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里百分之十九的居民就是靠着洋车夫的行业过活的。”这是李景汉先生费了半年功夫，调查北京洋车夫的情形得到的结论。（见本刊第六十二期一八五页）百分中的十九！那不是说，每五个人中间，就有一个洋车夫，或与洋车夫有“经济的关系”的人吗？换一个说法，每四个人就得供养一个靠洋车夫过活的人！这真是出人意料的巨数。在统计学者看起来，方法是十二分的重要，结论是不一定有绝对的价值的，他们也许还要怀疑的询问。在我这样不懂得统计学的人，就未免有些震惊了。
说起了洋车夫，我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想。也许是为了这两句话吧？我来北京之先，有一个亲戚劝我不要到北京，就是到了北京也不要做教书匠。他说：“我在报上看见北京的教员有的穷到晚上拉街车。在远地方拿不到钱不是玩的。拉车我们又没有那力气。”我诚恳的谢了他的好意，也就来了。在北京不久，有一个老朋友叫我到一旁悄悄的劝我道：“你怎样还不备一个包车？
你这样的跑上街去雇车，是要招人轻视的。在北京，包车是不可没有的需要品。”我也很诚恳的谢了他的好意。从那时到现在，我也在北京混了几年了，虽然邀天之幸还没有晚上去拉街车——恐怕那种情形也就不远了！——那一辆不可没有的包车还不曾享用过。不过他们的话实在都没有说错。教书匠真是穷。包车也真是小波淇洼的护照。要是一个人从包车而马车从马车而汽车大家都说某人“红”了，或是“发财”了。要是连包车都没有，他还算什么呢？
也许是为了上面所说的原故吧？不过也许是为了我们同洋车夫接触的机会，在各种劳工人们中，比较的多些。在北京几乎不能不坐车。第一北京的地方实在大。第二，在北京街上跑路是一种极大的冒险。你不能望着天，你也不能望四周的风景，你得时时的留神你的脚下。要不然，你是拌一交，就蹈了一脚的矢橛。
并且，穿大褂的人不能走路，好像是北京的不成文宪法。至少洋车夫们都有这样的观念。“车呀！”“拉去罢！”的声音，不止的在你耳旁叫聒，那么为了清静省事计，只有那采取无抵抗的办法，坐车了。
我是不懂得统计学的，上面已经说过，所以也从来不想在车夫身上去搜集社会调查的资料。不过我也曾经想同他们谈谈话，问问他们对于许多事物的观念。可是我的京话实在太糟了。我们中间总隔开了一堵墙。我偶然问一句话，也许得反复的申说了几遍才懂得一点，那自然使我灰心而默然了，也许他们以为我是在责难的申斥，登时现出难看的颜色！在他们的生活中，责难固然是家常便饭呵——那使我更加灰心而默然了。
因此，虽然同我曾经有过关系的洋车夫至少有几百，我实在不曾看见他们的心。他们是有心的，我并不疑惑。而且他们中间还有许多不成文的规则。譬如说吧，一辆车要抢到另一辆的前面去，也许有一定的办法的。要是不守那规则，那辆的洋车夫也许就得认为侮辱了他，并且激起他的愤怒和比赛的精神。这样比赛的结果，胜者固然得意万分，败者也不免垂头丧气了。我最不能忘的是一次同一个朋友回家，拉他的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孩童，拉我的是二十岁左右的少年。一辆车来了，突过了在前的孩童的车。壮年数励向前追，见他实在力量不支了，就自己拼命飞跑，追过了那犯窥的车，又比赛了一阵，还是胜了他，缓下来冷笑道：“你只会籍负小孩子！”
上面所说的规则，也许完全是臆度的幻想。不过这一定是有几分根据的：北方的车夫与南方的不一样。在上海，越是天气不好，好像拉车的做卖买的越是多。在北京就大不相同了。大雨大雪天，北京街上往往绝了洋车的迹。炎夏赤日的底下，也常常可以看到洋车夫睡在树荫下，傲然的不理雇客的叫唤。这很可以做北方人不及南方人勤快的一种证明。也许就有人因此比较南北工人的优劣了。可是，这难道就是北方人的劣点么？不定是北方人比较的懂得人生的意义吧？他们拉车，为的是生活，不是为了爱拉车。那么这要够了生活，何必拼命的做牛马？要是大雨泥泞中去受罪，何不饿一餐半餐呢？有人或者要说了，这是热带中斐洲土人的人生哲学。他们终年不用穿衣裳，街上有的是充饥的果品，所以除了吃喝睡觉，什么也不肯做。可是，朋友，你以为他们现在进步了吗，现在欧洲人把酒浆和装饰品做引诱他们工作的报酬品？
