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王：威廉及玛利，1689—1694；威廉三世（单独），1694—1702；安，1702—1714。
威廉之战及马尔巴罗之战
在1688—1689年的冬季，国内外的情势俱不容英吉利不为反法同盟的盟首。12年前丹比所拟的作战计划本已有此一着，徒因查理二世的上下其手及辉格党人的疑虑而没有实现。[1]革命后，新国会及重组的辉格党之第一关心即为如何抵抗法国，而国民全体的热心亦几不亚于当国者。路易之继续谋以詹姆斯父子为英吉利的君王，使威廉及马尔巴罗经营的诸战成为无可或免之事。
威廉的战，即世所称为奥格斯堡联盟之战（War of the League of Augusburg）自1689年起至1697年始止，终止战事的《立兹尉克条约》（Treaty of Ryswick）仍留大局于未决胜负的状态之中，经四年不舒服的休息而后，战事重又发动，规模亦较大，即世所称谓西班牙继承之战（War of the Spanish Succession）者。此次为马尔巴罗之战，马尔巴罗身为全欧的大将及外交家。结束此战的《乌得勒支条约》导入了一个18世纪文明的安定及特有时期；旧日法兰西君主国对于欧洲的危险从此告终，而大不列颠海事上，商业上及财政上的优势则代法兰西政治上军事上的优势而突起。
英荷的合作
反抗路易的战事，无论在海上抑在陆地，其成功的首要条件厥惟英吉利及荷兰的联盟。两国在商事及海事上久以劲敌相视，故在1689时彼此间的契合犹未能十分密切。但当日的情状亟需两国联合一致的行动；幸而欧洲当日最伟大的政治家得于是时兼统两国，而时代所急切需要的两国合作也不复成为问题。在威廉的策励指导之下，英荷两国的大臣获到了同心作战的合作习惯；这种习惯即于大总管国王逝世后，马尔巴罗和亥因栖乌（Heinsius）仍得继续遵守下去。且荷兰船舰在联盟舰队中成数年减一年，而荷兰的商业金融渐落在英国新征集的富力之后，英国对荷商业上的嫉妒没有昔日的浓厚，而两国间的合作自亦比较的不难。荷兰卒因不胜战时人力财力上的重大负担之故，它的人为的伟大日见衰退；但英吉利则并不因战事而稍有不振。[2]在安的末年，伦敦的经商群社已不甚觉得有妒忌荷兰商业的必要，所以辉格党人及“金融利益”敢提议于和约中给荷兰以托力党人及“土地利益”所恰当的视为过奢的让与。
海权对于战事的影响
历这遍及西欧中欧及其美洲领地的大战之全时期中，海军的举动，无不与威廉的外交胜利及马尔巴罗的外交军事胜利有因果的关系，虽则海军的活动在反抗路易战争中的真价值，直至近时得了马罕海将（Admiral Mahan）及他一派的历史家的说明后，始获世人的承认。海军功绩之不易得应得的领略盖亦自有其缘故。路克·乔治爵士及沙甫尔·克劳迪斯来爵士（Sir George Rooke，Sir Clowdisley Shovell）固为极佳海员，但海军中并未产生如掘类克，布来克或纳尔逊一类的名将可和马尔巴罗比拟，而惟一的海战拉和格亦绝难和布林亨，剌米宜（Blenheim，Ramillies）及许许多多省区城市的被征服同日而语。然而作战及外交的诸大计划固无一不须有赖于簸荡于大海上的不列颠战舰；法兰西的路易正如前于他的西班牙的腓力及后于他的拿破仑及德皇威廉，他们都被他们所从不目睹的一群猎犬所追获。
两方海军力的消长
拉和格的胜利于威廉之战的第四年中即已取得。照马罕海将的计算，法人“在海上于1689及1690时本比英人荷人为强”，故联军之能于这样的早年获得全战中最大的海上胜利诚是非常的功绩。在战事初起的几月中，路易如能善用他雄伟的舰队，他尽有永远保存法兰西海军的优势，并阻止英吉利革命的成功之机会。但他于1688年既不想法以海军截断威廉之运兵于英，而于随后的二年内亦不阻止他运兵于爱尔兰。1690年法兰西海军之战胜英荷较弱的联合舰队于俾赤山头（Beachy Head），可为它能对抗同盟舰队的明证，如果肯努力的话。如果在波因河战的那一年，它能截断英吉利爱尔兰的交通，则此后的形势宁不将大有不同？可惜僻处维尔赛（Versailles）内地的朝臣缺乏遇见海军机会即抓的知识，而在泰晤士河上可以亲睹潮来潮落的政治家则很少会让这种机会错过者。
拉和格及以后
两军的形势，到了1692年，因同盟舰队在海峡战胜法国舰队，随后复于社耳部耳（Cherbourg）及拉和格两港歼灭15法国战舰之故而大变。法方在这几次战事中的损失，就它们的本身而言，本不见得大于同盟国两年前在俾赤山头所遭的损失；[3]拉和格之所以结果能如掘拉法加（Trafalgar）之同样的决定胜负者，良因路易拙笨且开罪于人的外交已招致全欧的仇视，防御陆界的大军及坚垒已尽够他的操心及法国的担负，故他再无余力可以同时补充法兰西的海军使恢复原有的实力。1690年法国海军之所以能占暂时的优势乃由于朝中的主战政策，初不能和英荷海军之建筑于较大的商航及商业财富上者可比。法兰西的贸易及工业正受1686年自招的致命伤（《南特诏令》的取消）的恶影响而在徐徐的不振，所以路易的作战政策，诱令他重陆军而忽海军后，法兰西海军的衰萎竟又快而又永久，而法兰西的商业及殖民地亦随而不振。
