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尚未从瘟疫中缓过劲儿来，法国便朝着一次军事惨败进发了，这次失败导致了如洪水猛兽般的破坏性后果，成了昂盖朗·德·库西人生中的一次决定性事件。外在的当事者是英格兰，但其内因在于封建领主阶层那未被抑制的自治性，其罪魁是一位具有不当管理天赋的国王。
让二世（Jean II）于1350年8月继承了父亲腓力六世的王位，他可能充当了马基雅维利的反君主（Anti-Prince）的模型。他决策失当，冒进冲动，从来不曾在取舍之中做出明智的选择，似乎没有能力事先考虑到一个行动的后果。尽管作战英勇，可他绝非一个伟大的指挥官。在心无恶念的情况下，他将把不满情绪培养至反叛的程度，失去自己一半的王国，命丧敌手，从而使自己的国家群龙无首地迎接其最黑暗的岁月。他的臣民怀着令人惊异的宽容，给他取名为Jean le Bon（好人让），据说这个别号的使用，是取“慷慨”“漫不经心”或是个好人之意。或者，它也许指的是让献身于骑士的荣誉，或指他对穷人的有待证明的慷慨。据说，有一次，当他的灰狗打翻了一个女仆的奶桶时，他给了她一只小钱袋。
他即位时，一心打算攻城略地，以雪父亲在过去10年的失败之耻。在登基的第一天，他便通知王国中的主要领主们，让他们时刻准备着，“在时机到来时”，听从他的召唤。加来失利后签订，又于黑死病期间更新的休战协议将于1351年4月到期。让继承的是个空空如也的国库，他没有钱来组织军队，可若不先补充其资金，调整其军事资源，他就寸步难行。从克雷西和加来会战的失败中汲取教训的必要性对他毫无影响，他正怀着某种进行军事改革的念头摸索前进。
可是，他在登基不到3个月的第一次行动是处决法国骑士统帅德欧伯爵，后者也是第十六代吉尼斯伯爵（Comte de Guînes），昂盖朗七世的远房堂兄弟，具有强大的关系网，“在方方面面都显得那么彬彬有礼，和蔼可亲，深受大领主、骑士、贵妇和未婚少女的爱戴和崇敬”。1345年，他在卡昂为英格兰人所俘，却无力筹措到英王爱德华设定的赎金。当涉及重要的俘虏时，爱德华从不会让自己受到这样一条骑士制度之原则的束缚：一位骑士赎金的设置不应毁掉他，或超出他一年的收入。在被俘4年后，德欧伯爵重获自由，据猜测，交换条件是把他与加来毗邻、具有战略意义的吉尼斯城堡和郡县割让给爱德华。出于这一怀疑，让在德欧伯爵一回到法国时，便在没有审判或任何其他种类的公共程序的情况下砍掉了他的脑袋。国王一言不发地听着德欧的朋友们为他的性命求情，没有做出任何其他的回应，只是发誓说：“只要吉尼斯伯爵活着，他就决不睡觉。”或者，根据另一版本，他眼含热泪地回答道：“你们应该留着他的身体，我们留着他的脑袋。”
让疏远他迫切需要其支持的贵族的最好方式，莫过于在不做公开解释或不由其同辈加以审判的情况下处决一个德欧这一级别的贵族和他的众多朋友。如果德欧确实有叛国之举（事实始终模糊不清），那么国王无论如何都需要阐明他采取行动的原因，但让要么太过固执任性，要么脑瓜太木，就是不明白良好的公共关系的可取性。
他的下一个行动更是火上浇油。他把骑士统帅之职授予了自己的亲戚和亲信查理·德埃斯帕涅（Charles d’Espagne），据说他是国王“不光彩的感情”的对象，还有人说他曾劝说让杀掉德欧伯爵，以便使自己取而代之。骑士统帅除了具有仅次于国王的军事指挥权的声望外，还拥有与召集武装部队这一职责紧密相关的丰厚诱人的津贴。在一个国王有足够的理由害怕贵族们的独立倾向的时期，把骑士统帅这个位子授予查理·德埃斯帕涅这个不受欢迎地妨碍了国王宠臣们的常规仕途的人，更使贵族们在沮丧之余又添暴怒。这个事件，在一个君主统治最需要团结的时间点上，反使之具有了分崩离析的可能性。
让的父亲也是“ung bien hastif homs”（一个非常草率的人），数世纪以来都与近亲通婚，这使得瓦卢瓦家族岌岌可危。让保留了腓力对自己继承王位的合法性的担忧，也像腓力一样，并非毫无理由地常常怀疑有人想要背叛自己。在突如其来的仇恨心方面，他与自己的母亲很相像，他的母亲，也就是那位跛脚王后，尽管十分孝顺，且颇有建树，却被称作“一个十分歹毒的女人，因为无论是谁，只要成为她的眼中钉，他就会死无葬身之地”。据说她曾督促丈夫采取了在当时骇人听闻的行动——于1343年处死了15位被他所俘虏的布列塔尼领主。
在14世纪40年代的战争中，让曾经把英格兰人包围在艾吉永（Aiguillon）达4个月之久，却未取得胜利。据记载，他在此期间表现得刚愎自用，拒不接受任何意见，冥顽不化，“一旦拿定主意，便极难改变”。他最广为人知的才干是满足对金钱的异常贪婪。他具有瓦卢瓦家族对艺术和书信的兴趣，其程度至少让他委托人将《圣经》和罗马历史学家李维的著作翻译成法文，在作战时，他的行李中还夹带着书籍。作为国王，他让自己的宫廷画师吉拉德·德奥尔良（Girard d’Orléans）装饰自己的厕凳，并积攒了239幅挂毯以自用。他对奢侈的追求扩展到了方方面面，只有大臣们除外，因为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一个名声不佳的团体，并让它留在了行政机关中。这群人既无能，又不诚实，因其出身平庸而受到贵族们的蔑视，又因其贪婪和受贿而遭到布尔乔亚的仇恨。其中一人，西蒙·德比西（Simon de Buci）是议会主席，还是秘密会议的成员，曾两次在某个方面弄巧成拙，以致需要连续的赦免。罗伯特·德洛里斯（Robert de Lorris），国王的管家和记账大臣，在逃过一次叛国指控和另一次盗用公款的指控之后，重新又坐上了原来的位子。让·波勒万（Jean Poilevain），因侵吞公款而被打入监狱，就在他的案子被审判之前，却悄无声息地接到了一封赦免信。作为国王的财政大臣们，像这样的人是大家对他的政权感到不满的主要源泉。
让的第一个值得注意的管理行动是针对军队凝聚力的重大努力。越来越显而易见的是，贵族可在战场上自行撤退，对国王传唤自行回应，这使重大的军事行动陷于瘫痪。14世纪的军队是半封建、半雇用性质，尚不具有国家性质，对它的临时召集太过取决于其组成部分的私人利益，所以它无法成为一种可靠的工具。1351年4月的皇家法令试图在骑士制度所允许的范围内，引入有关可靠性和指挥权的原则。
该条法令通过提高报酬标准以应对由黑死病造成的通货膨胀，它确认了这样一个事实：对于非大封建领主的较贫穷的骑士而言，武士的功能成了一种交易。条令规定的新报酬标准是，方旗武士每天40苏（两个里弗），骑士20苏，侍卫10苏，随从5苏，步卒3苏，扛盔甲的人或其他仆从2.5苏。
意义更为重大的是一项旨在纠正中世纪战场上的一种致命错误的条款：自行撤退的权利。新法规规定，军队中的每个人都要服从于某位指挥官，所有人都必须发誓，不会在未接到命令的情况下“离开自己指挥官的队伍”——也就是说，不会擅自撤退。法令还要求连队长官通知各营负责人，他们将出现在即将到来的作战中，这表明了指挥官对他预期可以部署的军队的依赖是多么不牢靠。
事实证明，该法令未能产生预期的效果，这主要是因为缺乏可靠的收入来支持一支有组织的军队。虽然他们通常会向当地农民付钱或直接蛮抢以供应粮食和马匹饲料，但重大的远征、包围行动或海上舰队都需要有组织地供应饼干、烟熏或腌渍的肉类和鱼类、葡萄酒、食用油以及供马匹食用的燕麦和干草。一般而言，骑士吃面粉做的白面包，牛肉、猪肉和羊肉一类的肉食，每天都喝葡萄酒。普通士兵只在重大节日或积极作战时才有葡萄酒喝，否则只能喝啤酒、淡啤酒或苹果酒，吃黑麦面包、豌豆和其他豆类。鱼、奶酪、橄榄油、不经常有的黄油、盐、醋、洋葱和大蒜也在定量配给之列。禽类消费量巨大又极易获得，竟不被记录。糖、蜂蜜、芥末、香料和杏仁留给伤员、病人以及有特权者。在执行任务时，士兵在每个月12天的“薄食”日不行斋戒，而是会分到鱼类来代替肉食。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就如14世纪的战争那样），就越需要组织和金钱。
