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日中纷争已经过去一年。想来，大陆和日本在这一年间接连发生了不曾预期的巨大变化。这一方面让我们感慨不已，另一方面又促使我们不断反省。
然而，事态的发展不容许我们仅仅发出感慨。
的确，日本国民以非常昂扬的情绪应对着与中国的事变。但是毫无疑问，至少到今天为止的现实所展现的结果与我们的预想大不相同。
近来，面对大陆事件连天大雨不见晴日般的持续发展，在一部分人中间开始悄悄出现焦虑和倦怠的情绪。
不论好歹，人们终于觉悟到长期战争必将到来，此刻正是一个重要的转机。我认为，正是此时有必要从根本上重估日中事变的性质并做出重大决断。
中国在国内重要工业地带展开战争，据统计，所遭受的实际损失高达140亿元，几千万的民众遭受直接伤害，一无所有而流落内地的人数达3000万。中国方面，给这些民众提供食物和被服并安置居住十分困难。这对在为民众生活提供设施方面没有任何准备的国民政府来说，实在是狼狈不堪的。在内地重建新的工业，这样的计划也难以迅速实现。但总而言之，国民政府已经提出了移民内地、开荒垦殖等主张，工业方面也有了面向出口而生产中国玩具等计划。为救济难民发放1亿元公债的募集工作，最近正在展开。
军阀式半封建国家的中国，几乎不曾考虑对这些不幸民众加以救济。我们在上海等地经常看到的是，内地一发生战乱，就有衣衫褴褛的农民一二百人成群结队进入市内而在街上彷徨的景象。租界当局会将这些流民驱赶到租界之外的中国地界，而在中国地界他们从一处移动到另一处的街角里弄，最后消失得无影无踪。仔细观察，很奇怪这一人群中并无老人和孩子，恐怕是因为他们在途中因落单或饥饿死去了吧。这样的人群，其最终的消失，一般是男的去做苦力，女的从事非法职业，有的则几乎沦落为乞丐。
1932年夏天长江发生大水灾之际，我曾到过汉口。那时，当局曾在汉水和扬子江的某处布列架有机关枪的小船，以防难民闯入汉口。而不可思议的是，汉口的街道上居然没有难民集结。
慈善事业大都委托给外国人来办，这是中国政府的做法。他们的基本想法是，天灾之后的救济都由“大地”来完成。可以想象，“大地”对居住其上的人因饥饿而死亡给以温暖的拥抱，至此会有一些救济方法的。这其中，会有几个爱管闲事的外国基督教徒或者人道主义者跳出来提供帮助，如此而已。
不过，中国民众的看法有一些从外部是很难理解的。他们在更多的情况下对外部压力感到无能为力。他们懂得天灾的难以战胜，甚至对人祸也多采取同样的逆来顺受的态度。这恐怕是被漫长的东洋专制性国家体制摧残的结果。
正因为如此，按照日本的方式来观察中国内地贫民的动向，往往大错特错。
二
在日本，至今战争的苦难还没有反映在国民生活方面。相反，经济上呈现出向好的方面发展的趋势。
但是谁都清楚，一年的战争之后事情将发生转变。每天发表的对于各种品类物质的限制，开始给国民的日常生活带来明显的变化。完全可以预想到，工业统制的结果将导致失业人口的出现。
这些情况即使在程度上无法与中国遭受的苦难相比，但对日本社会的影响的确巨大。
针对中国社会的半封建性或半殖民地性的规定，那些只关注中国资本主义化或政治上之表面统一的人往往提出针锋相对的意见，其“半”的程度也确实不好界定，但一年来的现实证明其封建性和殖民地性确实存在。
从战争能力等方面来观察，中国军队的确暴露出了半封建性和半殖民地性。地方军队和中央军之间内涵的不一致、质量的不均衡等主要暴露了前者的性质，而没有制造精良武器的本国工业等则反映了后者的特征。这种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军队，当然无法对抗日本装备精良的军队。
然而，中国社会如此落后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例如，由于存在着封建性地方割据式的地盘，有些地区被分割了也不会给整体以致命的打击；中国逐渐衰落而变革依赖列强各国，列强一方也视此为绝好机会而积极地伸出援手，这在中国自身则成为一个可倚靠的拐杖。
