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对外部自然界条件的依存关系。原始部落民。人类相对地摆脱自然统治，是文化进步的标志。社会生活对外界自然条件依存关系的性质，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变化。
人类的经济活动，就是人类与外部自然界的相互作用。因此，外部自然界的条件不能不对经济产生极其强大的影响。例如，经济对气候的依存关系尤为明显。人们只能群居生活在那些气候条件适于植物生长并能为人类提供重要食物的地区。而植物的生长，主要取决于气候条件，取决于年平均气温（一年四季的气温分布）和降雨量。
在两极地区，由于气候条件恶劣，人类几乎无法生活，仅有为数不多的捕鱼部落在这些地区的冰雪中寻觅食物。同样，过分干燥的气候，如撒哈拉等沙漠地带，不利于植物生长，人们也无法生存下去。
一个地区的地质和土壤的特点，也对经济有着直接的影响。土壤条件适宜与否，可使当地植物产品增收或减收，而地区的地质特点（如高度不一、形状各异的山地，或者是地势起伏、坡度不同的平地）同样也直接决定经济劳动方向和劳动生产率。
其次，从上述观点来看，地区的地理位置，河流的分布，离海的远近，海岸线的曲折，沿岸适于航海的条件（适宜的海湾、深度，等等），也都是非常重要的。
地区内有用的矿藏丰富与否，也是能否取得经济成效的一个很重要的要素。所有这些依存关系都是人所共知的，无须详述。
自然已给人类活动划定了外部界限，全部社会活动就应在这些界限内进行。可见，全部社会生活（其中也包括经济生活），都由存在于社会生活之外的外部自然界条件的力量来决定和支配。离海很远的人不可能从事海上贸易；采矿厂不可能建立在没有矿产的地方；各种栽培植物，都有其赖以生存的自然区域，等等，等等。人民的文化水平越低，人们的经济制度同外部自然界条件的联系就越密切，越明显。
众所周知，游牧部落有着独特的和稳固的社会经济形式。但是，游牧生活方式与外部自然界条件具有最密切的联系。游牧生活只有在辽阔的荒无人烟的草原上才有可能。
森林部落，也是社会经济类型同自然生存条件保持密切联系的一个例子。森林给予一些部族的生活制度以深刻的影响；如巴西栖居森林的印第安人、中非的森林部族、北美和北亚的狩猎氏族，等等。 [84]
总之，原始部族的生活，完全决定于他们赖以生存的外部自然界的特点。 [85]
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早已指出外界自然条件和民族的社会制度之间的联系，但是，这种联系并不具有像人们有时所想的那种直通的、直接的性质。
例如，博克尔认为，用西班牙国内频发的地震能够解释西班牙人为什么迷信，用古希腊美丽的自然景色能够解释古希腊人宗教为什么带有拟人的特点，等等。基于类似这些表面的从未得到证实的近似现象，在历史科学中甚至出现了一个特殊的流派，保罗·巴尔特在其《作为社会学的历史哲学》一书中，把它叫做人类地理学学派。这个学派极端代表人物是法国历史学家莫佐利，他在《历史学问题》（Les Problèmes de l'histoire ）一书中，试图用外部自然界对人的直接影响来解释社会制度的一切特点。但是，所有这些类似的尝试，从希腊历史学家起，继而孟德斯鸠和赫德尔，直到这个学派的最新代表人物，都没有获得很大的成功，而且对历史科学的发展也没有多大的促进。
问题在于，尽管外部自然界对社会制度无疑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是这个影响不是直接地、而主要是通过经济间接地产生的。经济与外部自然界的依存关系最为密切，而社会生活的一切表现又都或多或少地受到经济的影响，所以，外部自然界就通过经济（但不以它为转移）来决定社会生活的方式。
随着文明的发展，人类愈益控制自然界。在文明的初期，社会经济制度完全决定于外部自然界的条件。但是，社会越文明，不能直接归结为外部自然界的要素（包括人类的技能和智慧、人类积累的知识、人类制造的生产资料、来自人类历史生活条件的社会形态）的作用就越大。
因此，人们早就公正地指出：自然赐予的财富太多了，反而不利于文明的发展，因为不经过任何努力就获得生存所必需的一切，人类就不能在与自然的斗争中锻炼自己的意志和头脑，也就不能摆脱文化贫乏的蒙昧状态。由于这种原因，温带地区文明发展了，而自然财富无限多的热带地区，由于人们能够轻易地满足自己的需要，却仍然处于历史运动之外。
可见，人类历史的发展，在于逐步摆脱自然的控制。外界自然的条件和社会生活方式之间的密切联系，早在历史发展的初期就有了。但是，如果说经济的进步是人类扩大对外部自然界的统治，那么，社会发展就得说成是人类相对摆脱外部自然界的控制。在历史前进的过程中，一切社会生活现象，包括经济在内，都在变化。在同样的自然基础之上，相互间毫无共同之处的各种各样的经济形态，都在新旧交替。例如，拥有大城市、工厂、银行，疯狂追逐利润的现代美洲的资本主义经济，同几百年前移居北美平原的印第安游牧部落的狩猎经济，两者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呢!在这一地域内，自然界为社会生活广泛地提供了可能提供的东西，至于什么东西塞满这一地域，这在发展的初期阶段，只能直接取决于外界的自然条件。
经济形式逐渐摆脱外部自然界的统治，突出地表现在交通发展史上。在历史的初期，交通几乎都决定于外部自然界的特殊条件。海岸、河流、山口和山谷成了最早的天然的交通道路，而且在交通枢纽点还出现了城市。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经济的发展，造出了新的人工的交通道路，尤其是在兴修铁路的时期，益发置原始交通道路于不顾了。开凿穿山隧道，挖掘运河，修建了一条条崭新的道路，方便了交通往来。例如，苏伊士运河为海上贸易提供了新的航道。不妨把罗马帝国的交通地图拿来跟现代的交通地图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尽管某些交通枢纽位置没有改变，但是交通总线路已经改变了。
由此可见，社会在逐渐摆脱外部自然界的原始的统治。当然，它对外部自然界的依存关系从不会中断。自然始终限制着为人类可能提供的范围，但是这个范围逐渐在扩大。连接社会与外部自然界的链条，始终不会断裂，只是变长了，而且，社会发展越来越取决于自己本身的、内在的、社会的、精神的力量，而不取决于外在的、与社会无关的、物质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发展更加自由了。社会对外部自然界的依存关系始终不会中断，但是，随着文化的发展，将变得更加多种多样，更加间接，更加疏远了，并且由于各种社会要素的影响而变得更加复杂了。
参考书目
居约：“自然地理学”，载《人类历史论文集》，1888年。
佩施尔：《地理学和民族学论文集》，1877年。
拉采尔：《人类地理学》，2卷，1882年，1891年；《政治地理学》，1897年。
J. E. 雷克吕：《地球和人类的新的普通地理学》，1875—1894年，19卷（有俄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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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森林使这些部落分化为氏族，不能建立强有力的政治组织，给交通造成困难，阻碍了农业和畜牧业的产生。这种对外部自然界的直接依存关系，是促使我们一再把矮小黑种人的生活方式拿来跟森林动物作比较的原因。”（F. 拉采尔：《人类地理学》，第1卷，第478—479页。）
[2] “由于人们在颇大的程度上，要从他周围的动植物界获取为盖房、做衣服、制作家用器具、武器等所需要的材料，所以，从地形条件来看，各部族同外部自然界的联系也极其密切。这关系到能否栽竹子、养殖贝类、种植水稻、繁殖牛羊等等”。（F. 拉采尔：《人类地理学》，第1卷，第50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