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没见过当父亲的不承认自己的儿子，哪怕儿子是癞痢头或驼背。倒不是因为他对儿子特别钟爱，看不到这个缺陷，而是不管怎样这是他的儿子。我也一样[2]。我比谁都清楚，我这些文章不过是一个在孩提时代品尝了最表层知识的人说的梦话。那些知识只留下笼统而朦胧的印象，什么都知道一点，可什么都不全面，完全是法国式的。总之，我知道有一个医学，一个司法学，数学分为四大部分。我还大略知道它们的目的。可能我还知道，知识一般都希望服务于我们的生活。可是，我从来都是浅尝辄止，没有潜心研究现代知识之父亚里士多德，也没有锲而不舍地研究其他学科。没有哪门学科我能说出个一二三，任何一个中级班的孩子都可以认为自己比我有学问。至少，在他们看来，我是没有能力出题考他们基本课程的。如若有人强迫我考他们，我就只好勉为其难地出些一般性题目，考他们天赋的判断力：这一课程，他们一窍不通，正如我对他们的课程一无所知一样。
除了普鲁塔克和塞涅卡，我没有再接触过任何可靠的书本。我不停地从这两人的书中采撷搜集，有如达那伊得斯们[3]不停地往无底水槽里注水一般。我把从中汲取的某些东西记在纸上，却很少装进脑瓜里。
历史是我的特长，我对诗也情有独钟。正如克莱安西斯[4]说的，声音挤在喇叭狭窄的管子中，出来时就更尖更响，我认为思想也一样，它们拥挤在诗那押韵的音步下，突然腾地跃起，给我以强烈的震撼。至于我本人的天赋才能——这也是我随笔中研究的内容——我感到它们在重力下压弯了。我的观念和看法只是摸索着前进，犹犹豫豫，摇摇晃晃，脚步趔趄。即使我尽了最大的能力走得远一些，我也丝毫不满意。我仍看得见更远的地方，但犹如雾里看花，隐隐约约，很难辨清。我态度淡然，毫不做作，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只用我的直觉说话；如果像经常发生的那样，我在优秀的作家那里邂逅我曾论述的老生常谈的东西，例如不久前我在普鲁塔克的作品中也发现了他对想象力的论述，与这些人相比，我意识到自己是那样迟钝麻木，微不足道，不禁自怜自轻起来。尽管如此，我仍然喜不自胜，因为我的看法与他们不谋而合，至少我远远地跟在他们后头，赞同他们的看法。此外，我还能区分他们和我之间的最大差别，这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然而，尽管我的看法软弱无力，粗俗卑微，我还是让它们保留我原来写的样子，不因为在同那些作家的比较中发现不足而加以粉饰和弥补。要同这些人并肩而行，得有坚实的腰板。本世纪有些作家轻率从事，在他们毫无价值的作品中，常常整段抄袭古代的作家来往自己脸上贴金，可效果适得其反，因为抄来的和他们自己的不啻寸木岑楼，高下悬殊，反使得他们自己的东西显得苍白无力，相形见绌，以致于得不偿失。
这是两种迥然相反的古怪做法。哲学家克里西波斯在他的著作中，不仅插入其他作家整段的引语，甚至整部作品，他把欧里庇得斯的《美狄亚》[5]放进了他的一部著作中。阿波罗多罗斯[6]说，谁不引用别人的东西，其作品就苍白无力。相反，在伊壁鸠鲁留给后人的三百卷作品中，找不到一条别人的引语。
有一天，我偶然读到一段文章。那些法文句子平铺直叙，死气沉沉，空洞无物，读来无精打采，索然无昧。读了很长一段时间，深感厌倦，突然遇到妙趣横生、高雅有致的一个章节。假如我能觉得坡度平缓，上坡比较缓慢，那倒也罢了，可这是悬崖峭壁，刚读了六句，就觉得在飞向另一个世界。因此，我也就意识到我刚才爬出了一个深渊，从此再也不想下去了。倘若我用这些精美的段落来丰富自己的一个论述，就会使我的其他论述相形见绌。
批评他人身上和我相同的错误，同我常做的那样，批评我身上和他人一样的错误，我认为这两者不是水火不相容的。对错误，就应该随时随地予以指责，使它们没有藏身之地。但我深深知道，要多大的胆量我才能同我抄袭的东西平起平坐，并肩比美，还要大胆地期望瞒住别人的眼睛，不被人发现我在抄袭。这得归功于我的想象力和能力，同时也因为我非常用心。况且，我一般决不同那些先驱者短兵相接，而是反复给予轻微的打击。我不和他们肉搏，只是触摸一下。即使我决定肉搏一场，我也不会做的。
如果我能势均力敌地同他们较量，我就是个有学问的人了，因为我所引用的是他们最强的东西。
我发现有些人把别人的甲胄穿在自己身上，连手指头都不让露出来，就像相同学科的人很容易做到的那样，将古人的思想修修补补，以此来安排自己的意图。那些人想把古人的思想掩饰成自己的思想，自己产生不了有价值的东西，便用别人有价值的思想来标榜自己，这首先是不公正、不道德的做法；而且，极为愚蠢的是，他们只满足于用欺世盗名的方式来赢得平庸之辈无知的赞同，却在识别力强的人面前斯文扫地，这些人对借他人的东西装饰自己嗤之以鼻，可是惟有他们的赞扬才举足轻重。对我来说，没有比这种抄袭更不愿做的事了。我不引用别人，除非为了更好地表达自己。这里不涉及编著，这些作品本来就是为把别人的东西汇编起来出版的。除古人外，当今也有人这样做，有些人做得很巧妙，其中一位名叫卡皮鲁普斯。这是些有思想的人，例如利普修斯[7]编著的《政治》就是部博学而艰巨的作品。
我想说的是，无论什么，不管是多么荒唐的看法，我都没打算掩饰，就如我的一张秃顶灰发肖像，画家可能照我的脸画了下来，没有修饰得更完美。因为那也是我的性格和看法，我把它们写出来，是因为我这样想，而不是应该这样想。我只是为了暴露自己，而今天的自己，如果新的学习使我改变的话，明天可能是另一个样子。我根本无权也不想让别人相信我，我自以为学问浅陋，没有资格教育别人。
一位读过我的《论学究气》的人，一天在我家里对我说，我应该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展开讲一讲。然而，夫人，如果说我有这方面的才能的话，那最好用来献给您即将出世的小男孩（您是那样高贵，头胎不可能不是男孩）。因为我一直是您忠诚的奴仆，我有义务祝愿您万事如意，再则，我曾积极促成您的婚事，因此有权关注您家庭的兴盛和繁荣。不过，话要说回来，教育和扶养孩子是人类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学问。
正如种田，播种前的耕作可靠而简单，播种也不难，可是播下的种子一旦有了生命，就有各种扶育的方式，会遇到种种困难；人也一样，播种无甚技巧，可是人一旦出世，就要培养和教育他们，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为他们鞍前马后，忙忙碌碌，担惊受怕。
人在幼年时，有什么爱好还显得嫩幼脆弱，若明若暗，前途尚未确定，因此很难作出可靠的判断。
你看西门[8]、地米斯托克利[9]和其他许多人，他们的行为与自己的本性相差多远。熊和狗的后代总是显示它们天生的癖性，而人则很快屈服于习俗、成见和法律，易于改变和装扮自己。
但是，强迫孩子做超越他们本性的事，是很难很难的。常有人用很多时间，孜孜不倦于培养孩子做他们勉为其难的事，因为选错了路，结果徒劳无功。但是，既然教育孩子如此之难，我认为应该引导他们做最好最有益的事，不要过分致力于猜测和预料他们的发展。就连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似乎也给予孩子们很多的权力。
夫人，知识给人以华丽的装饰，是服务于人的不可思议的工具，尤其是对于您这样极其富贵极有教养的人。说实话，知识在地位卑微的人手中是无用武之地的。它引以为荣的与其说能相帮人们确立论据、为申诉辩护或开药方，毋宁说能为引导战争、指挥人民或臝得某亲王或某国家的友谊助一臂之力。夫人，您出身诗书门第（至今我们还保存着你们的祖先富瓦克斯伯爵的文稿，您和您的丈夫都是他的后代；您的叔父弗朗索瓦·德·康达勒伯爵每天笔耕不止，他的作品可以使您家族的这一才华流芳千古），您品味过教育的甜头，我深信您不会忘记所受的教育，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只想对您谈一点看法，是与习惯做法格格不入的，这就是我可能为您做的一切。
