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辟之于苏格兰
克伦威尔的战役在苏格兰及爱尔兰都树立了英吉利人的统治权，这个一统的政治管理即查理二世的复辟也不曾打破。自1660至1690爱尔兰及苏格兰的情况仍继续的随着英吉利诸种革命的变动而转移。
历查理二世一朝，苏格兰的统治中心在爱丁堡，而统治者则为它自己的枢密院，但这个团体完全受槐特和尔的指示，而不受苏格兰国会或苏格兰教社会议的监督，故它绝无真正的民族独立可言。以和克伦威尔时的合并比起来，它此时所得的独立仅为和英吉利及其殖民地自由贸易之消失而已。国会是完全听命于枢密院的，国民种种的冤抑它从不想法代为申诉。
于密德尔吞，洛衰斯（Middleton，Rothes）及劳德对尔之时统治苏格兰的枢密院实赖骑士的赞助，至少也得到他们的默契。当时苏格兰的骑士，犹满带了蒙屈罗斯的传习，他们实代表华族和尊王两种情感的融和，及反对刻克专制的决心。华族跋扈和尊王之心两者在过去数百年中本为互相倾轧的情感，但今之骑士则兼具二者。刻克的专制已被克伦威尔所推翻，死灰复燃的可能深为世俗社会中较少狂热的一部分所不愿见，而骑士又可为这种情感的代表者。大都宁让枢密院来专制而不愿专制之权操于僧侣及长老。当时的国会既无权力又乏政策，故除了忍受枢密院的或刻克的专制外，实没有第三条可走之路。骑士党的中心势力为贵族。贵族和长老会徒的合作向来是断断续续而缺乏热诚的，而且在历史上的重要也早成过去。只有亚加尔大族（House of Argyle）仍始终如一的拥护长老教，否则贵族多助骑士党，而刻克党的主要势力则为较小的地绅阶级。
长老教之被诛除
枢密院之力持国高于教的主张诚得厚大势力的赞助。它虽没有强苏格兰人重新接受劳德的《祈祷书》，但它取消了盟约（Covenant）恢复了主教制，僧侣亦从此不复如前之由牧区信教群社公同推选，而由保护人（Patrons）任命。这个政策为东部的大部所欣然接受；如果枢密院能出之以谨慎，济之以宽仁，则西南部分或亦可以默认。但复辟后头几年中统治苏格兰的酗酒者竟强迫长老僧侣作法定的誓言。国教式的宣誓为大部分长老僧侣所万万不能屈顺的，因此三分一的牧区教士，（大抵为西南部的教士），竟被逐出于教堂及馆舍，而以副牧师（“curates”）为继。副牧师绝不能得到群众的好感，他们仅赖骑兵及官场以维持他们的权力。
所谓“潜拜会”之习即为被革的教士所发起，他们藉秘密举行的集会以训讲真谛于信众。但苏格兰的“潜拜会”和英吉利的又微有不同；英吉利的违教者往往在棚屋（barn）之中或楼房之上集会，而苏格兰的盟约者则在孤寂的山麓，棚屋的窖中，或桦林的深处开会，更于四围布置把风之人以防红衣骑兵之自荒地来临。且《克拉稜敦法典》的执行无论若何严厉，其在英吉利的执行者仍为合法的治安法官，但在苏格兰则枢密院往往将不就范的区域整个交付军人处理，或任野蛮的高地部落肆意焚杀。这类的虐待激动至是犹留存于低地的战士及流寇的义愤，而叛乱亦层见叠出。1666年有盆特兰之变（Pentland Rising）；12年而后更有严重数倍的变乱发生，开场为大主教沙普（Sharp）的被杀，继为克来维尔豪斯（Claverhouse）之于掘伦姆克洛格泽地（Drumclog Moss）受挫于武装的潜拜徒众，终为波司威尔桥（Bothwell Brig）之战。
