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中国，从此再也没有完全从安禄山叛乱所造成的震荡中恢复过来。皇家世系的复位，看上去似乎给叛乱画上了句号，但再也没能恢复国家从前的繁荣。叛乱期间，中国丢掉了除安南之外的所有外国领地。八年内战（755—763），加之劫掠带来的损失、财富的毁灭和农田的弃耕，导致人口大量减少。在内战前夕，经过140年的和平时期之后，754年的人口普查显示了相当于5200万人口的户数。到839年，复辟的王朝已经花去了四分之三个世纪的时间抚平内战留下的创伤，人口普查表明，当时的人口总数不超过300万。
人口数量的急剧下降，伴随着空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在唐代，国家在理论上依然是土地的唯一所有者。但在实际上，它只不过是个分配者而已。每个农民在达到成年的时候都会分配到一份农地，从七亩半到十五亩不等，这块地一辈子都是他的，还会得到一块不超过三亩半的所谓“地产”，除了这块地产他可以传给子孙外，其余土地全都不能转让。这些慷慨恩赐使得农民有责任承受捐税、劳役和兵役。当他去世的时候，他的分配地将会被收回，用于重新分配。只有官员才能获得大片的地产，而且——这一点甚至更重要——可以通过继承来保持它们。由此产生的大地主，则把他们的土地交给农业工人去耕种，支付给他们年度佣金。这些大地产，要么交给管家打理，要么出租给佃农。
在8世纪中叶，农民的小片土地（在每个乡村，农民的生活都依赖于小块土地给耕种者的恩赐）突然消失了。安禄山的反叛使得帝国的财政彻底破产，而平定叛乱又使得不断增长的征兵成为必要。马伯乐写道，捐税、劳役和兵役变得如此沉重，而农村人口的债务又是如此紧迫，以至于大多数农民无视禁止卖地的法律，把他们的土地卖给大地主，成了佃农或农业劳工，确切地说，比农奴好不了多少。他们的小块土地就这样消失不见了，被那些大庄园给吞掉了。到了8世纪末，拥有土地的家庭不超过总人口的百分之五。中国现在只有一种农业无产阶级，而不是富裕的农民。
贸易也衰败了。781—783年间，国家没收了每个商人的部分货物，为的是补充被内战耗空的国库。在执行完这些措施之后，都城长安——主要的商业中心，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和来自印度及波斯的沙漠商队的目的地——荒芜得就像是遭受了蛮族的洗劫一样。政府的财政勒索是如此苛刻，以至于最终导致了骚乱。国家依然在对买卖双方、对每一种商业业务和交易征收极其繁重的苛捐杂税。例如，793年，来自四川的茶叶要交纳百分之十的税。
革命的舞台已经搭好了。它终于在875年年底爆发了。其主要的发动者是一位心怀怨恨的知识分子，名叫黄巢，此人是一个智商很高、精力充沛而又肆无忌惮的人，是一次明目张胆的司法不公的受害者。叛乱在河北南部与山东的交界处爆发，这一地区一直是叛乱的发源地，从黄巾起义到义和团运动。这是一个人口稠密的地区，贫困的村庄散落在低洼的冲积土和黄土平原上，没有一英寸土地被浪费，但却容易遭受干旱和洪水的袭击，这些天灾毁坏谷物，导致可怕的饥荒。875年的运动是从一场农民暴动开始的，一些铤而走险的人揭竿而起，组成了“大军”打算四处劫掠。为了平定这次叛乱，政府采取了一个只会加剧动乱并使之普遍化的步骤。朝廷下令，让农民把自己武装起来，并为他们提供相应的手段。等他们刚一武装起来，那些被苛捐杂税逼得买田卖地的农民，还有那些被收税人弄得破了产的店主，便迅速地加入了叛乱者的队伍。