选择什么样的人做您儿子的家庭教师，决定着他受教育的效果。家庭教师的职责涉及其他许多方面，但我不谈这些，因为我知道自己谈不好。在本文中，我想给那位教师一些忠告，他越觉得有道理，就会越相信我。作为贵族子弟，学习知识不是为了图利（这个目的卑贱浅陋，不值得缪斯女神垂青和恩宠，再说，有没有利益，这取决于别人，与自己无关），也不是为了适应外界，而是为了丰富自己，装饰自己的内心；不是为了培养有学问的人，而是为了造就能干的人。因此，我希望能多多注意给孩子物色一位头脑多于知识的老师，二者如能兼得则更好，如不能，那宁求道德高尚，判断力强，也不要选一个光有学问的人。我希望他能用新的方式来教育孩子。
人们不停地往我们耳朵里灌东西，就像灌入漏斗里，我们的任务只是鹦鹉学舌，重复别人说的话。我希望您孩子的老师改变一下做法，走马上任时，就要根据孩子的智力，对他进行考验，教会他独立欣赏、识别和选择事物，有时领着他前进，有时则让他自己披荆斩棘。老师不应该一个人想，一个人讲，也应该听他的学生讲一讲。苏格拉底及后来的阿凯西劳斯[10]就先让学生讲，然后他们再说。“教师的权威大部分时间不利于学生学习[11]。”
老师应让学生在他前面小跑，以便判断其速度，决定怎样放慢速度以适应学生的程度。如果师生的速度不相适应，事情就会弄糟。善于选择适当的速度，取得一致的步调，这是我所知道的最艰难的事。一个高尚而有眼力的人，就要善于屈尊俯就于孩子的步伐，并加以引导。对我来说，上坡比下坡步子更稳健，更踏实。
通常，不管学生的能力和习惯多么相异，课程和方法却千篇一律，因此，毫不奇怪，在一大堆学生中，能学有所成者寥寥无几。
教师不仅要求学生说得出学过哪些词，还要讲得出它们的意思和实质，在评估学生的成绩时，不是看他记住多少，而是会不会生活。学生刚学到新的知识后，老师应遵照柏拉图的教学法，让他举一反三，反复实践，看他是否真正掌握，真正变为自己的东西。吞进什么，就吐出什么，这是生吞活剥、消化不良的表现。肠胃如果不改变吞进之物的外表和形状，那就是没有进行工作。
我们的思想徒劳无益地听凭别人的想法摆布，受它们的奴役和束缚。我们脖子上被套了根绳索，也就步履沉重，失去了活力和自由。“他们不可能做到自己支配自己[12]。”我在意大利的比萨市私访过一位有学问的人[13]，但他把亚里士多德奉为神明，他的信条中最概括的一条是，衡量一个学说的可靠性和真实性，要看它是否符合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否则就是空想和玄想。他认为亚里士多德见多识广，他的学说包罗万象。他这个信条被解释歪了，因此，他曾陷入困境，长期受到罗马宗教裁判所的查究。
教师如果让学生把学到的东西严格筛选，而不是专横而徒劳地让他记住一切，那么，亚里士多德的那些原则，也和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派的原则一样，对他而言就不是单纯的原则了。如果提出各种看法让他判断，那么，他能区别就会作区别，不能区别也会提出怀疑。
我喜欢怀疑不亚于肯定[14]。
——但丁
因为，如果学生能通过思考来掌握色诺芬和柏拉图的观点，那就不再是他们的观点，而是他自己的了。跟在别人后头的人其实什么也没跟。他会一无所获，甚至可以说他什么也不想获得。“我们不受任何国王的统治，人人有权支配自己[15]。”学生起码应该知道自己知道了什么。应该运用那些哲学家的观点，而不是死背他们的教条。如果愿意，他尽管忘记那些教导出自何处，但应把它们变成自己的东西。真理和理性是大家共有的，不分谁先说谁后说，也不管是柏拉图说的，还是我说的，只要他和我的看法一致。蜜蜂飞东飞西采撷花粉，但酿成的蜜却是它们自己的，就不再是荚蒾或牛至了；同样，学生从他人那里借来断章残篇，经过加工和综合，做成自己的作品，那就是自己的看法。他受的教育，他的工作和学习，都是为了形成自己的看法。
他从哪里得到的帮助，可以隐瞒起来，而只将成果展示出来。大凡抄袭和借用的人，只炫耀他们建造的房屋，他们购得的物品，而非从别人那里汲取的东西。法官收受的礼品，你是看不见的，你只见他为他的孩子们臝得了姻亲和荣誉。谁都不会将自己的收入归于公家，只会将获得的财物据为己有。
通过学习，我们变得更完美，更聪明了。这就是学习的收获。
埃庇卡摩斯[16]说，唯有理解力看得着，听得见，它利用一切，支配一切，影响和君临一切：其他一切都耳聋眼瞎，没有灵魂。自然，由于我们不给理解力以行动自由，它变得唯唯诺诺，畏首畏尾。谁曾让自己的学生就西塞罗这个或那个格言的修辞和语法谈过自己的看法？人们把这些装有羽毛的警句格言当作神谕往我们的脑袋里灌，一个字母一个音节都构成事物的要旨。背熟了不等于知道，那不过是把别人讲的东西储存在记忆中。真正知道的东西，就要会使用，不必注意老师，不必看着书本。死背书本得来的才能，是令人遗憾的才能。但愿这种才能只作为装饰，而不作为基础。这是柏拉图的看法，他说，坚定、信念、真诚是真正的哲学，与之无关的一切知识都是装饰品。
我倒希望帕瓦罗[17]、蓬佩[18]这些当代英俊的舞蹈家教我们跳跃时，不要叫我们离开位置，而让我们看他们动作，正如我们的老师教我们判断，却不让我们启动大脑一样；我希望人们在教我们骑马、掷标枪、操琴或练声时，不要让我们练习，正如我们的老师教我们正确判断和善于辞令时，不让我们练习讲话和判断一样。然而，在学习舞蹈此类东西时，我们面前的一切都可作为重要的教科书：侍从的邪恶，仆人的愚蠢，餐桌上的言谈都是新的内容。
因此，与人交往是非常适合这种学习的。还有周游列国，但不是像我们法国的贵族那样，只关注圣罗通达万神殿的台阶有几多，利维亚小姐[19]的短衬裤多么华丽，也不是像有些人那样，只注意尼禄在某废墟雕像上的脸孔比他在某金币上的脸孔更长或更宽，而要把这些国家的特点和生活方式带回来，用别人的智慧来完善我们的大脑。我希望，在孩子年幼时，就带他们周游列国；为了一举两得，可以先从语言相差很大的邻国开始，因为如不极早训练孩子的舌头，长大了就很难学好外语。
此外，人们通常认为，孩子受教育时，应该远离父母。这种天然的骨肉之爱，会使父母变得过于手软心慈，哪怕是最有理智的父母。他们不忍心惩罚孩子的过错，不愿看到对孩子的教育太粗暴，太受规矩束缚，太冒风险。他们见不得孩子操练归来汗流浃背，满身尘土，受冷受热，也见不得他们骑烈马，手持无锋剑同严厉的教练搏斗，或第一次拿火枪。教育孩子别无良策：谁想使孩子有出息，就不应在青少年时期对他们姑息迁就，而应该常常违背医学规律：
让他生活在野外，担惊受怕[20]。
——贺拉斯
不光要锤炼他们的心灵，还要锻炼他们的肌肉。心灵若无肌肉支撑，孤身承担双重任务，会不堪重负。我就深有体会。我身体娇弱敏感，心灵要作多大努力，才能承受身体的压力。我在书中常常发现，我那些老师们在谈论高尚和勇敢时，往往赞赏钢筋铁骨之躯。我看见有些男人、女人和孩童，生来就身强体壮，对他们而言，挨一顿棍打，犹如被手指头弹一下，声不吭，眉不皱。竞技者同哲学家比赛耐力，更多的是用体力，而不是心灵。然而，习惯于耐劳，就是习惯于吃苦：“劳动能磨出耐痛的茧子[21]。”要锻炼孩子吃苦耐劳，这样，他们就能忍受脱臼、肠绞痛、烧伤、坐牢和酷刑。很难说他们不会遭受牢狱和酷刑之苦，有时候，好人也会像坏人那样坐牢和被拷打。我们要经得住考验。有些人目无法律，会用皮鞭和绳索威胁正人君子。
再说，老师对孩子的权威应该至高无上，如果父母在场，就会受到中断和妨碍。此外，依我之见，孩子受父母溺爱，或者从小就知道自己家是豪门贵族，这对他只有坏处。
在培养交往能力时，我每每发现有一个缺点：我们总是竭力显示自己，兜售自己的货色，而不是去了解别人，汲取新的知识。沉默和谦逊有利于同人交往。等您的孩子有了才华时，我们要教育他不要露才扬己；听到别人胡言乱语，不要怒形于色，因为听到不合自己趣味的东西就面有慍色，是不礼貌和令人讨厌的行为。要教育孩子注意自身修养，自己拒绝做的事，别人做了也无须责怪，不必同习俗格格不入。“为贤人者当不卖弄学问，不盛气凌人[22]。”要教育孩子有礼貌，不要好为人师，不要小小年纪就野心勃勃，为让人另眼相看就显示自己比别人聪明，用指摘别人和标新立异来捞取名声。只有大诗人才可以在艺术上别出心裁，同样，也只有伟大而杰出的人物才可以撇开传统，独树一帜。“即使曾有个苏格拉底和亚里斯提卜远离了习惯和传统，人们也不能步其后尘，他们才华出众，超凡脱俗，所以就能独树一帜[23]。”要教会孩子只有在棋逢对手时才发表议论或进行争论，即便如此，也不要把所有的招数都展示出来，而只消使用对他最有利的。要教会他精于选择自己的论据，说理切中要害，因此也就要言简意赅。要教导他一旦发现真理，就要立即缴械投降，不管真理出自对方之手，还是由自己的看法稍加修改而成。因为他登台演讲，不是为了说一些规定的台词。要他不受任何理由的约束，除非自己赞成这个理由，也不要用正当的钱去买悔恨的自由。“他不是非得为规定的思想观点辩护[24]。”