就是说，一般被视为中国之缺陷的落后，对日本来说反而不利，这样的情况也是存在的。日中事变给日本社会带来的影响，自然与给中国的影响大不相同。其差异不用说在于日本和中国两个社会的根本不同，中国的整体发展并不均衡，其影响是分散的和个别性的，也容易产生分裂的作用；日本的社会均质统一，其影响则是普遍的，因此，日本是每个部分接受影响而作用逐渐得到缓解。我们在两者的比较上必须时常考虑到这一点。
站在日本人的立场上人们倾向于说，中国遭受如此重大的军事和经济打击也应该好好告饶了。的确如此。国民党中央有很多人认为，自己努力获得的建设成果被逐渐摧毁实在令人痛心，战争应该赶紧结束。遭受沉重打击的地区，人们从心底希望和平的到来，无疑是痛恨蒋介石的顽强抵抗的。但是，中国土地非常广阔。生活在内地的一般民众不仅没有感到痛痒，反而以为战胜了或最终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一方。
另一方面，日本国内的状况客观上是相当困苦的，但国民一向不知忧愁，这已然成了问题。也有意见认为，有必要在某种程度上让国民了解困苦的实情。如果只是一味讲“胜利了胜利了”，而不景气的方面完全不让国民知晓，反而可能会使中国方面怀疑，本来没什么大不了的事件被夸大其词地宣传了。毋宁说，让国民自觉到事件所包含的深刻意义而下定决心面对中国，这样的思考也是有充分理由的。
日本人原本对此重大事件满不在乎，想来有种种理由吧。最容易理解的一点是，他们认为日本与中国没有接壤，来自大陆的空袭危险更不足道。而最主要的恐怕是米和鱼可以得到保障，没有来自粮食短缺的压迫感。除此之外，还有国民没有被清楚地告知事态的真情实况，他们相信军部可以保护自己，同时多少有“总之会没事的”这样一种依赖心理和漠不关心的成分在起作用。直白地讲，国民认为在战争性质上此次事变并非如日俄战争、日中甲午战争那样必须拼死保卫国家不受外敌侵略。最后，日本与之战斗的对手的本体难以把握恐怕也是原因之一。就是说，战争对手表面上脆弱，实质上有着意外的难以对付的一面。例如，中国的民族结合力远远比预想的要强劲，支援中国的外国远比表面上要执着，等等。
三
此次日中事变的意义远比日本国民普通意识到的要重大深远，我们自开战以来就一直努力唤醒人们对此的注意。
我最近常常有机会参加各种会议、座谈等，所发现的问题是指导当前日本政策实施的一定年龄层（大体在45至55岁）的人，他们对于现状持比较乐观的态度。如果允许我直言，原因在于这些人所经历的时代乃是日本资本主义努力向上直线发展的时期而有幸未曾经历逆境（当然，该时代也遭遇过种种大事件，但总是以日本更前进一步的幸福结局告终），而且这些人的对外认识相当强势乐观。尤其在对中国的认识方面，他们存在着一种普遍的倾向，即只将中国视为日本发展的对象，对其民族结合力几乎很少关注。
即甲午战争。——译者 推动日本阶段性发展的三大战争——日清战争 、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每次都促成了日本资本主义飞跃性的发展，并带来了领土的扩张和资本的显著积累。
战时往往有不安和紧张，但凭勇猛和献身的战斗，结果都给日本带来了莫大的好处。
1895年日清战争的结果，是台湾的割让（这进一步给日本在中国东南部的扩张提供了基础）。此外，日本还获得了在中国本土进行通商贸易的特权，朝鲜脱离清政府更为日本向北方中国的发展构筑了基础。而来自中国的高达3.5亿日元的赔款，则使日本确立起了金本位制。
即库页岛南部。——编者 通过日俄战争，日本获得了对朝鲜的完全支配权。此外，日本还获得了辽东半岛的租借权、南满洲铁路和桦太南半部分 的权益以及500万英镑的赔款。
对日本之参与欧洲大战，有评论说“日本同时获得了中立国的经济利益和交战国的政治利益”，的确，日本在大战中获得的经济利益实在巨大。而参战，则成为其巨大利益的保证。［日本大正四年（1915）至七年（1918）的输出额超过14亿日元，贸易之外获利总计14.1亿日元，这期间偿还外债3亿日元，对外债权增加17.4亿日元，日元本币增长18亿日元，国富总计增长38.5亿日元。进而，国内生产的急剧增长更令人惊叹。］