政府的残酷固然激起了狂热的叛乱，而政府于削平变乱时又遍用残酷的手段。这种残酷在苏格兰人民的回忆及想象中留下一深刻的印象。到了后来仇怨已忘的时期，长老主义得利用昔日“杀戮时代”的故事，被杀志士的坟墓，志士殉道的美谈，来自居于拥护民族独立及宗教自由者的地位，而它在道义上崇高地位亦居然确立。志士之被杀者，或在“格拉斯马克特（Grassmarket）被断为有罪”者本到处皆有，故苏格兰的长老会徒有无数的圣徒传及义勇史足以自豪。然而盟约志士之所拥护者宁是宗教的自由？他们宁蓄向着子孙后世留芳之意？他们只向活着的上帝吁恳，在那万劫不复的世界中他们自信为上帝惟有的忠仆。
当查理二世扰攘多难残暴不仁的朝代将终之时，苏格兰的人民犹未能联合起来共戴热诚拥护盟约的徒众。枢密院及其非刑的拷打虽为自好的人民所全体痛恨，但东部因反对党方面缺乏缓和领袖之故，犹大体赞助政府，至于西部则处于要反叛而不敢起事的状态之中。因为内部分裂之故，只消英吉利本部无革命，则克来维尔豪斯及其骑兵不难以武力镇压苏格兰。使苏格兰及英吉利两国都趋于一德一心以自救的路径者实为采用罗马化政策的詹姆斯七世及二世。
革命之在苏格兰
在两国同时发生的革命使苏格兰得恢复了它自邓巴一役以后所没有享过的实际上的独立。英吉利的政治家，无论托立与辉格，都愿让它以己意来解决它的宗教及其他问题，惟一的条件即是它跟了英吉利也以威廉及玛利为它的君王。苏格兰乘了英国之有朝代的问题，竟得于精神及物质上均取到优良的条件，在革命时如是，在《合并法》（Act of Union）中亦如是。
废立詹姆斯七世，选威廉玛利为苏格兰君王，而立下他们就位的条件者为会于爱丁堡的民会国会。次年正式恢复长老教但不恢复盟约者亦为国会。枢密院武断政治的告终盖为革命必有的结果之一。自此以后，爱丁堡的国会成为一独立的势力，而政府也不能不把它放在眼里。它不复如1639年时之仅为教社会议的一个应声虫，或如1661年时之仅为枢密院的一个应声虫。它有它自己的政策。它的封建选举方法固不免使它未能明晰的代表全国舆论，但它至少可以代表世俗势力的当令，既独立于刻克，复不附于国王，而和两者又都感情不恶。有了这样的一个国会之后，苏格兰遂交进了否极泰来的好运。
威廉之于苏格兰
但威廉的一朝，就特威德河以北而论，实为多难的一朝。詹姆斯党在苏格兰比在英吉利要强得多多。多数的贵族及在东方尤为势盛的一班体面有力，而仍依附新被革斥的主教派僧侣之人士都属詹姆斯党。不复为新苏格兰的国教中而且几不为新苏格兰所容忍的主教教社自不能不比英吉利的托立党尤表多同情于詹姆斯党，因为托立党人所私淑的教社不受革命解决的影响，且仍继续享着极大的特权。而且高地界线以北穿裙各族的大半亦属于詹姆斯党，因为他们妒忌坎柏尔一族及其领袖亚吉尔之得势，亚吉尔是时盖为全苏辉格及长老党的真正领袖。克来维尔豪斯仿效蒙屈罗斯而组织起来的高地叛军虽获得启力克郎启（Killiecrankie）的胜利，然因他之一死而不能继续向南进展；数星期后且因在丹刻尔德（Dunkeld）被信奉盟约的坎麦纶军（Cameronians）所战败之故，完全失了作用。但在1746年以前，高地诸谷从没有完全征服，也没有占领。葛伦科（Glencoe）可怕的屠杀有增长詹姆斯党的感情及毁坏政府名誉的功效。当这种种危险纷至沓来之秋，国会因缺乏相当的纪律及训练之故，复对于威廉作无谓的吹求起来，驯至政客在专制时代所养成的浮薄性及自私性完全暴露于外，虽则他们的举动并无助詹姆斯而不忠于威廉的用意存在其中。
