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而又不讲求实际的人结婚，其主要的和唯一的目的可能不在于生育子女，更不在于生育适合于从事某种特定职业的子女。但是，一旦有了子女，他们却力求按照子女们的各自性情和志趣加以培养。和此一样，我写这本书，目的只是想借此来清除我脑海中所有的许多令人心烦的想法，可没有想拿来供任何人参考、或是为解决任何问题之用。可是，现在既已经写成，并且它的问世，正逢奥尔蒙德公爵 [1] 行将前往爱尔兰就任总督之时，因此我又认为，它对于了解爱尔兰以及其他地方的情况，或有其可用之处，尽管用处可能不大。
爱尔兰是这样一个国家，它必须保持大批的军队，以防爱尔兰人将来发动叛变，这种叛变，既会损害他们自己，又会损害英格兰人。这大批军队，无疑要向穷困的人民和荒凉的国土征收巨额而沉重的租税。因此，让爱尔兰理解一下各种租税的性质和征收标准，并不是不适当的。
2.为了使爱尔兰教区成为适宜于传播福音的园地，需要把它们大大调整，重新加以合并和划分。 [2] 在这一点上，我以前所说的关于英格兰有牧师过多的危险的那些话，也可以适用于爱尔兰。而我将要编成的该岛的新地图， [3] 可以作为施行这种调整的依据。
3.爱尔兰资源丰富，要是不采取措施增加出口，反而对该地不利。而这些资源是否能够出口，则取决于下面所讨论的关税及国内消费税是否按适当的标准征课。
4.整个说来，爱尔兰人口是不足的；在将英格兰人迁往爱尔兰，或将爱尔兰人迁出爱尔兰， [4] 使爱尔兰大部分居民都变成英格兰人之前，它的政府如果没有需要很多经费来维持的军队，就不会得到安全。因此我认为，要吸引英格兰人迁往爱尔兰，最有效的鼓励办法就是让他们知道下述情况：国王的收入占全国的财富、租金及所得的十分之一以上；往后那里的公共经费会减少到和这里的什一税相等；并且随着国王收入的增加，各种造成国王开支的事因会相应地减少，这是有双重利益的。
6. [5] 假如英格兰利用乞丐修筑公路，并疏浚河流使其能够通航，则爱尔兰的羊毛和家畜的销路将会更好。
7.充分理解货币的性质、各种铸币的效用、它们价值不稳定和提高或贬低它们价值的效果，对爱尔兰来说是一门最切实的学问。正因为缺少这种知识，所以爱尔兰最近就发生经常滥发货币的严重情况。 [6]
8.在爱尔兰，土地的价值只相当于六年至七年的年租，但在海峡彼岸，土地就值二十年的年租。在没有想出补救办法之前，让爱尔兰人了解一下它的原因，是有好处的。
最后，假如有人有某些可能对爱尔兰有益的意见，那么，在奥尔蒙德公爵担任行政长官的时候，将这些意见提请政府审查，乃是最好的机会；因为：
（1）他对这个国家了解得十分清楚，不论是关于和平时期的问题，或是战争时期的问题都是如此。同时对这个王国内所有互相斗争的某些人士和一切分子以至每一个党派的利害关系也都有所了解。不仅如此，他对英格兰以及一些和爱尔兰有关系的国家的情况，也都了如指掌。
(2) 他已经用了活生生的事例证明他关怀英格兰在爱尔兰的利益，同时也证明了他有办法使那里的种种烦难问题尽可能得到解决。
(3) 他在爱尔兰所有的地产之多，是爱尔兰所有前任总督所未有过的。因此，他不会遇到那些总督们(坎布登 [7] 曾对这些总督提出警告说：“爱尔兰人时有怨言”）所可能遇到的危险。因为，一个人所占有的土地既多于任何人，他就有理由想得到更多的土地了。
(4) 许多主要为了恢复财产或发财致富而前往爱尔兰的总督，在达到目的之后即离开爱尔兰，对人民的牢骚和怨言，一概不闻不问。但是他却不仅向爱尔兰人民保证要施行善政，而且对违反善良政治的一切不安因素，都预先加以消除。
(5) 尽管心怀嫉妒和不满情绪的人对他的良善心怀作各种恶意曲解，他都泰然处之，敢于去做任何他认为是适当的事情;甚至为了使一个臣民得到公平待遇，他也能力排众议，无所畏惧。这是因为他那著名的宏怀大量使他不致会遭到人民的反对;同时他那久经考验的忠诚，也足以粉碎传到陛下耳边的任何谗言。
(6) 他对一切创造性的努力都极为赞许，因此东部英格兰的明智之士都愿意追随他前往爱尔兰。这些人对他贡献出他们的最精辟的忠告;他对于这些忠告也都能加以慎重选择，并且付之施行。
最后，这位伟人是在爱尔兰有如一张白纸的时候，来治理这一殖民地的。这时的议会对他甚表好感，遇事常常和他商讨，又拥戴对于改革既很热心、同时对改革又抱着谨慎态度的国王，因此，凡是符合于正当道理和自然法则的提案，都有机会获得通过而制订成为成文法。
因此，把我在这里所说的想法应用于爱尔兰，并在这些想法还有用处（如果有些用处的话）的时候把它们发表，我认为可说是趁热打铁，十分及时。这里，我要对世界说明的是，我并不认为我能够改善世界的情况；我认为，为了使每个人各得其所，最好让事物vadere sicut vult （自行其是）；我十分了解res nolunt male administrari （事物是不愿意让人弄坏的）。 [8] 我也十分了解（假设我想做某些事情或者能够做某些事情），事物有其本身的道理，自然是不能欺骗的。因此，我所以写这篇东西（如已说过的），只是为使我自己得到安宁，得到解脱，因为我的脑海中一直充满着那些日常听到的关于促进或调整产业的议论，以及关于租税等等问题的怨言。我所说的话是不是会受到人们的蔑视或谴责，我对之都不介意。我对这点所抱的心情，正如某些富翁对其子女生活奢侈所怀的心情一样。虽然这些富翁相信以后他的子女会挥金如土，但是今日他们仍然以赚钱为乐事。和这一样，虽然我觉得这本书，不会有什么意义，但是我仍愿意把它写出来。由于快跑的人未必能获胜， [9] 而每个人都会得到时间和机会，所以我希望公正的人士对本书加以批评；对他们的指正，我绝不会感到不耐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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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uke of Ormond，名杰姆士·巴特勒（James Butler 1610—1688)，出身于爱尔兰贵族，为死心塌地的保皇党党员，曾前后三次出任爱尔兰总督。——译者
