsky，1856—1919），俄国外交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几年里，伊兹沃里斯基曾被视为促成俄国与大不列颠结盟的主要人物。1899年后，伊兹沃里斯基先后担任俄国驻梵蒂冈、贝尔格莱德、慕尼黑以及东京大使。——译者注
[10]莫里斯·鲁维埃（Maurice Rouvier，1842—1911），法国“机会主义”派的政治家、法国总理、财政部长。他多次担任预算委员会的主席和财政部长，他的财政政策和旨在避免与德意志帝国决裂制定的不受欢迎的政策非常著名。——译者注
[11]《马德里条约》正式名称是《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制度》，是促成世界多个法域商标注册的主要国际制度，规定了在不同法域获得一批商标注册的中央管理制度。——译者注
[12]最惠国待遇指一国在国际贸易中给予另一国的地位或待遇，接受这种待遇的国家必须在名义上与给予这种待遇的国家享有与“最惠国待遇”同等的贸易优惠。最惠国待遇是世界贸易法的基石之一。——译者注
[13]勒斯特加滕是柏林中部博物馆岛上的公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勒斯特加滕公园被用作游行场地、群众集会地等。——译者注
[14]七年战争指1756年至1763年发生的一场全球性冲突，这场冲突波及整个欧洲，横跨五大洲，影响了欧洲、美洲、西非、印度和菲律宾。一些历史学家将这场战争称为“第零次世界大战”，其规模接近其他两次世界大战。——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