威廉的政府之所以终能存在于苏格兰者良因它至少比前此的政府要容忍些，而且它对教国的处置是能和时代的新精神相合的。长老主义虽被恢复为国教，但政府的目的在以世俗人逐渐代僧侣辈而掌政权。教社会议固然复得自由地集会，自由地讨论，自由地决定，但它的职权已限于教社之事，而再不能代定政府的政策。古派的坎麦纶徒众，因深知教社之未能尽复旧日的权力及光荣，故拒绝承认威廉为国王。一个在荷兰可为喀尔文派，在英国可为僧官派，而无处不为雷奥狄栖亚派（Laodicean）[1]更无处不是力主容忍之人，如何可配做他们的国王？但国民的全体固深厌诛除及流血，故默认新政局而不加反对。[2]
苏格兰的社会
苏格兰的教社问题最后总算得到了充分的解决。有此而后，苏格兰人虽历二世纪仍不失为深信宗教的人民，然已可有工夫来注意到物质的问题。在1689年时，他们的穷困如和他们的思想力及他们性格的坚强比较起来，诚有天壤之别。农业的方法，即在肥饶的罗新安中，犹是中古的陈法。因没有疏泄之故，良田的大部仍沉浸水中，依旧荒废，而犁耙之所及者仅为山坡的瘠地。太古的森林固已无存，但近代的垦地并未继起；一片浩荡的大地曾无篱笆或墙壁来稍资分隔及围护，景色犹是毫无点缀，而可怜的牛羊则瑟缩于冷风之中毫无掩蔽。但改良是不可能的，因为土地是出租的而租期又短促而无保障。地绅及佃户都没有投资于土地的财力，而贵族们对于他们的庄产则除了视为猎场外几无别的兴趣可言。农屋尽为泥草及碎石筑成的矮房，往往既无窗又无烟突，而以门户来兼充放入阳光及流通空气之用。啤洒及麦粥为日常的食料，虽嫌单调，但尚无营养不足之患，所苦者凶年必生饥馑，而凶年在威廉朝时竟常见。且苏格兰王国的田亩几有一半在部落政治之下，受山酋的统治，他们仍为化外之民，在实际上不受操英语的国家之统治或影响。
工商业犹在极不发达的时期。格拉斯哥尚没有它自己的航业。爱丁堡的人口及富庶远过于其他一切的城市之上，然它最繁盛的大街（High Street）上犹极少有玻璃窗的店肆。总算起来苏格兰本地的苏格兰人约有百万。散居海外者则仅有数千人，且大多为志在名利的将士。然而这个穷无所有，所享政治权极微，而社会的制度又未脱封建的人民，于《圣经》知识及神道辩论的熟练竟要高出于国会政治的英吉利之富裕的农夫及肆主，他们的独立精神至少也不在英人之下。他们如能利用他们训练极精的神智及毅力极大的性格来改良他们在这尘世上的遭遇，则结果必有可以令人惊异者。
在下世纪中所得来的大变动，景物上及财富上的大变动，——从夫勒丘及索尔通（Fletcher，Saltoun）的苏格兰变到朋兹·罗伯及司各脱·窝尔忒（Robert Bums，Walter Scott）的苏格兰——是由于全体人民，上自地主，下至贫农的努力上进。有两件事实为进步的先决条件：一为长期的典租，二为1707年的合并。租期展长而后，业田得了保障，而垦植，加篱，筑墙，建屋，及耕作，饲喂，及蓄殖的新方法俱为可能。南北不列颠的合并使苏格兰的农工出品得以畅销于英吉利本部的及殖民地的市场，而使苏格兰人得于世界各地享着英吉利的贸易权利。在威廉之朝，苏格兰因鉴于移民德利英（Darien）的大失败，而知它自己实缺乏自辟市场自立殖民地的权力和富力。
英苏的合并