王室通过一切手段来搜刮金钱，青睐最不谨慎的方式，即降低铸币质量。它不像援助资金或补助金那么直截了当到显而易见的地步，且无须召集三级会议来争取同意。召回的硬币被重新铸造，金银比例比以前要低，却按旧有价值进行流通，而财政部门会记录两者间的差异。因为每天使用小额硬币的人都是那些受其影响的人，所以财政体系便降低了普通人的实际工资和购买力，而银行家、商人和贵族的动产主要是大金币或金银器皿和餐具，所以他们很少受到影响。在让二世统治时期，这样的操纵是如此频繁和不稳定，以致搅乱了所有东西的价值，成功地损害并激怒了除操纵者本人及那些可以抓紧黄金不放手的人以外的所有人。图尔内的修道院院长吉勒斯·利·穆伊西斯发现了甚至比瘟疫还要难解的铸币的神秘性，有感而发写下一首著名的诗篇：
金钱和货币真是奇怪的东西，
它们起伏不定，无人知道个中原因：
你想获得，却总是失去，不管你付出多少努力。
在1351年，即让即位的头一年，货币经历了18次变更，而在接下来的10年中，又经历了70次变更。
国王对于改善军事装备的个人意见将会导致一支骑士团的铸造成形，如英王爱德华最近根据圆桌骑士（Knights of the Round Table）创办的嘉德骑士团。让的星骑士团（Order of the Star）意欲与嘉德争胜，复兴法国人的声誉，焊接其贵族对瓦卢瓦君主政体的已出现裂痕的忠诚。
骑士团，加上它们的各种表现、仪式和誓约，是力图确保一支皇家军队支持的基本方法，封建领主可以指望这支军队为自己出力。这事实上正是嘉德骑士团的象征意义，是一个将骑士及其同伴互相捆绑在一起的小圈子，加入骑士团的所有人都要把国王当作自己的领袖。嘉德骑士团大张旗鼓的最初商讨始于1344年，原打算从王国中最值得称赞的骑士算起，容纳300位久经考验的骑士。当它于5年后正式建立时，却减少为一个26人的排外圈子，以圣乔治为保护神，以蓝金相间的长袍为正式服饰。具有重要意义的是，条例规定，在未得到国王允许的情况下，骑士团的任何成员都不得离开国王的领地。用研究骑士团的历史学家的话来说，骑士团成员在膝上系袜带[1]之举意为进一步的“警告和劝诫，即骑士不应该懦弱地（通过逃离战场的方式）背叛嫁接进持之以恒和宽宏大量中的英勇无畏和赫赫声威”。就连旧时的骑士也知道恐惧和逃跑。
既然让的目标是容纳而非排斥，所以他使星骑士团向500位成员开放。骑士团“以上帝和圣母之名、为增强骑士精神和提高荣誉”而建立，它的全体成员将每年聚集一次，举办礼仪性宴会，宴会上要悬挂其全体成员的盾徽。与宴者要穿白色束腰短上衣、绣有一颗金星的红色或白色外套，戴红色礼帽和经过特殊设计的珐琅彩戒指，骑黑马，穿镀金的鞋子。他们要展示点缀着星辰和绣有圣母图像的旗帜。
在一年一度的宴会上，每个人都要发誓说出“那一年降临在他身上的奇遇，无论是丢脸的还是荣耀的”，书记员要把这些叙述记录在一本册子上。骑士团要指定那一年度在战争武器方面表现最卓越的3位亲王、3位方旗武士、3位骑士，“和平状态下的武功不应当被考虑在内”。这意味着私自发动的战事不应当被考虑在内，因为它与由封建领主宣布的战争是有区别的。在国王的如意算盘中，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的是，不撤退的誓言再次出现，它表达得比在法令中更加坚定，比在嘉德骑士团中更加清晰。星骑士团成员必须发誓，他们在战场上的后退距离绝不超过自己估算下的四arpents（约600码），“而宁愿战死或被俘”。
虽然隐藏于骑士团背后的目的是务实的，但其形式则已经引人怀想。12世纪的浪漫故事是人们了解到有关6世纪圆桌骑士（假如它确实存在过的话）之传奇的源泉，而自12世纪以来，战争已有所改变。那些传奇将骑士精神塑造为武士阶层之秩序准则，“没有了它，整个世界就将混沌一片”。但对圣杯（Holy Grail）的寻求并不足以引导人们走向现实的战术。
在时人眼中，骑士精神最好的军事表达是1351年著名的三十人大战（Combat of the Thirty）。它是在布列塔尼的持久冲突中的一次行动，始于由法国一方的布列塔尼贵族罗伯特·德博马努瓦（Robert de Beaumanoir）向英格兰——布列塔尼一方的对手布拉姆巴洛（Bramborough）发起的单挑。当他们各自的同伙大声要求加入时，双方同意，彼此各派30人上场作战。他们安排好条款，选定了地点，在参战者听过弥撒、寒暄一番之后，战斗打响。他们手执刀剑、长矛、匕首和战斧，进行了凶猛的格斗，直至法国一方4人被杀、英格兰一方两人被杀，这才鸣金收兵，暂作休息。鲜血直流、精疲力竭的博马努瓦张嘴要水喝，这引出了那个时代最令人难忘的回答：“喝你的血，博马努瓦，那样你就不渴了！”重新再战时，格斗者们战至法方获胜，双方的所有幸存者都有伤在身。布拉姆巴洛和他的8位同党战死，其余的成了俘虏，等着用赎金来换。
这一事件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有人认为它是件不幸的事，有人则认为它是场值得大吹大擂的事”，而欣赏者占了上风。这场战斗在诗篇、绘画、挂毯和作战地点的一块纪念碑上得到歌颂。20多年后，傅华萨在查理五世的圆桌边注意到一位身带伤疤的幸存者，他在那里比其他所有人都更受尊敬。他告诉这位探问不休的编年史作者，国王让他成为30人中的一员，是他的无上荣光。那位格斗者赢得的声望和名誉反映了这位骑士对战斗应当是什么样子的怀旧想象。尽管他参与的是由破坏和掠夺构成的战争，但他坚持将自己想象为兰斯洛特爵士[2]。
1352年1月6日，让不顾枯竭的财政状况，凭借令人眼花缭乱的慷慨赠予举办了星骑士团的创办庆典。他捐赠了所有的袍服，在一间挂满挂毯与装饰有星辰和鸢尾花纹饰的金色及天鹅绒挂饰的大厅中举办了盛大的宴会。为了这样的场合，家具经过雕刻和镀金。在一场庄严隆重的弥撒过后，狂欢变得喧闹不堪，以致一只黄金圣餐杯被打碎，一些富丽堂皇的挂毯被盗窃。在骑士们狂欢作乐之时，英格兰人攻占了吉尼斯城堡，而它不在岗位的指挥官正在与他的星骑士团同伴举杯庆贺。
星骑士团成员严肃对待不临阵脱逃的誓言，这成了他们的祸根。1352年，在布列塔尼战争期间，一支由居伊·德内勒（Guy de Nesle）元帅率领的法国军队在一个名为莫龙（Mauron）的地方被一支人数大体相当的英格兰——布列塔尼军队所包围。法国人本可以逃脱，救自己一命，可他们受到了不撤退誓言的禁锢。尽管腹背受敌，他们仍屹立不倒，奋勇杀敌，直到所有人都确确实实被杀或被俘。战场上的尸体堆积如山，直到两天后，居伊·德内勒的尸体才被回收。7位法国方旗武士和八九十位骑士失去了性命，还不算那些被俘的人。这在星骑士团的历史上留下了巨大的伤口，因为它“随着接下来的巨大伤害和不幸，造成了那一贵族军团的毁灭”。
在法国的不幸遭遇中，一个20岁的年轻人，纳瓦拉国王、路易十世的孙子查理，看到了自己的机会。他是真的瞄准了法国王位，还是出于对降临在自己头上的不公的报复，抑或是像埃古[3]那样纯粹是因为身处令人提心吊胆的麻烦之中，这个问题成了封存在这个14世纪最错综复杂的人物之一内心的谜团。他是个矮小纤瘦的人，眼睛闪闪发亮，说起话来滔滔不绝，为人反复无常，充满智慧，风度翩翩，凶狠暴戾，像狐狸一般狡猾，像撒旦一样野心勃勃，较拜伦所说的“疯子、坏蛋和危险分子”有过之而无不及。他风流倜傥，宏论滔滔，可以说服自己的同僚或动摇一伙暴民。他允许自己像让和其他统治者那样做起事来充满激情、无拘无束，但与让不同，他是个阴谋家，敏锐、大胆，绝对不会踌躇不前，当他的计划难以落实时，他就会见风使舵，目标不定。他唯一持之以恒的是仇恨。他在历史上被称为坏王查理（Charles the Bad）。
尽管纳瓦拉的查理因为其母亲、路易十世之女的关系，在卡佩家族最后一代中较让二世更属嫡系，但当他的父母承认腓力六世时，他们便已经放弃了对王位的继承权。他们得到了纳瓦拉王国作为补偿。这个位于比利牛斯山脉的小山地王国为他们儿子提供的范围太小，但作为埃夫勒伯爵，他在诺曼底拥有一大块封邑，可对那里施加影响。这变成了他的主要活动基地。
他因为嫉妒和憎恨查理·德埃斯帕涅而采取了行动，后者是新晋的骑士统帅，国王还头脑发热地将昂古莱姆（Angoulême）地区授予了他，而此地属于纳瓦拉的驻地。让在拿走了纳瓦拉的查理的领地而激怒了他之后，由于害怕其后果，便试图通过将自己8岁的女儿让娜嫁给查理的方式来使之依附于自己。他拒绝给予女儿嫁妆，这几乎立即给前次的伤害火上浇油，并未使他与新女婿结为朋友。
