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个体心理学与社会或集体心理学之间的差别初次看来颇具重要意义，但当进一步调查时它便大大地失去了锋芒。个体心理学的确与个体有关，它探索的是寻找满足自己本能冲动的道路，但只有在极少数或某些例外的情况下，个体心理学才会将本体与他人的关系弃之不顾。在个体的心理生活中，总是有其他人牵扯进来，他们以模范的形式出现，以客体的形式出现，以帮助者和对手的形式出现。所以，从最初的个体心理学来看，用延伸但完全合理的话来说，个体心理学同时也是社会心理学。
个体与其父母的关系，与其兄弟姐妹的关系，与其所爱之人、朋友和治疗医师的关系——事实上迄今为止所有作为心理分析研究主题的关系——都可以称为社会现象。在这一方面，它们也许会与某些其他的过程有所不同，我们称之为“自恋”，表现为在他人的影响下对本能的满足没有部分或全部地实现。关于社会与自恋之间的差别——布鲁勒（Bleuler）可能会形容为“自闭”——心理行为因而全部陷入个体心理学的范畴，并不大可能将它与社会或集体心理学区别开来。
处于上文中所提到关系中的个体——即与父母兄弟姐妹的关系，与爱人、朋友和治疗医师的关系——只被一个人或极少数的人所影响，而这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对他至关重要的人。现在，谈到社会或集体心理学，我们通常先把这些关系置于一边，然后将一大群人隔离开来，同时询问一个个体对他们所带来的影响，这些人多多少少在某些方面与他有些关系，尽管在其他许多方面他们对他来说就是陌生人。集体心理学因而作为种族的成员，民族的一员，社会团体、某个行业、机构，或者因某种目的在特定的时间形成集体的群体的一员而与个体关联在一起。一旦自然的连续性以这种方式被切断，如果裂缝在自然相关的事物中产生了，我们便可以把这些出现在特殊情况下的现象简单地看作不会进一步简化的特殊本能的表达——即社交本能（“从众本能”“集体心理”），这种现象不会在任何其他的情况下发生。但是我们可以大胆地去反对，要将数字因素赋予如此重大的意义以便于让它在我们的心理生活中产生在其他情况下不会发挥作用的新的本能似乎是非常困难的事。因此，我们的期待便直接指向另外两种可能性：社交本能可能不是最原始的本能，并且不受研究的影响，我们可以在一个更小的圈子里面去发现它发展的起源，例如家庭。
尽管集体心理学才刚刚成长起来，它却涵盖了不计其数的各种问题，它为调查者们带来了无数的问题，这些问题至今仍然无法被合理地相互区分开来。对不同集体进行单一分类，对它们所产生的心理现象进行描述需要大量的观察和说明，这也使得大量的文献相继出现。任何一个将本书所研究的小范畴与集体心理学的广泛做比较的人都可以马上猜到我们将在这里面谈到的只是从总体材料中选出的一部分观点。而且事实上它们只会是一些问题，在这些问题中，关于心理分析的深蕴心理学会被特别谈到。
第一章 古斯塔夫·勒庞谈集体心理
与其从一个定义说起，我们倒不如从所研究现象所暗示的范围谈起，并从里面筛选出一些与我们询问相关的特别引人注目而又具有特点的事实，这样似乎更加有效。我们可以通过引用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颇负盛誉的作品《乌合之众》（Psychologie des foules）来实现这两个目标。
让我们再一次地来清楚探讨这个问题。如果有一种心理学是研究倾向，研究本能冲动的，那么（它会发现）一个人，出于对最亲近之人的责任和关系，在圆满完成了他的任务，实现了他的动机和目标，理清了所有事物之间的关系之后，会突然发现他又面临了新的挑战，而这个挑战会一直跟随着他，直到完成为止。我们不得不这样去解释这个惊人的事实，在某种情况下，这个人逐渐以意料之外的另外一种方式去理解，去思考，去感觉，去行动。而这种情况便产生于他与一群具有“心理集体”特点的人进行深入交流时。那么，“集体”是指什么？它又是怎样获得对个体的心理生活产生决定性影响的能力的？个体被迫接受的心理变化的本质又是什么？
我们可以用理论集体心理学来回答这三个问题。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显然是从第三个问题着手。对个体的反应所产生的改变进行的观察为集体心理学提供了材料，因为在每一次尝试着去说明之前都需要有一份关于被说明事物的描述。