苏格兰和英吉利合并而后，前者的枢密院及国会便并在后者之中。爱丁堡虽仍为法律上的及文化上的都城，但不复成为政权所自出的中心。苏格兰的自尊心固因而大受委屈，但为取得物质上的及经济上的发展起见，它也不得不作重大的牺牲。牺牲并不是难受的，因为枢密院和国会两者除了可为民族独立的标记外，都从不为人民所厚爱。在民众的心胸中及日常生活中，教社会议转有较深之根，然苏格兰的教社，正如苏格兰的法律，它们都没有受《合并法》的影响，都保存着旧有的独立。
英吉利人所以愿于招请苏格兰人来合伙者，其理由是政治的而非经济的。苏格兰长老派的色彩固比英吉利为重，但詹姆斯党在苏格兰的势力亦比在英吉利为大；苏格兰尝以于女王安逝世而汉诺威王室入据圣詹姆斯宫[3]之时，迎立流亡的斯图亚特王室于和力鲁德为恐吓。这个恐吓是认真的呢？还不过是藉以表示它对于英吉利的种种不满，如同德利英的失败等，呢？我们不易置答，但不列颠帝国，际此马尔巴罗和路易十四交战正酣之时很感受到崩裂的恐吓则是无可疑问的。为维持帝国的一统起见，安朝的辉格政治家，得了和缓的托力党人如哈犁等之助，以合并及自由贸易在物质上的种种大利为诱而请苏格兰合并过来，将两国的国王及国会永合为一而不分。苏格兰之接受合并的提议，固经过多大迟疑及踌躇，然它实为大得便宜者；它所失者为形式上的独立，而所得者则为未来繁荣的捷径。英吉利之所得者不仅为目前所急切需要的政治保障，且在帝国将来政治及商业的发展中亦得了苏格兰人的智力及性格的大助。
经此合并的大立法而后，此素来贫穷孤立但为全欧最受教育，脑力又最大的小民族竟出现于商业的，殖民的及文化的世界地图上起来。英吉利和苏格兰竟相得而益彰，而且其互相加惠之处亦不限于财富的积聚。在不列颠的文学，科学，战绩，政治，行政及殖民中，苏格兰人的贡献及活动盖远出于人口应有的比例之上。但两民族之能互助，初非无识之人所能承认；英人之能钦敬苏格兰及两民族之能各以合作为荣尚须有待于司各脱·窝尔忒爵士的鼓吹。革命时及安时的政治家，值得我们的追念。如果在过去的二世纪中苏格兰人的才能及精力不能用来发展两国共同的利益，而专用来和英吉利为难，则今日的世界将为完全不同的世界。然当时只要任何一方稍一疏忽或稍一任性，则这样的一个恶果便可酿成。
英吉利利益的保持
当克伦威尔的政局在英崩溃时，爱尔兰的塞尔特·伊比里亚种族以为他在爱尔兰的工作也可以取消，而和他们同一血统同一传习的首领可以恢复他们向有的田地。他们对于首领犹有旧日部落的忠心。但这个希望，除了或种的例外以外，没有能成为事实。信抗议的地主之势力仍依然如故。且强弓及菲次泽剌德姓的后裔可和邻居的农民同化，而他们则仍为一种盎格鲁·爱尔兰征服者的新种族，不与土民相混合。[4]新起的宗教隔膜使两种族间不同的文明愈益显露，且永久存着，而自私自利，种族成见甚深的政治也藉以得到一种理论上的根据，而且当时和英吉利本国的交通，比在中古时为便利，英吉利的势力亦较易伸入于邻岛，且比昔时为大。英吉利及苏格兰抗议教徒之在厄耳斯忒者，亦能不论阶级的差别，一德一心的以保护“英吉利利益”为职志，所以英吉利在爱尔兰势力的强固为空前所未有。厄耳斯忒殖民地之力比克伦威尔散处岛上，和土民杂居的英国地主之力为大，从1689年的事变中，也可以看得出来。
伦敦德黎的坚守