假如他老师的性格和我一致，他就会让他立志效忠君王，披肝沥胆，无所畏惧。但是，这一效忠仅限于履行公务，要让他打消别的念头。一个人如被雇用和收买了，就要偿还这特殊的债务，说话也就不会坦率，要么言不由衷，要么就要担当冒失轻率和忘恩负义的罪名。
为侍臣者只能言君王所言，想君王所想，这是他的惟一权利和意愿；君王从成千上万臣民中挑选了他，并且亲自调教。这个恩宠和功利使他眼花缭乱，他也就做不到直言不讳了。然而，我们看到，这些人的语言通常不同于其他阶层人的语言，他们说话缺少诚意。
要让孩子的言谈闪烁着良知和道德，惟有理性作指导。教他懂得，当他发现自己的论说有误时，即使旁人尚未发现，也要公开承认，这是诚实和判断力强的表现，而诚实和判断力正是他觅求的重要品质；还要他懂得，坚持或否认错误是庸人的品质，这在越是卑贱的人身上越明显；他应该知道，修改看法，改正错误，中途放弃一个错误的决定，这是难能可贵的品质，是哲学家的品质。
要告诉孩子，和别人在一起时，要眼观四路，耳听八方，因为我发现最重要的位置往往被平庸之辈占据，财富多不等于才华出众。
当坐在餐桌上方的人大谈某一挂毯如何华丽，马尔维细亚酒如何美味时，我听见另一端响起了风趣的谈话。
他要探测每个人的价值：放牛人，泥瓦工，过路人。应该把一切都调动起来，取众人之长，因为一切都是有用的，哪怕是别人的愚蠢和缺点，对他也不无教育意义。通过观察每个人的举止风度，他就会羡慕得体的举止，鄙夷不好的姿态。
应该培养他探询一切的好奇心，周围一切奇特的东西，他都要看个明白：一幢房子、一池泉水、一个人、古战场、凯撒或查理曼的通道：
什么土地会结冰，什么土地烈日下尘土飞扬，
什么风把帆船吹向意大利[25]。
——普鲁佩斯
他将了解这个或那个君王的习惯、才能和联姻。这些东西学起来不乏趣味，也十分有用。
在这种与人的交往中，我认为也包括，而且主要包括那些仅仅生活在书中的历史人物。他将通过历史书同最杰出世纪的最伟大人物交往。这样的学习也许会徒劳无益，但也可能硕果累累，这取决于人们的意愿。正如柏拉图所说的，这是斯巴达人唯一珍视的学习。孩子阅读普鲁塔克的《名人传》，怎能不大有裨益呢？但是，为师者不要忘了自己的职责，不要让学生死记硬背迦太基灭亡的日期，而忽略汉尼拔和西庇阿的品行，不要光让学生记住马塞卢斯[26]死于何地，却不讲清楚为什么他那样死不是死得其所。老师不光要教学生历史故事，更要教会他如何判断。在我看来，这是我们大脑需要特别专注的内容。我在李维的著作中读到的许多东西，别人没有读到，而普鲁塔克从中感觉到的许多东西，我却没有感觉到，也许作者本人也没有感觉到。有些人进行的是纯语法研究，另一些人却是哲学剖析，从中可以发现人类本性最深奥的部分。在普鲁塔克的著作中，有许多论述博大精深，颇值得大家知道，因为在我看来，他是这类作品的一代宗师。但也有许多论述只是蜻蜓点水，仅仅为愿意研究的人指点方向，有时只满足于触及一个问题的最要害处。应该把那些议题从中抽出来，加以详细阐述。拉博埃西[27]的《甘愿受奴役》，就是根据普鲁塔克的一句话写成的，那就是亚洲人只屈从于一个人，对他连一个单音节词“不”也不会说。甚至，普鲁塔克还从某人生平中选出一件小事或一句话作为论说的题目，而它们似乎不能算作一个议题。遗憾的是，理解力强的人都喜欢简明扼要，这会使他们赢得声誉，但我们这样做，就不一定有此效果。普鲁塔克宁愿我们颂扬他洞察是非，而不是学识渊博，宁愿激起我们对他的兴趣，而不是对他厌倦。他知道，对于好事，人们总是说得太多，亚历山德里达[28]就曾一言中的，指责那位过分赞扬斯巴达法官的人：“啊！外乡人，你以不应该用的方式，说了应该说的话。”身材细长的人填塞麻布充肥，脑袋空空的人拼命说话装聪明。
人通过接触世界来提高判断力，使自己对事物洞若观火。我们每个人都囿于自己，目光短浅，只看见鼻子底下的事。有人问苏格拉底是哪里人，他不说雅典人”，而回答：“世界人”。他比我们有更丰富深湛的想象力，视宇宙为自己的故乡，把自己的知识投向整个人类，热爱全人类，与全人类交往，不像我们只注意眼皮底下的事。我家乡的葡萄园冻冰时，我的神甫下结论说是上帝降怒于人类，并且断言，野蛮民族因此而口燥唇焦。看到我们内战汹汹，谁不叫嚷天下已大乱，最后审判的日子已来临？他们也不想想，比这更坏的事常有发生，可在世界的多少地方，人们依然生活得快快乐乐。而我，尽管战争肆无忌惮，为所欲为，我却惊讶地看见它们温和而无力。有的人头上挨了冰雹，就以为风暴席卷了半个地球。萨瓦人亨利·埃蒂安纳[29]说，假如那位愚蠢的法国国王善于理财，就能给他的公爵当膳食总管了。埃蒂安纳想象不出还有比他的主人公爵先生更伟大的人。我们谁都可能不知不觉地犯类似的错误，它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和损失。但是，只有像在一幅画中那样，看到大自然那威严无比的形象，从我们这位母亲的脸上观察到瞬间万变的千姿百态，并且从中发现，不仅是我们自己，而且整个王国有如一个精美无比的圆点，我们才能对事物的大小作出正确无误的判断。
这个大千世界，是一面镜子，我们应该对镜自照，以便正确地认识自己；有人还把它分门别类，使之更加五彩缤纷。总之，我希望世界是我学生的教科书。它包容形形色色的特性、宗派、见解、看法、法律和习俗，可以教会我们正确地判断自己，发现自己的判断力有哪些不足和先天缺陷：这可不是轻易能学会的。看到国家历尽沧桑，命运多舛，这教我们懂得我们自己的命运不会有奇迹。看到多少英名、胜利和征服淹没在遗忘中，而如果我们自己以为抓十个轻骑兵，攻占一个鸡棚似的防御工事就能名垂史册，那就会发现这个想法多么可笑。看到多少外国对本国的奢华引以为自豪，多少宫廷对自身的威严感到骄傲，我们的视力就会受到锻炼，就能一眼不眨地逼视我们自己的光彩夺目的豪华。在我们之前，多少人已埋葬于地下，这使我们勇气陡增，不怕到另一个世界去寻找良师益友。如此等等。
毕达哥拉斯说，人生犹如庞大而繁杂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有的人在那里运动身体，为在比赛中争得荣誉，另一些人为了挣钱，把商品拿到那里去兜售。还有的人——不是最坏的——只是袖手旁观每件事如何进行，为什么这样进行，观察别人如何生活，以便对此作出判断，调整自己的生活。
一切有用的哲学观点都将完全适合于上述的例子。哲学如同规则，是人类行为必须涉及的。要告诉孩子，
我们可以渴望什么，
辛苦挣来的钱如何使用，
祖国和父母对我们有什么要求，
上帝要你成为怎样的人，
他为你确定了什么角色，
我们为什么存在，为什么出生[30]。
——佩尔西乌斯
还要告诉孩子，何谓知之，何谓不知，学习的目的是什么；何谓英勇，何谓克制和正义；雄心与贪婪、奴役与服从、放纵与自由之间区别何在；什么是识别真正满足的标志；对死亡、痛苦和耻辱，害怕到什么程度而不为过，
以及怎样避免或忍受痛苦[31]
——维吉尔
要告诉他什么动力能驱使我们前进，什么方法能促使我们不断变化。因为我觉得，为了培养孩子的判断力，首先应该向他灌输对他的习惯和意识能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教他认识自己，教他如何死得其所，活得有价值。至于七种自由艺术，应从使我们自由的艺术开始。
这七种艺术，肯定能教会我们如何生活，正如其他任何事物能教会我们生活一样。但应该选择对我们的生活和职业直接有用的一种艺术。