现在，我将让古斯塔夫·勒庞自己站出来陈述自己的观点。他说：“心理集体最显著的特点表现如下。不管组成它的个体是谁，不管他们有多讨厌或多喜欢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职业，他们的性格或他们的智商，事实上，他们已经被转换成了一个拥有集体心理的群体了，这会让他们在感觉、思考和情感方面与自己单独存在时极不一样。也有某些还未形成的思想和感觉，或者这些思想和感觉还未转化成行为，除非个体组成了集体这种转化才会发生。心理集体是由不同的元素形成的一个临时事物，这些元素有时处于结合状态，正如组成生命体的细胞通过聚合构成新的物质来促使生命体的生成，这个新物质所表现出来的特质又与每个细胞单独存在时所表现出来的特质不同。”（1920年译，第29页。）
我们将打断古斯塔夫·勒庞的陈述，插入我们自己的见解，并且在此相应地加入一个观察。如果这个集体里面的个体组成了一个整体，那么就一定存在着联结他们的东西，而这个纽带很可能正是这个集体的特点。然而，古斯塔夫·勒庞并没有对这个问题做出回答，他继续去研究个体在一个集体里所经历的改变，并明确地将它描述了出来，该描述正与我们所说的深蕴心理学的基本条件相符合。
“要证明组成集体的个体和单独的个体之间的差别有多大是很容易的，但要找到引起差别的原因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至少想要了解它们首先需要回忆现代心理学所创立的真理，即无意识现象不仅在有机生命体中占总优势，而且在高智商生命体中也占总优势。相比于大脑中的无意识活动，有意识活动只发挥了很小的作用。就连最仔细的分析师，最敏锐的观察者也只能发现决定他行为的动机只有极少数是有意识的。我们的有意识行为来自大脑在遗传的主要影响下所创造的无意识基础，这个基础由无数世代遗传的共同特质组成，这些便构成了一个民族的智慧。在对我们的行为已公开的原因的背后，当然还存在着许多未公开的秘密原因，但在这些秘密原因的背后仍然还有许多其他更加秘密的原因，而这些秘密我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我们大部分的日常行为都是由我们观察之外的隐性动机引起的。”（同上，第30页。）
古斯塔夫·勒庞认为个体的特定需要在集体里被消除了，从而他们的特殊性消失了。种族无意识出现，异便存于同里面。我们应该这样说，在个体身上发展的表现出这种差异的心理上层建筑被移除了，而每个人身上相似的无意识基础却继续存在着。
这样，一个集体里的个体便会展示出共同的特点。但古斯塔夫·勒庞认为他们还会展示出以前不具备的新特点，他在三个不同的要素里去寻找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组成集体的个体仅仅从一些方面便会获得坚强的意志力，这种意志力能够让他屈服于本能，当他处于独立状态时，便一定会将该意志力抑制住。他将不再常常反省自己，因为一个无个性特征的集体也无责任感，一直管束着个体的责任感便会完全消失。”（同上，第33页。）
依我们之见，我们并不需要对新特点的出现赋予如此大的关注。集体中的个体被置于了一种情境之中，这种情境能够使他摆脱对无意识本能冲动的压抑，对于我们来说能够总结出这点就已经很不错了。他后来所表现出来的全新特点事实上是这种无意识状态的表现，在那里面人类思想里所有邪恶的东西都包含在一种倾向里面。在这些情况下，我们不难理解良心或责任感的消失。“社交恐惧症”是良心的本质已经成为我们长期以来的争议。(1)
“第二个原因是传染，它也对个体的特点在集体中的表现起着决定作用，同时还决定了他们将会跟随的趋势。传染是一种容易产生但难以解释的现象。我们必须以催眠秩序在那些现象中对它进行划分，关于这一点，我们将会很快地进行研究。在一个集体中，每一种情绪和行为都是易传染的，这种传染是如此地强烈以至于个体会为了集体的利益而乐意地牺牲自己的利益。这是与他本性截然不同的表现，若不是作为集体的一员，通常一个人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同上，第33页。）
稍后我们将在最后这一陈述之上建立一个重要猜想。