詹姆斯二世有野心欲使他的同教教徒在不列颠及爱尔兰都成主翁。公教徒在不列颠本极少数，但在爱尔兰则居人口的极大多数，故他在爱尔兰成功的机会宜可较大于在不列颠。他驻都柏林的公教徒大代表忒昆涅尔（Lord Deputy Tyrconnell）及公教国会决定推翻克伦威尔的处置，而恢复本地地主的田地。但当复旧局面尚未十分巩固之时，英国已起革命，而爱尔兰的抗议教徒的气势又为之一振，法律的地位也增加不少。他们乘机为保护他们财产及权势的努力，他们绝不让机会错过。威廉于恩尼斯启楞（Enniskillen）及伦敦德黎（Londonderry）被宣告为国王时，其人民所表示的忠勇热烈，实远在他于槐特和尔或爱丁堡被宣告时之上。北方业农的绅士及自由农民悉为习惯于马上田中操刀执犁的生活之边民，而对于清教有切实的热诚者。他们以恩尼斯启楞为大本营，而于旷地努力作战。同时伦敦德黎的市民亦忍饥死守，不肯放弃，他们的坚忍盖可比荷兰人之死守哈连姆及来丁（Haarlem，Leyden），力拒西班牙人而无愧。他们因能力守这个英吉利在北爱尔兰的立脚点，故日后威廉亲统的大批援军开到后，他们便能南进以取都柏林。
爱尔兰在1690年实为欧洲大局之所系。欧洲之能否抵抗法兰西的宰制，要看不列颠之是否强盛，而不列颠的运命则系于威廉的爱尔兰之役。革命虽已过去，而革命之余波仍在使威廉的王位震荡不安。英吉利的教社及陆军既不满于政府，而官场及海陆军中又在在有骚动之虞；国会中的辉格及托立党人又在玩党争的老把戏，而两党中半数的公仆则暗和詹姆斯党通消息。他们固不希望有复辟，但复辟在他们的眼中已成为一必有的事实，故不能不先事绸缪。当路易派詹姆斯率领法兰西军将士动用法兰西财帛，以完成爱尔兰的征服时，他的希望诚是不恶。四分之三的爱尔兰本已归附于詹姆斯，詹姆斯的成功似亦不难。从威廉方面看起来，爱尔兰的克服亦为刻不容缓之事；它不克服，则他不能从事于大陆的战事，而不列颠尽可为一个反革命所掀动。
波因河之战
波因河（the Boyne）之战决了两个竞争的胜负：盎格鲁·苏格兰人固然因战胜塞尔特·伊比利亚人而得称雄于爱尔兰，同时，不列颠及其大陆同盟也消灭了詹姆斯复辟的可能，并因而使法兰西君主国无从凌驾全球。波因两岸之都有自大陆开来的军队，很足以表示战事的国际意义。那日杀打的结果固然使爱尔兰的土民又受好几世的专制之毒及诛除之痛，但欧洲的抗议主义竟从此而获安全，而不列颠帝国亦得向繁荣，自由及海外膨胀的前程猛进，而无后顾之忧。
恩尼斯启楞，伦敦德黎及波因在不列颠及世界历史上固仅为前进的步骤之一，但从统治爱尔兰的种族看起来则成为想象及回忆的中心时期。被压迫的塞尔特民族也以同样的热度来回溯他们守里摩黎克的勇武，及次年征服者背弃和他们在那地所订条约的无信。曾为里摩黎克诸役的英雄萨斯飞德（Sarsfield），在被征服民族的眼光看起来，是新爱尔兰的代表人物，是“悲哀的慈母”[5]（mater dolorosa）的忠孝男儿。萨斯飞德在爱尔兰历史中所占的地位有很大的意义存着。他并不是旧日部落名门的子嗣，他没有要求地方各族忠事于他的权利；英吉利人盖早已将部族制度的社会打破，而把部族的领袖屠杀放逐。萨斯飞德所代表者为继此已被荡除的部落社会而起的新国家，犹之窝雷斯之在苏格兰能为继旧日部落及封建社会而起的新国家之代表。
革命后的爱尔兰