假如我们善于把生命的从属物限制在正确而自然的范围内，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在那些通用的科学中，最优秀的部分是不通用的，即便是通用的部分，也有些广而深的东西是无用的，最好撇之一旁，遵循苏格拉底的教导，把我们的学习界定在实用性内。
想成为智人，那就行动吧。
迟迟不敢生活的人，就像等河水退完后才敢过河的乡下人，
可河水却是永不干涸的[32]。
——贺拉斯
在孩子们知道自己的星相之前，就教他们星座的学问和第八球体的运转，教他们了解：
双鱼座、充满激情的狮子座、
西方海中的摩羯座有什么力量[33]。
——普鲁佩斯
这样做是十分愚蠢的：
昴宿星座、牛郎星座
对我有什么用[34]？
——阿那克里翁
阿那克西米尼[35]在给他的学生毕达哥拉斯的信中写道：“我满目死亡和奴役，怎能沉湎于研究星座的秘密？”（因为那时候，波斯国王正磨刀霍霍，要对他的国家发动战争），而我们每个人应该这样说我被野心、贪婪、鲁莽和迷信彻底打败，况且生活中还有其他许多敌人，难道还要去考虑天体的运动吗？”
当我们教会了孩子如何使自己变得更聪明更优秀之后，就可以教他逻辑学、物理学、几何学和修辞学了。他的判断力已经培养起来，他所选择的学科，他很快便能融会贯通。授课方式有时可以通过闲谈，有时则讲解书本；老师可以让他阅读跟他的课程有关的作者选段，也可以详细讲解精神实质。如果孩子自己不十分善于读书，发现不了书中的精彩论述，老师可以有目的地给他选些作家，根据不同需要提供不同材料，发给他的学生。谁能怀疑，这种授课方法不比加扎[36]的方法更容易更自然呢？加扎授课时，尽讲些晦涩难懂、索然寡味的原理和空洞枯燥的词语，毫无能够启发智力的有意义的东西。而采用我说的方法，有的是可以理解和吸收的东西。这样结出的果子一定硕大无比，也更加成熟。
令人惊讶的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事情竟会如此，即使是很有头脑的人，也认为哲学是个空洞虚幻的字眼，无论从舆论还是从效果看，哲学既无用处亦无价值。我认为，这是因为似是而非的诡辩堵塞了哲学各条通道之缘故。把哲学描绘成双眉紧锁、高傲冷峻的可怕样子，让孩子无法接受，这是大错特错的。是谁给哲学蒙上了那张苍白可憎的假面具？没有比哲学更轻松愉快的了，我差点说它喜欢逗乐了。它只劝诫人们快快活活地生活。在它那里，愁眉苦脸没有立足之地。语法学家德米特里在得尔福斯神殿遇见一群在一起坐着的哲学家，便问他们是不是我搞错了？看你们平静愉快的样子，不像在热烈辩论。”听他如此问，其中一位哲学家，迈加拉人赫拉克利翁[37]回答道只有研究动词βáλλω[38]的将来时是不是有两个λ，或比较级χεīρου[39]和βελτιον[40]以及最高级χεīριστον[41]和βελτιστον[42]如何派生的人，才需要皱着眉头讨论他们的学科。哲学议题从来都让研究者感到趣味盎然，其乐无穷，而不是愁眉锁眼，忧形于色。”
身体不适，可以感到心灵的不安，
但也能猜出心灵的快乐，
因为两种状态都会反映在脸上[43]。
——尤维纳利斯
心灵装进了哲学，就会焕发健康，应该用精神的健康来促进身体的健康。心灵应让安详和快乐显露在外部，用自己的模子来塑造身体的举止，使之雍容尔雅，轻捷活泼，自信淳朴。精神健康最显著的标志，就是永远快快乐乐，就像月球上的物体，总是心神恬然。是三段论[44]而不是哲学本身使那些奴仆身上沾满了泥浆和灰尘。那些人只用耳朵来学习哲学。不是吗？哲学确信能够平息人们内心的风暴，教会人们渴望欢笑，但不是通过某个假想的本轮[45]，而是通过自然而具体的推理。哲学以美德为宗旨，但美德不像学校里说的那样，种在陡峭崎岖难以接近的山峰上。相反，那些同美德打过交道的人，认为它栖身于肥沃丰饶、百花盛开的平原上，从那里，它对下面的一切事物一目了然。然而，如果人们熟悉道路，仍可以从绿树成荫、长满奇葩异草的道路到达那里，那是极其愉快的事，山坡舒缓平坦，有如通往天穹的坡道。那美德至高无上，美丽威严，含情脉脉，且富有情趣，勇敢顽强，它与乖戾、悲伤、害怕和约束水火不容，它以本性为指导，与运气和快乐为朋友。可那些人由于没有接触过美德，孤陋寡闻，把它想象成愁眉苦脸，争争吵吵，怒容满面，威逼利诱，把它置于高山顶上，离群索居，周围荆棘丛生，这种空想出来的形象让人茫然不知所措。
老师不仅应教学生崇尚美德，还要，甚至更要教他崇尚爱情，让美德和爱情充满他的意愿，他会对他说，诗人作诗总是遵循普遍的特征，把爱情作为永恒的主题，奥林匹斯山的诸神更乐意把汗水洒在通往维纳斯而不是雅典娜的道路上。当孩子开始有自我意识时，就把布拉达曼或昂热利克[46]介绍给他当情妇：一个的美是璞玉浑金，积极主动，慷慨大方，并非男性却阳刚气十足；另一个的美有气无力，矫揉造作，娇娇滴滴，极不自然；一个穿男孩衣衫，戴闪光高顶盔，另一个穿女孩服装，戴饰有珍珠的无边软帽；如果他作的选择与弗里吉亚那位女人气十足的牧羊人[47]相反，那么，他就会认为他的爱情有阳刚气。老师将给他上新的一课，使他懂得，真正美德的价值和高贵之处，在于简单、实用和愉快，它离困难很远很远，无论是孩子还是大人，头脑简单的，还是机敏过人的，都一学就会。美德使用的手段是给以规定，而不是强制。它的第一个宠儿苏格拉底有意放弃强制的做法，而是自自然然，轻轻松松，逐渐地获得美德。它就像母亲，用乳汁哺育人类的快乐：当它使快乐合情合理，也就使它们变得真实纯洁；如果节制快乐，也就使它们精神振奋，兴致勃勃；如果它把拒不接受的快乐去掉，就会使我们对剩下的更感兴趣；它把我们本性所需的快乐全部留给我们，十分充裕，我们得以尽情享受慈母般的关怀，直到心满意足，甚至直到厌倦（也许我们不愿说控制饮食是快乐的敌人，它使饮者未醉便休，食者胃未反酸便停止咀嚼，淫荡者未患秃发症便洗手不干）。假如美德缺少通常的好命运，它就干脆避开或放弃，另造一个完全属于它自己的命运，不再是摇摇摆摆，变化不定。它善于成为富豪、强者和有学问的人，睡在用麝香熏过的床垫上。它热爱生活，热爱美丽、荣誉和健康。但它所特有的使命，就是善于合法地使用这些财富，也善于随时失去它们：这使命与其说艰难，不如说崇髙。没有它，生命的任何进程就会违反常态，动荡不安，丑陋不堪，也就只有暗礁、荆棘和畸形的怪物。如果这个学生很特別，喜欢听老师讲奇闻轶事，而不是叙述一次愉快的旅行或明智的劝告；如果他的伙伴们听到咚咚的战鼓声便热血沸腾，而他却禁不住街头艺人的诱惑，转身去看他们的表演；如果他觉得风尘仆仆从战场凯旋而归没什么意思，更希望在玩球或舞会上大出风头；如果是这样，我对此也别无他法，只有奉劝他的老师趁无人在场时，极早把他掐死，或者让他到城里去做糕点，哪怕他是公爵的儿子，因为按照柏拉图的教导，孩子将来在社会上谋职，不应靠父亲的财产，而应靠自己的本事。
既然哲学教给我们生活的学问，既然人们在童年时代，和在其他时代一样，能从中得到好处，那么，为什么不教给孩子哲学呢？
粘土又软又湿，应该赶快行动，
让轻快的轮子转动把它加工成形[48]。
——佩尔西乌斯
人生结束时，人们才教我们如何生活。多少学生尚未学到亚里士多德关于节欲的课程，就已染上了梅毒。西塞罗说，即使他能活两次，也不会费时间去研究抒情诗人的作品。我觉得那些诡辩论者比想象中的还要可悲和无用。我们的孩子没有那么多时间，他们只在十五六岁之前受教育，以后就投身于行动了。这么短的时间，应让他们学习必需的东西。教给学生繁难的诡辩论是错误的，应该把它从辩证法的教育中删掉，诡辩论不可能改善我们的生存。应该选择简单的哲学论述，要选得合理恰当：它们要比薄伽丘[49]叙述的故事更容易接受。孩子从吃奶时起，就能够接受浅显易懂的哲学道理，这比读和写更容易。哲学既有适合老叟的论述，亦有适合孩童的道理。
我赞成普鲁塔克的看法。他说，亚里士多德在教他的大弟子亚历山大时，不大注重三段论或几何定律，而更热衷于教他有关勇敢、大胆、宽容、节欲以及无所畏惧的训诫。等到亚历山大把这一切学到手后，在他尚未成年时，亚里士多德就派他去征服世界，只给他三万名步兵、四千匹战马和四万二千枚埃居。普鲁塔克说，对其他艺术和学科，亚历山大也深怀敬意，赞扬它们很优秀，很高雅，但是，按照他的兴趣，他不会轻易产生将它们付诸实践的欲望。
年轻和年老的，请在其中选择可靠的规则，
领取给予风烛残年的生活费[50]。
——佩尔西乌斯
