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末年的朝廷
查理二世末几年的政府本根据于朝廷和高教社及托立党之相互的密切谅解。凡槐特和尔枢密院所决定者，乡气未除的地方官吏即欣欣然执行之于各邑，而牧区牧师则称颂之于牧区教堂的讲经台上。朝廷及极端的托立党人俱以排除他们的公敌，辉格党及异教，为能事；为达到目的起见，他们不惜利用法律及法院来禁止任何种的反对行动，或任何样的言论自由；好在法官是他们的，治安法官也是他们的，而陪审员则他们可把持包办。托立党更于教社的无抵抗教义中找出宗教上的根据来助他们严厉地对付一切批评王政之人。过去的经验，他们既多忘却，而未来的变化他们更少预知，故他们很得意地以为国王的政策将永永和他们的利益及意志一致。然而这所谓永永只限于查理二世的余年。终他的余生，他确不复作恢复已经于1674年放弃的罗马公教计划的企图。他固然仍受路易的津贴，但此举仅在避免召集国会的必要及维持对法的和平，而并无企图在国内或在国外为罗马公教作任何运动的用心。直到在临终之顷，他始正式的复和他中心所属的宗教言归于好。
詹姆斯和托立党人
詹姆斯二世一即位，即召集国会。新国会是御用的一个。好多的议员皆藉城市会社的改组而得到议席，辉格党人盖无一能留在改组的会社之中者。托立党及国王能合作一天，则他们一天无须害怕总选举的发生，辉格的国会是永无实现的可能的了。而且《克拉稜敦法典》的执行，今比昔日更有恒性，昔日国王及众院间常因发生误会而有“放任”的间断时期，但今则可以不断的把法典严格执行。因此，“异教利益”的完全铲除，迟早亦总可实现。
1685年国会的忠君心比骑士国会的尤见浓厚，但有一事是詹姆斯所绝对不得任性的——他绝对不能恢复罗马公教。詹姆斯及托立众院对于这问题的争持因蒙穆斯在西方的叛乱而提早发动，虽则那叛乱在一时曾把他们结为更好的朋友。
蒙穆斯的叛乱
蒙穆斯的叛乱并不能引起辉格绅士及缓和各派的同情，虽则两者在三年后的革命中都是中心人物。它是清教徒的叛乱，清教徒因不胜严酷的诛除起而作反抗的举动；他们的精神不是近代辉格党的精神。而是旧日圆头党的精神，不过在克伦威尔之时圆头党得上等阶级为有力的领袖，而今日的清教主义则已流为平民的宗教，即索美塞特中亦只限于汤吞的铺户及乡里的自由农民和工人，塞治穆耳（Sedgemoor）之战为乱事的结束。在战阵之中，清教徒颇能慷慨的捐躯，因为他们误认卑下的蒙穆斯为他们宗教的健将；然他们和他之间却无丝毫封建式的忠勇存在着，不像许多高地部族和詹姆斯党间的关系，完全由于这种的忠勇。
詹姆斯二世像
詹姆斯二世（James Ⅱ，1633—1701），从1685年到1688年是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国王。他是最后一位信奉罗马天主教的英国国王。他的臣民不信任他的宗教政策，反对他的专权，在光荣革命中他被剥夺王位。玛丽二世和威廉三世的上台，永远确立了议会在英国的统治权力。
刻克（Kirke）及其自丹吉尔运来野蛮化的军队，及酷爱苛暴的法官泽夫立兹（Jeffreys），对于叛徒所先后施行的报复尝得王命的鼓励。这为新朝使得托立党震动而又厌恶的第一事。威塞克斯的路旁满吊了异教徒长列的涂黑尸首。这种可怕的陈列使向日摧残英吉利政治及宗教生活的党争烈焰开始减杀，而趋向于新时代民族统一及宗教容忍的运动首次发轫。
詹姆斯之招大军