法国海军之不足重轻
路易的战舰自后即深居简出，不复敢作主力战；威廉及马尔巴罗的陆军和全部的给养及援军可年复一年的自由渡至大陆，不虞半途遭击，而不列颠则逢到外交紧急之际却可以舰队胁服犹豫不决的国家，而不虞法国舰队的牵制。当威廉时，同盟的舰队尝保全了巴塞罗纳（Barcelona），而延长了西班牙对法的抵抗力。际马尔巴罗之战时，我们之能和葡萄牙及和反叛的加达鲁尼亚（Catalonia）同盟，及我们在地中海及在西班牙的整个作战方略都有赖于我们在那些海上的优势。直布罗陀及米诺卡（Minorca）之取得及保存则有助于我们之占优势者甚大。
法兰西的海员，于他们的伟大舰队退归港中不复活动而后，便改用武装私船来劫掠英人。图耳微尔海将（Admiral Tourville）之日告终，而巴特·准（Joan Bart）的势焰大炽。英吉利的商业固大受他及他一类人的损失，但损失虽大，而繁荣仍昔；反之，法兰西的商业则不复见于海上。及法兰西的边界为敌国各军所封锁后，它只能依它本国极有限的物产为生，而英吉利则可以自中国远及马萨诸塞特的全世界为市场。
英法财力的比较
当雄主当朝的早年时，他的能而且贤的大臣科尔柏特（Colbert）尝极力扶养法兰西的工商业，且有显著的成功，虽则他所用的方法常偏于提携主义，或非个人主义的英人之所能容。但自1672年荷兰之战而后，卢瓦亚（Louvois）不健全的势力渐替科尔柏特而邀国王之宠。向外攻略的野心，及对内宗教的诛除两者联合起来竟把早年所培植成的繁荣尽付东流。路易固可向可怜的农民予取予求，不受限制，但他的取求也决不能多于他们之所有，所以远在马尔巴罗撤退以前，他早已将百姓的所有搜括净尽。他的治国办法卒因财政破产而失效，而专制政治及宗教诛除的道义上的威严亦随而塌倒。
同时，当威廉元二年犹软弱纷乱的英吉利国家则在蒸蒸日上，际多年的战事中，它于内部的融和，财政的健全，及作战的精力都有增进，所以英吉利关于教社及国家的主义亦渐为世人所重视。英吉利成为大同盟的军需官，它一方津贴穷乏的德意志君侯，一方又维持它自己设备极佳，纪律及效率亦年有进步的海陆大军于极高的水平线上。
英吉利银行及国债
国会已成为宪法中的最高权力机关，故它可尽量供给威廉及安而无稍畏避；两君之所得盖为两查理所绝不能得诸于国会者。国王的大臣和伦敦城盟好的重要，从战时财政的方面看起来，也不减于国会的大量。在此以前，王家的债款辄希望以将得的税收抵偿，或种的税收一收到后，债款的本金即须归还。但在从盟好而产生的新制度之下，爱国的投资家并不希望即时将本金全体收回，他希望以国家为抵押品，而分年的得到厚而可靠的利息。这种新办法于国家固有利，于他自己更有利。放债于政府的主要债主并相约而组成英吉利银行（Bank of England），大臣们则以公家的信用赞助它来和商人做银行的交易。
英吉利银行及永有的国债当归功苏格兰人帕忒孙·威廉（William Paterson）及辉格国库大臣[4]梦塔归乌·查理（Charles Montagu）两人的创造力。但托力的乡下绅士则对于当年整个的财政运动疑惧百出，他们对于“金融利益”的得势深加妒忌。城中于政治及宗教的同情上本已大抵倾向辉格党；它自借给长期公债于革命产出来的诸政府后，更和辉格党有密切的关系。它绝不能让伪王（Pretender）回来，因为他必不认借于他仇人的借款，然而反对伪王回来则辉格党人固尤比托立党人更进一步。
英吉利银行
17世纪末的伦敦
在这时期中以积聚的及应用的资本来发展世界的富源之大运动正在渐以经商的英吉利为活动主要地点。但工业的资本化犹在规模极小的时期，虽然家庭中工作的纺织工人和外界交易时已常须赖资本家为中间人。世界商业的资本化则已经达到了相当的规模，其中心则正在由阿姆斯忒丹移至伦敦。威廉及马尔巴罗时的伦敦并不是一极大的商场，然工业的重要尚远不及商业及金融。它的工作有三种人在经营：一为扰攘不宁的“考刻南”（Cockney）粗人——扛运夫，码头工，散工，水手及数不在少的累犯。他们住居于几无警卫的羊肠曲道中，好些且住在城墙以外的，尤其是以夫利特街（Fleet Street）为中心的一带人口过密之地；他们的住屋既污秽破敝，而他们的利益又无人为之关垂。其次为中层阶级，一班肆主及大半业精贵工艺的匠工属之。他们为数甚众，且已知自重，最高的为富有的商人及金融家。他们住在真正的“城”中。全欧盖无别地可和此富“城”相比。