伊壁鸠鲁在给迈尼瑟斯[51]信中的开头如是说：“但愿童孺不逃避哲学，老耆不厌倦哲学。”这似乎在说，如果不这样做，不是还没有，就是不再有机会成功地生活。
为此，我不愿人们把你的孩子当成囚犯，不愿把他交给一个性情忧郁、喜怒无常的老师看管。我不愿腐蚀他的心灵，让他和其他孩子一样，每天学习十四、五个小时，像脚夫那样受苦受累。假如他性格孤僻或阴郁，过分埋头于书本，而人们明知他这样做太不审慎却还姑息迁就，我认为这很不合适，这会使孩子对社交生活和更好的消遣不感兴趣。我见过多少和我同时代的人盲目贪求知识，最终变得傻头傻脑，愚不可及，卡涅阿德斯[52]埋头于书本，神魂颠倒，竟然连刮胡子和剪指甲都无暇顾及。我也不愿别人粗野的言行举止影响他高贵的习惯。法国人的谨慎在从前是尽人皆知的，开花很早，但虎头蛇尾，难以持久。事实上，即便是现在，我们仍看到，法国的孩子是最优秀的，但是，他们常常辜负人们的希望，一旦长大成人，就不再出类拔萃了。我听到某些有识之士说，人们把孩子送进学校，学校多如牛毛，培养出来的孩子笨头笨脑。
而我们那个孩子，一间书房、一座花园、餐桌、睡床、孤独一人、有人相伴、清晨、黄昏，任何时刻都是他学习的机会，任何地方都是他学习的场所，因为哲学是他的主要课程，而哲学的独特禀赋就是无处不在，这就有利于培养他良好的判断力和习惯。在一次宴会上，有人请雄辩家伊索克拉底讲讲他的雄辩艺术，他的回答，至今谁都认为很有道理：“现在讲我会做的事不是时候，现在该做的，我不会做。”因为人们在宴会上相聚是为了说说笑笑，品尝美肴珍馐，这时候向他们介绍如何用雄辩术进行演讲或争辩，这显得不伦不类，极不协调。其他学科也不适合在筵席上议论。但是，哲学有一部分内容涉及人及其职务和职责，所有的哲人都一致认为，为了言谈的温文尔雅，不应该拒绝在筵席上和娱乐时使用哲学。柏拉图把哲学请到了他的宴会上，尽管这里涉及的是哲学最高贵最有用的论述，但我们可以看到，它怎样以与特定的时间和场合相适应的灵活方式使在场的人愉悦的：
哲学于富人和穷人都有用，
无论是孩童和老叟，谁忘了哲学谁就要吃苦头[53]。
——贺拉斯
因此，毫无疑问，我们的孩子不会像其他孩子那样闲着无事。但是，正如在画廊里徜徉，走的路比到指定地点多三倍，却不会感到疲倦，同样，我们的课程仿佛是遇到什么讲什么，不分时间和地点，融于我们所有的行动中，将在不知不觉中进行。就连游戏和活动，如跑步、格斗、音乐、跳舞、打猎、驭马、操练武器等，也将是学习的重要内容。我希望，在塑造孩子心灵的同时，也要培养他举止得体，善于处世，体格健康。我们造就的不是一个心灵，一个躯体，而是一个人，不应把心灵和躯体分离开来。正如柏拉图所说的，不应只训练其中一个而忽视另一个，应将它们同等对待，犹如两匹马套在同一个辕杆上。从柏拉图这句话中可以感到，他并没有给予身体锻炼更多的时间和关注，而认为心灵和身体同样重要，而不是相反。
此外，对孩子的教育应该既严厉又温和，而不是遵照习惯的做法，那样，不是在激励孩子们读书，事实上却让他们感到读书很可怖很残酷。
我不主张采用暴力和强制的做法。我认为没有比暴力和强制更会使孩子智力衰退和晕头转向了。如果你想让孩子有廉耻心和怕受惩罚，就不要让他变得麻木。要锻炼他不怕流血流汗，不怕寒冷、狂风和烈日，蔑视一切危险；教他在衣、食、住方面不挑三拣四，而对什么都能适应。但愿他不是一个漂亮柔弱，而是茁壮活泼的小男孩。我始终都是这样认为的，不管在我孩提时代，还是在我成人和老年的时候。但是，最令我不悦的，是我们大部分学校的管理方式。假如能多一点宽容，孩子受的危害也许可以少一点。学校是一座不折不扣的囚禁孩子的监狱。人们惩罚孩子，直到他们精神失常。您可以去学校看一看：您只会听到孩子的求饶和先生的怒吼。孩子们是那样娇弱胆怯，为激发他们的求知欲望，先生却手握柳条鞭，板着可怕的面孔，强迫他们埋头读书，这是怎样的做法呀？这难道不是极不公正、极其危险的吗？在这个问题上，我还可以引用昆体良[54]的看法：他清楚地注意到，老师的专权蛮横，尤其是体罚孩子的做法，只会带来危险的后果。按说他们的教室本该铺满鲜花和绿叶，而不是鲜血淋淋的柳条鞭！我要让教室里充满欢乐，洋溢着花神和美惠女神的欢笑，正如哲学家斯珀西普斯[55]在他的学校里所做的那样。他们收获的地方，也应该是他们玩乐的地方。有益于孩子的食物应用糖水浸溃，而有害的食物则应充满苦味。
令人不胜惊讶的是，柏拉图在他的法律篇中，极其关注他那个城市年轻人的快乐和消遣，对他们的赛跑、竞技、唱歌、跳舞都作了详尽的阐述，他说，古代是让阿波罗、缪斯和密涅瓦来领导和掌管这些活动的。
桕拉图谈及体操时，大加发挥，阐述了无数条规则，但对文学却极少感兴趣，似乎就为了音乐才向人们推荐诗歌的。
我们的习惯和举止，应避免任何古怪和特殊，因为那是丑恶可怕的，会妨碍我们同社会交往。
亚历山大的膳食总管得莫丰在黑暗中会出汗，太阳下会颤抖。对于得莫丰的这种体质，谁不会感到惊奇呢？有人闻到苹果味，犹如遭到了火枪射击，立即逃之夭夭，有的看见老鼠就大惊失色，有的一见奶油就想呕吐，还有的看到人们拍打羽毛床垫就肠胃翻腾，正如日耳曼库斯见不得雄鸡，也听不得它们歌唱。也许这里面有什么神秘的特性，但我认为，如果极早注意，是可以克服的。我的一些毛病就是在受教育后矫正的，当然并没有少费劲，现在，除了啤酒，我吃什么都津津有味。因此，趁身体尚可塑造时，应让它适应各种习惯。但愿人们能控制意愿和欲望，大胆地培养年轻人适应各种生活，必要时，甚至让他过一过纵乐不规的生活。要按习俗来训练他。他应该什么事都做得来，而不应只喜欢做好事。卡利斯提尼斯[56]因不愿和主子亚历山大一起狂饮而失宠，对他的做法，连哲学家也不敢恭维。我们的孩子要和君王一起欢笑嬉戏，一起寻欢作乐。我希望即使在纵乐时，他也要精力充沛，泼辣果断，比他的同伴略胜一筹。如果他停止做坏事，那不是因为他没有精力或不擅长，而是自己不想做。“不想做坏事和不会做之间有霄壤之别[57]。”
我想向一位贵族表示敬意。他在法国循规蹈矩，一点也不放荡，我问他，当他被国王派往德国，面对善饮的德国人，曾几次出于公务需要而喝得酩酊大醉过？他回答我说他入乡随俗，喝醉过三次，还一一作了叙述。有些人没有这种本事，在与德国人打交道时困难重重。我常常不胜钦佩地注意到，亚西比德[58]有卓越的本领，善于随遇而安，适应各种习俗，不怕伤害自己的身体：时而比波斯人还要奢华侈糜，时而比斯巴达人还要刻苦朴素；在爱奥尼亚[59]时，他纸醉金迷，荒淫无度，在斯巴达时淡食粗衣，改变了自己的习惯：
在阿里斯蒂普看来，
任何衣着、状况、命运都是美好的[60]。
——贺拉斯
我也想这样培养我的学生，
如果他穿好穿坏都潇洒自如，
穿破的不急不躁，
穿好的适得其所，
我会对他不胜赞叹[61]。
——贺拉斯
这就是我的忠告。付诸实践的人比只知不做的人受益更多。明白了就会听进去；听进去了也就会明白。
在柏拉图的对话中，有一个人说：“但愿哲学不是学习很多东西，不是探讨艺术。”
生活的艺术是所有艺术中最首要的，
学会这一艺术要通过生活而非学习[62]。
——西塞罗
弗里阿斯的君主莱昂问赫拉克利德斯·本都库斯[63]从事什么学科和艺术，后者回答：“我对任何学科和艺术一窍不通，但我是哲学家。”
有人指责第欧根尼[64]不懂哲学却干预哲学，他说：“不懂则干预得更好。”
赫格西亚斯[65]请第欧根尼给他读一本书，后者回答：“您真逗，您选了真实而自然的不是画出来的无花果，那您为什么不选自然而真实的不是写出来的书呢？”
孩子学到知识后，重要的不是口头上说，而是行动上做。应在行动中复习学过的东西。我们将观察他行动是否小心谨慎，行为是否善良公正，言语是否优雅和有见地，生病时是否刚强，游戏时是否谦虚，享乐时是否节制，鱼、肉、酒、水的口味上是否讲究，理财上是否井井有序：
把学问当作生活的准则，而非炫耀的目标，
善于听从自己，服从自己的原则[66]。
——西塞罗
我们的人生是我们言语的一面真实的镜子。
有人问泽克斯达姆斯，斯巴达人为何不把授勋敕令记录在案让年轻人阅读，他回答说：“因为他们要让年轻人习惯于行动，而不是说话。”等我们这个孩子到了十五六岁，您就把他和学堂里爱炫耀拉丁文的学生比一比：那些学生花了同样多的时间只学习讲话！世界上尽是喋喋不休的废话，我从没见过有人说话比应该说的少，而我们的半辈子都是在说话中虚掷年华。我们被迫用四五年时间听别人念单词，把它们拼凑成句；再用同样多的时间学写大篇文章，把文章均匀地分成四五个部分；至少还要用五年时间，学会把词迅速排列组合进行诡辩。这种事，还是让以此为职业的人来做吧。