但蒙穆斯之变对于詹姆斯反有促成专制的影响。他受了法人及耶稣会徒的顾问之包围，他立想全国罗马化，他所采用的计划似乎比他初即位时所想及的步骤更要急进。借口清教徒的叛乱，他招集了3万人的一个常备军，并在近郊豪温兹罗野草地（Hounslow Heath）上扎了一个大营以镇慑首都的人民。他误以军队为极可信任，故不惮和托立的国会，乡村的官吏及盎格力干教社挑战。他以为他有自由行使王室特权以停止法律执行的权利，他撇开了国家的法律，而以罗马公教绅士来充任一切的军官。他尽力诱导他们来担任这样危险的职务，但他们的人数总嫌不敷。至于兵士中则同教教徒的人数更是太小，故他从爱尔兰装了几船操塞尔特语的农民来充兵士。英吉利人，无分军民，都把这些新招的兵当做洋鬼子及蛮人；即在他们自己的岛上英人也不容他们有武装或容他们桀骜不驯。但今则他们且降临英吉利而为英吉利的主人翁！
当革命发动之时，詹姆斯已经毁坏了他极好军队的纪律及忠顺，但尚未能使它变成可以用来斩除抗议教的武力。革命领袖之所以要在1688年即行革命，诚有防止那种军事演进的成功之作用存乎其间。但詹姆斯之所为已足使托立乡绅又有一长时期的厌恶常备军。他们已两次见过常备军的援用，第一次由克伦威尔，第二次由詹姆斯二世，然两次都用来压倒乡绅及教社。
蒙穆斯的失败及被诛，一方使詹姆斯益走向颠危的道上去，一方又替奥伦治的威廉除了一个障碍物。英吉利各党在他之下的联合亦较前更近事实。他自丹比内阁以来向和托立党的感情极好，但半数的辉格党则迷于蒙穆斯狂妄的热烈而误以他为有望者。他的覆没使英吉利全体的辉格党人及异教徒集中他们的希望于威廉及玛利。在1687年，大多数的英人本一致的希望詹姆斯不久逝世，而他女儿玛利可趁早嗣立。
公教在国内及国际上的形势
英吉利罗马公教徒的中坚分子由乡绅们所组成，他们虽不能充地方官吏，但并没被摈于社会之外，且和他们托立邻居的感情也很过得去。他们对于詹姆斯正在依法人及耶稣会派的建议，受无主义的英国佞臣，如泽夫立兹及孙德兰（Sunderland）等的鼓动而采用的政策，并无好感。公教的乡绅们深知国人的性情决不能再容公教之为国教，除非藉外军或内战之力；然而第一次的内战已大减了英吉利公教徒的实力，焉知第二次的内战更不会促成他们的灭亡？他们这样的想法深得教皇英诺森十一世（Innocent Ⅺ）的赞同，盖他为一头脑清楚思想稳健之人，和下令禁绝依利萨伯的诸教皇迥然不同。而且他和路易十四及法兰西耶稣会徒不睦，他很怕法兰西在意大利及欧洲的权力太大；他很同情地注视威廉抗议十字军的出航及成功，因为它可以拯救英吉利逃出法兰西把它夷为附庸的危险。
教皇及缓和的英吉利公教徒之所能在英国希冀的，非政治上的最高权利，而仅宗教上的容忍。威廉已公开的宣言愿以他的全力来替他们取到这点。从性情，政策及环境他都应主张宗教容忍的。于容忍的基础上他的伟大的先人尝把荷兰团结起来。他本人又是反路易大联盟的盟主，他有把奥大利，西班牙及罗马教皇同荷兰及抗议教的德意志联合一致的责任。詹姆斯本人如稍微有些耐性，他本不难叫国会正式认可实际上已在公开奉行的公教仪式。但托立党及威廉两者都不能让罗马公教徒来充任军官，地方官，枢密官，末了并侵占英吉利教社本身的禄位。然而詹姆斯三年中的设施竟在此而不在彼，手段既日趋于暴烈而不法，目的亦似乎只在为一旦用武力令英国重依公教的预备。
南特诏令的取消
正在这几年中，他的同盟路易十四则在取消容忍的《南特诏令》（Edict of Nantes）。路易当时诛除法兰西的呼格诺徒的凶猛诚堪令人发指；除了禁止他们向外流亡，并常用非刑逼他们做弥撒外，他更拆散他们的家庭，男的送上扁船去摇桨，妇孺则被捆绑起来而强之信她们所憎恶的宗教。好像她们是黑奴而不是常人似的。这种淫威所酿成的灾苦诚非人类所能想象，更非人类之所能忍受。幸而在若干年之间私自逃出国境者尚有数十万人之多。逃走者大半至英，荷或普鲁士，其中一大部分为品格高尚的匠工及商人，容留他们的诸国亦因而学到经商的秘密及新的工业方法。宗教的同情心居然胜过了同行的嫉妒，故他们所至俱极受欢迎。英吉利之所以能于工商业方面远远超过它伟大的邻国，理由固不止一端，然这许多呼格诺徒之自法改隶英国，也不是一个最微末的理由。法兰西因宗教诛除过于残酷，故竟发生楚材晋用的恶影响，许多法国的旧工业坐是衰败，而许多英国的新工业则一一建立。