黄巢把所有这些五花八门的成员联合在一起。数月之内，他扫荡了山东的部分地区以及富庶的河南开封平原。从那里，他领着自己的人马，挥师南下，劫掠了华南两个大港口：福州（878年）和广州（879年）。广州是当时最大的商业中心之一，是“最大的外轮停泊港口，以及整个海上贸易的仓库”。阿拉伯的地理学者（他们把广州称为“广府”）告诉我们，那里有非常重要的阿拉伯和波斯商人的侨居地，这些人有着各种不同的宗教信仰——穆斯林、基督徒、摩尼教徒和犹太教徒——他们是丝绸、瓷器、茶叶、樟脑、芦荟以及其他中国产品的出口商。当黄巢的人马到达的时候，广州人关上了城门，做好了抵抗围城的准备。黄巢提出了讲和的条件：朝廷任命他为广州节度使。大臣们拒绝了，“广州市舶宝货所聚，岂可令贼得之”。[1]他强行攻下了这座城市，屠杀了全城百姓，包括阿拉伯侨民，劫掠他们的货仓，从屋顶到地窖。“除此之外，他们还砍掉了整个地区的桑树，这样一来，在很长时间里就再也没有丝绸输往阿拉伯人的帝国。”（879年夏）。在此期间，黄巢叛军中的农民（北方各省的土著）被广州的热带气候折磨得够呛，大批大批地死于疟疾。他领着生还者回到了北方，攻占了都城洛阳和长安，洗劫了这两座城市，屠杀了城里的居民（880年12月20日和881年1月15日），而朝廷再一次溜之大吉，逃往四川。
在穷途末路之时，唐王朝向一个被称为沙陀的突厥游牧部落求助。最初来自戈壁大漠的沙陀部落，后来在鄂尔多斯河套地区作为大唐的盟友而站稳了脚跟。当时，他们利用大唐的内战定居到了山西北部（878年）。他们的首领李克用[2]当时只有28岁，是他那个时代最富有同情心的人之一。这个突厥人的勇敢和忠诚，与唐朝衰亡这出大戏中其他主角的败德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朝廷向他求助，以便把他们从叛乱者的手里解救出来。他答应了，此后再也没有动摇过他对大唐事业的忠诚。他的骑兵（因身着黑衣而被称为“鸦儿军”）从山西挥师长安。黄巢的部队显然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劫掠长安城之后，这帮农民造反者只想带着他们的战利品回到安全的地方，他们一批接一批地开了小差，为的是回到他们的村子。883年初，李克用赶跑了最后一批残存的小股部队，派人去请皇帝还都。长安城里，“荆棘满城，狐兔纵横”。[3]黄巢逃到了山东，在那里被人杀死。他的主要副将朱温及时地重整了队伍，投到唐军的帐下，作为奖赏，他获得了开封（汴州）周围的一块重要封地。大唐王朝的救星李克用则得到了山西，后来他又把河北北部收入囊中。
事实上，这些只不过是全面瓜分帝国的最突出的例子罢了。各省的地方官和军事首领，利用内战和民团武装，程度不同地独立了。世袭的封建制度在整个国家迅猛生长，正像法兰西大约在同一时期（也是在有点类似的环境下）、在卡洛林王朝崩溃的时候所发生的一样。就这样，整个华南很快就分裂成了7个地方王朝，而在北方，争逐天下的两位竞争对手，便是突厥首领李克用和前强盗头子朱温。
胜出的是朱温，李克用碍于自己的忠君思想而犹豫迟疑，这个有骑士风度的突厥人，拒绝违背他忠诚于唐朝的誓言。而朱温则没有这样的思想捆住自己的手脚。这位前强盗头子竭力要把他的竞争对手诱入圈套，以便除掉他。他邀请李克用赴宴，把他灌醉了，然后让一伙刺客袭击他。李克用的同伴把凉水浇到他的脸上，把他弄醒了，然后用绳子把他从城墙上放下去，设法让他逃走了。朱温对待自己的士兵就像对待敌人一样严酷，他在他们的脸上刺上本部的番号，这样，任何逃兵都能轻而易举地被认出来，并就地斩首。他把皇室家族诱入了自己在河南的封地，然后把皇帝给杀了（904年9月22日），后来，他又把受害人的兄弟们聚集到宴会上，在宴会结束的时候把他们8个人全给杀了（905年）。与此同时，他把最后一位唐室皇子——一个13岁的孩子——扶上了皇位。907年5月12日，他废黜了这个孩子（9个月之后被杀），自己登基称帝。