北方工人没有南方的勤快，南方的工人没有北方的能笑乐，那是最容易觉察的分别。罗素在他的“《中国问题》”里，说起：
我记得一个大热天，我们几个人坐轿过山——道路崎岖难行，轿夫非常的辛苦我们到了山顶，停十分钟，让他们休息一会。立刻他们就并排的坐下来了，抽出他们的烟袋来，谈着笑着，好像一点忧虑都没有似的。在一个懂得眼光稍远的利益的国内，他们就会用这机会诉说酷热的苦楚，好多得几个酒钱了。
我想，罗素所说的大约是北方的苦力吧？南方，尤其是上海附近的工人，似乎就不是这样的了。固然不错，罗素在上面一节之前，有这样的几句话：
无论那一阶级的中国人，都比我所有过接触的别种人种爱笑乐：无论什么东西，他们能在里面找出乐趣来，无论什么纷争，只要一句笑话就和缓了。
中国人真是这样吗？在我看来，恐怕这话的反面还比较的真切些吧。中国的所谓中上流阶级，有的是严厉的面孔，在什么事物里都找不到乐趣——所以只好打牌，逛窑子了——而且顶没有的是“幽默。”
话又说远了。我是要说北方的工人爱笑乐。就是在工作的时间，几个洋车夫会一面跑，一面笑着乐着。我们以前住的地方，附近有一个车厂。每到黄昏时候，里面就有简单的音乐声，吹着唱着，哄堂的大笑着。他们好像真知道怎样享乐人生的。有一天，一个崇拜东方文明的朋友同我争论东西文明的优劣。他说西方物质文明越是发达，他们的苦闷也越是增加。所以有许多人反而回头望着东方了。我说，“你听见那音乐吗？那是附近的车厂里发出来的。他们每晚都这样的快乐。我羡慕他们极了。可是我真是去过他们的生活，我能同样的快乐吗？不要说我没有那气力，就是有，我恐怕在原有的苦闷之上又加几倍苦闷了。西方人也是这样。他们以为我们比较的快乐，可是他来过我们的生活——当然不是说西方人在中国安享的特殊的生活——恐怕一天也过不惯。何况我们也有我们的苦闷，西方人苦在不知道。洋车夫也有洋车夫的苦闷，也只恨我们不知道吧了。”
洋车夫当然有他的许多苦闷。虽然有一次，我听见一个五六十岁的老车夫同他的同伴们这样说：“拉车的有拉车的命。坐车的先生有坐车的命。我坐了车，我的头就得晕。”可是，我想，这恐怕不能代表车夫的感想吧。他们拉车的时候，也许羡慕坐车的人，也许怨恨自己不曾投身在一个较好的人家，也许——在坐车的听了，这是何等可怕的思想！——他们正在说他什么都不比那坐车的人差，为什么拉车的是他，坐车向是他。
有了这么的思想，他脸上的笑，心中的笑也就消灭了。南方工人与北方不同的地方，也许就在这里吧？可是，近一年来，北方的拉车的也不像以前的快乐了。他们生活的压迫增加了吗？他们对于人生的观念有些更变了吗？这也生活的一个。他们的思想不变更，他们的地位没有迁善的希望。他们的思想变更了，他们的乐趣也就消灭了。在过渡时期的人们，总是只有苦闷的。
我在第五十九期的《闲话》里提起了吴稚晖先生在里昂时的一段故事，后来引起了不少的误会。今天细细的看了一遍，觉得还是没有应当修改的地方。不过有两点是用得着声明的。
第一层，吴先生始终没有承认去做中法大学的校长，更说不到领校长薪水了。那是毫无疑问的事实。同时，法国人和学生都认定他是校长，那也是毫无疑问的事实。要不然，一部分学生——好像不止七八个人吧——也不至于为了膳宿费事同吴先生去为难了。并且，如果我没有记错，这校长问题就是风潮中两方争论极剧烈的一点。因为如此，我的原文中，只用了“吴先生在里昂”六个字，没有说他是中法大学的校长。
第二层，这一个故事，我是用了来证明吴先生“言行一致”的地方的。因为吴先生相信学生，就是他自己受了窘，还是回护学生。就是他背后虽然有时也非议学生，在作文演说时总不肯这样说，那都可以证实他信仰的坚确。英国内阁的阁员在阁议时对某种议案尽可以尽力的攻击，但是既经通过之后，他们为了公共负责的原故，出外就得反过来竭力的辩护，断不肯说他们原来是反对的。某党的党员对本党的政策尽可以有许多不满，但是在大家面前，还是说他的党最有希望，也是差不多的道理。如果把这件事也去证明吴先生的“言行不一致”的地方，那就不是我“始愿所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