英人的疾恶公教
海峡外这类残暴的设施及无数因不胜罗马公教主义的压迫而来归的无辜哀鸿，其对于詹姆斯二世的臣民所发生的影响可和亚尔伐的残行与圣巴退尔米大屠杀对于依利萨伯英吉利的影响，及九月屠杀与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的残暴对福克斯及庇特的同时人的影响相比拟。《南特诏令》的取消成为1688年革命及随后经年不断的法兰西战事之情感上及心理上的背景。战事使英人对于“教皇教”的痛恨达于极点，而火焚教皇俑像以取乐之举亦盛极一时，虽则在全欧洲分成反路易及联路易的两大帮时，教皇固尝站在英国一边。
英人对于“教皇教”的观念乃从他们的近邻法兰西耶稣会徒及热烈主张铲除呼格诺徒的僧侣得来。他们深恐法兰西的制度会因詹姆斯的措施而推广到英国来，故福克思的《殉道记》及玛利朝诛除的传说所引起的回忆又宛然如将临之真祸。各式各样的抗议教徒，自大主教桑克洛夫特（Sancroft）以迄巴克斯忒及班杨，皆见到抛忘嫌隙，共抗国王，以推倒他发狂似的政策并防止他任意停止英吉利法律的必要。全体抗议教徒的一德一心联合一致后，盎格力干低教社派，辉格党人及他们的容忍政策竟得起势来，而昔日尝主无抵抗主义的托立党人则处于进退两难的地位，他们只有放弃他们盲目主张的主义，否则他们便须袖手旁观，而让突将他们的抽象主义具体化的“尼禄”把他们的宗教毁灭。
詹姆斯之欺抑托立党人
托立党的地位不特在道义上及智识上大非昔比，即在物质上及政治上亦不堪回首。在1685年时，所有枢密院的枢密官，城市及乡村的法官，各郡的统制（Lord Lieutenant）及邑官几尽为托立党人及高教社派；但三年而后，当革命将临之时，中央及地方的机关中几无他们立足之地，纵有奥力味在经营他们被槟之周到亦不能过是。詹姆斯尝蔑视国家的法律而图以罗马公教徒替他们。但他不能觅得如许多的同教教徒来供他驰驱，所以他同时也请抗议教的异教徒来帮他的忙，虽则后者中之甘愿违背国法，牺牲抗议教全体的利益，以快一时的报复（对高教社派的）者也不多见。
国王及教社两者都在恳求违教者之帮助。国王允以不法的《放任谕告》来停止可厌的法律之执行，而给他们以宗教容忍及平等的公民权利。教社则允于自由的国会召集后，以法律来给他们以宗教的容忍。违教之徒，半因他们素向亲国会而远国王，半因恐怕法国式的罗马公教的专制，故接受教社方面的建议，虽则这建议在形式上远不及王室建议的宏大。
詹姆斯之危害教社
国王今且公开的侵犯盎格力干僧侣的禄位及业产。他违犯国法而恢复高等委任法院，以作他蹂躏教社的工具。伦敦主教昆普吞（Compton）因拒绝禁止抗议教徒关于教义的争辩而被停职，许多的教禄且由罗马公教徒来享受。牛津穆楞书院（Magdalen College）生员的产业亦受非法的剥夺；大书院的本身且被变做一个罗马公教的神学院。这个暴虐的举动对于牛津及惟牛津马首是瞻之人有极大的影响，无抵抗及神权主义的坚垒竟一变而为叛逆的城市，在英史中最多事的那个冬季中，牛津大街上竟高悬奥伦治的旗帜起来。
