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8世纪到前3世纪的古代中国,能够向西方的中世纪学者提供封建制度比较研究的素材。在上述时期的中国社会中,王室权力衰落所催生的制度,与10世纪的法国有几分相像。封建领地的分割持续了相近的时间,随后,与法国类似,一定数量的大诸侯引发了领土的重新整合。
春秋战国进度图
我们无意列举出中国全部的封建诸侯国,但应当注意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国家的形成是出于地理原因。今天的中国各省,通常相当于好几个欧洲国家的大小;相应的,在历史长河的起起落落之中,它们与总是重复出现的永久性单元保持一致。(像后者所做的那样)这些大的地区性单元,在中国古代的诸侯国时期就已经很明显了。例如在西北,位于渭河河谷之中的今天之陕西省——这条河谷是从黄土中开辟出来的,它控制着河南平原——自从这段历史时期的开端就已确定了。我们已经看到,周朝的国君是如何从这些西部边陲出发去赢得王位的。他们曾经丢弃的边境之王角色,被其封臣秦伯承担起来了。后者在陕西开拓了一处地盘,并注定要有一番引人注目的事业。在山西省的黄土梯田上,另一个诸侯国建立起来了,这要归功于其高于中原的优越地理位置,这种优势使它能够成功地建立霸权并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第三个占优势的诸侯国建立在山东东部,这个有独特性的省份,从神圣的泰山山岳一直延伸到中国的“布列塔尼”——岩石丛生的山东半岛。在长江中游的湖北(一处湖泊纵横交错的浅盆地,在当时遍布森林),蛮夷部落被中华文明的典范所吸引,自发地采用了一种汉人的生活及思维方式,并建立了第四个大国。以上我们只提及了最强大的几个诸侯。如果试图列举所有其他小国,包括从封建领地中再分出去的较小诸侯国,我们就能得到大约六十块封地。
春秋列国图
同样地,我们将不能详谈各类诸侯国之间的残酷斗争。这与11世纪法国的封建争端一样冗长无味,而只有从历史地理学的视角来看才是有意思的。这里,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的社会结构本身及社会生活,这是我们法国封建时代的对等物。
这是中华民族的骑士时代。那个时期的战争,是一种有侠士风度的较量,是使用那种高贵的贵族装备——战车——进行的。无论是通过古代史书的描述,还是凭借汉代的浅浮雕,都能让我们对这类战车相当熟悉。战车上套着四匹马,其中两匹套在车辕上,另外两匹通过皮带从两“翼”拖动它。它们是矮小、粗壮、强健的骏马,营养充足,充满激情。它们的马嚼子上装饰有小铃铛。战车上有一个短小狭窄的框架,它的后部开口,装在两只轮子上。中国的战国像亚述人(Assyrian)的一样,能载三人:御者居中,一名长矛兵居右,一名弓箭手居左。三人全都着胸甲,戴护臂,并穿着浸渍牛皮制成的护膝。长矛上装着小钩子,以便能叉住敌人,弓上则镶有象牙。三位同伴共用一个涂有明亮色彩的盾牌,他们盔甲上的亮光漆,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与此同时,在前方,后面和两翼,都有军旗高高飘扬,旗上绘有象征四种主要方位的标志性动物——朱雀代表南方,玄武代表北方,白虎代表西方,青龙则代表东方。
晋文公与楚交战(元代王振鹏《养正图》)
当一位君主的军队入侵邻国之时,后者的首领,出于蔑视和虚张声势的目的,往往会派出一队人马,带着给养送给侵略军。有时,这种挑衅会采取一种更加血腥的形式,国君会向其敌人派出信使,而这些勇士则在对方面前割断自己的喉咙。有时,一辆战车会全速驶到敌人城门下,并做出侮辱举动,随之而来的就是一场以亚述方式进行的混战。“千乘战车相互冲击,战旗对战旗,荣誉对荣誉。”如同荷马时代一样,当两军中的一些勇士彼此相认时,他们就会从战车的最高处交换“傲慢的赞美”。有时在开战之前,他们会一起饮酒,甚至互换兵器。这种对手之间的战争,不得不遵照一套严格的礼仪准则来进行。被征服者如果有证据证实自己的勇敢,或者懂得如何以真正的侠士精神向其胜利者致辞时,就能得到释放,如同以后日本的武士阶层,“名声是通过慷慨大度的行为赢得的”。此时,已经有了一种与武士道相近的观念,即侠士荣誉的规则。因为这样的准则,勇士们在张弓之前,将自己无所畏惧地暴露在敌人的箭矢之下;同样因为这样的准则,侍从们刻意求死,为的是给其主人的纹章增添荣誉。早期的编年体史书《左传》中,不止一个段落描述了这些史诗般的美德。秦王的首席御者,即便浑身中箭,依然不停地擂鼓,因为“擐甲执兵,固即死也”“矢贯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轮朱殷,岂敢言病”。
在和平时期,绅士们也抱持着同样的理想。这些人的腰带上饰有玉佩,发出“清脆和谐之声”;他们来到国君的朝堂上,参加贵族射箭比赛。空气中弥漫着轻柔的乐曲,处处都有高雅的互相致意,整体气氛如同一场芭蕾舞剧。
这种忠诚于国君、公平对待敌手的侠士理念,这种对交战诚实的尊重,这种和平时期在“礼教”中所表现出来的高贵礼貌准则,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并从此产生了儒家学说的部分教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