昭和六年（1931）“满洲事变”以来的日中纷争，的确在性质上与以往情况多有不同。概括而言，在国际环境、日本政治经济乃至对象国中国本身的质变等方面确实如此，但属于我们前辈的那些人很多是在无意识中将此与前例相混同的。
今日与中国的抗争已然成为一场民族斗争，对于这样的事实他们竟然不予承认。这些人以惩罚中国的国民政府作为原则，反复声明并不是针对中国民众的，其心情大概是真实的。日本国民的大多数也并没有想到要与中国的民众构成永久的仇敌关系，但是中国一方的抗日在现实上已经成为全民族的指导精神。而对手国家的政策只要与此民族精神相交锋并溅出火花，至少对中国方面而言这无疑是针对日本的民族战争。我们说事情并非这样的性质，与现实上并非这样的性质有很大不同。
当然，中部和北方中国所建立的亲日政权其核心人物不会视对日本的抗争为民族战争，这是事实。但是，我们不能认为生存于此的所有民众都脱离了抗日战线。问题归根结底在于，能否击败指挥这场民族抗战的内地国民政府。我感到，今日若不能击败国民政府，则完全无法改变中国民族运动的方向。
四
抗战一年来，国民政府失去百万士兵并离开北方和中部中国，关税、盐税、统税等重要财源失去大半，更损失了购置军需的宝贵的在外正币8亿元的大半，并不得不向内地转移，这个政府今后要走的路在何方？这是我们日本国民同样必须关注的问题。
有部分意见认为，中国已经达到坚持抵抗的极限，再施加一些压力就不得不屈服了。另一方面，当初大喊断然膺惩的人有不少被中国意想不到的顽强抵抗挫败了锐气。
然而，说到中国方面对至今的战败结果在民族心理方面有何种认识，很遗憾他们并没有正确理解我们所希望的事态。因此，他们根本没有想接受败北的事实。日中事变爆发之前，中国的知识阶层和一般民众当中，相信就战斗行为本身而言日本将取得胜利的不在少数，这是事实。他们中间有不少人经过事实教育纠正了以往的谬误，但也有未经受打击而依然不清楚失败的事实的，多数人认为最后的胜利必将属于自己一方。
要使所有这些人受到事实教育，乃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
今日，中国方面也似乎感觉到日军将攻下汉口，日本一般也这样认为。
如果国民政府失掉汉口，那么构成统一战线的国民党及共产党将分别被迫向自己的地盘西南和陕西散去，由此还将切断苏联到外蒙及新疆的通道。进而，两党分裂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拿下汉口，可以确保其下面的长江流域，进而助成中部中国战区的复兴。根据专家的意见，扬子江从上海到南京部分只能发挥四分之一左右的经济功能，但到汉口则会产生四分之三的价值。作为国民政府一方，如果失去了湖南、湖北的粮仓，便不得不转移至云南、四川、广西等地寻求建立根据地。粤汉铁路的经济军事价值，也将因此而受到显著的削弱。
从今日的战略观点来看，可能汉口已经不是问题，攻占广州才是问题的所在。
但是，这些都是从大局着眼以有益于大局的目的而实施的策略，需要始终根据大局的考量来行动。
这种情况下，毫无疑问，对日本经济力量的精密测定将决定行动的范围。
事情终归是相对的。然而，在可能的范围内需要迅速而彻底的行动。
我们强调战斗行为的彻底与一般的逞强不同，因为我们知道为了终结战争行为本身，绝不能采取那种半途而废的解决办法。要搞清楚退却和维持现状都是困难的，必须致力于迅速取得战果。不过，具体的方针办法不限于这里所说明的。
最近赴中国内地考察的外国记者的印象是，人心比较安定，也有充分的准备与日本抗战下去。
这些外国人接触的大都是目前抗日战争指挥部的核心人物，在这个意义上蒋介石的态度和心境始终是猜度的关键。
某外国记者谈到蒋介石的心境十分安定沉着的原因，说他多年顾及中国的统一而以国内和平为其理想，但一直是内战不断。如今不是与国内民众开战而是和外敌抗争，无疑感到非常的心安理得。