末了，国王复命全体僧侣在他们的牧区讲经台上朗诵国王停止一切诛除罗马公教徒及异教徒的法律而准他们充当文武官吏的《放任谕告》。当时人人知道僧侣认《谕告》为违法的，所以命他们朗读的命令实含有羞辱他们的用意。但他们惟一的自卫方法是一致拒绝服从，不然高等委员又可剥夺不服从者的禄位。七位主教，由坎忒布里大主教桑克洛夫特领衔，吁请国王收回成命；但国王则不但不予照准，而反把他们执付法院，并治以公然发表反叛文书之罪，七主教的审理及陪审团之宣告他们无罪，把国人的热血烧到沸点；由七位辉格及托立领袖署名的劝进书即于当晚致送于奥伦治的威廉。威廉驻英的差官在过去的若干时期内盖早已和英国各派的领袖有所联络。
詹姆斯之有子更使人民不安。威尔士亲王之为真子固尝为反对者所多年否认，但他之为国王之亲生子究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有了他以后，继詹姆斯而为王者将不为信抗议教的玛利或安，而为她们信公教的幼弟。发生了这层考虑之后，大多数的托立党人亦不得不忘了他们的无抵抗主义，而另觅一条生路。领导全党以变更党义者即为党之始创者丹比。丹比至今尚为有作有为脚踏实地之人，同四个辉格领袖及受停职处分的昆布吞主教，及另一托立贵族共署名于劝进书者即是丹比。
威廉三世和玛丽二世的加冕典礼
威廉之来
威廉所计划的事业中诚含着极大的危险及困难。这些半属英国而半属欧洲的危险困难只有他一人能完全了解，也只有他一人或可叨天定及人定的互济而一一解除。他深知如非把它们——解除，他决无可以永抗路易之理，所以他也不惜作一冒险的尝试。他有需于英吉利，而英吉利也有需于他，终他之世，他认清了这互需而鞠躬尽瘁地以谋国。
最足以阻止威廉出兵英国者即是法军攻侵荷兰的危险。但是詹姆斯自己替威廉解脱了这个危险。詹姆斯如果需要外助，则要以此时为最急，然他却于此时公开的否认路易的保护。因此之故，威廉得以亲统荷兰海陆大军杀奔英国。在托湾（Torbay）登陆的军队中欧洲所有的抗议种族盖无一不有代表，且全军为数颇大，故可以保险不会蹈蒙穆斯的覆辙。威廉并宣称一切争端应让自由的国会来解决，犹如门克将军昔年之所为。詹姆斯的军队本内容复杂，抗议教徒和公教徒不相能，而英人和爱尔兰人又互相仇视；加以在最危急之时丘吉尔·约翰（John Churchill即日后之马尔巴罗）及其他领袖又脱逃而去。军队的混乱达于极点，故詹姆斯竟不敢一战。威廉因种种理由本亦极欲避免流血。他的声势日见浩大。一般的平民都归附于他，且赞成他一切交付自由国会的政纲。丹比亲率北方子弟以响应他；托立第二名有力领袖西摩（Seymour）则召集威塞克斯的义士以迎威廉，辉格党的得文邑（Devonshire）则组织米德兰的党人以相从，而伦敦的民众则无需领袖的指挥而起义。
但詹姆斯之废立在那时似仍为不可能之事，因为托立党王位世袭的观念极深。幸而詹姆斯坚欲流亡在外，和妻儿过寓公的生活于法兰西的朝中。有此而后废立才不难成为事实。
光荣革命
1688—1689年的革命我们的祖先常称为“光荣革命”（“the glorious revolution”）。所谓“光荣”者实不是指着任何武功，或英人方面任何豪举而言；即全民族总比一极昏愚的君王为有力之说的证实亦不能僭称光荣。平心而论，英人之须借助于外国的海陆军以恢复昔日消磨于剧烈党争中的自由，无论那外军是何等样友好或何等样的受人欢迎，尚是一件可耻之事，更何云光荣。然不列颠的革命也有它真正“光荣”的地方：它是不流血的，它无须乎内战，屠杀，放逐或报复；更有进者，有它而后，多时未能解决的宗教及政治纠纷竟得基于大众的同意而得到圆满的解决。1889年的解决历久而尚无摇动。它不特使人民获得比前更要宽大的新自由，而且也使全帝国的国家及政府得到视前益觉振作的新精力及新效率。向日国王及国会间糜费精神的竞争今改而为两者之合作，而国会则占着上风。17世纪时对外的衰弱，经马尔巴罗，窝尔坡尔及察坦姆的经营，渐进而成为武力上，殖民上，商业上，政治及宗教的自由上，及智识的活动力上举世公认的领袖。
