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学者的一种道德心[329]
在《北方评论》杂志中，我们的撰稿人，莱斯托库瓦神父发表了一篇关于非常值得怀念的乔治·埃斯皮纳的生前传略。他说到埃斯皮纳的为人，也说到作品，以中肯的，当然也是友好的词语。谁认识了乔治·埃斯皮纳，这位伟大的工作者和杰出的人，会不尊重他呢？他亲切善良，在任何事情上都乐意帮助他人，人又非常谦虚。我记得，有一天我随口跟他说，我手头缺他的一篇论著，无法弄到它。第二天，我就收到一封长信，是用我熟悉的紫色墨水写的，乔治·埃斯皮纳按照他的方式写满了他的歉意。他对我说，他从未想到他的一本书（关于中世纪大有产者的论述）会让我感兴趣；并说要是他想到了，肯定会寄一本给我；但他暂时没有样书提供给我……令人感动的，就是他不讲客套话。有位非中世纪专家的历史学家会对他的著作感兴趣，乔治·埃斯皮纳由衷感到惊讶……一个月过后，一天早上，我收到一本样书，不知乔治·埃斯皮纳自己是从哪里弄到的，还又附了一封信，一再表示歉意……充满了盛情和亲切，感人至深。
莱斯托库瓦先生谈到埃斯皮纳对综述兴趣不浓：“他是一位一丝不苟的分析家，但害怕新观点。”我认为这种说法不完全正确。他的确是一丝不苟的分析家，可是他害怕新观点吗？当然不是。他有一个崇高理想，一个苛求形式完美和细节精确的理想，这一点我同意。但他知道，完美是难达到的，他和别人都难达到。但是他跟《年鉴》的合作，是真心为我们这些坚定的不墨守成规的人提供帮助。我们从一开始就有我们的新思想，而且我非常希望一直拥有新思想。他不抱自私的目的，常常满怀信心参与我们的思想活动，多次撰写批评文章，表现出令人钦佩的魄力。对于这些文章，我和布洛赫都喜欢思考、编辑，然后同意刊登。这一切可不是一个害怕新思想的人的所作所为。如果有一天，有人仿照18世纪的风格，以“年鉴的精神”这个令人满意的经典老题目，发表一本我们杂志的著作选，我完全知道放在开篇的应该是哪一篇文章，应该就是1934年埃斯皮纳提供给我们的那篇文章，载于我们的杂志第6卷（第365页），标题意味深长：《关于对空泛的厌恶：对博学方法的背离》。这显然是在确认我们有着共同的观念。
而我要补充说：这是勇敢之举。因为我们别忘了，乔治·埃斯皮纳是从巴黎文献学院毕业的，而他指责装模作样，只考虑“事实”的那些人正是巴黎文献学院的毕业生，他是在一份杂志上进行这种指责的，而那些傻瓜就把他们可怜的担忧归因于这份杂志的主编和撰稿人，不断指责它是“巴黎文献学院的敌人”。我曾经说过，法兰西文学院不接纳埃斯皮纳为院士，是对他的严重不公。无人怀疑，埃斯皮纳的勇气和对观念的兴趣——这些观念可以说不一定是新的，但至少是正确的——是导致他当选院士受挫的重要原因。
当埃斯皮纳谈到亨利·洛朗的那么宽泛、那么吸引人的工作，遗憾作者在结束其著作时没有用一个有说服力的结论来赋予它更多价值时；当这个由于所受教育的缘故，对1900年代的整个地理学思潮陌生的人，那么清楚地表明，必须以地理学和地形学为基础创立有价值的城市历史研究时；尤其是当他从1902年起，开始了有关杜埃的系列研究时，这种研究在当时是那么的新颖，他可不是一个畏缩不前的人。我愿意用莱斯托库瓦先生的话称他是一个“先驱”。他确实没有技巧，况且他个人也确实不想有这种技巧。
但是别人如果没有这种技巧，他又会带着他惯常的极大的宽容，表示非常遗憾。
没有一期《年鉴》出版时我们不在想：“我们多么希望埃斯皮纳为我们写一篇充实的文章啊！”而我个人总是怀着感激之情想起1940年到1944年间他对我的帮助，当时我几乎是孤身一人面对困难。每有重大事件发生，我们都要交谈一两句话，而且没有哪一次他会拒绝给我最广泛最热忱的协助。这是一位极其谦逊的正直的人，而且是一个高尚的文雅之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