[2] 1662年，爱尔兰议会通过一个法案将教区加以切实合并和划分——查理二世第14年及第15年法令第10号。配第对制定这一法案有无关系，不大清楚，但这一法案的前文似乎反映他的思想：“本王国有些地方的教区非常窄小，在一英里或二英里之内就有五个或六个小教区。因此臣民必须负担建筑和修缮许许多多教堂的无谓费用，而教区的财源又甚贫乏，很多教区维持不了一个牧师。另一方面，有些地方教区又非常广阔，以致区民前往教区教堂要于当日回家是有困难的。有时教区又划分得非常不合适，因而一个教区的区民到别的教区的教堂去，倒比到本教区的教堂更为方便。”因此，1662年米迦节之后，总督征得有关方面同意，决定将教区合并或重新划分。——赫尔
[3] 大概系指配第依据山区测量的原图（它指明教区境界）而刻印的爱尔兰地图。见拉康姆编配第：《山区测量的历史》（Petty’s “History of the Down Survey”， ed by Larcom ）第49页。1665年，配第请求国王“协助制成爱尔兰地图”，他的请求得到国王批准。同上书，第400—401页及第323页。但是，他实际上有没有得到足以完成这种计划的经费补助，值得怀疑。因为他于1672年曾说，自费编制了各区各村以及各郡的详图，将它制成铜版，并且制成了各州及整个王国的地图。见《爱尔兰的政治解剖》（The Political Anatomy of Ireland ），第9章。最低限度，各郡的地图是在以后出版的。其日期不详，图名是《爱尔兰概图》（Hiberniae Delineatio ），见书籍目录。这本编制年月不详的地图，英国博物馆和保德利安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都有收藏。都柏林（Dublin）的三一学院的图书馆也收有三部。除最初版本之外，其余的版本都附有配第的肖像（爱德文·山第斯〔Edwin Sandys〕雕刻的），日期为1683年。英国博物馆的地图目录，估计该图的收藏日期为1685年。不过《概图》扉页所印的爱尔兰全图（萨顿·尼可尔〔Sutton Nicholls〕雕刻的）则附有考克斯（R.Cox）所著的《爱尔兰历史》的广告，而该书第1卷却是于1689年发行的。爱尔兰国立图书馆的藏本，为献给配第之子亨利（Henry）即谢耳本伯爵（Earl of Shelburne）的再版本。因此，这版本无疑是在1719年（即谢耳本爵位设立那一年）之后和1751年（即谢耳本伯爵逝世那一年）之前出版的。——赫尔
[4] 通过使爱尔兰人和英格兰人同化的做法来解决爱尔兰问题，是配第自1655年以来所持的得意见解。在这一年。他和谷金（Vincent Gookin, 1616—1659）一起反对将爱尔兰人迁移到康诺特（Connaught）去的隔离政策，据说，他到他临死那一年尚坚持这种主张。参阅菲滋摩利斯：《配第传》（E.Fitzmaurice, “The Life of Sir William Petty” ），第31—32页；并参阅配第：《论爱尔兰》（Treatise of Ireland ）。——赫尔
[5] 原文无“5”。——译者
[6] 在整个共和政府时期，爱尔兰滥发私铸货币情况甚为严重。在配第来到爱尔兰之前不久，一些伦敦人曾因将伪造和削值的英格兰货币以及伪造的秘鲁货币运进爱尔兰而被处死刑。见西蒙：《论爱尔兰铸币》（J.Simon, “Essay on Irish Coins” ），第48—49页。但是，这种走私并没有停止。同上书，第49—52，118—122页。1660年1月29日，政府发出确定金银铸币比率的布告。同上书，第123—124页。1661年8月17日，又发出禁止私铸货币的布告。鲁丁：《英国及其附属国的铸币史》（R Ruding, “Annals of the Coinage of Great Britain and its Dependencies” ），第2卷，第4页。——赫尔
[7] William Cambden (1551—1623)，是英国有名的历史家。——译者
[8] 这是配第所喜爱的引语。它在他所著的《论二重比》（1674年，见《政治算术》献词注）和他在1686年6月2日给索斯威尔（Southwell）的信（见菲滋摩利斯：《配第传》，第274页）中都出现过。这是他在《爱尔兰的回忆》（Speculum Hiberniae ）一文中的篇首题词， 不过被改写成Ingenia solent res nolunt male administrari。蔡尔德爵士（SirJosiah Child）认为配第是这句话的作者。不过彼得·配特爵士（Sir Peter Pett）说，这句话是近来（1680年左右）的流行语，只是现世的人把它的作者弄错了。配特把它说成是来自比德的《哲学原理》（Bede’s “Axiomata Philosophica” ）和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Aristotle’s “Metaphysica ”）。参阅配特：《幸福的未来的英国》（“Happy Future State of England ”），第250页。——赫尔
[9] 见《旧约全书》，《传道书》，第9章，第11节。——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