1689年的人物都不是英雄，即笃实君子亦尚居极少之数。但他们是极机智之人。极机智之人当危急之时本不见得能冷静稳健投大遗艰；但他们都是饱尝风雪之人，故投大遗艰又为他们的特长。1689年的头几个月实为国家危急存亡之秋，外有法兰西之交战，内则爱尔兰已失，而苏格兰复分崩灭裂；因鉴于国难之方殷，故民会国会所有的辉格托立两党能各忘其宿怨，各让其主张，而成立那有名的和解，即世所称为革命解决（Revolution Settlement）者。自那时直至《改革法案》（Reform Bill）的时期，那解决长为英吉利教社国家的基础而几绝无变更。
革命解决对于托立党的影响
托立党人于上年秋间已不得已而放弃无抵抗主义，在二月中他们更觉得有放弃王位世袭主义的必要。他们同意以国会立法来稍变王位继承的次序。自此而后，除非国会可算是“神圣”的，英吉利王统治权的来源也只能说是人赋的了。为避免主义上的矛盾起见，好些的托立党人仍欲詹姆斯居国王之名，而威廉只算是摄政；即丹比亦主张以玛利为惟一之君，而屈威廉为王夫（Prince Consort）者。但这些办法都是不可能的，托立党人因不忍国家濒危之故，于既知它们的不可能后，即放弃他们的主张，而同意于威廉玛利之并为元首，更以威廉为执行权的行使者。
大部分的托立党人因深觉得有摈除罗马公教徒入据王位的必要，故顾不得理论上的冲突；于1701年时，在哈犁（Harley）的领袖之下，他们且为通过《王位决定法》（Act of Settlement）的主要人物，许多理论上的矛盾也只得不问。照此法所定，威廉及安而后，继承权应归于信抗议教的汉诺威家，而不再轮到詹姆斯二世的幼子。只有托立党的右翼仍继续忠于詹姆斯；一部分的高教社派主教，连桑克洛夫特本人也在内，竟拒绝向威廉宣誓服从。他们属于所谓“反宣誓派”（“Non-jurors”）的一流，他们为得良心的安慰起见，甚至放弃权利而无憾。这派少数忠王之徒的责备，使多数旋转较易的旧党友感觉到极大的不安。就整个的党而论，托立党总算能忠于革命的解决，然党的主义及党内部的和洽竟因而大大牺牲。托立党在逐渐由旧更新的过程中，其所受的痛苦远比辉格党所受的为大。故于安殁时，它卒致发生大破裂且遭受大灾难。
容忍法
除了上述的纠葛及诛除别的宗教之权而外，托立势力之在教国中者实不因革命而受多少的损失。教社仍为盎格力干的，把它界限放大，把缓和异教徒“包容”在内的最后尝试在1689年又归失败。但同年的《容忍法》给违教的抗议教徒以礼拜自由的权利，虽则我们会视为不可通的限制及束缚仍在在皆是。当时许多人犹不把容忍看做伟大的原则，而仅把它看做必须忍受的错误。故要得到容忍者尚不能不承认种种的限制。
罗马公教徒为詹姆斯党（Jacobite Party）的中坚，故得不到法律上的解救，而且抵制他们的新法仍时有成立者。但在实际上，威廉的政策及时代的精神都站在他们的一边，故他们于英国也能得到了不少的礼拜自由；害理的各种惩戒法律通常总搁起不予执行，只在詹姆斯党举事时曾有一度的部分执行。私宅中的礼拜几绝不受干涉；法律尽可存在，但公共礼拜堂的建造及教士的公然来往却是不禁之事。同样的，取缔年有增加的一位教派（Unitarians）之各种法律亦暗中搁置，不废亦不实行。在新时代良好的空气之中，《容忍法》的精神比它的字义可有广阔得多的范围。
辉格党人及托立党人