半个世纪以来，华夏世界重新恢复到了无政府状态。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华南被7个地方王朝所瓜分。在皇帝的领土内（已经减少为北方的几个省，以河南为中心），朱温的家族掌权的时间只有短短16年。他们被李克用的家族给赶跑了，但轮到后者的时候，也仅仅统治了17年（923—936），便被另一个突厥血统的家族所取代。到这时，沙陀人在风俗习惯上已经完全变成了汉人。但此时，在北京地区出现了一个依然完全野蛮的部落：这就是契丹，他们声称有权参与对中国的瓜分。
契丹[4]是一个有着蒙古血统的民族，在北京东北方向、位于辽阳与达来诺尔（呼伦湖）之间的松辽盆地上过着游牧生活。他们插手中原事务的机会是由汉人自己提供的。936年，契丹收到一位中原将领石敬瑭的求助，他在叛乱中是反对朝廷的。耶律德光可汗领着5万骑兵，挥师南下，直奔河北，帮助石敬瑭在开封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作为他们介入的价码，契丹人得到了河北最北边的一部分——包括今天的北京——和山西最北边的一部分——包括大同（963年）。这些蛮族人就这样在关内站住了脚跟，包括北方边境，在那里，他们能够控制中原的政治。石敬瑭的叛国，在中原完整的版图上打开了第一个缺口，这个缺口后来被加宽了，那些在12世纪征服华北的游牧部落，以及那些在17世纪征服全中国的满族人，正是通过这个缺口席卷而下。北京地区被耶律德光占领之后，它就从契丹的蒙古游牧部落的手里转到了女真的通古斯人游牧部落的手里，再又从女真人的手里转到了成吉思汗的蒙古人的手里；就这样，从936年至1368年，它一直都在鞑靼人的手里。
契丹占领北京的痛苦结果，很快就被导致这一结果的人感受到了。石敬瑭的继任者渴望摆脱掉契丹人那难以承受的保护，然而他唯一成功的就是激怒了后者进一步的入侵。947年1月25日，契丹可汗耶律德光进入了都城开封。他没有返回北京，直到他认真负责地把开封城洗劫一空，带走了整个中原朝廷的人作为战俘，这才心满意足地离开。契丹人离开之后，一个新的中原朝代在开封城登上了皇位，但他们在那把龙椅上只坐了4年（947—950）。960年2月，皇位传给了一个伟大的王朝——宋朝，但中原由于另一个持不同政见的汉人王国的创立而更进一步地分裂了，这个王国是在山西建立的，定都太原。正如南方已经分裂成了7个独立王国一样，这一次，为了所有实际的目的，总共产生了8个地方分离主义国家[5]，而不是一个已经大为缩水的中央帝国，这8个国家分别位于今山西、河南、安徽北部、山东与河北南部。
【注释】
[1]《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三。
[2]原注：唐朝的国姓“李”被赐予给了他的父亲，以褒奖他为王朝所立下的汗马功劳。
[3]《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六。
[4]原注：契丹，在蒙古语里，单数形式是Kitan，复数形式是Kitat。在汉语里是“契丹”。在突厥语、波斯语和阿拉伯语中是Khitai。这成了突厥人用来称呼中国的名字。马可·波罗也用这个名字（Cathay）称呼北方中国。
[5]原注：这就更不用说安南了，939年，安南利用中国的分裂摆脱了中国人的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