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囚禁于巴黎的英国最能干的海军军官——罗德尼上将——在远离桅杆和风帆的地方，成了一个远离大海的海军上将。因为无所事事，他闷得快要发疯了，试图通过朋友的帮助被召回国内与国王私下谈谈，但没有成功。他写信给自己的妻子，让她向桑德威奇本人求情，还让自己的儿子去见诺斯勋爵。桑德威奇拒绝接见罗德尼夫人，回信说，除非她丈夫偿清私人债务和财政部的欠债，否则从政治上说，他不可能复出担任指挥任务。所谓对财政部的欠债，大概就是指给格林尼治医院那些退休老人发的大衣之类的，这些费用都记到了海军的账上。在一封写给国王的信中，桑德威奇用心非常卑鄙地以并非必需的刻薄写道：“如果因为贫困，乔治·罗德尼爵士有心想通过采购物资或其他类似业务捞点儿什么，那么他眼下恐怕是没有什么机会了，因为所有交易现场都需要有一位特派员经手。”正是由于这些伎俩，和桑德威奇同时代的人大多不喜欢他，对他的人品也评价很低。后来罗德尼被召回、重新担任军职后，还真的被分配了一位海军部特派员，确保他不会利用职务损公肥私。在通过采购捞取好处这方面，谁都没有桑德威奇本人在行。他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都大肆收受贿赂。既然受贿对英国官员来说已是一种生活方式，那么很难理解，海军委员会发现罗德尼的债务惊人时，为什么会认为他负有全部的责任，因而仅仅支付他职位一半的薪水？也许他们的借口是他住在国外。他在1778年4月写给他妻子的信中说，如果海军委员会能够“付给我哪怕一半作为英国少将应得的薪水，那么也足够付清我所有的欠债并有盈余了”。在信中，他合乎逻辑地指出，出任公职是他能够为国效力并体面地偿付债务的唯一办法。自然，桑德威奇似乎对他怀有成见。正如罗德尼不久后所展示的，他是皇家海军一名极为积极进取的海员，而且他还乐意在海军大臣桑德威奇手下任职，而在当时由于凯佩尔事件，大部分军官都不乐意在他手下干。在战争风云再起的关头，把这样一位海员废弃不用，这恐怕很难说是符合国家利益的做法。公开给出的理由是罗德尼太好战，可能会因为他的某些举动把西班牙也卷入战争中。但这种担心恐怕是多余的，英国一直以来都嘲笑西班牙胆小，不敢在英吉利海峡采取敌对行动，尽管西班牙与法国的联合军力占有数量优势，本有机会采取敌对行动。
在巴黎的罗德尼没有收到任何消息或汇款，他在给妻子的信中痛苦地写道：“等待比死亡更加糟糕，特别是现在这个紧要关头，时时刻刻都可能爆发战争。”他还写道，一支法国舰队已经在1月底驶往美洲，护送13条帆船和两艘战舰，这两艘战舰“属于大陆会议，各有28门炮，悬挂着大陆旗向法国海军司令发射礼炮，法国则公然回礼，此举不啻承认他们是独立的共和国——这是法国对我们可以施加的最大侮辱”。
除了不能参战的痛苦，罗德尼还面临生活拮据的窘境。此时忽然有人出人意料地对他施以援手，提供帮助者更是出人意料，几乎让人难以置信。这是一个法国贵族，法国元帅比隆公爵（Duc de Biron）。这位法国卫队上校及巴黎部队指挥官听说了他遭到拘禁的事。罗德尼信中写道，他提出“他的钱可以让我用”，“随便我用多少，哪怕要2000英镑，他也会马上给我”。这个提议是在英国友人的家里提出的，该友人受命通知银行预支一定数额的钱，元帅会付清这笔欠款。最初罗德尼不大情愿接受这令人惊讶的馈赠，但比隆公爵当着英国客人的面向他解释，“这并不是法国式的夸口，而纯粹出于友谊和尊重”，并说“所有法国人都明白我为自己国家所做的贡献，我所受到的对待乃是国家和当政者的耻辱”，还说如果他有机会“让我不受责难地离开巴黎”，以表达他的“尊敬和好意”的话，他将倍感荣幸。这个法国人是在5月份提出这个建议的，当时法国已经与美洲的反叛者缔结盟约，但尚未向英国宣战。比隆显然知道自己是在释放一个强大的对手，因为当他从中周旋的事逐渐为人所知后，很多法国人都责备他。此时他征求了法国内阁大臣莫尔帕的意见，他认为此事无伤大雅，因为在他看来海战不过是“噼里啪啦”的玩意儿罢了。比隆还去凡尔赛宫，请求国王准许他让罗德尼重获自由。根据比隆家族的记载，国王回答说：“Je vous envie d’avoir eu cette idée.Elle est Française et digne de vous（但愿我也想到了你的主意。这就是法国人的方式，你做的恰如其分）。”如果这是法国人的方式，也许这也反映了中世纪的骑士风度——骑士间超越国界的友爱之情，比其他任何一种忠诚都更加深切。