礼拜自由，除了或种的例外以外，在实质上总算已得了胜利。但在19世纪以前宗教的誓言仍完全的牢守不放。凡不肯照盎格力干教社的仪式以接受圣餐之人，无论为抗议教徒或公教徒，仍不得有被任为王家或各市官吏之权；公教徒仍不能入国会，而所有的异教徒仍不能入大学。盎格力干教社虽不复是诛除的机关，但在将到的时期中它仍为握有把持政治教育权利的团体；此种权利辉格党人即当乔治一世二世盛极一时之时仍不敢有所掀动。
所以教社及国家的主要制度仍站在1660—1661年的基础之上，而不为辉格党所变动。辉格党人在革命时的胜利只为他们主义的胜利——宗教的容忍及王权的抵抗——及时代趋向的加速。因为英吉利有了革命，又因为革命克制了路易十四的权力及主义，英吉利及全世界才都向近代主义，宽阔主义，及国会主义的道上走去。
辉格党人在1689年所得到的官位也没有如在1715年汉诺威王朝继位所得到的那样的包括无遗。威廉并不是他们的倾袖，不过他们因深恐詹姆斯党万一复辟则他们的损失将更大于托立党人，故他们之助威廉亦不能不比后者为出力。威廉所需者为足以助他战败路易之人，他于辉格托立完全无所轻重。所以当1690年辉格党人想违了革命和解的精神，而对于托立党人谋报宿仇时，他立即把国会解散，而请国人斥退他们。
他的后继者安更亲托立党人而疏辉格党人。乔治一世即位以前，辉格党人比敌党惟一便宜之处即是他们对于对法之陆地战争要比托立乡绅为一致而热心；后者因向恶常备军及高率田赋之故，总不甚喜欢陆上之战。
革命解决的善果
但除了仲裁两大党的争端，使毋再有危害国家的可能外，1688的革命尚立了别的大功。它解决了国王权力及国会权力的上下问题，它决定国会权力居上；此举使英吉利得有一个可和握有主权的立法机关相融洽的行政权力。固然，这个新调和的详细办法要过若干时才因内阁制度及首相职权的发达而有一定的规模，但自1689年起，即没有一个国王，连少年时的乔治三世在内，敢有不要国会或违背众议院的决议，而自统自治的尝试。贿赂国会之事固仍不能没有，但贿赂是一事，违抗国会又是一事。
也没有一个国王敢作蹂躏英吉利地方自由的尝试。老实说起来，18世纪的英吉利中央政府实太听命于治安法官，太让有状城市及已定利益滥用职权。法律之战胜擅专的权利在大体上固是人类极大的得利；但在此后的百余年中法律及已定利益的胜利竟使人们对于现存的状态起过分的钦佩诚服。布拉克斯吞，柏克及厄尔敦（Blackstone，Burke，Eldon）一班人都把富于保守性的革命视为人类活动的最后标准，而不愿再有更动。因为詹姆斯尝欲破坏英国的典制，故典制竟历多时成为无从改良的事物。
我们苟置党的利益于不问，则詹姆斯及泽夫立兹的打倒确为正义及人道的大胜利。法官不复为国王可以任意免职的官吏。审问要比前时规矩得多，就大体说起来，也很公正。残酷的鞭刑及过度的罚款不复为政党政治常用的武器。出版品的检查在1695年起亦中止执行，而密尔吞所寤寐以求的“印行自由”亦得在英成为事实。辉格及托立两大党的均势使批评政府之人得有所庇护而无须畏慑。《克拉稜敦法典》的不执行及诛除的停止使向日弥漫全国的灾厄，仇恨，及冤苦得告终止。经千余年的进化而后，因大家承认关于思索问题意见之不同为人类无可改正的本性之故，宗教终得逃离诛除异己的义务而存在。近代的国家，和中古的教社都尝想盲目的不问这个真理，幸而结果都是白费心力，个人可有信仰的原则终获胜利。这胜利的间接影响极多且极大，但在成立那个奇怪的，拉杂的，调和的，不合逻辑的，富有政治见识的《容忍法》之辉格及托立党人的生前固尚未可以一一窥见者。[1]
* * *
[1] 关于革命解决在18世纪的各种影响随后各章中当分开论到，譬如第五卷第一章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