伦敦及其领袖和政府间的关系今又如水乳的相融，正如柏力及格勒善之日；不过自依利萨伯拮据地和腓力作战以来，国家理财的方法，伦敦的富力及富力的利用已有极大的进步。如果掘类克能得孟塔归乌·查理为后台老板，则他的功绩或不仅烧焦西班牙国王的须髯而已。雄主从失败的经验中始得知英吉利国会及伦敦城两者联合起来所得利用的财力实远在法国之上，虽则法兰西有人口2000万，而英吉利及苏格兰合起来仅得700万。
17世纪60年代的伦敦
东印度公司
伦敦的东印度公司已经和早期斯图亚特时排斥英商不使在丁香群岛立足的荷兰公司立于对等的地位。从玛掘拉斯，孟买，及恒河三角洲上的威廉要塞（Fort William即日后加尔各答的核心），公司四出和大陆上的蒙古帝国发生恒定的贸易。即在和路易交战的期内，合股公司的股东仍在一本万利的赚钱；公司的船只固常有被法兰西的武装私船所劫获而丧失者，但茶叶，香料，披肩及棉布的销路未减，而制造火药用的盐硝之需要且大增。公司并在渐渐的于中国及印度树立销售英货的大市场。国人虽有责它专门运出金银而只运进“奢侈品”者，但“奢侈品”仍为男妇所热烈要求，而被人唾骂的公司股份亦仍为国人所竞买。当威廉及安两朝中，城中有特许状的商人及无特许状的商人间，老公司及新公司间的争执，竟致使众议院哗然撼动，因为它已代国王而为商业特权的仲裁者。在革命后的12年内柴尔德·佐赛亚爵士（Sir Josiah Child），为保护老公司的垄断起见，赂送于阁员及议员者竟达十万镑之巨数。在这种种不荣誉的争闹之中，党见及私欲竟热烈到万分，因为世人所知之东方财富已不复是一个亚拉伯故事，而是城中大产业及各郡新巨室年有增多的实事。当时因东方贸易而致富者极伙，而其中最厉害最享盛名者非别人而即为察妲姆的祖父，庇特钻石的主人翁，庇特·托玛斯，他初在印度为“私营”（“interloping”）商人，继为公司玛掘拉斯的督理；他以发下的大财一方于祖国置很大的产业，一方又收买了古舍蓝（Old Sarum）国会市。
地中海东部的商业
此时代有名的咖啡馆所用的咖啡以地中海的英吉利商人所运入者为多，而由东印度公司运入者为少。[5]他们之在君士坦丁堡者已成为欧洲的主要势力之所寄，他们在尽量的向意大利，威尼斯及利凡特的诸埠开拓英吉利疋头货的市场。巴巴利的海盗及自土伦和布勒斯特（Toulon，Brest）来的武装私船虽常常扰害我们，但我们在土耳其和威尼斯的商业在战期中仍极有利。及至直布罗陀及米诺卡被获，地中海有王家海军常驻而后，则他们的安全更有保障而他们的声威也更有进步。
北美
在大西洋的彼岸，英人亦因海军之盛而大占便宜。两世纪后乌尔弗（Wolfe）和察坦姆间的大战在此时已有一度的试演。美洲诸殖民地中活动能力最大的马萨诸塞特人在和路易十四交战的20余年中尝两自法人获得阿加底亚；它在《立兹尉克条约》中固尝一度归还法国，但不列颠终于《乌得勒支条约》中并吞了它，嗣后并改称诺伐斯科细亚。在同一条约中不列颠也得了纽芬兰，但法人仍留存若干的捕鱼权利。此项权利历二世纪争执不清，到了爱德华七世始获最终的解决。哈特孙湾的区域亦归不列颠，它的雪掩的森林成为英吉利猎人取皮之地，而国内的皮货商亦可有货可销。所以——虽然进攻魁北克（Quebec）之举因王家的及殖民地的军力未能严密合作之故，没有成功——战事告终之时已见不列颠的势力稳植于圣罗凌士河之口，及法兰西沿河居留地的寒带后背。
英国殖民地纽约一景（18世纪初）
南美
战事及和平更鼓励了不列颠又一宗的利益，即英人强向南美的大市场通商，虽则西班牙政府禁止任何外人通商的命令至今犹在。自詹姆斯一世和西班牙君主国媾和后，和中南美西班牙人的捣乱在英人方面向由熏烤海贼继续进行。[6]在查理二世时西印度群岛的熏烤海贼正际他们豪侠光荣的极盛时代，他们常扰乱西班牙美因的沿岸而为英吉利利益吐气。在威廉及安之世，他们在逐渐下降于提次一流的黑旗海盗的性质和地位；他们仇杀任何国家的人民，而任何人亦反对他们。但他们的降落是渐进的；好些如同启德和魁尔赤（Kidd and Quelch）之流的行为每每介乎海盗和私掠（Privateering）之间，而殖民地人民和不列颠官吏对他们的态度也视当时的情景及人物为转移。
在《乌得勒支条约》中，我们尝想使我们和西班牙的关系规则化。托立政府之能于条约中获得有名的《允协》（Asiento），即他们最苛刻的批评者亦为之赞赏不置。照这允协英吉利单独取得每年派遣一船至西班牙美洲经商的权利，此外它并可运4800名黑人前往。在18世纪中英人利用这个有限的垄断来做较大的私下贸易；和西班牙的争执从新又起，直到波里瓦尔及坎宁（Bolivar，Canning）之时，西班牙统治终止，美洲门户开放时，这个争执始获最终的解决。
奥古斯堡联盟之战