约翰·甘斯的汉口通讯称，国共合作进行得仍然相当慎重。蒋介石对甘斯说，八路军总指挥朱德与自己关系甚好，他是自己最优秀的部下。不难想象，现在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十分密切。苏联还与国民政府之间保持着武器供给关系。然而，共产党对结成统一战线的热情并非仅仅基于以上的指导与被指导关系。在拥有1925年至1927年间联合经验的它们中间，肯定有着更为根本独特的东西。且看中共和红军现在的领导班子成员毛泽东、朱德、林彪、聂荣臻、周恩来、贺龙、刘伯承等，他们至今都还没有去过莫斯科，而是从斗争中攀升上来的人。这些人中间妻儿眷属曾被国民党杀害的不在少数，但依然尽力与国民党合作。像毛泽东那样，妻子和女儿就是被国民党杀掉的。从这些方面来看，共产党和红军在抗日战线中的态度是相当独特的，目前来看他们并没有为了掌握领导权而与国民党抗争。
五
从安庆再向上游进发的日军，在潜山、石牌方面展开了前哨战。汉口也早已岌岌可危了。
撤离南京之前，国民政府在将首都置于重庆的同时，把政治、外交、经济上的中枢放在了汉口-长沙一带。以军工生产为主的重工业和轻工业等，也转移到了此地。而汉口的各种工业向内地的转移也再次成为问题，其中一部分已经着手搬迁了。
可以预想，国民政府的政治、经济大本营一部分放在四川，其他部分则由湖南、湖北再转向云南、广西方面。
西南的重要性将进一步凸显。
此数字应包括了日本通过帝国主义战争和侵略战争占领的我国台澎诸岛以及南库页岛、南洋群岛等地的面积。“二战”以后，日本国土面积为37.8万平方公里。——编者 西南六省（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四川）面积160.8万平方公里（日本是68万平方公里 ），人口1.41亿（日本为9645万），比重上约占中国“本土”18省人口、面积的三分之一强。
在此，成为重大问题的是西南地区乃蒋介石推进统一最薄弱的地区，社会经济上封建性残余最为浓厚。众所周知，盘踞于西南地区的地方军阀，其封建势力至今没有得到充分的清除。日中事变爆发以来，李宗仁、白崇禧统率的广西军阀的动向，常常被视为问题的焦点。广东军阀统帅余汉谋对中央的态度，有关广东经济地盘的问题，亦随着中央战败色彩的加重而再次引起关注。多年来持续抗争的四川小军阀，也不希望中央政府势力的渗透。云南主席龙云对中央也未必从心里表示欢迎。
如此看来，可以想象西南未来的动向将出现相当的波澜。
但是另一方面，与西南关系密切的列强势力从外部的渗透，至少目前正朝着强化中央势力的方向发展。例如，缅甸至云南的公路、法属印度支那至广西及云南交通道路的开拓等。还有，最近公布的法属印度支那至广西南宁的铁路借款。
法国一直以来抱有的从云南、广西方面向中国中心地带扩张的野心，总是在与英国的竞争中受到压制，近年来更受阻于中国的国民运动而无望实现。只要获得了国民政府不会完全屈服于日本的确信，如今正是法国与英国合作而积极接受国民政府，从而确保自身利益和势力扩张的大好机会。
西南是中国历史上被追杀的王朝残存势力逃遁的最后避难所。南宋最后逃到今广东省新会县的崖山，明末的桂王被追杀是在云南。
然而，无论元还是清，自起兵开始到最后灭宋、明均足足花了45年左右。
这一点是我们必须充分考虑的。如果真正转化成民族间的战争，就必须觉悟到这将是长期战争。
而在现代的国际环境下这无疑是不可能的。总之，由此带来的重大意义是日本大陆经营的能力问题。如果大陆经营一步步成功，长期战争也必将没有那么困难。
包括强化物资调配在内的日本战时体制的强化，虽说原本是应对紧急事态的需要，但大陆经营则可以说更具有积极的决定性意义。
关于这一点，我们不能不说首先与日本国民的大陆经营能力，特别是日本的经济能力紧密关联。我们感觉，在这一点上难以乐观。现在，似乎有必要对至今为止的大陆经营计划及方式做根本性的调整和制度改变。
如今，是所谓非常时期。国民至今为止似乎将解决对华问题的难关都交给政治指导部而回避了自己的直接面对。然而，这些政治前辈所考虑的解决方式是否能够导致完全的成功，则是一个大问题。对于期待国家未来和东洋真正和平的人来说，如今难道不正是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的时刻吗？
（1938年7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