纳瓦拉的查理通过查理·德埃斯帕涅来攻击国王。他对折中之道毫无兴趣，而是直截了当地暗杀查理·德埃斯帕涅。他在这么做时，也并非没有盘算过，许多同样憎恨这位宠臣的贵族会集结在除去他的人周围。他没有亲自动手，而是借一伙亲信党羽之刀杀人，这伙人的领头者是他的兄弟，纳瓦拉的腓力（Philip of Navarre），参与者还有让·德阿尔古伯爵、两位阿尔古兄弟，以及其他首屈一指的诺曼底贵族。
1354年1月，当骑士统帅访问诺曼底时，他们抓住机会，闯入他正在其间裸睡（依照中世纪的习俗）的卧室，抽出在火把映照下熠熠生辉的宝剑，将之拖下床来。查理·德埃斯帕涅跪倒在腓力面前，双手紧扣，乞求怜悯，说“他将成为他的农奴，他将用黄金赎身，他将放弃已获取的土地，他将远行海外，永不归来”。德阿尔古伯爵督促腓力施以怜悯，但那位像自己兄弟一样充满愤怒和决绝意图的年轻人充耳不闻。他的手下“穷凶极恶、面目狰狞地”扑向手无寸铁的骑士统帅，竟在他的身上留下了80道伤口。他们向纳瓦拉的查理的等待之地纵马疾驰，嘴里高喊着：“完成任务！完成任务！”
“完成了什么任务？”他这样问道，为的是予以记录，于是他们回答：“骑士统帅死了。”
这几乎有可能施加于国王本人身上的大胆一击立即将纳瓦拉的查理作为一个政治因素带到了风口浪尖。国王立即宣布没收他在诺曼底的财产，但这必须动用军队才可实现。
查理的同时代人都将他的行为归于憎恶和仇恨，但难道它不是出于激情或深谋远虑？虽说全然的放任无羁是一个天生的统治者的个性，但这些年来，暴力的怪诞爆发变得越来越频繁，也许这是黑死病留下的遗产，是一种对生命的无常之感。1354年，牛津爆发了大学师生的周期性暴动，它是如此狂暴，动用了剑、匕首甚至弓箭，它以对学生的大屠杀和大学的关闭为结尾，一直到国王采取措施以保护大学的自由权。1358年，在意大利，当弗利（Forlì）的以可怕的subitezza（火爆脾气）著称的暴君弗朗西斯科·奥德拉斐（Francesco Ordelaffi）守卫着最后一道防线以抵抗教皇军队对自己城市的进攻之时，他的儿子卢多维科（Ludovico）斗胆请求他缴械投降，而不是继续与教会的战争。“你不是个野种就是个孬种，”那位狂怒的父亲咆哮道，当他的儿子转身离去时，他抽出一把匕首，“刺进他的后背，使他在午夜之前便命赴黄泉”。在一种类似的难以控制的盛怒之下，娶纳瓦拉的查理的一个姊妹为妻的富瓦伯爵，杀死了自己唯一的合法婚生子。
那个时代早已习惯了身体的暴力。在10世纪，一次“上帝的休战”（Truce of God）被提出，以迎合人们对在不间断的作战期间得到片刻舒缓的渴望。在休战期间，在圣徒纪念日、礼拜日和复活节，战斗会暂时休止，而所有的非作战人员——神职人员、农民、商人、工匠甚至动物——将不得遭受执剑者的伤害，所有宗教和公共建筑将受到保护。那只是一纸空谈。实际上，就如教会的其他训诫一样，休战是只无法容纳人类行为的筛子。
在英格兰，验尸官的名单显示，过失杀人远远多于偶发性死亡，而罪犯常常可逃脱惩罚，其方式是通过贿赂或权利网络来获得教士的恩遇。假如生活充满了肢体伤害，那么文学作品就会反映出这一点。拉·图尔·兰德里写给自己女儿的一则警示故事讲述了一个贵族女子的故事。她跟一个僧侣私奔，当她的兄弟们找到正与僧侣同床共枕的她时，他们“拿出刀子，将僧侣的睾丸割下，将其扔到女子的脸上，命令她把它们吃掉，然后，将僧侣和女子双双捆在麻袋里，系上一块沉重的石头，将他们沉入河中淹死”。另一则故事说的是，一位丈夫去岳父母家接回因为夫妻争吵而跑回娘家的妻子。当他们在归途中于一个城镇过夜时，“一大群野蛮且沾染了好色之性的年轻人”袭击了那个女子，“卑劣地强奸了她”，使她死于耻辱和悲哀。那位丈夫将她的尸体切割为12块，将每一块都连同一封书信寄给她的某个朋友，他们也许会为她离开自己的丈夫而感到惭愧，也会深受触动，从而向强奸她的人复仇。朋友们立即带领所有家臣聚集起来，突袭了强奸发生之地，将镇上的所有居民杀得一个也不剩。
暴力既是个人性的，也是官方性的。刑讯逼供得到了教会的批准，常常被宗教裁判所用于揭露异端邪说。民事审判的刑讯逼供和惩罚通常是砍去双手、削掉耳朵、拷问、烧死、剥皮和分尸。在日常生活中，路人会看到某个罪犯被用多结的绳索鞭笞，或是直立地锁在铁项圈中。他们会经过被吊在绞架上的尸体，还有被钉在城墙柱子上的被砍掉的脑袋和四分五裂的身体。在每座教堂中，他们都会看到正在遭受各种骇人听闻的酷刑折磨的圣徒——被剑和矛刺、被火烧，被割去双乳——通常都鲜血直流。在耶稣受难图中，钉子、长矛、荆棘、皮鞭和更多的流淌的鲜血是不可避免的场景。在基督教艺术中，鲜血和残酷行为随处可见，实际上是它的根本所在，因为只有通过遭受其同胞的暴力折磨，基督才可成为救赎者，圣徒才可成为圣徒。
在乡村游戏中，游戏者要将双手绑于身后，看谁能够用自己的头将一只钉在桩子上的猫撞死，这要冒面颊被发狂的动物爪子撕破或眼睛被其抓出的危险。喇叭声会让人们变得更加兴奋。或者，一群挥舞着棍棒的人会在旁观者的嬉笑声中追逐一头被关在大围栏中的猪，它尖叫着奔跑，想要逃脱棍棒的袭击，直到被打死为止。中世纪的男男女女在生活中对肉体的艰辛和伤害已习以为常，所以他们不一定会对痛苦的场景感到厌恶，反而会以之为乐。蒙斯（Mons）市民从相邻城镇购买被判刑的罪犯，以便能够看着他被凌迟处死，从中取乐。也许是中世纪无情无义的婴儿期导致了这样的成人：他们不以他人为意，就像在他们的成长期中他人不把他们放在心上一样。
纳瓦拉的查理凭借其残暴之举吸引了一群人数越来越多的、准备发起一场抗议瓦卢瓦王室运动的法国北方贵族。腓力和让对他们怀疑在克雷西的军事耻辱之后变节的贵族的报复，更加重了贵族与君主间久已有之的紧张状态。因劳工斗争而受到损害、庄园收入减少的土地拥有者们也倾向于把自己的许多麻烦归咎于王室。他们憎恨国王及其遭蔑视的大臣们施加的金融压迫，迫切要求改革和更多的地方自治权力。凭借其位于诺曼底的根据地，查理可以成为一个对立阵营的焦点人物，而他像报晓的雄鸡那样正式宣布了那一意图。
“上帝知道，正是我在上帝的帮助下杀掉了查理·德埃斯帕涅”，他在写给教皇英诺森六世的一封信中宣称。他把自己对骑士统帅的谋杀描写为对侮辱和冒犯的正当反应，表达了他对圣座的忠心，以及他对教皇健康的悬虑。查理现在准备让自己成为英格兰的代理人，作为回报，他要求英格兰人帮助他保住在诺曼底的财产，而为了达此目的，他希望利用教皇为中间人。他在给英王爱德华的一封信中写道：凭借他在诺曼底的城堡和人马，他可以狠狠打击让二世，“使之永世不得翻身”，他还要求将布列塔尼的英格兰军队派去支持他。
在1354年那整整一年中，该世纪的未来进程一直摇摆于对和平的迫切渴望和继续作战的要求之间。年老体弱、重病缠身的教皇英诺森六世迫不及待地试图带来安定，因为他听到了不信基督者撞击大门的声音。1353年，土耳其人占领了达达尼尔海峡（Hellespont）的咽喉要地加利波利（Gallipoli），从而进入了欧洲。基督教力量必须联合起来反抗他们，可假如法兰西与英格兰重新开战，这种联合便遥不可及。
迫于教皇和空空如也的国库的压力，爱德华和让开始为谁都不真正想要的永久和平进行谈判。爱德华已经因一场通过战斗和外交都不可能带来终结的战争而失信于英格兰民众。英格兰的第三等级发现，支出远远大于掠夺所得。1352年，议会限制了国王征召军队的权力。1354年4月，张伯伦勋爵（Lord Chamberlain）质询众议院：“假如有可能的话，你们是否渴望一份永久和平的协议？”众人异口同声地喊道：“赞成！赞成！”
在让一方，对纳瓦拉的查理与英格兰之间的部署的恐惧使让陷入了困境。中世纪的情报渠道喋喋不休地讲述着有关他女婿的阴谋的故事。在查理心怀敌意之时，国王从诺曼底召集军队和征收课税的能力都在减弱。迫于低声下气的必要性，他不得天吞下自己的暴怒，取消没收查理的诺曼底封邑的命令，宽恕他对查理·德埃斯帕涅的谋杀，邀请他到巴黎参加一场和解庆典。查理来了，因为终其一生，他都从来不能拒绝另一种选择，也许还因为，22岁的他并不像他的行动所表现的那样笃定无疑。伴随着誓言、拥抱和精心构思的客套话，一场矫模矫样的表演在两位只需被想象的主要人物的虚情假意中于1354年3月上演。