“第三个原因决定了集体中的个体身上偶尔呈现出来的与独立个体完全相反的特点，这也是目前最重要的原因。我提到过这种暗示性，此外，上文所提到的传染也只是一种效应。”
“要理解这种现象，我们有必要记住最近的某些生理发现。现在我们知道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个体可以被置于这样的一个情境之中，他完全失去了自己的意识，并且遵从剥夺他意识的操纵者所说的一切，做出与其性格和习惯完全不相符的行为。最仔细的调查似乎证明了这一点，一个在运转的集体中存在过一段时间的个体很快会发现自己处于集体所带来的磁力般的影响之下，或者从我们所忽略的其他原因来看——处于一种特殊状态之下，这种状态与‘入迷’相似，在该状态中，被催眠的个体发现自己处于催眠师的掌控之中。意识完全消失，意志力和观察力也随之消失。所有的感觉和思想都朝着催眠师掌控的方向弯曲。”
“组成心理集体的个体大约也是这样一种状态。他不再对自己的行为做出反应。他的状态就跟被催眠者差不多，同时他的某些感官功能失去了作用，而其他的则处于高度运行的状态。在一句暗示的影响下，他将会做出某些极度冲动的行为。这种冲动在集体中所表现出来的激烈性要比在催眠状态中所表现出来的更加强大，事实上，当集体里的所有个体都接收同样的暗示时，它更加会通过相互作用来增强自己的力量。”（同上，第34页。）
“因此，我们看到，意识的消失，无意识的主导作用，通过暗示和感觉与想法的传染产生的同一性改变，将暗示转化为行动的冲动倾向，这些，我们看到，是构成集体的个体的主要特点。他不再是他，而是变成了一个不再受自己意愿支配的机器人。”（同上，第35页。）
我如此详细地引用此段文章是为了说明古斯塔夫·勒庞将集体中的个体的状态描述为实际催眠，只不过却没有对这两种状态进行比较。我们在这里没有反对的意思，只是希望强调一个事实，最后两个在集体中发生了改变的个体原因（传染和高度的暗示性）显而易见并不是相同的，因为传染似乎实际上是暗示的一种表现。另外，这两个因素所产生的效应在古斯塔夫·勒庞的评论中似乎并不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我们一方面将传染与集体中的个体相互产生的效应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寻找引发集体中那些古斯塔夫·勒庞认为类似于催眠影响的暗示性表现的另一种根源，或许能更好地阐述他的观点。但是，根源是什么？当我们注意到对比中的其中一个重要元素，即在集体中取代催眠师的人并没有在古斯塔夫·勒庞的发现中被提到时，我们不得不感到无能为力。然而，他却对晦涩不明的“入迷”所带来的影响与个体之间相互产生的使最初暗示加强的传染效应进行了区分。
这里还有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集体中的个体：“此外，一个人，作为一个有组织的集体的一部分，在文明的阶梯上会些许下滑。独立存在时，他也许是一个有着良好教养的个体；但进入集体后，他就是一个野蛮人，即靠感性支配自己行为的生物。他冲动、暴力、残忍，有着原始人的热情和英雄主义。”（同上，第36页。）古斯塔夫·勒庞尤其详述了当个人融入集体后所经历的智力减弱的情况。(2)
现在我们撇开个人，如古斯塔夫·勒庞所规划的那样，把话题转向集体心理。它没有表现出任何一种让心理分析学家难以发现或追踪其来源的特征。古斯塔夫·勒庞通过指出原始人心理生活与儿童心理生活的相似性为我们指明了道路。（同上，第40页。）
一个冲动无常、易怒的集体几乎全是由无意识支配的。(3)集体所产生的冲动根据条件的不同可能是慈悲或残忍，英勇或懦弱，但它们总是如此强大以至于没有任何个人利益甚至连自我保护也不能存在于集体之中。（同上，第41页。）关于它的一切，没有什么是计划好的。尽管它可能会极其地渴望某事物，但这并不会持续多久，因为它无法做到持之以恒。它无法忍受渴望与满足渴望之间的任何延迟，它有一种无所不能的感觉，对于集体中的个体来说，不可能这个概念是不存在的。(4)
一个容易轻信和受影响的集体，没有什么显著的品质，对它来说世界上没有不可信的东西。它在想象中思考，通过联想回忆相关事物（就像它们在天马行空的状态下随着个体一起浮现出来），它们与现实是否相符从来不需要任何的合理中介来进行检查。这个集体的情感总是很简单、很夸张。所以，这个集体既不知道质疑，也不知道不确定性。(5)它很极端，如果有质疑提出，它立马就会变得无可争议地笃定，小小的反感马上变成极度的怨恨。(6)（同上，第56页。）