比隆公爵属贡托－洛赞（Gontaut-Lauzun）家族，曾一度是篡位者亨利四世的支持者。祖辈中有位夏尔·比隆曾被任命为上将和法国元帅，他的下场和那些与国王走得太近的人一样，他被指控从事阴谋活动，以叛国罪接受审判，被他曾效力的暴戾君主砍了头。不过，他的家族在为国王效力中发达起来。到了罗德尼的时代，这个家族已经积累了大量财富，判断依据是他生于1747年的侄儿阿曼德·路易·德·贡托（后来封为洛赞公爵）的令人吃惊的开销。据记载，他曾经花150万里弗尔（相当于40万美元）捐了上校的军衔。他的宅邸便是今天的利兹酒店。他花1337里弗尔10苏租下歌剧院的半个包厢，花1500里弗尔租下意大利剧院（Théâtre des Italiens）的一个包厢，又花同样的钱租下法兰西喜剧院（the Comédie Française）的一个包厢。除了看戏和记录自己的风流韵事——他的情人数目大约与西班牙的唐璜的仆人莱波雷洛自豪地计算出的“1003”相当，他致力于写一篇有关时事的论文，题目是“英国及其世界各地属地之防御”。不知是不是对这个题材太着迷了，这位年轻的贵族自愿参加美国革命，并在约克镇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同情革命，他在1789年被选为三级议会代表，曾率领莱茵河革命军，但后来因为卷入派系斗争，落到和他的祖先一样的下场，在1793年被送上了断头台。
有人曾听罗德尼吹嘘，只要让他自由返回英国，他就有办法对付法国舰队，英国报纸也曾暗示，是因为他的军事才能，法国才扣住他不让他上前线，因此有人认为，比隆如此大方，固然是出于他的骑士风度，但恐怕还有刺激英国的因素。不管真实动机是什么，罗德尼在受到自己同胞的冷遇后，在关键时刻感到了温暖和尊敬，看到了离开巴黎的希望。正如他所写的，他的护照已经过期，那些债主始终“气势汹汹”，使他面临被起诉的危险，或者更糟——他们还有所收敛，纯粹是因为有警察和常来看望的“名门望族”的缘故，“是他们的关心才使得债主们不敢造次”。他在5月6日写给妻子的信中说，“在过去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没有收到来自任何人的信，除了“霍瑟姆和你以外”。受到家乡的朋友如此冷遇，说明罗德尼在英国自己的圈子里并不太受欢迎，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比隆公爵的善意和慷慨，以及巴黎的“名门望族”对他的款待，会形成如此巨大的反差了——另外可能的解释就只有，法国人通过帮助处于困境中的敌人，尤其是英国敌人，能获得一种有悖常情的快感。
就在5月6日，他抱怨没有收到来自英国信件的这天，可以想象非常沮丧的罗德尼打消了顾虑，接受了比隆借他1000路易的提议，以归还债主们欠款。他在1778年5月回到英国后，从德拉蒙德的银行（Drummond’s Bank）筹得了偿还借款的钱，这家银行的董事是罗德尼前妻的亲戚亨利·德拉蒙德（Henry Drummond）。当这位绅士了解了情况后，设法安排核销了借款。罗德尼迫切想要参战，但此事又被搁置了一年之久，因为美洲、西印度群岛和大舰队的主要指挥职务都已经有人了。其实，这并不是事实。此时已经预计西班牙会动武，同时波旁敌人们正要联手袭击，但罗德尼却并未接替凯佩尔成为大舰队的司令，这个职位被给予了查尔斯·哈迪（Charles Hardy）爵士，一位年老的海军上将。