那一年在和平的边缘上摇摆不定。一份对英格兰极其有利的条约几乎使战争宣告结束，可在最后一分钟，法兰西人强硬起来，拒绝了条约。3年的谈判和教皇对和平的热诚期盼所带来的只不过是将休战延长一年，而争论仍在继续。纳瓦拉的查理再次与爱德华会谈，答应在瑟堡（Cherbourg）迎接参加一场联合作战的英军。[4]教皇英诺森的希望因和平条件的破裂而遭到粉碎。当他指责英格兰国王阴谋与纳瓦拉的查理共同对抗法兰西国王时，爱德华像后世的统治者一样，谎言脱口而出。他“言语真诚，并以上帝之心忠诚地发誓”，“以国王的言辞”写信否定那一指控，尽管往来之信函文本赫然在目。
急于重启战争的他在准备公之于众的给坎特伯雷和约克大主教的信中宣称法国人背信弃义，而自己的事业正当有理。从布道坛上发出的说教传播着有关他的满腹委屈的故事。爱德华深谙公关之道。通过一个又一个的手段，在1355年的春季和夏季，资金得以募集，许可从议会榨出，舰队、人员和粮草辎重得以集结。在夏至那天，当未予更新的休战协议到期之时，两支远征军整装待发，一支由黑王子指挥前往波尔多，一支由兰开斯特公爵（Duke of Lancaster）率领前往诺曼底。在那里，它本打算与纳瓦拉的查理汇合结盟。
爱德华王子的各级别船只在顺风的吹送下，不到三四天的时间便抵达了波尔多。他带来了1000名骑士、长矛手和其他武装人员，两千名弓箭手，还有大量威尔士步卒。这位爱德华国王的继承人如今24岁，体格健硕，留着全副的小胡子，是个强硬而傲慢的王子，将赢得“骑士之花”（The Flower of Chivalry）的不朽美誉。这一名声得益于他的好运气，在被君主之责所玷污之前便已死去。法国人眼中的他“举止残酷”，是“凡夫俗子中最傲慢的人”。
王子的袭击向东扩展到250英里外的纳博讷，然后于1355年10月到11月重返波尔多，他的袭击目标不是占领，而是蹂躏加劫掠。阿马尼亚克（Armagnac）那“声誉卓著、美丽富饶”的土地从未遭受过这两个月内所遭遇到的破坏。蹂躏不是无目的的，而是有意为之，就像任何时代的军事恐怖主义那样，是要惩罚或阻止民众站在敌人一方。由于吉耶纳居民重新滑入法国同盟，他们被认为是英格兰国王的背叛者，王子的职责就是严惩他们。这样的政策注定会唤起英格兰想要拥有的区域及其周边地区的敌意，但像大多数指挥官一样缺乏想象力的王子根本不考虑未来。加上加斯科涅的盟军，他召集了一支约9000人的大部队，它由1500组配矛骑兵（3个人——一位骑士和两名随从——构成一组配矛骑兵）、2000名弓箭手和3000名步兵构成。他打算展示英格兰的威力，说服利益在斯的当地领主，通过破坏为法国国王提供了丰厚收入的地区来切断法国人作战的可能性。劫掠将在获利和付出两方面发挥作用。
王子在给温彻斯特主教（Bishop of Winchester）的信中实事求是地写道：“在掠夺和损耗这个国家的过程中，我们烧毁了普莱桑斯（Plaisance）和其他精美的城镇，以及周围的所有土地。”在将战利品装上运送行李的货车、赶拢牛群、杀猪宰鸡之后，这支军队进行的下一桩事是制造荒芜：烧毁谷仓和磨坊、牲口棚和干草堆，捣碎酒缸，砍倒葡萄藤和果树，损毁桥梁，然后继续向前。在路过图卢兹时，他们猛攻并烧毁了蒙特·季斯卡（Mont Giscar）；在那里，许多迄今对战争一无所知的男女遭到虐待和杀害。在卡尔卡松，进攻部队在未攻击那一城堡的情况下劫掠了3天，“我们留下第三天的一整天来烧毁上述城市”。这一过程在纳博讷重新上演。奇怪的是，法国人没有进行有组织的抵抗，尽管让·德克莱蒙特（Jean de Clermont）元帅就坐镇在国王在朗格多克（Languedoc）的副官阿马尼亚克伯爵旁边。除了将百姓尽可能地带入城内外，阿马尼亚克未能向英军发起反击，只在他们撤退途中与之进行了一场非决定性的小冲突。
阿马尼亚克的失败也许要归咎于他对其富有的邻居和致命的敌人——富瓦伯爵加斯顿（Gaston）——从背后发起突袭的恐惧。南方大领主的自治性和敌对状态导致了他们与国王间及与彼此间的动荡关系。因其俊美和金红色的头发而被称为“太阳神加斯顿”（Gaston Phoebus）的富瓦伯爵曾在克雷西会战那一年无视腓力六世发出的捍卫王国的号召。他随后当上了朗格多克副官，但接下来因牵连进与国王让的一次纠纷而被下到巴黎的监狱中达18个月。于1355年回到自己的领地后，他与黑王子达成了某种协议，只要他保持中立，黑王子便会在攻击期间饶过他的领地。此类大领主实际上的自治性消耗了法国的很大一部分力量。
王子的军队若不是耀武扬威地，也至少是携带着地毯、布匹、珠宝和其他战利品于冬季重返波尔多。属于骑士之骄傲的英勇何在？无畏何在？战斗技能和功绩何在？抢劫和杀害手无寸铁的平民之举不需要勇气或武装力量，几乎也不需要圆桌武士或嘉德骑士的骑士美德。王子本人、他重要的加斯科涅同盟德比什长官（Captal de Buch）[5]、他最亲密的伙伴和顾问约翰·尚多斯爵士（Sir John Chandos）、沃里克和索尔兹伯里伯爵（the Earls of Warwick and Salisbury），以及军中的至少其他3个人，都是嘉德骑士团中的成员，他们理应是宽宏大量的榜样。没有人知道，在一天的残杀过后，当他们躺下睡觉时，他们是否会感觉到理想与现实间的差异。他们没有留下这样的表示。为了表明他有惩罚的权利，王子两次拒绝了城镇为免遭屠杀而提出的优惠价钱。他的书信只表达了胜利的满足感。他的袭击让自己的军队变得富有，减少了法国人的税收，向任何一个摇摆不定的加斯科涅人证明，在他的旗下服役物有所值。不过，就连对骑士精神毫无批判力的赞美者傅华萨也深受触动地写道：“那是个可怜的场景……”随着战争的延续，武装人员将残忍和破坏当作公认的实践而对之习以为常，这毒害了整个14世纪。
由于逆风的阻止，再加上纳瓦拉的查理的突然反目，前往诺曼底的英军直到10月底才出发，这对于位于北方的一场战役而言已经太迟。它的指挥官兰开斯特公爵亨利号称“士兵之父”，是英格兰最杰出的骑士，在他45年的生命历程中，没有错过一场战斗。他是参加过苏格兰战争、斯勒伊斯会战、加来会战以及在法国进行的所有战役的老兵，当他的国家按兵不动时，他便依照骑士传统，骑马带刀冲向别处。他曾参加过卡斯提尔国王对阿尔赫西拉斯的摩尔斯（Moors of Algeciras）的十字军东征，曾前往普鲁士加入条顿骑士团（Teutonic Knights），参加其一年一度的“十字军东征”，目的是使基督教传遍立陶宛异教徒的土地。
作为辽阔土地和巨大财富的继承人，兰开斯特于1351年创建了第一个王室以外的英格兰公爵领地，随后又在其伦敦的住处修建了萨伏伊宫。1352年，当英法之间仍处于休战状态时，他成了巴黎的一起引人注目的事件里的明星。在于普鲁士待过一季的返回途中，他与不伦瑞克的奥托公爵（Duke Otto of Brunswick）发生了争执，并接受了他的决斗挑战，这场决斗在法国人的赞助下得到安排。兰开斯特公爵获得了安全通行权，在一队贵族的护送下前往巴黎，受到法王让的盛情款待，然后在由法国贵族构成的杰出观众的注视下，骑马进入竞技场。可事实证明，仅仅是他的名声就使其对手难以承受。不伦瑞克的奥托在战马上颤抖不已，竟致无法戴上头盔或挥舞长矛，不得不在自己朋友的帮助下除去装备，并撤回挑战。国王用一场气派堂皇的盛宴来掩盖这令骑士精神难堪的一幕，在宴会上，他让两位主要人物握手言和，并在告别之时送给兰开斯特丰厚的礼物。公爵拒绝了礼物，只接受了从基督王冠上取下的一根荆棘，在回到家乡后，他把它捐赠给了他在莱斯特建立的一座大学教堂。
他既好战，又虔诚，曾用法语（它仍旧是英格兰的宫廷语言）写了一本祷告书，名为“圣医书”（Livre des sainctes médecines）。在书中，他使用寓言来向基督这位神圣的医师揭示其灵魂的创伤——即他的罪恶。身体的每个部位都有一处寓言性的创伤，每副良药都有与之相匹配的宗教象征意义。因为公爵是在检讨自己，于是一个14世纪的大领主以真人的形式出现，他欣赏自己踩在马蹬中的长而尖的优雅脚趾，会在长矛比武大会上伸出双腿，以唤起女士们的注意；他还责备自己因穷人和病人散发出的恶臭而畏缩不前，通过对自己的法庭施加过分的影响来勒索金钱、土地和其他财富。