有一次，我去奥尔良，在克莱里这边的平原上，邂逅两个艺术学院的教授，他们之间相距五十来米，是到波尔多来的。在他们身后不远处，我看到有一群人，主人走在前面，是已故拉罗希什-富科伯爵先生。我的一位随从上去向前面的那位教授打听他后面的那位绅士是谁，那教授因为没有看见身后还有一群人，风趣地回答：“他不是绅士，而是语法学家，我是逻辑学家。”然而，我们要培养的恰恰不是语法学家或逻辑学家，而是一位绅士。让那些学究去浪费他们的时光吧，我们有别的事要做。但愿我们的学生脑袋装满知识，话语就会源源而来，如果话语不愿跟来，那他就到处带着它们。我常听见有人以不善表达为自己辩护，仿佛满腹经纶只因缺少口才，无法表达出来。这是故弄玄虚。您知道我是怎样看的吗？这是因为他们的想法尚未成形，还在犹豫之中，理不清脑袋里想的是什么，因而也就表达不出来了：连他们自己都不明白自己。有的人说话有点结结巴巴，你就可以判断出，他就像生孩子尚未到分娩阶段，正在怀孕，还在用舌头去舔那尚未成形的物质。至于我，我坚持认为，而这也正是苏格拉底的教诲：大凡思路活跃清晰的，一定能把所想的表达出来，哪怕用贝加莫土话[67]，即使是哑巴，也还可用脸部表情：
谈论熟悉的议题，话语必定源源不竭[68]。
——贺拉斯
正如塞涅卡在他的散文中也富有诗意地说：“事物抓住了实质，词语就会自然而来[69]。”西塞罗则说：“事物带出词语[70]。”我们的孩子不必懂夺格[71]、连词、名词，也不必懂语法；他的仆人或小桥的卖鱼婆[72]对语法一窍不通，然而，如果您想同他们交谈，他们会谈得很好，用起语法规则来可能得心应手，可与法国最好的文科学生相媲美。我们的孩子不必懂得修辞学，不必学会未入正题便先来个前言吸引“公正的读者[73]”，他也不用知道这些东西。的确，任何漂亮的描绘，都会在朴实无华的真实面前黯然失色。
华丽的辞藻只能取悦于庸人，因为庸人消化不了更坚实的食物，正如塔西佗[74]笔下的那个阿佩尔所清楚地证明的那样。萨摩斯岛[75]的使者前来觐见斯巴达王克莱奥梅尼，他们准备了一个漂亮而冗长的演说，鼓动斯巴达王向萨摩斯岛的独裁者波利克拉特斯[76]宣战。克莱奥梅尼认真聆听他们演说，然后回答：“你们的开场白我已记不清了，所以中间的也忘了，至于结尾，我丝毫也不想做。”我认为他的回答精彩无比，那几个夸夸其谈的使者尴尬得无地自容。
还有一个人是怎么说的呢？雅典人要在两个建筑师中选出一个来负责一座大建筑物的营建。第一个装模作样，一出场就来了个漂亮的演说，把他对这件工作的考虑阐述了一遍，以便让民众倒向他一边。可另一个只说了三句话雅典的先生们，前面那位说的，正是我将要做的。”
西塞罗能言善辩，许多人对他钦佩不已，可小加图却付之一笑，他说不过是个可笑的执政官罢了[77]。”一个有用的警句和妙语，不管先说还是后说，总是适宜的。即使放前放后都不合适，那警句本身也是好的。有些人认为掌握了韵律，就能做出好诗，对此我不敢苟同。如果孩子想加长一个短音节，就让他加长好了，我们有的是时间；只要有独特的思想，有高度的判断力，我认为他就是一位好的诗人，但不是好的韵文作者：
他趣味高雅细腻，但诗文佶屈聱牙[78]。
——贺拉斯
贺拉斯说，应使作品去掉所有的缝接和格律：
去掉节律和音步，改变词序，
将第一个词移到最后；
诗人的肢体就分散在其中[79]。
——贺拉斯
他锲而不舍，写出来的诗会很漂亮。米南德[80]答应写一出喜剧，但迟迟没有动手，交稿的日期快到时，人们指责他，他却回答我已经准备就绪，只差往里面加诗句了。”他已胸有成竹，所以对剩下的事就不重视了。自从龙沙[81]和杜贝莱使法国诗享有盛名以来，没有一个孩子学做诗时不像他们那样装腔作势。“声音洪亮，内容空洞[82]。”对庸人来说，诗人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多。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学会了表现韵律，可是，在模仿龙沙丰富的描写和杜贝莱微妙的思想时，就不知所措了。
当然，假如有人用三段论繁琐的诡辩伎俩来折磨我们的孩子，诸如：火腿让人思喝，喝了就解渴，因此，火腿能解渴，遇到这种情况，他该怎么办？他应该闭目塞听。这样做比有所反应更巧妙。
他应该借鉴亚里斯提卜那句反诡辩的玩笑话：“既然我被捆着不舒服，为什么不松开呢？”有人建议克里西波斯用辩证的诡辩对付克莱安西斯，他回答说你去同孩子们玩那些把戏吧，不要把成人的严肃思想引入歧途。”如果那些愚蠢的诡辩，那些“晦涩难懂、难以捉摸的诡辩[83]”，是要让孩子相信一个谎言，那是危险的；但如果那些诡辩对他不起作用，只能让他付之一笑，那我看不出为什么不让他接触这些东西。有些人愚蠢之极，为了追求一个漂亮的字眼，就偏离正道一里路。“或者，他们不是让词去适应主题，而是离题千里，根据词去寻找合适的内容[84]。”塞涅卡则说：“有些人为了用上他们喜爱的一个词，不惜谈论他们本不想谈的题目[85]。”而我宁愿弯曲一个漂亮的警句将它缝到我的身上，也不愿改变我的思路去寻找那个警句。相反，言语应为主题服务，紧跟主题，如果法语中找不到合适的词，但愿在加斯科尼方言中能找到。我希望内容凌驾一切，听者听完后脑袋里充满内容，而不是词汇。无论是写在纸上的还是嘴里说的，我都喜欢朴素自然的语言，简短有力，饶有趣味，而不是精雕细琢，生硬苦涩：
惟有给人以震惊的文体才是好的文体[86]。
——卢卡努
这样的语言可能难懂，但不无聊，不矫揉造作、杂乱无章、缺乏条理和扭扭捏捏；每个字实实在在；那不是学究式的、僧侣式的、律师式的语言，而是士兵式的，正如苏埃托尼乌斯[87]称尤里乌斯·凯撒的语言为士兵的语言一样，尽管我并不明白他为何这样称谓。
我曾很自然地模仿过年轻人衣着的放肆：大衣斜披着，披风搭在一只肩上，一只袜子松松垮垮，这表现了异域衣着的目空一切和艺术的漫不经心。但我觉得这种风度用到语言形式上会更适得其所。对于弄臣来说，任何矫揉造作都是不讨人喜欢的，尤其是在快乐和自由方面。而在一个君主政体的国家中，每一个侍从都得按弄臣的方式训练言谈举止。因此，我们稍为转何自然，蔑视矫揉造作，是完全正确的。
我一点也不喜欢布上的针线和线头看得一清二楚，正如一个漂亮的身躯不应看得出骨头和血管。“真话应该简单，毫不矫饰[88]。”
“除非想装模作样，否则谁会讲话小心翼翼[89]？”
雄辩术吸引我们，却有损于事物。
用毫不实用的奇装异服来引人注目，那是胆怯的行为；同样，追求新奇的句子和鲜为人知的词汇，也是出于一种幼稚而迂腐的奢望。但愿我只使用巴黎菜市场上的语言。语法学家阿里斯托芬[90]就不擅长此道，他模仿伊壁鸠鲁的用词简单，赞同雄辩术的目的只是为了使语言明快。模仿说话并不困难，所以大众会立即跟上；模仿判断和创新，就不那么容易了。大部分读者因为找到了同样的衣袍，就错误地认为拥有同样的身材。
力量和精力是借不来的，服饰和衣服才能借来借去。
在与我过从甚密的人中，大多数说话就像我的《随笔集》，但我不知他们是不是也这样思想。
雅典人（据柏拉图说）注重讲话的优雅和富有表达力，斯巴达人则注意简明扼要，克里特人注意观念的丰富甚于语言，后一种人是最好的。芝诺声称他有两类弟子，一类被他称为语史学家[91]，对学习知识兴趣尤浓，这是他最宠爱的；另一类是美丽辞藻的爱好者[92]，他们注意的是语言。这不是说善于辞令不是好事，只是没有善行来得好。我气恼的是我们的一生都浪费在学习讲话上。我首先想熟悉我自己的语言，以及我经常打交道的邻国的语言。希腊语和拉丁语无疑是漂亮和伟大的语言，但学习它们太费劲。我这里要介绍一种方法，比习惯的做法省事得多，我亲身实践过。有意者不妨试一试。