桑德威奇任用他，就像把桶底上个季节的干苹果捞出来，此时敢作敢为的海军将官都不愿意接受任命，怕一旦有了什么麻烦，自己会成为替罪羊。哈迪本来已经在格林尼治医院舒舒服服地退休了，有20年没有出海了。在查尔斯·哈迪担任大舰队司令的时候，他手下一名高级军官在写给同僚的信中说：“家里的人是不是认为这个国家处于危险之中？我要告诉你，这里的情况非常混乱，以至于我一想到这便不寒而栗。毫无远见……日复一日，从早到晚，我们都陷入琐屑的事务中不能自拔，关键的事情却完全不被重视……上帝啊，你们这些大人物如此任命意欲何为？”海军内部的政治纷争除了使战友们反目成仇之外，还对海军造成了另一种伤害——缩小了海军将官，甚至海军委员会的选择范围，只能选择年老体弱的老军官，他们盛年不再，精神和体力都衰弱不堪。
结果还是老天爷解决了这个问题。1780年5月，查尔斯·哈迪爵士在担此重任一年后死去。大家舒了口气，但是好景不长，巴林顿上将拒绝接替这个职位后，指挥任务改由70岁的弗朗西斯·吉尔里上将（Admiral Francis Geary）担当。此人不过是另外一个干苹果而已，有位军官描述他“已经完全耳目昏花，记忆衰退，没有判断力，几乎在处理任何事情时都犹豫不决”。三个月后吉尔里虽然没死，但是已经精疲力竭，报告自己已经无法在早上起床，还附上了医生的意见支持离职请求。当担任他的副手的巴林顿再次拒绝升任后，海军部只好在自己内部物色一位不大可能垮掉的人来担任这个职位，结果找到了50多岁的达比中将（Vice-Admiral Darby），他愿意担任此职。
罗德尼赋闲的时候，在西印度群岛重新展开了一场争夺。韦桑之战出现僵局后，法国把攻势转向这里，以便从加勒比海攻击英国的贸易。部队进行了冒险的登陆，夺取了位于马提尼克岛和瓜德罗普岛之间的多米尼加，这样他们在背风群岛和向风群岛之间就获得了一个坚实的据点。与此同时，英国重新夺回了圣卢西亚。罗德尼一直认为这是一个关键的据点，可以从这里观察马提尼克岛的皇家要塞（Fort Royal）。1779年夏天，更多的岛屿易手，法国夺取了靠近向风岛链中部的圣文森特岛，以及位于底部的格林纳达。
1779年6月，当西班牙与法国联手对付英国的时候，双方都得出这样的结论：要击败他们共同的敌人，最好的办法是攻击其心脏，而不是四肢——直接进攻其本岛，而非进攻其海上航路以及遍布全世界、从锡兰到牙买加的殖民地。计划在1779年夏入侵，联合舰队共有66艘战船，远多于英国在防御英吉利海峡所能够搜罗的45艘战舰。然而法国各部门优柔寡断、管理拖沓的程度相比英国有过之无不及，这救了英国一命。凡尔赛和马德里之间的联络自12月就已经开始了，但是舰队和指挥官之间的协调工作完全是纸上谈兵，未经过实践检验，结果证明这是重大失误。法国的司令德奥维利耶（D’Orvilliers）在6月的第一周接受紧急命令驶往会合点，但直到7月23日才与西班牙主力舰队会合，这时他已经无所事事地在海上漂游了6个星期，船只已经缺乏供给和淡水了。他还抱怨舰队人员素质低下，有很多“平庸的舰长”，而且“在此次航行中，他们的数量比上次还要多”。疾病已经让西班牙人严重减员，现在又在他自己的船员中蔓延开了。由于在和平时期没有准备好旗语通讯手册和命令的相关翻译，翻译这些内容又花费了很多时间。德奥维利耶意识到协调的时间太短，不可能配合默契，因此他在信中写道，他只能寄希望于“勇敢和顽强”了。