说到欧战本身，前后两部间实具截然不同的性质。在奥古斯堡联盟之战中，路易以一手而和西班牙，荷兰及德意志君侯于法兰西所有的陆界上交战，但他却并未失败；斯腾刻克及兰登（Steinkirk，Landen）虽为法方的胜利，然两方都没有惊人的战绩，或有关轻重的胜利。作战的大部集中于法兰西及西班牙尼德兰间的一带，但两国的界线几一无更动。威廉三世为此次战事的政治及军事领袖，但威廉实不是获大胜仗或吃大败仗之人，他是比较的谨慎者。不列颠军队在他领导之下却学会了作战的技术，故他对于后一部的成功仍有极大的贡助。
西班牙继承之战
西班牙继承战开始时的形势适与前述相反，除了海军外，法兰西似乎处处占着便宜。它的军队，凭借了西班牙新王路易孙儿腓力五世之名，正占有西班牙所有在欧的领地。庇里尼斯山外的大王国，意大利的米兰及纳普而斯，及久在争持之中而满布坚垒的西班牙尼德兰，从作战的眼光看起来，在战事开始时，都可算是法兰西的疆土。而且，路易尚有居于德意志中心，而紧接奥大利的巴伐利亚（Bavaria）大国为联盟。奥大利的东部本已为匈牙利的叛军所困，今又有联法的巴伐利亚在西，故它于战事中的轻重减了许多。当时的情势甚不利于同盟各国，而英荷将来陆上海上的安全亦岌岌不保；除非它们能把路易逐出于上述的境界之外，尤其是西班牙尼德兰之外，则他实已取得之欧洲主人翁的地位益将牢牢的保持。但事实又尽出意料之外，在前次战事中竟不能动法兰西分毫的同盟各国，竟能把它尽逐于所占境界之外，只有它在西班牙本国的势力，因西班牙人民善于游击战之故，没有能力推翻，而波旁（Bourbon）的腓力仍为他们的国王。
马尔巴罗1704年之进向多脑河及布林亨的大捷救了奥大利，并征服了巴伐利亚；西班牙尼德兰则被他于1706年于剌米宜所征服；同年友金（Eugene）的吐林（Turin）战役征服了米兰及纳普而斯，并替奥大利获得了称霸意大利半岛之权。波旁国王虽保全了西班牙本国，但西班牙在欧洲的帝国则被征服而瓜分；领土大多归奥大利，但不列颠及荷兰的安全却得到了永远的保障。
上次战事之所以一无结果，而此次战事之所以得获重大的胜利，马尔巴罗的军事天才也不是不重要的原因。他又深得他的朋友，奥大利名将萨伏的友金亲王（Prince Eugene of Savoy）竭诚的合作。但当年的成功也得归功于不列颠日增月盛的海事，商业和财政权力，及马尔巴罗，哥多尔芬（Godolphin）和安时辉格诸大臣之能善用此种权力。马尔巴罗对于世界大战的战略及联络海陆军以取胜的方法，其了解的深切有非此后任何继他而执英国治权之人所得望其项背——也许察坦姆是一例外。英国的实力日有增加之时，亦即法兰西海权财权日在减落之时；法兰西于过去的50年中尝竭力以图征服全世界，然因而国力大疲，所以到了快要成功之时，反而不济起来。路易晚一辈将官之缺乏能力，及军士一挫于马尔巴罗后之丧胆，盖可视为国力衰疲的一种反映。
战术
战舰的大小和武装及海战的战术，在布来克时及纳尔逊时并未经任何的变化。但陆战的方法则当马尔巴罗于安之初年初为统帅之际，正在离考斯道夫·阿多发及克伦威尔[7]时方法，而发生重大的变化。自复辟以来枪刺渐渐得用；自启力克郎启新得的经验后环形枪刺（ring-bayonet）更于威廉之世盛行于时。它可长装在枪头上，即放枪时亦不须卸下。在克伦威尔时居各团伍半数的矛队竟因无用而被裁去；自此而后步兵中只有一种的兵士，即持有刺刀在梢之枪的兵士。兵器改换而后，利于矛队之步兵六重纵队的阵形亦一减而为三重的纵队式，因为这样可便于向敌人放枪。当时步兵的战术盖已类似大腓特烈及威灵吞所采用者，所不同者步兵的训练此时尚不及日后的完备，而调动亦无日后的敏捷而已。骑兵固犹能决战事的胜负，他们在布林亨及剌米宜也建过大功，但他们之为用已不如克伦威尔时之大，因为“穷步兵”的效率已大增。
战略
路易十四时代的战争已多半是堡垒要塞之争。读过《禅第·屈立时屈蓝》[8]者当尚能忆及威廉王的两老兵士对于马尔巴罗的围攻，比对于他的行军及战仗尤多职业上的兴趣。路易王的军事工程师，“那个有名的服榜（Vauban）先生”复将防卫的技术臻于极完备极复杂的至境；有堡垒的城镇纵横密布于法兰西的边界，在尼德兰中尤多，而强邻竟不易窥伺。
防卫巩固的结果为战事之不易进行而阵线之不易摇动。这种现象在奥古斯堡联盟之战中尤为显著。但西班牙继承战中的一阵征服则又令人回忆及考斯道夫的战绩，而预伏拿破仑的奇功。路易军队之远离法界而深入西班牙帝国的领土及巴伐利亚，实为酿成此种不同的一因。当马尔巴罗受命为统帅之始，法军已远离他们的堡垒线，而在无防卫之境；所以他不顾一般人的稳重懦怯而立即乘机恢复行动式的战争。当他决定统率英荷两国的大军，穿过欧洲，趋至多脑河，以救奥大利而获布林亨的胜利时，他尚须极力瞒过荷兰政府及英国国会中的托立党人，因为他们都是反对以昂贵的军队来作孤注之一掷的。
马尔巴罗
