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时候，波斯人的处境比罗马人要好。他们不大害怕北方的民族（指匈奴人——译者），因为有一部分的陶洛司山把他们截开了（这段陶洛司山位于里海和黑海之间）；他们不大害怕北方的民族，还因为他们守卫着由一个入口（指里海的入口——译者）所封闭的一条十分狭窄的通路，这是骑兵可以通行的唯一的地点。在所有其他的地方，这些蛮族则不得不下到深谷里去而放弃构成他们全部力量的骑兵；但是阿拉克斯河又挡住了他们的进路，这是一条从西向东流的深深的河流，要想保卫这条河不使敌人渡过来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除此之外，波斯人的东面是受不到任何威胁的。在南方，他们面临着海洋。他们很容易使阿拉伯的王公之间保持一种纠纷的关系，因为这些王公相互间只是想劫掠对方。这样看来，老实说，只有罗马人才算是波斯人的敌人了。荷尔米司达斯的一个使节说：“我们知道罗马人曾进行过许多次战争并曾几乎必须对一切民族作战；但是相反的，他们知道，我们却只能对他们作战。”
波斯人怎样设法改善战术，罗马人却就怎样忽视战术。贝利撒留对自己的士兵说：“波斯人在勇气方面绝不会超过你们，但是他们比起你们来却有一个严守纪律的优点。”
在谈判当中他们也有和在战争中相同的优点。借口他们在里海入口的地方有一支卫戍部队，他们要求罗马人纳贡；就好像每一个民族都不应当守卫他们的边疆似的。他们为了和约、为了休战协定、为了停止军事行动、为了用于谈判的时间、为了在作战时所花费的时间，一律索取代价。
阿瓦里人渡过多瑙河之后，在大部分的时间里根本没有军队来对抗他们的罗马人正在对付波斯人，虽然，在这一时期他们是应当对付阿瓦里人的；而在他们到了应当对付波斯人的时候，他们却又不得不对付阿瓦里人了。结果他们又不得不纳贡。这样罗马的威严就在所有的民族的面前扫地以尽了。
查士丁尼、提贝留司和玛乌列斯竭力保卫帝国。后者有若干美德，但是这些美德却给一个伟大的君主几乎是不应当有的贪欲所玷污了。
阿瓦里人的国王向玛乌列斯建议赎回他们的战俘，代价是每人半块银饼；在遭到拒绝的时候，他便下令把这些战俘全部杀死。大为愤慨的罗马军队哗变了，就在这时候，绿派 也发动了骚乱。一个叫做波卡司的百人团长被拥上了皇帝的宝座，波卡司下令杀死了玛乌列斯和他的子女。
希腊帝国的历史（以后我们就是这样称呼罗马帝国的）不外是一连串的叛变、骚乱和背信弃义的行为而已。臣民没有任何忠君的概念，而这种概念却是人们对君主所应当有的；皇帝们的继承竟然常常中断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正统的”（porphyrogénète）这个头衔，也就是说诞生在皇后的分娩室中的婴儿成了一种突出的头衔，而各个皇族中只有很少的一些君主才能享有它。
为了取得帝国的统治权，什么办法都不惜使用：人们借着士兵、僧侣、元老院、农民、君士坦丁堡的人民、其他城市的人民而取得了皇帝的地位。
在基督教成了帝国的主要宗教以后，又相继产生了许多应当受到斥责的异端。阿里乌斯否认神的言语的神圣性，马其顿人否认圣灵的神圣性，聂斯托留斯否认耶稣基督的位（三位一体的位——译者）的统一，优蒂希斯否认他的两个本性，基督二性一意论者则否认他的两个意志。于是必须召开宗教会议驳斥这些异端的谬误：但是宗教会议的决定很快地就不能得到普遍的承认，于是许多受惑的皇帝又回到可诅咒的错误道路上面去了。而且既然没有一个民族像希腊人那样地对异教徒怀着这样强烈的憎恨（希腊人如果同一个异教徒谈话或是居住，他们就认为自己受到了玷污），结果许多皇帝失去了臣民对自己的拥戴；而各族人民也就习惯于认为，君主们既然这样频繁地违反神的意旨，因此上天是不会选择他们作为统治者的。
从不应当使基督教徒流血这样一个概念产生的意见随着伊斯兰教徒的出现而越来越普遍了。这种意见使得不是直接关系到宗教的那些罪行只得到轻微的惩罚：对于那些犯了反叛罪或是谋刺君主本人的罪过的人们，人们只不过是满足于用挖眼睛、割鼻子或头发，或是用什么其他方法把他们弄残废而已。结果做出这样事情的人可以不会遇到什么危险，甚至可以不需要什么勇气。
对于皇帝的豪华服饰的某种尊敬使得人们对那些敢于穿戴皇帝服饰的人们另眼相待。穿紫衣服或是家里藏有紫衣服的行为被认为是一种罪恶；然而一个人一旦穿上了紫色衣服，他立刻就有人追随，因为人们尊敬衣服，是甚于尊敬人的。
当时的一种奇怪的狂癖也刺激了这种野心，几乎没有一个大人物手里没有一个说他将会统治帝国的什么预言作为根据。
精神上的疾病是无法医治的，于是占星术和从器皿中的水里现出的形象来进行占卜的法术在基督教徒当中代替了随着异教而一同消灭的、用牺牲内脏和鸟飞占卜的方法。毫不负责的诺言成了个人的大部分轻举妄动的行动的动因，这种诺言就仿佛是经过君主的咨议院的慎重讨论之后才作出的那样。
帝国的灾难越来越深重了，于是人们很自然地倾向于把战争中的失利、把可耻和约的缔结归罪于统治者的恶劣行径。
革命本身产生了革命，而效果本身成了原因。希腊人看到这样多的不同家族相继坐在王位之上，所以他们并不拥护任何人；而既然命运把各种各样的人都变成了皇帝，因此任何出身卑贱的人，任何功劳微小的人都可以期望取得皇帝的地位了。
从人民当中产生的许多例子形成了他们的一般性格并且造成了风气，这种风气的统治力量是同法律同样大的。
在我们今天，要想实现伟大的事业是比古人更困难了。人们根本不能隐瞒这些计划，因为今天的交通在各民族之间是这样地频繁，每一个国王在每个国家的宫廷中都有自己的使节，而在每一个内阁中，都可以有自己的间谍。
邮政的创设使得新闻飞快传播出去，又从四面八方飞来。
伟大的事业没有钱就无法实现，而在发明了汇票之后，这些大事情又不得不完全依赖于商人，结果商人的业务常常就同国家的机密联系在一起；而他们也不惜用一切办法参与到这些事情里面来。
汇票行情的原因不明的变化使得许多人去探求它，并终于找到了原因。
印刷术的发明使所有的人都能够使用书籍了；版画的发明使地图变成了十分易得的东西；最后，报纸的创设使得每一个人都能洞晓公共利益之所在，从而能够更容易地弄清楚那些秘密事件的意义。
在邮政发明之后，公家可以控制一切私人的秘密，所以国内的阴谋事件就难于发动了。
君主们可以迅速行动，因为他们手里有国家的力量。阴谋者的行动必然是迟缓的，因为他们什么都不足。但是现在，一切事情却可以更加容易和迅速地被发觉，因而就在人们刚刚进行策划的短短时期里，阴谋就被发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