这个集体容易走向所有的极端，只有通过过度的刺激才能将它唤醒。任何希望对它造成影响的人都不需要对自己的争论进行逻辑调整，他需要的是尽可能地强势，夸大其词，并不断地重复同一件事。
由于一个集体对是非从不质疑，又很清楚自己的实力，于是它对权力既抵制又服从。它敬畏武力，只会轻微地为善良所动，它认为善良只是软弱的一种表现形式。它心目中的英雄是有力量的，或者甚至是暴力的。它想被它的主人们统治、压迫甚至是恐吓。从本质上来看，它十分保守，它极度地讨厌所有的创新进步和对传统的不尊重。（同上，第62页。）
为了对这个集体的道德做出正确评价，我们必须考虑这一点，当个体形成集体之后他们所有的个人压抑都会消失，而所有原始时代遗留下来的隐藏在个体身上的残忍、暴力、破坏的本能便会被激发出来，肆意地去寻找满足。但在面对暗示所带来的影响时，集体也能够做到很好地去克制，大公无私，为理想献身。在独立的个体身上，个人利益几乎是他们的唯一动力，而这种情况在集体里却非常少见。我们可以这样说，个体通过集体使自己的道德标准提高了。（同上，第65页。）然而，集体的智力水平却远远不及个体，当集体的道德行为远远高于个体时，智力水平却大大地低于个体，它们成反比例的关系。
古斯塔夫·勒庞所提到的一些其他特征清楚地说明了集体心理与原始人心理的一致性。在集体中，最矛盾的观点都可以同时存在，并且相互兼容，在它们之间不会产生任何逻辑矛盾所引起的冲突。但是心理分析很早就指出了，这种情况也存在于个体、儿童和神经病患者的无意识心理生活中。例如，在儿童身上，对身边亲近之人矛盾的情感态度可以同时长久并存，其中的一种情感并不会影响另一种对立情感的表达。如果最终冲突还是在两者之间产生了，通常儿童可以通过转换目标，将其中一种矛盾情感进行替换来解决这个问题。成年人的神经症发展史同样也显示出压抑的情感通常会在无意识或意识幻想的状态下存在很长一段时间，情感的内容自然与某些主流背道而驰，然而这种情感并不会导致自我做出违背自己意愿的行为。这种幻想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直到有一天，通常是在幻想加强情感宣泄的影响下，幻想与自我之间的冲突突然爆发了出来，并带来一切可能会产生的后果。在儿童成长为成人的过程中，他的人格会越来越广泛地集中，在他身上产生的不同的本能冲动和意图走向之间的协调会相互独立开来。我们很早以前就知道性生活中的类似过程也是所有的性冲动与起决定性作用的生殖器组织之间的协调［《性学三论》，1905年d］。此外，自我的统一也倾向于受到与性欲同样的干扰，这些都已经在数不胜数的相似事例中表现过，例如在虔诚信仰圣经的沉默之人的例子中和其他类似的例子中。自我分解的多种方式，以下精神病理学相关段落将做专门论述。
而且，集体喜欢语言真实的魔力，它们可以让集体的心理产生强大的动荡，也可以让它们平静下来。（同上，第117页。）“说理和争论无法与某些语言和公式战斗。语言和公式在集体面前被庄严地表达了出来，一旦被尊重地道出，它们便能够得到每个人的支持，得到每个人的敬佩。对于许多人来说，它们就是自然的力量，就是神奇的力量。”（同上，第117页。）只有在这种联系中我们才有必要记住原始人类关于名字的禁忌和他们所认为的名字和语言带来的魔力。(7)
最后还有一点，那就是集体从不渴望真理。它们依赖于幻想。它们经常将不真实置于真实之上，虚假对它们造成的强烈影响几乎就跟真实一样。它们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对于真实和不真实，它们并不做任何区别。（同上，第77页。）
我们已经指出，这种幻想生活的主导现象是由未完成的夙愿所造成的，而这正是神经心理学里面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我们发现，神经病患者的行为不是由普通的客观现实引导，而是由心理现实引导。一个歇斯底里症状的产生不是基于对真实经历的重复，而是基于幻想，强迫性神经症所产生的负罪感是由一个从未实现的邪恶念头所造成的。事实上，就如做梦和催眠一样，在一个集体的心理活动中，在意愿性冲动的强度和它们的情感宣泄的对比之下，测试现实事物的功能就显得并不是那么显眼了。