当人们看到大批挂着白帆的敌方舰队驶向英吉利海峡的时候，英国陷入了恐慌之中。皇家公告（Royal Proclamation）命令将牛、马撤出海岸地区，在港口铺设横江铁索，并派部队驻扎在南部海岸。天气再次帮了英国人的忙。与上次把腓力二世的无敌舰队吹得四散的风暴正好相反，这一次风平浪静，结果敌人在已经看得见普利茅斯的地方静止不动了。德奥维利耶报告说，法国舰队的形势“每况愈下”，因为疾病蔓延，储藏的淡水量也不断减少。更有甚者，一艘快速帆船传达命令说，要在康沃尔（Cornwall）沿岸的法尔茅斯（Falmouth）登陆，这完全改变了原先拟定的在怀特岛（Isle of Wight）登陆的计划。德奥维利耶还被告知，国王希望舰队能在海上待上“几个月”，一支补给船队“即将离开”布雷斯特去接济他。在陆海军部队均已在海上的时候，在最后一刻改变一项重大的作战计划，这绝非理智的做法。补给已经耗尽，“可怕的传染病”正在削弱着舰队，这时推迟行动，德奥维利耶不得不说，“非常不幸”，他不得不在秋冬之际把舰队暴露在海上。一位朝臣沙特莱公爵（Duc de Chatelet）在写给勒阿弗尔司令的信中说，很显然，当局已经决定“不惜冒任何危险……向英国进军，信守与西班牙的约定”。朝廷无法做出决定，这反映了我们大臣们的“无知和动摇不定”，其“行为方式与那些非事到临头不知如何行事的、心智衰弱的人并无二致……”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西班牙舰队中的死亡率，已经让他们无法有所作为了，于是他们在1779年秋天取消了入侵计划，并遣散了联合舰队。这或许是英国自1066年诺曼人入侵之后面临的第一次入侵，幸免于难靠的是上帝，而非海军。
到了这个时候，也就是1779年10月，已经是外患深重了。西班牙和法国正在包围直布罗陀海峡，国际武装中立联盟正在跃跃欲试，荷兰也正在向联盟靠近，在这种情况下，罗德尼作为一名声名卓著的勇敢海员，重新被召回服役了。由于他在政治上不属于反对派，对政府持支持态度，认为“遏制殖民地是完全正当的”，因此他期待已久的觐见国王的愿望终于得到了满足，国王答应尽快给他任命。在伦敦坐了一年的冷板凳后——那时有声誉的军官都不愿意在桑德威奇手下做事，他接受了任命担任背风群岛基地和巴巴多斯的指挥官。他眼下的使命是解救直布罗陀，其供给已经快要被耗完了。
直布罗陀是进出地中海的大门，是英国在欧洲大陆上的立足点，因此形势非常令人担忧。时间非常紧迫，罗德尼马上赶往朴次茅斯整饬舰队，确保舰船和人员都能胜任出海任务。根据他传记作者的说法，他发现那里的工作环境和纪律反映出“不同公共部门均极度缺乏敬业精神”，而且“舰队的军官均缺乏应有的热情和活力，对他几乎都形同陌路，很多人对他甚为不恭，非常冷淡”。
他们的态度是出于政治原因，因为众所周知，罗德尼是支持政府并主张在美洲用兵的。英国人在这个问题上感受非常强烈，分歧极大，在舆论上几乎导致了一场国内战争，而在海军，这种情绪尤为强烈。反对党发言人在议会最近一次对政府的攻击中声称，“邪恶的政府体制”使得位于英国领海内的英国海军陷入“极其可怜”的境地，使英国陷入“混乱、纷争和毁灭”。岂止是可怜。根据不成文的规则，英国海军至少要与法国和西班牙联军的实力相当，而现在英国远远达不到这个水平。作为海军大臣，桑德威奇难辞其咎。
议会感受到来自公众的种种不满情绪，担心会失去议席，因此议会对国王在1779年11月发出的更加积极备战的呼吁做出了回应，投票同意增加对雇佣军的津贴，拟为海军征募2.5万名海员和1.8万名海军陆战队士兵。罗德尼通过不断抱怨延误和军纪不严，好歹凑出了一支适宜出海的舰队。他经受的最后一番挫折是老是刮西风，然后是“风平浪静”，将他困在岸上大约整整两个星期。在这期间，在伦敦的桑德威奇感觉到一阵清风吹过，便不住叨咕：“看在上帝的份上，赶紧出海吧。不要错过这次顺风的机会，你无法想象这对你、对我以及对公众有多么重要。”终于一阵风吹过了朴次茅斯，在1779年12月24日，罗德尼扬帆起航，之后的遭遇使他成了当时的英雄。
他率领的大舰队共有22艘主力舰、8艘快速帆船，以及66艘军需船和运输船，此外还护送着一支不少于300艘驶向西印度群岛从事贸易的商船队。他率领的这支浩浩荡荡的船队在海上绵延数英里，向南朝大西洋的西班牙海岸驶去。途中他遭遇了一支前去为围困直布罗陀的舰队提供给养的西班牙舰队。远处于劣势的西班牙船队不战而降，这样，罗德尼就把一支包括54门炮的护航舰、6艘快速帆船和16艘补给船的舰队纳入了自己的船队中。他继续航行，1月16日在圣文森特角附近、正好在加的斯（Cádiz）以北的地方发现了一支西班牙舰队。该舰队事先已经得到预警，正等待着要拦截增援直布罗陀的舰队。西班牙舰队只有11艘主力舰和两艘快速帆船，仅相当于罗德尼舰队的一半，本应逃往加的斯躲避才是。现在面临罗德尼的庞大舰队，他们只能在圣文森特角的港口寻求庇护了。