马尔巴罗实为不弱于英史中任何人的一位战略大家，战时政治家，及战时外交家。就能力而论，他的类似察坦姆和克莱武（Clive）两人的混合体，所不及者只是他没有察坦姆的演说天才及流露于外的义胆浩气，故他不能如后者之激发国人而已。就打倒一个军国的效率而论，他的功绩可媲美威灵吞和卡斯尔累（Castlereagh）两人相并合起来的功绩；如果辉格党人能完全不加掣肘，他或不难于1709年替欧洲取到如卡斯尔累在1815年得着的同样的和平——或波令布洛克（Bolingbroke）在1713年所得着的。
马尔巴罗公爵一家
马尔巴罗（Marlborough，1650—1722），他是不弱于英史中任何人的一位战略大家，战时政治家，及战时外交家。作为国内重要的政治人物，权势的关键在于他的妻子萨拉，她在以往20年的政治动乱中曾是安妮女王的忠实伴侣和向导。
只有克伦威尔可和他颉颃。但奥力味性格上怪僻之处及政治宗教上的向背不令人仰慕，便惹人的厌恶，马尔巴罗则平正通达，绝不引起极力赞扬他或极力诋毁他的偏见。他的功业之是否应受国人及世人的感激，绝不成为剧烈表情的问题。他虽出身为托立党人，但就政治的关联而论，则为辉格党人，然他尝詈“托立”及“辉格”为“可憎的名词”，党之于他盖绝无丝毫的意义。他终因不党而为两党所厚侮，托立党人虽尽力毁他的名誉，而辉格党人仍不出力为他辩护。他既和受路易津贴的英人及和流亡在外的詹姆斯通讯的托立辉格党人为同时人，于操守方面，他自然不易独异；老实说起来，他不见得能稍优于复辟朝廷及革命国会的平均产物。但是，他虽贪财，他还给国家的报答却远大于任何其他臣仆；他虽投机，他所投十之九的机会总于国家有绝大的利益；他虽除了随他东征西讨无往不捷的军士外，得不到任何别的阶级的竭诚爱戴，他的静穆不带色彩的伟大卓绝，其凌驾乎克伦威尔的任性多情的人格及冲动不安的灵犀之上者尽可和其不如者互相作抵。藉了他清朗无蔽的天才，马尔巴罗掩护着人们极需要的理智，容忍及常识的时代以安然降世。
党势的消长
一个世界大战的成功包含着两种各异的动作，而两者都很困难——是武力之致胜，二是稳定的和平之取得。然而战时所需要的才质及战事所酿成的空气往往于和议的正当措置不甚相宜；因此之故，我们两党制之能让辉格党来致胜，而让托立党来媾和诚不算是坏事。
自革命以后辉格党人已成为路易的死敌，他们深恶路易之代表专制政治且袒护伪王。威廉本和辉格党人毫无感情，但他觉得只有辉格内阁能有进行奥古斯堡联盟之战的精力及理财本领。他之缔结《立兹尉克和约》又为他一人的工作，他的英吉利大臣没有参加。在第二次战事爆发的前数年内，托力党人又自然的得法起来：他们的赞助人女王安即位后，他们更声势赫赫，几乎占领一切要位。但际这四年混沌的和平中，对于众议院有最大的权力者，非他人而是缓和的托立党人哈犁。他本是圆头家庭中人，亲友关系又多圆头党人，故他的见解无一般托立党人的执拗。他“教育他的党人”，而使之通过如安无子嗣则以汉诺威家入继的《继承法》[9]并使之于路易倨傲的宣布伪王为詹姆斯三世之顷，复和法兰西开战。路易在《立兹尉克条约》中固尝承认过威廉为英王，但他于获得操纵西班牙帝国所有的人力物力后，益骄傲逾恒，以全世界的主人翁自居，而不复知谨慎之为何事。
所以西班牙继承战的发动，实缘于缓和的托立及辉格党人和马尔巴罗及哥多尔芬的联合。但时势所趋，战时的政府又逐渐为辉格党人所包办，因为托立党中仍有好许的人心不在如何打败路易，而在通过制定惩处异教徒的法律。只有哈犁仍心心念念以战事为重，故他仍留居于辉格政府之中，直到1708年路易已被逐出西班牙尼德兰，而苏格兰的合并已经成功之后安始被迫而今他告辞。马尔巴罗及哥多尔芬两人已和托立党完全脱离关系，故仍留在政府之中，而受命于辉格的“巨头”。混合的政府虽往往能十分有用，但在国会政制之下，竟一日比一日难以自存。自革命而后英国却早在不知不觉地走向一党包办的责任内阁之近代制度的路上去。
辉格内阁之不言和
一再藉战争而当国，而得势的辉格党并不急于言和。然而他们在国内获到完全的政治胜利之日即是和议应当认真开始，认真进行之日，如他们不能乘机获得和平，则政权之在握适足为他们之病而已。马尔巴罗于剌米宜及奥登那得（Oudenarde）替奥大利获得西班牙尼德兰之后，英国本可将战事作有利的结束，但因和议未成之故，他尚须耗四年的精力于消除保卫法界的堡垒。路易于穷蹙之余尝于1709年竭诚向同盟各国求和；他所提的条件实可代表同盟国所能要求而又可取得的最大限度。他且愿自后不再给他孙儿西班牙国王以任何的助力。但辉格党人竟缺乏媾和之才。他们要求一件路易所万难答应之事，他们要他自己派军把他八年前所立的腓力逐出西班牙。辉格党“不包含西班牙在内便不要和议”的公式实等任何的和议都不要。路易既不获和平，则便吁诉于他向所不屑垂顾的人民；人民知道他已不惜牺牲尊严而力谋替他们求到和平，和平既不可获，他们自然只有扶助国王而奋身以卫国土。法兰西人民的勇武马尔巴罗在他马尔普拉揆（Malplaquet）得不偿失的胜利中竟首尝苦味。