我先父曾尽最大努力作过各种探索，从聪明和博学的人中，寻求一种优秀的教育形式，发现了通行的弊病：有人告诉他，我们花很多时间来学习古罗马和古希腊人不费吹灰之力就学会的拉丁语和希腊语，是我们不能达到他们那样高尚心灵和渊博知识的唯一原因。我不认为这是唯一的原因。不管怎样，我父亲还是找到了办法：我还在吃奶时，尚未开口讲话前，他就把我交给了一个不懂法语、精通拉丁语的德国人。那人后来成为名医，客死在法国。我父亲特意把他请来，高薪聘用，整天把我抱在怀里。还有两个学问差一点的人和他在一起，成天跟着我，以减轻那个德国人的负担。他们和我讲话只用拉丁语。至于家里其他人，有一个不可违背的规矩：我父亲本人，以及我的母亲、仆人和侍女，陪我玩耍时，尽量用他们现学的拉丁语同我说话。令人惊讶的是，人人从中受益匪浅。我父母学到了足够的拉丁语，可以听得懂，必要时还可以同人交谈，而那几个侍候我的用人也一样。总之，我们之间经常讲拉丁语，连周围的村庄也受到了影响，以至于某些手工业者和工具的拉丁语名称在那里生了根，并且沿用至今。至于我，都六岁了，听到的法语或佩里戈尔方言不比阿拉伯语多。于是，没有方法，没有书本，没有语法或规则，无需教鞭，无需落泪，我就学会了拉丁语，并且同我学校老师的拉丁语一般纯，因为我不可能将它同其他语言混淆，也不可能讲得变样。如果老师想照中学流行的方法，试着让我把本国语译成拉丁语，给别人的是法文，给我的却是一篇用蹩脚拉丁语写的文章，我就把它改成地道的拉丁语。我的家庭教师，如著有《论罗马人民集会》的尼古拉·格鲁奇，评述亚里士多德的纪尧姆·盖朗特，苏格兰大诗人乔治·布卡南，被意大利和法国公认为当代最优秀雄辩家的马克-安托尼·米雷，他们常对我说，我幼年时讲拉丁语就非常自信和自如，他们甚至不大敢用拉丁语和我交谈。布卡南后来跟随已故德·布里萨克元帅先生，我见到他时，他对我说，他以后写孩子的教育问题，要拿我作例子。那时候，他是德·布里萨克伯爵[93]的家庭教师，这位伯爵后来表现得骁勇顽强。
至于希腊语，我几乎一点也不懂。父亲决定采用人为的方法教我学希腊语，但走的是一条新路子，寓教学于游戏和练习之中。我们把词的变格像球那样扔来扔去，就像有些人通过下棋来学习数学和几何。因为有人劝我父亲，教我体味知识和义务尤其不能强迫，得让我自己有这个欲望，要在和风细雨和自由自在中培育我的心灵，而不能用严厉和束缚的手段。有些人认为，早晨孩子还在熟睡中就粗暴地把他们突然弄醒（他们睡觉比我们沉），会扰乱孩子娇嫩的脑子，我父亲听信了这个迷信，每天早晨用乐器声将我唤醒，我身边从未间断过给我演奏的人。
这一例子足以判断以后的成果，而且应该对这位好父亲的谨慎和爱心作出高度的评价；如果说作了如此细致卓绝的耕作，却没有相等的收获，那就不是他的过错了。导致这一结果有两个原因。一是土地贫瘠和缺少天赋。尽管我身体结实茁壮，但我生性柔顺随和，总是无精打采，有气无力，人们无法使我摆脱无所事事的状态，除非叫我去玩耍。我理解的东西，总是理解得很好；在这懒怠的性格下，我孕育着超过我年龄的大胆想法。我的思维蜗行牛步，只是跟着别人的指挥棒转；我的领悟力姗姗来迟；创造力缺乏生气；最后，我的记忆力差得令人难以置信。因此，我父亲没有获得任何有价值的成果，那就不足为怪了。第二个原因是，我父亲非常担心他朝思暮想的事功亏一篑，他就像有病乱投医似的，最后也随波逐流，学那些傻瓜的做法，当那些从意大利带回来的给予他启蒙教育[94]的人离开他身边后，他就只好屈从于习惯势力，在我六岁左右，就把我送到居耶纳中学[95]。这所学校当时办得欣欣向荣，是法国最好的中等学府。在那里，他仍有可能给我额外的照管，为我挑选了足够的辅导老师，对我其他方面的教育也非常关心，有些违背学校规矩的特殊方法，也为我个人保留下来了。可这毕竟是学校。我的拉丁语每况愈下，由于失去了说的习惯，我也就不用它了。这一新的教育，只为我派了一次用场：我一上来直接跟读高级班，当我十三岁离开中学时，我已完成了我的课程（他们称之为课程），其实，那些东西对我现在一无用处。
我第一次对书本感兴趣，源自奥维德的《变化》。那时我有七八岁，我避开其他一切乐趣，陶醉于这本书的阅读中；何况拉丁语是我的母语，而且这是我所知的最容易的书，就内容而言，最适合我这个年龄的孩子了。别的孩子津津乐读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书，诸如《湖中的朗斯洛[96]》、《阿马迪斯[97]》、《波尔多的于翁[98]》，我连它们的名字都不知道，更不用说内容了，因为我选书是很严格的。由于读了奥维德的寓言，我在学习其他规定课程时，更显得无精打采。有意思的是，我恰好遇到了一位豁达的辅导老师，他处事灵活，对我这一出格行为以及其他类似的事总是睁一眼闭一眼。我一口气又读了维吉尔的《埃涅阿斯记》，还有泰伦提乌斯[99]、普劳图斯[100]以及意大利的喜剧，我被美妙的主题深深吸引。如果那位老师丧失理智，禁止我看这些书，我认为学校带给我的可能只有对书本的憎恨，正如我们的贵族子弟一般所处的状况。他做得很巧妙，假装什么也没看见，只让我偷偷地贪读这些书，这样就更刺激了我阅读的强烈愿望，而对于其他规定的课程，他总是温和地引导我尽职。我父亲给我选择家庭教师时，主要看重那些人温厚随和的性格，因此，我的毛病也就是倦怠懒惰。危险不在于我做坏事，而是无所事事。没有人预言我会变坏，而是无所作为，不是诡计多端，而是游手好闲。
我感到事实正如人们所预料的。我耳畔总是响起这样的埋怨：“无所事事；对朋友和亲戚冷漠无情，对公务漠不关心；太特别。”最不公正的人不说：“为什么他拿了？为什么他没付钱？”而说为什么他不免除债务？为什么他不给予？”
人们要我像这样一味地付出，这我没有意见。可是，他们要求我做不该做的，却不要求自己做该做的，这未免有失公允。当我为别人效劳时，那是我的意愿在起作用；我生性不善被动做好事，所以我这样做更应该受到赞扬。我决不放弃我的权利或债权。越是我自己的财产，我越能自由支配。然而，假如我很想为自己的行为锦上添花，也许我会把他们的指责有力地顶回去，我会对有些人说，我对他们的冒犯还不够多，我还可以走得更远些。
然而，与此同时，我的心灵依然独善其身，围绕它所熟悉的事物，会有坚定的冲动和正确而坦率的看法，它独自将它们消化，不和任何人交流。同样，我深信我的心灵决不可能屈从于武力和暴力。
我在致力于我所扮演的各种角色时，是不是应该夸一下我小时候就有的能力：自信的神态，抑扬的声调和灵活的动作？因为还没到年龄，
刚满二十岁[101]，
——维吉尔
我就在布卡南、格朗特和米雷的拉丁语悲剧中扮演主角。那些悲剧曾经在居耶纳中学演出过。安德烈·戈维亚校长在这方面无可比拟，堪称法国最伟大的中学校长，正如他在行使职务的其他方面所表现的那样。人们把我看作行家里手。我很赞成贵族子弟演戏，这对他们是一种娱乐。我看见我们的君王也仿效古人，乐此不倦，这种行为可敬可嘉。
在希腊，有身份的人是允许以演戏为职业的：“他（谋反罗马的安德拉内多尔）向悲剧演员亚里斯顿透露了计划。后者出身高贵，家境富裕，他的职业对他毫无损害，因为演戏在希腊不是见不得人的职业[102]。”
我从来认为，谴责这种消遣的人说话有失礼貌，拒绝有才能的演员进入我们的城市，剥夺人民这一公共娱乐，这种做法是极不公正的。良好的管理不仅要注意把公民聚集起来参加严肃的宗教活动，而且要参加娱乐活动，这样就能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友谊。再者，还有什么娱乐活动，会比民众人人参加，甚至行政长官在旁监视的消遣更规矩？我认为，行政长官和君王有时自己出钱让民众娱乐是很明智的做法，这显示了慈父般的深情和关怀。在人口稠密的城市，应该有专供演出这些节目的场所，也可以有一些更坏的秘密的娱乐活动。
言归正传。只有这样，方能刺激孩子们读书的欲望和热情，否则，培养出来的不过是驮着书本的蠢才，要用皮鞭教他们看管好装满学问的口袋。知识应该同我们合二为一，而不仅仅是我们的房客，这才是正确的做法。
[1] 迪安娜·德·富瓦克斯于一五七九年五月八日嫁给蒙田的邻居居松伯爵。在迪安娜的第一个孩子出世前，蒙田写了这篇文章献给他。
[2] 这里，蒙田把他的《随笔集》比做他的孩子。
[3] 达那伊得斯是埃及王达那俄斯的女儿，共五十个，因新婚之夜杀死丈夫，遭到报复，死后被罚永远在地狱里往一个无底水槽注水。
[4] 克莱安西斯（公元前331—前232），斯多葛派哲学家。奇提昂人芝诺去世后，他成为斯多葛派的首领。
[5] 《美狄亚》是古希腊悲剧作家的重要悲剧。取材于希腊神话中的巫婆美狄亚。