在1355年入侵法国时，国王爱德华加入了兰开斯特的阵营。打算向加来而非瑟堡挺进的他们于11月2日登陆，召集了一支由3000名重甲骑兵、2000名骑马弓箭手和大约人数相当的步兵构成的军队，表面上是要去与法王一较高下，而实际上一路向加来海峡、阿图瓦（Artois）和皮卡第进发。
在休战结束之前的5月，法国国王已“严肃而公开地”向所有18至60岁的男子发布了总征召令。也许由于回应者寥寥，它又于夏季在巴黎和王国中的所有重要地点重申数次——“尤其是在皮卡第”，一位编年史作者如是说。由于总征召令会带来不一定具有军事价值的人，所以这位君主宁愿要一定数量的费用，而不愿要人本身，并试图确定服役者的身体标准，把其余的人送回家。将他们加以分类以集结一支战斗部队需要花时间；而且，毫无疑问，由于近期的不满，不少贵族拖延不前。到11月，在让的带领下前往北方与英军作战的军队仍未满员。
15岁的昂盖朗·德·库西七世是其中的一员。他的所作所为无从知晓，我们只知道他出现在身处法国未来元帅莫罗·德法因斯（Moreau de Fiennes）的营部的“皮卡第贵族”之中。他周围都是些出类拔萃的人物，里面有其监护人、弓弩手的掌门人马蒂厄·德鲁瓦、号称“完美骑士”的杰弗里·德沙尔尼（Geoffrey de Charny），以及阿努尔·德奥德雷汉姆（Arnoul d’Audrehem）元帅。该营还包括来自巴黎、鲁昂和亚眠的布尔乔亚。
这场成为昂盖朗首次战争体验的战役不是英雄式传奇的素材。法国军队于11月5日至7日在亚眠，到11月11日已向北进军，前往圣欧麦，在途中经过了同时在向南部的埃丹（Hesdin）进发的英军的左侧。两支军队都嗅出了彼此的味道，并互相形成包围之势，两位国王都各自发出了作战邀请函——“一个对一个，或一军对一军”，用让的挑战书上的话来说——而各自都设法以虚张声势的措辞加以婉拒。正如英格兰编年史作者们所言，如果说让害怕寻求一场激战的话，那么爱德华也不是那么渴望。让的主要军事行动是烧毁或运走乡村的粮草，以剥夺英军的粮草供应，其代价是失去了当地的民众。在被抢走了辛苦得来的收成后，百姓面临的是饥饿的冬季，就他们的体验而言，他们自己的骑士阶层不是保护者，而是掠夺者。
让的焦土政策迫使英军因为缺乏食物、葡萄酒和啤酒而撤回到海岸沿线。有4天时间，英军除了水之外别无其他饮料，这在一个把葡萄酒或啤酒作为基本饮食成分加以依赖的世纪，似乎无异于挨饿。法军还以书信和金钱关怀来激发苏格兰人的钳制。苏格兰边境出现威胁的消息，再加上对海上过冬的展望，使得爱德华和兰开斯特在一场持续时间不超过10天的战役之后，重新登上了战船。
让现在面临的是，他必须从三级会议获得援助金以支付军队的报酬。在国王的召集下，Langued’oil——即法国北部——的各级人士于11月在巴黎开会。因为教士和贵族都不用缴税，其结果是，第三等级支付了大部分的税款，所以它控制了对援助数目的批准决定，而且，由于它可以动用其杠杆作用来索要改革或特权，所以君主对这样的时刻一向心怀不满。
1355年的三级会议给出的提议揭示了法国资源的丰富和隐藏于不满之后的国民忠诚感，也揭示了对国王政府的深刻不信任感。三级会议同意以据估算为500万里弗的费用，供应3万名重甲骑兵达一年时间，其条件是，这笔资金不得由国王的金库管理，而是由三级会议自己的一个委员会来管理，它将直接向军队支付费用。这笔钱的募集方式是向所有等级中的每个人征税，以及征收食盐税，若是征集不到所需数目，则其利率在下一年就必须上调。新利率总计为：向富人征收4%的所得税，向中产阶级征收5%的所得税，向最低等的纳税阶层征收10%的所得税。其一个结果是，在皮卡第北部的纺织城市阿拉斯发生了“以小反大”的叛乱。尽管迅速遭到了镇压，但它是即将到来的问题的标志。
与此同时，纳瓦拉的查理的躁动不已的图谋造成了下一次的爆发。他试图策动18岁的法国皇太子查理反对自己的父亲，同时又鼓励诺曼底的领主拒绝向国王支付贡金。
1356年4月，法国皇太子以诺曼底公爵（Duke of Normandy）的身份，在鲁昂举办盛宴，款待纳瓦拉的查理和首屈一指的诺曼底贵族。突然，大门被砸开，头戴钢盔的国王带着众多随从，在拔剑在手的德奥德雷汉姆元帅的带领下闯了进来。“谁都别动，动就格杀勿论！”元帅喊道。国王揪住纳瓦拉，称他为“叛徒”，对此，纳瓦拉的侍卫科林·都伯勒（Colin Doublel）做出了可怕的欺君之举，他拔出匕首，威胁说要将它刺进国王的胸膛。让毫不畏缩，他命令自己的卫兵“抓住这个男孩，还有他的主人”，自己则粗暴地控制住让·德阿尔古，以致将他的紧身上衣从领口扯裂至皮带处，指责他以及出现在宴会上的其他参与谋害查理·德埃斯帕涅的人是通敌者。在恐惧中，皇太子乞求父亲不要对自己的客人行使暴力，从而令自己颜面扫地，但国王对此的回答是：“你不知道我所知道的事”，这些人是邪恶的卖国贼，他们的罪行已经被发现。纳瓦拉的查理乞求宽恕，说他是错误报告的受害者，但国王下令将他与其他人一起逮捕，剩下的客人则落荒而逃，“于惊骇之中爬过墙头”。
第二天早晨，让·德阿尔古、科林·都伯勒以及其他两名诺曼底领主被带向绞刑架，他们被装在两辆二轮马车上，这是用来运送被判刑的罪犯的可耻车辆，国王亲自陪同左右，他身着全副盔甲，似乎预期会有袭击发生。让显然神经非常紧张，在一块田野上，他突然停止前进，下令将犯人就地正法。他不允许他们有牧师，因为作为叛国者，他们将在未做忏悔的情况下死去，只有科林·都伯勒除外，他的罪行是对国王举起武器，而非叛国。备用的刽子手被匆忙找来，他砍了5次才斩下德阿尔古的头颅。四具尸体被拖着走完了通往绞刑架的路途，悬挂在锁链上，头颅则挑在长矛上，在那里保留了两年之久。纳瓦拉的查理被打入位于巴黎夏特莱堡（Châtelet）的监狱，他在诺曼底的庄园再次被国王没收。
在莎士比亚的《亨利五世》中，当威尔士人福厄伦（Fluellen）说起国王的“怒不可遏、心绪不稳、怏怏不乐、义愤填膺还有一点儿脑子中毒”时，他也许是在描述好人让。这位国王的主要受害者让·德阿尔古有3个兄弟和九个子女，与法国北部的贵族构成了一个婚姻关系网（一个女儿后来嫁给了昂盖朗七世的叔叔拉乌尔·德·库西）。国王成功地激怒了许多与其受害者相关的人，却没有除掉自己真正的敌人——纳瓦拉的查理。对夏特莱堡中的囚犯的同情之心四起，对他表示敬意的民谣被四处传唱。
鲁昂事件促成了恰恰是国王一心想阻挠的事——诺曼底向英格兰人的重新敞开。让·德阿尔古的兄弟杰弗里，即10年前将爱德华三世引入诺曼底的同一个人，以及纳瓦拉的兄弟腓力，恳求英格兰人帮助他们收复庄园，而当英军于1356年7月在瑟堡登陆时，这两位领主都发誓要效忠作为法兰西国王的爱德华三世。在兰开斯特公爵的率领下，英军从瑟堡出发，前去与布列塔尼人接触，就在此时，黑王子也开始从波尔多出发，向法国北方的心脏发起新一轮的进攻。现在，事件转向了位于普瓦捷的冲突。
王子率领着由英格兰人、加斯科涅人和来自家乡的援军构成的一支约8000人的队伍向北进军。他的目标是与兰开斯特汇合，并一路进行破坏，掠夺战利品，而不是占领城镇、要塞或版图。行军、打仗、积聚战利品，王子就这样于9月3日或大约于这一天抵达了卢瓦尔河（Loire），在发现桥梁已被破坏后，又转而向西前往图尔（Tours），在那里，他听说一支法国大军正在朝他进发。他还接到情报说，兰开斯特已经攻破了诺曼底，正在急忙赶往汇合点。但卢瓦尔河横亘在他们之间，而这里的乡间活跃着法国重甲骑兵。他的手下如今因多次激战而鞍马劳顿，满载的战利品则成了沉重的负担。在经过4天的犹豫（这让他失去了领先优势）之后，王子转而再次向南进发，他的意图非常清楚，就是要避免激烈的战斗，将他的收获安全地带回波尔多。
在北方，让于诺曼底进行了初次的调兵遣将，以迎击兰开斯特的军队，在转身面对来自南方的威胁之前，暂时阻截了它。他发布了声势浩大的动员令，召集军队在9月的第一个星期内前往位于沙特尔（Chartres）的汇合地点，捍卫王国的领土。在敌人出现在位于法国心脏部位的卢瓦尔河的刺激下，贵族们无论对国王抱有何种情绪，都对此次征召做出了响应。他们从奥弗涅（Auvergne）、贝里（Berry）、勃艮第（Burgundy）、洛林、艾诺、阿图瓦、韦尔芒杜瓦（Vermandois）、皮卡第、布列塔尼和诺曼底纷纷前来。“没有一位骑士和侍卫留在家乡，”编年史作者写道，这里聚集了“法国全部的精英”。