托立党人的得势
不列颠亦在渴望辉格党人所靳而未与之胜利的和平。国内的问题本已在助长托立党的声势，“停止战事”的口号更促进他们的反动。一阵高教社派的情感忽又笼罩了女王和她的臣民，几年前犹在追逐詹姆斯党且捣毁弥撒屋宇的暴徒改业而从事于异教徒教堂的焚烧。辉格大臣在上院前弹劾萨希味来尔博士（Dr. Sacheverell）之轻举妄动更激动了民众的反感，因为他的罪名只是在革命纪念日作了反对革命诸大原则的一篇讲演。
女王的种种政治及宗教上的同情及马沙谟太太（Mrs. Masham）对于她的势力终究使她得以摆脱马尔巴罗公爵夫人舍剌（Sarah）的把持。所有的辉格党人一一下台，不久并害马尔巴罗也得下台。安撤换大臣的举动旋经总选举的追认。自威廉于1688—1689年冬入主英国以来，重臣的更动及政策的改变，盖从未有如此次之突如其来，亦从未有如此次之整个无遗。但此次的变动并不是一个革命，而是新宪法中的常态。新的宪法已渐在趋向政党内阁的政治，而有托立辉格两党之交互执政。在那时候除了这样的一个整个的变动外，欧洲的和平亦绝难取得。
乌得勒支和约
新的托立政府有两个领袖，一为才能出众的圣约翰，（St.John）又一为中正和平的哈犁。前者志在压倒敌党，而消灭异教徒，他以弄政为职志，而国利民福可置不问。后者志在提倡全国联合一致的精神，这种美德不幸甚为当时政治家所缺乏。但政府至少对于和议是一致的。除了我们没有能替我们在加达鲁尼亚（Catalonia）的同盟者取得相当的保障，以致他们大受腓力的报复外，我们实不能于《乌得勒支和约》中找出重大的错误来。但内容方面虽无可訾议，而方法方面却大可批评。英法间秘密而又不让同盟诸国参加或得知的谈判——虽则威廉尝用同样的方法来成立《立兹尉克条约》——马尔巴罗的斥革，以及不列颠军队之当敌军之面而撤退：凡此种种为辉格党人所力斥，而为国人所绝不喜欢。然而这种方法之所以成为惟一可和法兰西有谈判结果，可强同盟国以接受已成之约之途径，多半亦由于辉格党，荷兰及奥大利的执拗不化。
不列颠的殖民和商业利益，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10]在约中得到了充分的关垂；如果托立政府和法兰西所订的商约能不遭英人贸易上的嫉妒，而不被辉格反对党所推翻，则上述的利益且可获更大的稗益。至于欧洲的疆域处置，则乌得勒支以西班牙在欧的领土归奥大利，而以西班牙本国及其在美的领土归波旁·腓力。和约的条文不过将战事早年所产生出来，而最后五年的用兵并没有能怎样变更的事实加以正式的承认而已。英吉利的海上安全则因尼德兰之割让于奥而安如盘石，因为奥大利是中欧内地的一国，故我们丝毫无须害怕。法兰西侵掠莱因三角洲的危险在1793年以前不复发生。
乌得勒支和约后的西欧（1713）
乌得勒支的种种办法事实证明为18世纪文明的稳固基础。自此而后，直到法兰西革命一新法兰西的国运前，欧洲再不须恐法兰西之过于强大而觉到一种危险。如果同盟国以苛刻的报复手段待遇路易，有如辉格党人及奥大利之所提议，而马尔巴罗则尽破星罗棋布的堡垒以游行于巴黎的街上，则法兰西的人民或会永远于心坎深处藏着雪耻之念，因而会竭力拥护旧政治（ancien régime）的君主国而不稍冷淡，更因而使18世纪的欧洲常受不仅为朝代而发的战争之扰乱。
托立党人的宗教反动
《乌得勒支和约》为波令布洛克贵族，圣约翰，之惟一带政治家气魄的大作为。他于媾和时充分显出他的出众之才，且对于法兰西尤曲尽平正的能事，平正的精神他盖从不以之待他的国人者。
托立党人于既获和平之后，很希望于他们的对内政策上坐享和平的果实。他们于年前已通过一法以限制议员当选的资格，凡每年田产之收入不及300镑者，都不能为议员，即城市亦不能代表。但十月社（October Club）中以猎狐为生的托立乡绅们，其主要的政治嗜好为追逐异教徒，而自由思想者（free-thinker）波令布洛克实为一群猎犬中的强者。首次的爆发为久经争持不决的《间或服从国教法》（Occasional Conformity Bill）的通过；按照此法，凡曾经因在益格力干教堂参加圣餐而取得国家或城市官吏的资格之人，如再有参加违教徒的礼拜之事时，便须纳不堪其重的罚金。三年后的《分派法》（Schism Act）则更为凶辣。它不准异教徒教育他们自己的儿女，教育之权操诸于国教教社的主教所特许之人。违教徒以自己的力量所设立的许多优良学校照此法须一一关闭，而它们的教师须一一失业。即为主教所特许的教师也只能授教社的教义问答而不能授其他的教义问答。《分派法》虽没有把《容忍法》取消，但它的目的在使它失效，在使异教徒无从复存于下一世中。《分派法》诚为极恶劣极不自然的一种诛除方法，而也是托立党自有革命以来最不荣誉的劣迹，为保全英吉利的宗教自由起见，托立党的推翻几成为先决的条件。如果《分派法》得有实行的机会，则英吉利的宗教信仰将永不能花样繁多，或则国中将再有内战。幸而因安逝世时所发生的朝代争执使托立党分崩灭裂，一蹶不振，因而异教徒得无须用武而获保全，而18世纪国泰民安，有容忍有宽阔主义的时期亦得以毫无缺陷的导入。