英吉利在爱尔兰统治也恢复了，然威廉贤明容忍的精神绝不能感动爱尔兰的统治者。威廉未能减英吉利公教徒的苦痛，而反无力保护此公教国公教徒的利益。韦斯敏斯忒的国会实为征服国的真正主人，爱尔兰的新局面亦充分反映着国会中辉格及托力党人的武断，无知及成见。刑法典一方陷爱尔兰的公教徒于政治上及社会上极不利地位，一方复把他们的教士——在克伦威尔的土地制度中成为硕果仅存的领袖——诛除压迫。而且英吉利抗议教徒的门户之见，派别之争，也一举而搬到厄耳斯忒；不容忍的盎格力干教徒不特不让曾经坚守伦敦德黎城墙及渡过波因河水的长老教徒享有政治上的平等，有一时甚且剥夺他们的宗教自由。且自复辟以来，英吉利为贸易的妒忌心所趋使，尝以法律来禁止爱尔兰牲畜及爱尔兰布匹的输出，于是在爱尔兰的抗议教徒的利益大受不良的影响。在威廉之世，国会更促爱尔兰纺织业的覆亡，而盎格鲁·萨克森在爱尔兰的殖民地亦无法长进。万千因此而远渡重洋以达阿帕拉契安山地的厄耳斯忒苏格兰人，在美国独立战中，实比大部追随华盛顿以叛英吉利的美人，要多些宿恨来宣泄。
奥力味至少有在不列颠诸岛中到处奖励抗议教的利益之功。他看得清清楚楚的，如果英国欲以爱尔兰为英吉利殖民地，则殖民者定须为英吉利人。但自他死后，抗议教徒的利益及盎格鲁·萨克森的殖民地，因为骑士，辉格及托立诸国会眼光不及护国者或国王的远大，而它们在商业上及宗教上又多方嫉妒之故，竟致大不景气起来。同时公教徒受诛除的严厉则又不减于克伦威尔之时。凡奥力味爱尔兰制度之中坏者今皆一仍其旧，而其好者则绝不一见。[6]
从英吉利革命发生出来的苏格兰及爱尔兰解决已如上述。两者的性质及最后的结果固如霄壤之有别，然历太平的18世纪的大部，两者似有同样的永久性，及同样的不可推翻性。不但如此，汉诺威政府在1715年及1745年先后在苏格兰所遇的困难且远过在爱尔兰所遇的，但因苏格兰的解决基于人民同意，故最后究此基于武力的爱尔兰解决享年为长。
威尔士
当后期斯图亚特诸朝，英吉利，苏格兰及爱尔兰尽经巨变之时，塞尔特的威尔士独得免于民族性的骚动。自推铎尔的解决一直到19世纪，威尔士，除了迟缓的社会及宗教发展的历史外，无历史。上等社会，从他们的文化及关系上，在渐渐变成英吉利人，山中的小农夫则仍不变其塞尔特人的性质，且语言亦大半一仍其旧。在近今工业时代以前，他们可代表威尔须人，然因威尔士已成为英吉利本国的一部之故，他们对于英吉利或英吉利制度也无多量反对的必要。如和后世比较起来，威尔须人智识上的水平线在当时极低，但本土的音乐及诗歌犹留存于民间而不稍衰减。历17及18两世纪，威尔须的平民在逐渐的由不经意的默认盎格力干宗教进到他们自己一种热烈的福音主义，由这主义而民族的智力及精神亦卒于19世纪中勃然复活。
* * *
[1] 译者按，Laodicea之人信基督教甚淡，故Laodicean即是对于宗教不甚关心的教徒。
[2] 为尊重对长老教的感情起见，由保护人任命教士之制度此时曾被取消，但至下世纪复活。因复活而发生的各种影响极为重大。
[3] 在威廉临朝时，槐特和尔被毁于火，故威廉即居于垦星吞（Kensingtoa）及罕普吞宫。自女王安起，不列颠诸王居于圣詹姆斯宫（St. James’ Palace），但到了19世纪又移至巴京汗宫。
[4] 克伦威尔时的自由农民则常有和土民混合者，见上第477页。
[5] 译者按，指耶稣母玛利。
[6] 见上第47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