与国王在一起的是他的4个从14岁至19岁不等的儿子；新晋的骑士统帅戈蒂埃·德布里耶纳（Gautier de Brienne），他顶着个雅典公爵（Duke of Athens）的头衔，它得自在十字军东征中发现的一位死去的公爵；两位元帅；26位伯爵和公爵；334位方旗武士；几乎全部的地位较低的领主。它是那个世纪法国最庞大的军队——一个“伟大的奇迹”，一位英格兰编年史作者写道：“从未见到过这么多武装起来的贵族。”其实际的数目（由编年史作者提供，个别人放弃了最高达8万的数字）经过无休止的争论，最终大致确定为1.6万人左右，这是黑王子军队的大约两倍。
它没有凝聚力。大封建领主们按照自己的时间前来，许多都很迟才到达汇合地点，每个人都带着围绕在自己旗下的50、100或150人不等的部队，带着自己的家眷、行李搬运车、在需要时可以变现的金银器皿和餐具。1351年法令的有关纪律和秩序的条款毫无效果。由于围绕更新的税制的争吵，布尔乔亚的援助令人不满，导致一些城镇撤回了自己的分遣队。另一方面，傅华萨报告说，让在渡过卢瓦尔河时解散了布尔乔亚的部队，“这是他头脑发昏的结果，也是那些建议他这么做的人头脑发昏的结果”。
随着法国兵力的聚集，让自信他能够将黑王子逼回阿基坦，甚至逼回英格兰。在9月8日至13日间，法军在奥尔良、布卢瓦和其他地点渡过了卢瓦尔河，然后向南推进，追击英格兰——加斯科涅军队。9月12日，黑王子身处距图尔以南5英里的蒙巴宗（Montbazon），在那里，他会见了教皇的使节，这位使节自那一年初起，便一直致力于使双方达成和解。教皇曾写信给英格兰和法兰西国王以及两国的主要贵族，督促他们进行谈判，除此之外，他还派遣两位红衣主教亲自出马，试图终止双方的敌对状态。
两人之中的负责人是出身贵族的红衣主教塔列朗·德佩里戈尔（Cardinal Talleyrand de Périgord），正如维拉尼所称，他是位baldonzoso e superbo（骄矜而傲慢）的高级教士。他是佩里戈尔伯爵（Count of Périgord）之子，他的母亲是位美丽的伯爵夫人，据说她是教皇克雷芒五世的情妇。在6岁时，他即得到教皇的许可，接受了教士的剃度，从而获得了执掌教会有俸圣职的权利，这个年纪对于一种宗教召唤也许太早，但对于它的收入而言却另当别论。他23岁当上主教，30岁当上红衣主教，先后在伦敦、约克、林肯和坎特伯雷拥有9个英格兰有俸教职，这使他成为英格兰人的主要怨恨对象。
爱德华王子从红衣主教塔列朗那里听说，法兰西国王打算截住他，并且正在为9月14日的一场激战做准备，他还听说，法国军队随着新部队的到来每天都在壮大。尽管王子并不急于冒险与精神饱满、人数众多的法军一战，可他还是拒绝了塔列朗有关商谈休战的建议，也许这是因为，他过于自信，以为能够避开敌人。法军正努力向前推进，打算在普瓦捷从两翼包抄王子。在普瓦捷，他们将通过前往波尔多的道路，阻断王子的退路。在此后的4天时间里，军队继续前行，未与敌人接触，英军在前面几乎不到10英里或12英里之处，法军渐渐缩小了两军之间的间隙。
9月17日，在距普瓦捷以西3英里处的一座名为拉·恰巴蒂埃（La Chaboterie）的农场，由蒙米拉伊之主（Sire de Montmirail）、昂盖朗七世的叔叔、被认为是他的时代最勇敢的骑士之一的拉乌尔·德·库西率领的一支法国小分队看到了英军的一支侦察部队，便独自疾驰上前，发起了攻击。昂盖朗是否在那支小分队中，甚至他是否在那支大部队中，都无案可查。库西领地肯定派出了自己的分遣队，除非这支小分队属于在诺曼底迎击兰开斯特的部队。在现在发生的冲突中，拉乌尔冲得极其靠前，甚至到了王子的方旗武士那里，奋勇杀敌。在法国人的狂热进攻下，英格兰——加斯科涅军队步步后撤，但令人费解的是，尽管他们人数要少得多，可他们还是缓过了劲来，打败了法军。许多法国人被杀，拉乌尔被俘，虽然不久之后便付了赎金换回。就像在普瓦捷发生的其他许多事情一样，人们很难解释拉·恰巴蒂埃的作战结果。
由于贪图从小冲突中获得赎金，英格兰——加斯科涅军队劲头十足地追击敌军，竟从战场上撤出了3支盟军。其结果是，王子为了集结和重新聚集自己的部队，不得不停在原地，安营扎寨，度过夜晚，尽管因为缺水而饱受困苦。
第二天早晨，即9月18日，星期日，当王子那人困马乏的部队就在普瓦捷下方恢复行军之时，他的侦察兵从一个制高点上看到了闪闪发光的盔甲和随风飘动的1000幅三角旗，法国的主力部队进入了视野。王子知道他被赶上了，现在战斗已不可避免，于是将自己的部队拉到他能找到的最佳地点，即一块长满树木的坡地上，周边是葡萄园和树篱，还有一条蜿蜒地流过沼泽地的溪流。在溪流以外是块荒地，一条狭窄的道路横于其上。这个地方位于普瓦捷西南约两英里处。
自信凭自己超级强大的力量肯定能够获胜的法王让遭到了塔列朗红衣主教的攻击，后者带领众多教士前来，请求他保持周日的“上帝的休战”，直到第二天早上，以便红衣主教还有机会再行斡旋。在国王那用猩红色丝绸搭成的大帐中举行的一次作战会议上，德奥德雷汉姆元帅和其他人急于作战，再加上意识到了在其后方的兰开斯特公爵的威胁，所以他们催促马上投入战斗，不要拖延。国王未接受他们的建议，而是要命地同意了红衣主教的延迟请求。杰弗里·德沙尔尼提议，安排一次双方各100人的战斗，但这一提议被他的同伴所否决，唯恐这将太多人排除在战斗、荣耀和赎金之外。如果立即投入战斗，或者沙尔尼的提议被接受，最终的结果就有可能截然不同。
当红衣主教塔列朗急匆匆地回到英军阵营时，发现王子现在对任何可使他避免丢脸及可使战利品完好无损的安排都言听计从，甚至有些迫不及待。爱德华提出，将他在两次战役中俘获的俘虏和占领的地方全部归还，不要赎金，并同意7年不打仗，在此期间，他将发誓不会拿起武器攻击法兰西国王。根据《瓦卢瓦四相编年史》（Chronique des Quatre Premiers Valois）的记载，他甚至提出，让出加来和吉尼斯，尽管他肯定无权做出这样的放弃决定。他的巨大让步表明，他对当前的局势感到绝望，并且意识到，如果法军选择包围他，他便有可能因弹尽粮绝而战败。或者，由于他知道，这样的选择太过可耻，法国人不可能那么去做，所以他也许一直在装模作样，拖延时间，以便完成他的弓箭手的排兵布阵。这是他的手下已经全力在做的事，在谈判那天的整整一天中，他们都在继续挖战壕，筑樊篱。
法王让同意考虑那一提议。塔列朗红衣主教及其教士们骑着骡子急急忙忙地往返于两个阵营，王子的主要骑士也在安全通行权的保护下亲自前来谈判。除了在布列塔尼，几乎没有一场无休止的战役不是经过阻止它发生的前期努力的，只是这些努力从未成功过。让怀着必胜的傲慢之情，提出接受提议的条件：威尔士亲王要将自己及其100位骑士交出，成为法兰西国王的囚犯。王子坚决地拒绝了这种羞辱，与此同时，已改善了他在丛林中和树篱后的阵地。当塔列朗仍在恳求法王出于对基督的爱，同意至少休战至圣诞节时，谈判日宣告结束。法军重新召开作战会议，决定进攻计划。
克莱蒙特元帅建议封锁，这正是王子恐惧的行动。元帅说，法军与其荒唐地在英军有保护的位置向其发起进攻，莫若在他们周围安营扎寨，等他们弹尽粮绝之时，“便会就地土崩瓦解”。这是个可予采取的显而易见、合情合理的进程，但骑士精神之规定禁止这么做。在德奥德雷汉姆元帅的讽刺挖苦和强烈质疑下，克莱蒙特的提议遭到拒绝。3位已经勘察过英军阵线的骑士前来报告说，通向敌军的唯一入口是条狭窄的通路，一次只能有不超过4匹马并排通过。在威廉·道格拉斯（William Douglas）爵士（他是苏格兰人，经历过与英军的交战，现在是国王的首要军师）的建议下，法军做出了关键的决策，法军主力将步行发起进攻。但是，决策并未完全放弃骑士的重甲冲锋，而是决定，一支由骑在最强健、最快捷的战马之上的300名军队精英组成的特别小分队将先行突破敌军的弓箭手队列。所有3位军队首脑，即骑士统帅和两位元帅，都被不计后果地派入了这支小分队。
9月19日，星期一，黎明时分，随着号角齐鸣，杀声四起，法军按照惯常的3个军团被部署在骑在战马之上的突击先遣部队的后面。3个军团一个跟着一个，大概是为了能够连续突击，可这种位置安排却无法使它们增援彼此的侧翼。以前从未上过战场的19岁的皇太子成了第一军团名义上的指挥官；国王的弟弟菲利普·德奥尔良（Philippe d’Orléans）时年20岁，同样是位沙场新手，负责指挥第二军团；国王本人负责指挥第三军团。一支19人的贴身侍卫队陪伴在国王左右，他们都像他一样，清一色地身着黑色盔甲和上有鸢尾花标志的白色外套。如果说这样做不完全符合骑士的预防措施，至少也是谨慎小心的，因为在一场封建领主参加的战役中，敌人会尽其所能地抓捕他。