当乔治于危机一发之际来临
缓和的人们真个个得意自鸣。[11]
两党的徒众
辉格党人在汉诺威王室入据大统时之得胜，所以亦为“和缓之人”之得胜者，乃因辉格党人居于少数故不能有诛除异己的自由。在波令布洛克的领袖下的托立党人在安末几年之所以敢仇视异己者或许即因他们在国中占最多数。在工业革命以前地主为最有势力的阶级；在卫斯莱主义[12]勃兴以前，国教亦数倍于其他各教的全体。以和田地的及国教的利益抗衡，辉格党人只能纠合半数的贵族，少数的乡绅，一部分的自由农民，大都的商人和金融界，从大陆逃来的抗议教徒[13]及英吉利的异教徒。这个大结合，为数虽比较的不大，然组织的有力及志向的合一则远非托立党人之所可及，因为它的力量集中在城市，尤其是伦敦，又因它的领袖可同心前进以收政治上的功效，不像托立乡绅的内部常被阶级或宗教异同所分裂。我们须知通常的辉格党徒固为中等阶级的一个异教徒，但辉格党的领袖则恒为上等阶级的国教中人，而大抵倾向于宽阔主义或怀疑主义者。介乎本·威廉及伯来特·约翰（John Bright）之间，没有一个违教之人曾在英吉利的政治生活中做过重要的领袖，虽则在那时期的半部分，违教之人能维持辉格党于政府中而有余。
朝代问题
在承平时候，托立党人的势力本大于辉格党人，他们为数既多，占地又广，他们本可为18世纪英吉利的统治者，但不幸他们竟触在朝廷问题的硬礁上，而致破裂不振。在威廉的末年哈犁本已领导了他的政党制定《继承大法》，规定如安死后无嗣，则王位归诸汉诺威氏。[14]此次的大决议可代表乡绅们及盎格力干教社之永不能再信任一个罗马公教的国王。但斯图亚特王朝如一变而信抗议教，则极端派的托立党人或又可不复受《继承法》的束缚，而仍可拥护斯图亚特氏。幸而老少伪王都不肯为王位之故而牺牲他们的信仰。他们之坚持信仰诚有足为他们多者，他们的诚实使英国得免除了好些的麻烦及内乱。
然而《继承法》仍只不过代表托立党对于朝代问题的半数感情；他们的又一半，或可称为詹姆斯党（Jacobite）的一半，仍使他们不免时有跃跃欲试以迎旧朝的情景，但真逢危机来到时则他们又惶然不知所措，而深畏真正复辟之会产生不良结果。他们在少年时本浸润于王权神圣主义之中；
在那查理王的黄金时期，
忠君本不是坏事，
故继起数代的托立党人总觉得抗拒斯图亚特氏复辟之不自然。而且旧的理论和旧的感情又和政党政治中的新的考虑如出一辙，他们总觉赞斯图亚特氏之为得计，因为汉诺威氏是和辉格党人在一起的。奥伦治的威廉于取得王位之前及取得之后对于两党都采无偏无私的不置意态度，但日后的乔治一世则拒绝采这种态度。而且将死的女王的托立大臣绝不能一方于汉诺威的朝中献殷勤而一方又能和女主人不发生争执。安之对于储君的嫉妒初不下于依利萨伯；而且她和许多托立党人如出一辙，她虽在实行上不是一个詹姆斯党者，但在情感上她却纯是一个詹姆斯党中人，她深恨德意志君侯之将于她死后占夺她弟弟的位置。
牛津及波令布洛克
托立党人所以极力向女王邀宠，而绝不顾到将来之难获乔治的天眷。反对党的辉格党人则采相反的政策。波令布洛克因逆知乔治的即位将成为托立党的下台，故起而作最后的挣扎。他拟将国内布置一下，庶几女王死后，詹姆斯党可以安然复辟；他希望至少能做到詹姆斯党色彩的内阁能完全控制全国，庶几它可以左右于争王的两派间而号令一切，要他的计划成功，势必将全国法院，海军，陆军及政府中所有的辉格党人及缓和党人一一易以极端的托立党人。哈犁（时已为牛津贵族）的免职则为更替文武官吏的先决条件。哈犁于7月27日被撤，而波令布洛克遂大获自由。如天假以五月或即五周的工夫，他的布置或可完全成功；但不幸女王于五日内即行逝世，而波令布洛克所有的计划亦成画饼。斯尉夫特写道“当果实正将成熟之时，天命又把它腐烂”。著者自己亦因托立党的推倒之故而终身掩没于都柏林一个副主教之职。
波令布洛克的阴谋适足以助成乔治一世的平安即位，无有反对，然而他对整个托立党之不信任则坐是而益甚。他大多数的臣民，纵非辉格党人或异教徒，亦同此不信任，因为他们但愿国家得在抗议国王之下长治久安。托立党外既被人疑为詹姆斯党而内则又为不同的情感及两歧的忠心所分裂，故他们之不复能执政权者竟有47年之久。
波令布洛克亦不复能重登活动的政治舞台。他在伪王身边做了一时期的外交大臣后，于失望及厌弃的心境中脱离了那个伪廷，而致力于著述。他早年极端的思想在他作品中已一变而为哈犁的缓和眼光；他教训他的党人以革命解决的必要，政党之争的流弊，及日后得臣事一个“爱国国王”的希望，但此国王已显然不是一个斯图亚特。[15]