[6] 阿波罗多罗斯（活动时期公元前140），希腊学者，以著《希腊编年史》闻名。
[7] 利普修斯（1547—1606），佛兰德斯人文主义者、古典学者、伦理和政治理论家。
[8] 西门（约公元前510—前451），雅典政治家、将军。
[9] 地米斯托克利（约公元前524—前460），雅典海上强权的缔造者。
[10] 阿凯西劳斯（公元前316—约前241），希腊怀疑派哲学家。
[11] 原文为拉丁语。西塞罗语。
[12] 原文为拉丁语。塞涅卡语。
[13] 指意大利的一位医生，罗马大学的哲学教授。他曾被罗马宗教裁判所逮捕，后被教皇释放，于一五八六年离开讲坛，一五九二年在比萨去世。
[14] 原文为拉丁语。
[15] 原文为拉丁语。塞涅卡语。
[16] 埃庇卡摩斯（约公元前530—约前440），西西里岛喜剧诗人，其作品对雅典喜剧的发展颇有影响。
[17] 帕瓦罗是米兰的舞蹈家，在法国国王亨利三世的宫廷中教授舞蹈。
[18] 蓬佩为米兰另一位舞蹈家，相继在亨利二世、弗朗索瓦二世、查理第七和亨利三挞的宫廷中教授舞蹈。
[19] 利维亚是一位舞蹈家，有漂亮的短衬裤。十七世纪，利维亚式的短衬裤由拉辛的情妇传入法国。
[20] 原文为拉丁语。
[21] 原文为拉丁语。西塞罗语。
[22] 原文为拉丁语。塞涅卡语。
[23] 原文为拉丁语。西塞罗语。
[24] 原文为拉丁语。西塞罗语。
[25] 原文为拉丁语。
[26] 马塞卢斯（约公元前268—前208），罗马政治人物和著名将领。公元前二〇九年与汉尼拔交锋，未分胜负。公元前二〇八年在侦察敌方阵地时落入埋伏而身亡。
[27] 拉博埃西（1530—1563），法国作家，蒙田的挚友。《甘愿受奴役》一书揭露了专制统治。
[28] 亚历山德里达为普鲁塔克在《斯巴达箴言集》中提到的一位斯巴达人。
[29] 亨利·埃蒂安纳（1531—1598），法国出生的人文主义者，出版商。
[30] 原文为拉丁语。
[31] 原文为拉丁语。
[32] 原文为拉丁语。
[33] 原文为拉丁语。双鱼座、狮子座、摩羯座为黄道十二宫的三个星座。
[34] 原文为希腊语。昴宿星座即金牛星座，有七颗星，五月中旬和十月间可见。
[35] 阿那克西米尼（活动时期约公元前545），希腊自然哲学家，米利都的三位思想
[36] 加扎为拜占庭的语文学家，生于约一四〇〇年。他在意大利教希腊语，直到一四七〇年客死那里。他编写一部希腊语法，在十六世纪很受欢迎。
[37] 赫拉克利翁（约公元前540—约前480），古希腊哲学家，因其宇宙论而著名，认为火是一个有秩序的宇宙的基本物质要素。
[38] 希腊语：我扔。
[39] 希腊语：更坏。
[40] 希腊语：更好。
[41] 希腊语：最坏。
[42] 希腊语：最好。
[43] 原文为拉丁语。
[44] 三段论是对某些逻辑结构的研究。这类逻辑结构可以从一些特定命题（前提）推出某一命题（结论）。
[45] 在托勒玫的宇宙体系里，地球是不动的中心，太阳和行星环绕地球运行。为了说明卫星运动的现象，认为每个行星在一个小圆上作等速运动，这个小圆叫做“本轮”。同时又假设本轮的中心在一个大圆上绕地球作等速运动，这个大圆叫做“均轮”。
[46] 布拉达曼和昂热利克是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愤怒的洛朗》中的两位性格截然相反的女主人公。
[47] 指希腊神话中的帕里斯，特洛伊王子。维纳斯、朱诺和密涅瓦三位女神争一只金苹果，让帕里斯作裁判，他因愿得美女，把金苹果判给了爱神维纳斯。
[48] 原文为拉丁语。
[49] 薄伽丘（1313—1375），欧洲文学史上的最重要人物之一，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先驱。
[50] 原文为拉丁语。
[51] 迈尼瑟斯是伊壁鸠鲁的通信者。
[52] 卡涅阿德斯（公元前214—前129），希腊新学院派哲学家，为怀疑主义辩护，反对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派。
[53] 原文为拉丁语。
[54] 昆体良（约35—96），一译昆体利安。古罗马修辞学家和教师。他的巨著《雄辩家的培训》反映了古代后期的教育思想。他主张教师应因材施教，使学生乐于学习和了解游戏和娱乐的价值。不赞成对学生体罚
[55] 斯珀西普斯（？一公元前339/338），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侄子。在柏拉图去世后，他成为希腊学院的首脑。
[56] 卡利斯提尼斯（约公元前360—前327），希腊历史学家。以史官身份随亚历山大大帝远征亚洲，后因指责亚历山大沾染东方某些习俗而被捕，死于狱中。
[57] 原文为拉丁语。塞涅卡引语。
[58] 亚西比德（约公元前450—前404），雅典政治家。以挥金如土、作战如虎闻名。
[59] 爱奥尼亚，一译伊奥尼亚，古地区名。包括今小亚西亚西岸中部和爱琴海东部诸岛。系古希腊工商业和文化中心之一。
[60] 原文为拉丁语。
[61] 原文为拉丁语。
[62] 原文为拉丁语。
[63] 赫拉克利德斯·本都库斯（公元前390—前322），希腊哲学家和天文学家。
[64] 第欧根尼（？—约公元前320），希腊犬儒学派的原型人物。
[65] 赫格西亚斯（生活于公元前4世纪），希腊克兰尼派哲学家。怀疑人能得到幸福，主张自杀。
[66] 原文为拉丁语。
[67] 贝加莫是意大利北部城市，当地的土话被认为是一种最可笑的语言。
[68] 原文为拉丁语。
[69] 原文为拉丁语。
[70] 原文为拉丁语。
[71] 夺格为拉丁语名词表示工具、原因等的格。
[72] 小桥指巴黎塞纳河上连结小堡和城岛的桥，为最早的三个桥之一，桥上有鱼和家禽市场。
[73] 影射那时候作品中习惯用的前言“致公正的读者”。
[74] 塔西佗（约56—约120），罗马帝国高级官员，以历史著作名垂千古。
[75] 萨摩斯岛为希腊岛屿，在爱琴海东部。
[76] 波利克拉特斯为爱琴海萨摩斯岛的僭主（约公元前535—前522），实施独裁统治。
[77] 西塞罗当罗马执政官时，讥笑过小加图是顽固的禁欲主义者。
[78] 原文为拉丁语。
[79] 原文为拉丁语。
[80] 米南德（约公元前342—约前292），雅典剧作家。古代评论家认为他是希腊新喜剧的最重要诗人。
[81] 龙沙（1524—1585），法国文艺复兴时代最杰出、最多产的诗人，以创作堪与古代诗歌媲美的法兰西诗歌为宗旨。
[82] 原文为拉丁语。塞涅卡语。
[83] 原文为拉丁语。西塞罗语。
[84] 原文为拉丁语。昆体良语。
[85] 原文为拉丁语。塞涅卡语。
[86] 原文为拉丁语。
[87] 苏埃托尼乌斯（约69—约122），古罗马传记作家、文物收藏作家。所著的《诸凯撒生平》记述罗马社会及十一位皇帝的概况。
[88] 原文为拉丁语。塞涅卡语。
[89] 原文为拉丁语。塞涅卡语。
[90] 阿里斯托芬（约公元前257—前180），希腊文献校勘家、语法学家。
[91] 原文为希腊语。
[92] 原文为希腊语。
[93] 德·布里萨克伯爵（1543—1569）在围困蒙田城堡附近的米西当时英勇献身。
[94] 蒙田的父亲一五二八年从意大利战场返回法国，在那里他对文学发生了兴趣。
[95] 居耶纳中学建于一五三三年，校内的老师知识渊博，对学生宽容。
[96] 《湖中的朗斯洛》是一部骑士散文传奇小说。主人公朗斯洛是亚瑟王最重要的士，由一位湖中仙女扶养成人。
[97] 《阿马迪斯》是一部骑士散文传奇小说，主人公阿马迪斯是一位英俊、正直和勇敢的骑士。
[98] 《波尔多的于翁》是一首以史诗韵律写成的古法语诗歌，可追溯到十三世纪上半叶。
[99] 泰伦提乌斯（公元前186—前161），古罗马著名喜剧作家。
[100] 普劳图斯（约公元前254—前187），古罗马著名喜剧作家，与泰伦提乌斯齐名。
[101] 原文为拉丁语
[102] 原文为拉丁语。李维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