“下马！下马！”让命令道，然后“他身先士卒地翻身下马。”据说，他做出下马的决定是为了减少其不团结的部队自行采取行动或战斗的机会。现代批评家——因为争论一直在持续——称之为“愚蠢的自杀行为”；其他人则认为，这是唯一明智且切实可行的决定，因为鉴于那些沼泽、树篱和壕沟，骑士不可能一拥而上。
骑士们翻身下马，脱去马刺，砍断他们长而尖的靴子的尖头，将长矛削短至5英尺。焰形军旗（Oriflamme），即法兰西国王的猩红色叉形旗帜，被授予杰弗里德·沙尔尼这位“完美的骑士”来扛。相传这旗帜得自查理曼大帝，据说他曾扛着它前往圣地，以回应一位天使的预言：一位矛尖上燃烧着“伟大奇迹”之光焰的金矛骑士将从撒拉逊人手中解救那块土地。旗帜上绣着因之而得名的金色火焰，由法国君主从圣丹尼斯修道院接收过来，一同接过的还有战斗口号“蒙茹瓦-圣丹尼斯”（Montjoie-St. Denis）。这一作为进击或集合之信号的战斗口号，象征着对一位特殊领主的忠诚。在那个早晨，国王宣布，这句皇家口号就是所有人的口号。“你们已经降祸于英军，”他冲着集合在一起的骑士队列喊道，“并渴望用他们来衡量宝剑。看着近在眼前的他们！记住他们对你们犯下的过失，亲自为他们加在法兰西身上的损失和痛苦而复仇。我向你们保证，我们要与他们交战，上帝将与我们同在！”
威尔士亲王在前方部署了两个可相互支援的军团，又在后面部署了一个军团，弓箭手则呈锯齿状队形分布在3个军团之中。4位伯爵——沃里克、牛津、萨福克（Suffolk）和索尔兹伯里——指挥前两个军团，王子和尚多斯指挥后一军团，身边还保留了一支400人的部队。英军拥有地形优势，而其更大的优势是，它们是一个团结一致的整体，共同经历了两次战役，接受过专业训练，建立在更好的管理和组织基础之上。为了远征海外，英军必须周密计划，有选择地招募最能干、最强壮的作战人员。
不过，甚至到了现在，也许是因为其顾问中的不同意见，王子仍尝试着调动部队向波尔多方向逃跑。“因为在那一天，”用尚多斯·赫勒尔德（Chandos Herald）的话说，“说实话，他不希望作战，而只想顺利地完全避免战斗。”行李运送车辆在山后的调动被其先锋部队随风摇曳的三角旗所暴露，被德奥德雷汉姆元帅看在眼中，他喊道：“哈！追击！冲锋，在英格兰人逃脱我们之前！”较为清醒的克莱蒙特仍然建议采取包围行动，这使两位元帅在战斗即将爆发之际陷入了激烈的争吵。奥德雷汉姆指责同伴“害怕面对敌人”，说他会贻误战机，损失掉那一天，对此，克莱蒙特回以恰如其分的侮辱：“哈，元帅，你可不那么大胆，可你会发现，你战马的鼻子会搁在我的马屁股上！”在这样的不和之中，骑兵先遣队发起了冲锋。
在得到袭击来临的警告后，王子终止了最初的逃离行动，重新集结军队，发表慷慨演说，号召自己的骑士为国王对法国王位的继承权而战，为胜利的伟大荣誉而战，为丰富的战利品和永垂青史的名誉而战。他告诉他们要相信上帝，听从指挥。
奥德雷汉姆的中队从侧翼发起了进攻，在弓箭手的利箭之下被拘捕并粉碎，而克莱蒙特在骑士统帅的支援下，负责他如此不信任的前线进攻，在黑压压遮天蔽日的密集弓箭的飞射之下被迫后撤。英军的弓箭手在未骑马的骑士和步兵的保护之下，根据牛津伯爵之命，从掩体位置向战马未着铠甲的臀部射击。战马纷纷失足倒地，伏卧在自己的骑手身下，或是连连倒退，而后面的马匹仍在向前冲锋，“造成了对自己主人的巨大屠杀”。克雷西会战的狂乱再次降临。跌倒的骑士无法让战马站起来，或是自己站起来。在接下来的混战中，在号角的长鸣中，在战斗口号的呐喊声中，在受伤的士兵和战马的哀号声中，克莱蒙特和骑士统帅双双战死，奥德雷汉姆被俘，被精选出来的骑士大部分被杀或被俘。
皇太子的军团已经步行着向这场浩劫进发。在前线，与查理并肩作战的是他的两个兄弟，17岁的路易，德安茹公爵，以及16岁的让，未来的德贝里公爵。军团中的许多士兵深陷在由没有骑手的战马和狂暴的战斗构成的混乱之中，他们凶猛地战斗，一个对一个，用削短的长矛刺，用战斧和宝剑砍。但由于没有老练的将领坐镇指挥，只有一个乳臭未干的男孩眼睁睁地看着灾难发生，队伍开始败退。敌人喉咙里发出的胜利欢呼标志着对皇太子军旗的夺取。无论是如后来所声称的那样，因为国王下达了挽救儿子的命令，还是出于4位被任命为王子们监护人的领主的决定，该军团的大部分都从战场撤下，转而依靠德奥尔良公爵的军团，并将失败传染给了它。奥尔良的军团本应带着精神饱满的力量奋勇向前，使焦头烂额的英军无喘息之机，在此阶段，此举也许正可以扭转大局，可恰恰相反，他们一败涂地，在未发起一次进攻的情况下便逃之夭夭，取回它等候着的战马，向城市疾驰而去。
“前进，”国王朝着这连续的灾难喊道，“因为我将挽回今日的败局，否则便战死沙场！”在飞扬的焰形军旗的招展下，在他最小的儿子、14岁的腓力、未来的勃艮第公爵（Duke of Burgundy）的陪伴下，这个在3个军团中最大的军团，裹着他们铁制的蚕茧，踉踉跄跄地步行着向血流成河的战场进发。“啊！我们完了！”一位英格兰骑士在看到他们前来时喊道。“你在撒谎，可怜的胆小鬼！”王子怒吼道，“如果你如此诽谤，就好像是在说，我，也许会被活生生地征服。”双方都怀着不顾一切的力量和凶猛扑向对方。尽管据说战斗的结果可凭第六支箭发射的时间来做出判断，可现在，当英格兰弓箭手已射空了其箭囊时，问题出现了。在法军发起新一轮的进攻的间隙，弓箭手们从倒地的伤者和死尸那里取回了箭；其他人现在则用力地投掷石头，挥刀作战。假如法军向被打垮的对手发起第三次进攻（这在此阶段是很有可能的），那么它也许会获胜。
战斗进入了它的第七个小时，许多支摇摇摆摆的独立队伍相互捶击着，完全忘记了任何的章法，只有王子和尚多斯依旧带着余部在山顶上坐镇指挥。尚多斯指着焰形军旗挥舞的地方，建议王子攻击国王的单元，因为，他说：“勇气不允许他逃离；他将落入我们的掌心之中，胜利将是我们的。”事实证明，这是个决定性的行动，王子命令他的盟友德比什长官率领一小队骑兵去攻击法军的后方，同时，带领后备骑兵和自己军团中未受伤的士兵，聚集起军队最后的力量发起正面进攻。“先生们，看着我！蒙上帝之恩，专心打击敌人！前进，旗帜，以上帝和圣乔治之名！”
他的号角响起，声音回荡，被普瓦捷的石壁反射回来，响彻丛林，“以至于你会以为，这是群山在向山谷发出呼喊，并在云层间轰鸣”。英格兰人发起了冲锋，他们或成战斗方队，或偏鞍马上，朝着国王的小分队俯冲下来，“就如康沃尔郡的野猪一般”。战斗达到了它暴烈的顶点。“没有比之更艰苦卓绝的，”尚多斯·赫勒尔德写道，“他的心不曾惊慌。”“小心，父亲，右边！当心，左边！”腓力在攻击降临时高喊。骑士们捉对厮杀，“人人都想着自己的荣誉”。法军前有王子的冲锋，后有德比什长官的骑兵，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以死相拼。杰弗里·德沙尔尼多处受伤，鲜血直流，被砍倒在地，英勇战死，手中仍举着那面焰形军旗。国王的卫兵围在他身边，形成一个巨大的楔子，在进攻之下蹒跚而行。“有些人胸膛被剖开，脚踩在自己的肠子上，有些人吐出了牙齿，有些人被砍断了双臂，依旧站在那里。将死之人在陌生人的鲜血中打滚，倒下的身躯发出呻吟，骄傲的灵魂抛下了自己迟钝的躯体，发出可怕的呜咽声。”在国王挥动的战斧四周，被杀之人堆成了一圈，而国王的头盔已经掉了下来，脸上的两处伤口鲜血直流。“投降，投降，”周围喊声一片，“否则你必死无疑！”在震耳欲聋的喊杀声中，在想抓住他的激烈争夺战中，一位法国流亡者，因屠杀而被放逐、现在效力于英军的丹尼斯·德莫尔贝克（Denis de Morbecque），奋力向前，对国王说道：“先生，我是阿图瓦的一名骑士。向我投降，我将带你去见威尔士亲王。”国王让将自己的手套交给了他，举手投降。
由于失去了国王，法军余部分崩离析，有些人飞快地向普瓦捷的城门跑去，以避免被俘。各个级别的英军和加斯科涅人都发狂地追击，贪婪战胜了劳顿，在那座城市的高墙之下争夺战俘。一些法国人转回身去，投入战斗，俘获了他们的追击者。