古斯塔夫·勒庞关于集体的领导者的观点阐述得不是那么详尽，不能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其根本原理。他认为一旦生物以一定的数量聚集在一起，不管它们是一群动物还是一群人，它们都会自觉地臣服于领导者的权力之下。（同上，第134页。）一个唯命是从的集体不能没有领导者。它是如此地善于听命以至于无论任何人自命自己为领导，它都会本能地听从于他。
尽管以这种方式一个集体的需要可以通过领导的产生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满足，然而领导者自己也需要通过改变个性来适应这个集体。（在面对某一想法时）他必须要有坚定的信念，从而唤醒整个集体的信念；在面对一个没有意志的集体时，他必须要有坚强深刻的意志，这样集体才能从他身上得到意志力。古斯塔夫·勒庞随后讨论了不同的领导者，以及他们用哪种方式去影响集体。总的来说，他认为领导者通过自己坚信的想法去影响集体。
除此之外，他认为这些想法和这些领导者都有一种神秘强大的力量，他称其为“威望”。威望是一个人、一件作品或者一个想法对我们产生的一种支配力量。它让我们完全丧失了自己的色彩，只是对它感到惊叹不已，充满敬意。它会带来一种类似催眠中“入迷”的感觉。（同上，第148页。）它对后天或虚假威望与个人威望进行了区分。前者与有名气、有财富、有声望的人有关，与有传统价值的想法和艺术作品等有关。由于每一种情况都是关于过去的，这对于我们理解这种复杂影响并没有多大帮助。个人威望只与少数人有关，这些人通过它变成了领导，它可以使每个人都听从于这些领导者们，就像施了某种魔法一样。然而，所有的威望都建立在成功之上，消失在失败之下。（同上，第59页。）
古斯塔夫·勒庞没能成功地用他对集体心理的天才设想将领导者的作用与威望的重要性完全协调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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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由于古斯塔夫·勒庞关于无意识的概念与心理分析学所采用的无意识概念有所不同，因此我们与古斯塔夫·勒庞的观点存在着一些差异。古斯塔夫·勒庞对无意识所做出的解释更多地包含了人类思想中隐藏最深的特征，事实上这些不在心理分析学的范围之内。我们并不是没有认识到，事实上，包含人类思想“古老遗产”的自我的核心是无意识的。但是除此之外，我们辨别出了“无意识压抑”，它来源于该遗产的一部分。关于这种压抑的解释我们无法在古斯塔夫·勒庞的著作中找到。
(2) 见席勒的话：Jeder, sieht man ihn einzeln, ist leidlich klug und verständig。
(3) “无意识”在这里正确地被古斯塔夫·勒庞运用在了描述中，它不仅仅只是指“压抑”。
(4) 见我的《图腾与禁忌》（Totem and Taboo）里的第三篇文章（1912—1913）。
(5) 在梦的解析里，事实上我们对自己的无意识心理生活了解得很少，在对梦的叙述里，我们墨守成规地将质疑和不确定性排除在外，古板地把梦的每一个元素都当作是确定的。我们把质疑和不确定性归咎于梦的形成的潜意识抑制力所造成的影响，我们认为最初的梦意识并不把质疑和不确定性当作重要环节。像其他事物一样，它们当然也会出现，但只是引起梦发生的当日残余内容的一部分。
(6) 每种情感所共有的强烈性也是小孩子的情感所特有的，它也会在梦中出现。由于某一种情感在无意识的状况下的分离，白天所经历的小烦恼会在梦中表现出来，例如希望自己冒犯的人死去，或者对诱惑的贪念会在梦里演变为犯罪行为。汉斯·萨克斯（Hanns Sachs）对此做出了非常适当的评论：“如果我们在意识里去观察一个关于（真实的）社会现状的梦所告诉我们的东西，当我们发现我们所看到的处在分析的放大镜之下的怪兽居然只是一个小毛虫时，我们并不应该感到惊讶。”
(7) 见《图腾与禁忌》（1912—19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