辉格党的缓和
际我国国史的这一时期，辉格党之能有50年许不断的执政，虽绝不能说是有利无害，究替英人取得了政治及宗教的自由，因为他们是少数党，他们不便仿效《分派法》的著者，而有诛除异己的企图。自1721迄1742当权的窝尔坡尔（Walpole）至少能看到维持政权的秘诀，他知道只有让教社的特权留着不动，让乡里的政府大半仍操于托立治安法官的手中，辉格党人才可秉政，而汉诺威王朝才可没有摇动。故圣詹姆斯及韦斯敏斯忒的政治虽属辉格党人，而教社及乡绅阶级仍能继续保存对于他们为最亲爱的都邑，牧区及大学。
上述调和的结果即所谓“窝尔坡尔的和平”（Pax Walpoliana），而汉诺威王室亦得免为詹姆斯党所推翻。这个政策在精神上和沙甫慈白利所领导的原始辉格党的狂暴完全异趣。当窝尔坡尔上台之时，辉格党已完全得着了“缓和”的教训，但他们也不是一蹴而就地学得的。在威廉及安两朝他们仍有多次露出过他们从事报复的旧根性来：他们尝企图将《赦免法》阻挠不使成立，——虽则他们的企图因威廉的坚持而没有成功；他们尝把分尉克（Fenwick）及萨希味来尔交付审判；他们更尝于乔治一世时弹劾牛津在乌得勒支和议中的所为：在此种种事迹内我们仍可看出他们的狂暴。但索麦斯，顾伯及阿狄生（Somers，Cowper，Addison）等一类人物所常常表露的一种较和平较谨慎的精神早已在党中逐渐得势，而很足以和华吞（Wharton）所代表的狂暴分子抵抗。这种和平宽大的趋向到了窝尔坡尔时更大获胜利，而他的格言——“勿惹人生事”——盖可算做胜利的一证。
威廉及安朝势均力敌的两党之对峙，及辉格托立党人藉国会中的雄辩，藉小册子，藉选举工作，藉日常的谈话以贯注于公众的耳目中者皆足以助长辩论及自由发表意见的风气，而使之成为未来时期中英吉利政治生活中的奇彩。党争有时固不免产生诛除的恶果，但因为得居于此党或彼党的卵翼之下，故言论及印行之自由卒得在英吉利有特殊的发展。
* * *
[1] 见上第517页。
[2] 战费既非不列颠的财富所不能胜任，且也没有超过相当的比例；人口的伤亡，如和现代战争中的伤亡比起来，则更是微乎其微。在布林亨之役，联军共有四万五千，而不列颠人仅有九千。平均算起来，不列颠的军队参加这类大战的次数每两年仅有一次。
[3] 俾赤山头英将托灵吞（Torrington）及拉和格法将图耳微尔（Tourville）两者都不负失败之罪；他们都受政府命令的束缚，而不能凭他们自己较佳的判断来作战。他们在无可如何之中都尝努力求胜。
[4] 译者按，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今通作财政大臣，但Exchequer前曾译为国库，改译有不一致之嫌，故作国库大臣。
[5] 咖啡之输入在1680年尝被责为“极端无用，因为它既不能滋养身体，又不能使人堕落”。
[6] 见上第444页。
[7] 见上第460页。
[8] 译者按，Laurence Sterne著The Life and Opinions of Tristram Shandv，Gent小说，而以禅第为书中的英雄。
[9] 1696年詹姆斯党有暗杀威廉的计划，详细情形颇和辉格党人杀查理二世于赖府的计划相似。詹姆斯党的名誉因此更是扫地。托立党之能赞助1701年的《继承法》或与此不无关系。
[10] 见上第548页，549页。
[11] 辉格党人于乔治一世早年即将《间或服从法》及《分派法》两法取消；但任官者仍须经圣礼的鉴证（Sacramental Test），此项鉴证至1828始为罗素·约翰贵族的法律所废。高教社派之坚持任官者之须参加圣礼对于宗教本身不见得是件好事。斯尉夫特（Swift）写道：“我一早就去大臣（指波令布洛克）处，但他已去做早礼去了……去受圣礼去了。好几个浪子也去了。他们之去不为虔神，他们只为谋官而去，盖做官者，照国会法律，须受圣礼。”但斯尉夫特的政党只反对异教徒而对于浪子转眼开眼闭不加排斥。
[12] 译者按，即美以美或监理教。
[13] 当伦敦的户口仅及今日十分之一时，法兰西呼格诺徒的教堂计有30以上。在这些教堂中做礼拜者大都为精巧的匠工，好多的人日后且在他们所归化的国中成为富翁。他们几全体尽是辉格党人，因为托立党极反对他们的礼拜仪式。
[14] 关于汉诺威氏和詹姆斯一世的关系，见上第445页的世系图，关于詹姆斯二世的后裔见上第522页。
[15] Felling在他的History of the Tory Party中说：“教导这几代（自安至乔治三世）者实为波令布洛克。他藉了他下半世的许多“信札”及“论说”哈犁化了或近代化了托立思想的整个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