失败横扫了法国领导层。除了或死或被捕的国王、骑士统帅和两位元帅，以及那位扛焰形军旗者，胜利者们还抓获了一个战斗的大主教、13位伯爵、5位子爵、21位男爵和方旗武士，还有约2000名骑士、侍卫和贵族重甲骑兵。由于要带回去的人太多，所以大部分人被释放，条件是承诺会在圣诞节前将其赎金送至波尔多。
被杀的人数在每种记载中都各不相同，至少也有数千人之多，其中有2426人是贵族。他们与被俘的人数相当甚至超过被俘人数这一事实是英勇作战的证明，可对于法国而言，不幸的是，相较于战死沙场的人，那些逃跑活命的人给人留下的印象更深刻。《大编年史》（Grand Chronique）公开承认，军队“丢人现眼、胆小如鼠地逃之夭夭”，而《诺曼底编年史》（Chronique Normande）则阴沉地得出这样的结论：“这场战役的死亡率不及羞耻高。”
那正是普瓦捷会战遗留下的巨大影响。在城墙上观战的市民目睹了那可耻的撤退和紧张的作战，他们的报告传遍了法国。战败的奥尔良军团的撤退几乎难以解释，只能说是由受到国王反对的贵族的不忠情绪所致。无疑，许多那天在场的人不会对那位君主的不幸感到伤心，而只需几个人的振臂呼喊就可引发恐慌。无论原因如何，其影响都是对贵族阶层的不信任的加深和传播，人们失去了对社会既定结构的信心。
大众情绪立即反映在对回来筹集其赎金的领主的厌恶之中。傅华萨报告说，这些领主“被普通民众所深深憎恨和斥责”，以致他们很难得到允许进入城镇，有时甚至是进入自己的庄园。诺曼底一个村庄的农民属于德费尔泰-弗雷内尔大人（Sire de Ferté-Fresnel），在看到自己的领主只带着一个侍卫、一个随从骑马前来，而且没有佩剑时，他们发出呼喊：“这就是那些逃离战场的叛国者之一！”他们冲向3个骑马的人，将领主从马上拽下来，将他痛打一顿。几天后，他带着更好的装备回来实施报复，在此过程中杀死了一位村民。尽管这次小反抗很快即被粉碎，但它是种预兆。许多爵爷回来时面对的是嘲弄或突如其来的敌意，很难为领主的赎金筹措到传统的援助。为了筹措资金，很多人被迫出售全部家具，或解放农奴以换取报酬。被毁灭的骑士的残余是普瓦捷会战的一个副产品。
“叛国者”的呼喊不仅仅是地方的声音，而且是大惑不解的民众对那不可思议之事的解释。它是永远存在的有关阴谋的呼喊，是有关背后捅刀子的呼喊。除了背叛，还有什么能够让伟大的法兰西国王被俘虏，让声势浩大的法国骑士大军被一小撮“弓箭手和土匪”所打败？一段名为“普瓦捷会战怨歌”（Complaint of the Battle of Poitiers）的以诗写就的争论明确地指责：
他们长期隐瞒的重大背叛
在该军队中得到了清晰的揭露。
作者，一位不知名的神职人员，指责某些人出于“他们的贪婪，将御前会议的秘密出卖给了英格兰人”，在被发现后，“被国王踢出了会议”，他们还阴谋毁掉国王和他的孩子们。这些“虚伪、不忠、无耻、做伪证的”坏人的溃退是有计划的背叛；在他们之中，贵族丢尽颜面，法国也为之蒙羞。他们否认上帝，他们是骄傲、贪婪和傲慢行为的代表，
夸夸其谈，贪慕虚荣，衣着浮夸，
腰缠金带，头饰羽毛，
留着长长的山羊胡，干着畜生的勾当，
他们像雷鸣和暴风雨般将你震聋。
被抱怨的山羊胡最初是忏悔的标志，后来一直蓄为窄窄的叉状式样，风靡全世界，现在则成了与逃跑有关的讽刺对象。
“怨歌”只表扬了让二世，他在自己幼小儿子的陪伴下战斗到底。在公众舆论中，他成了一位英雄。无论作为元首和领袖的他是多么无能，他那被“幼小的儿子”所痛切强调的个人英勇使他在臣子们的眼中变得光彩夺目，给了法国一个恢复荣誉的焦点。“怨歌”希望，上帝将派出“强有力的好人”来为这次失败报仇，把国王带回，并意味深长地总结道：
若是他深思熟虑，他就不会忘记
率领杰克·博诺姆（Jaque Bonhomme）及其伟大的全军
他们不会为了活命而逃离战斗！
在普瓦捷市民埋葬了城外的尸体后，市长宣布为被俘的国王哀悼，禁止庆祝任何节日。在朗格多克，三级会议规定，只要国王未被送回，则一年之内禁止佩戴金银或珍珠饰品、有装饰物或扇贝壳的长袍及帽子，以及吟游诗人提供的娱乐活动。皇太子及其兄弟，尽管与年幼的腓力相比，评价没那么有利，但被排除在了对贵族的指责之外。查理在返回巴黎时，“受到了因为其国王父亲的被俘而哀容满面的民众的体面迎接”，按照让·德韦内特的说法，他们觉得，他会以某种方式使国王获释，“整个法兰西王国都将得到拯救”。
为什么要溃逃？为什么会失败？在意大利的维拉尼看来，这个异乎寻常的事件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彼特拉克在完成了一次旅行的返回途中，于米兰听说了这件事，仍然十分震惊；英格兰人自己则认为他们的胜利是次奇迹，后来的一代代人都觉得它很难揣摩。就军事而言，法军人数上的优势因指挥的失败而化为乌有。根据一些报告，2000名热那亚弓弩手甚至未被动用，尽管其他人的报告正好相反。法国箭术在整个14世纪的相对低效是一个谜。法国的城镇和乡村都保有弓箭手部队，他们得到了专享特权的鼓励，而与皮卡第相邻的博韦地区的人，自认为他们的个人技术天下无双。可是，他们从未被适当地与骑士和重甲骑兵联合起来行动，因为法国骑士不屑于与普通人分享他们对战场的统治权。
诺曼底和布列塔尼的分离主义、未能在朗格多克抵抗住黑王子的袭击，以及纳瓦拉的查理的密谋和背叛，都是使普瓦捷会战失利的分裂因素。星骑士团和1351年的法令一直试图加以遏止的擅自撤退的权力，还未从贵族的头脑中退出。普瓦捷会战的失败是贵族独立思想以极大代价换来的胜利。
在英军一方，它也是一次以用兵术弥补了人马劳顿和人数上的劣势的胜利。王子可以发出被遵从的命令，再加上比让更有保证的精神上的领导地位，以及他可以依赖的军团指挥，这都使他可以控制事态。他让自己待在可以看清战事且指挥调动的地方，受到坚韧强硬、经验丰富的士兵的保护，还有两个取胜的撒手锏：破釜沉舟之势和鞭策士兵战斗到最后一刻的意愿。在傅华萨的著作中，作为一位指挥官，他是个“像狮子一样英勇无畏又冷酷无情的人”。
由于作战的消耗，再加上急于将他的王室奖赏带出任何救援尝试的可及范围，所以王子没有做出进一步的努力，向与兰开斯特的汇合点进发，而是立即转向南部，前往波尔多，一路上拖着增加了的行李托运货车，货车上装满了奢侈器物，包括从法国军营得来的皮毛斗篷、珠宝和精印图书。战败之后被皇太子遣散的法国贵族们一哄而散，前去保护自己的领地；在前往波尔多的150英里的路途上，没有人集合起来以试图拯救国王。红衣主教跟到了那里，重新施加求取和平的压力，当调停条款还在谈判中时，英格兰人和加斯科涅人投入了大规模买卖战俘的生意和赎金的分配中，围绕着谁抓获了谁而争执不休，在此过程中丝毫未产生敌意。有人听到抱怨说，弓箭手们杀死了太多可以抓来换赎金的人。当王子提议将法兰西国王作为战俘带回英格兰时，加斯科涅人义愤填膺地宣称抓他也有他们的功劳，所以必须给他们10万弗罗林作为补偿，这是他们在拒绝了最初提供的6万弗罗林后抬高的价钱。
由于法国国王在自己手中，英格兰人处于可漫天要价的位置之上。但尽管法方的谈判者是战俘自身，家中的皇太子又受到发生在巴黎的事件的围攻，但法国人还是畏缩于所提出的苛刻条款。冬天过去了，还没有一项协议达成，大家只同意再次休战两年。1357年5月，会战结束后的7个月，黑王子带着法王让和他的儿子以及其他贵族战俘回到了伦敦，而与此同时，在战败之后，第三等级正力求掌握巴黎的控制权。
[1] 嘉德骑士团（Order of Garter）中的Garter原意为“袜带”。——译者注
[2] 兰斯洛特爵士（Sir Lancelot），亚瑟王圆桌武士中的第一位勇士。——译者注
[3] 埃古（Iago），莎士比亚剧作《奥赛罗》中挑唆奥赛罗杀死妻子埃丝德蒙娜的人物。——译者注
[4] 据说正是这个通过英格兰在阿维尼翁的使节商定的协议为他赢得了“坏王查理”的名号，尽管有人不同意这一点，说那一名号是由他的西班牙臣子从他18岁时就赋予他的。事实上，这个名号并非当时所起，而是直到16世纪才出现在编年史中。
[5] 他的名号源于拉丁语capitalis，意为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