罗德尼因患痛风病，一边躺在船舱里，一边指挥舰队，在月色下彻夜追击敌人，一直到凌晨两点。他虽卧病在床，却不肯放弃胜利的机会，采取了一个除他之外很少有人敢采用的做法。当时风力很大，预示着即将有一场风暴，他给出信号，命令在下风迎击敌人——亦即插在敌人和陆地之间，目的在于阻止西班牙人逃到港口避难。下风位是任何一位船长通常都会极力避免的尴尬位置，更何况在当时的情况下还有另外一种危险——在黑夜中，随着风暴变得猛烈，舰船很可能撞上礁石。他统率下的其他舰长此前从未受过如何应对此种作战的训练，而他给他们发出的通知仅仅是，“一旦我靠近那个海角，就准备作战”。与纳尔逊不同，罗德尼不喜欢和军官商量，更不想跟他们交朋友。他在月色下敢如此冒险，靠的是他的航海术及其手下军官对他的信任。考虑到他们在朴次茅斯的态度，这种信任似乎并非牢不可破。也许当时他的大胆举动激起了别人对他的信任。他们跟随他前进，扬起所有的帆以最大速度前进，又把船上的木桶和木材都推到海里来减轻重量。
英国舰队以这“漂亮的突袭”向海岸飞驰，西班牙人则像一群被鲨鱼追赶的“惊恐万状的海豚，向加的斯飞奔而去”。罗德尼吩咐负责航行的船长不要管那些小商船，要靠近那些最大的船，“如果有海军上将，就跟上海军上将”。结果发现有海军上将的是有80门炮的“菲尼克斯”号（Fenix），这是西班牙指挥官唐胡安·德·兰加拉（Don Juan de Langara）的旗舰，他的旗舰与其他四艘舰船一道降旗投降了。有一条西班牙船爆炸，发出巨响，还有四艘战舰与英国人在浅滩纠缠时被擒获。1月白天短，不久便已黄昏，狂风大作，罗德尼只得把船员派遣到俘获的敌船上，同时提防自己的舰船不要触礁。到了早晨，他经清点发现共缴获了6艘敌人主力舰，包括那个海军上将的旗舰，上将也成了俘虏。还有三艘敌方主力舰在礁石上被撞毁。兰加拉的舰队仅两艘战舰得以逃脱。此时罗德尼并未忘记自己是前来解困的，在胜利的间歇，他还不忘派快速帆船通知丹吉尔的领事，告诉他英国现在已经控制了直布罗陀海峡，必须立即通过直布罗陀海峡运送补给。冒着狂风，罗德尼驶过波涛汹涌的大海抵达直布罗陀海峡，把担任封锁任务的舰队赶走，停靠在直布罗陀岸边。他发现卫戍部队和当地居民的补给严重不足，已经面临饥荒，所有的商店都布置了卫兵，以防哄抢货架上仅存的一点儿食物。在给直布罗陀和远处的米诺卡补给了两年的物资供应后，罗德尼驶往加勒比，快艇则飞快驶回伦敦，报告直布罗陀解围的大喜讯，讲述了月光之战的经过。
罗德尼在圣文森特海峡占有数量优势，所以这胜利未必算得上是英雄壮举，但他能够取得如此战绩，也要归功于他顽强和几近完美的指挥。与沃波尔保持密切通信联系的贺拉斯·曼写道，罗德尼胜利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遍全城”，曼遇见的所有人都向他表示祝贺。罗德尼在国内也备受礼遇，人们认为他不仅解救了直布罗陀，而且维护了海军的名誉，更重要的是，也维护了国旗的荣誉。伦敦塔上发射了礼炮，连续两天燃放着焰火。他的大女儿写信说：“每个人都敬重你，每个人都对你赞不绝口。”他的妻子则写信说，无法描述“大众对你的褒奖有多么高，也无法说清有多少朋友在这个喜庆的时刻来向我表达对你的祝贺”。毫无疑问，他们中有很多人正是在他巴黎落魄时不交一语，唯恐避之不及的人。人们多么善变，热衷于趋奉、依附成功人士啊！罗德尼得到了一些华而不实的嘉奖，议会两院通过表决，由议会对他致谢，并授予他装在金匣子里的“伦敦自由奖”（freedom of the City of London）。更让他得意的是，乘着胜利的东风，他没有遭受任何反对就当选为议员，代表威斯敏斯特区。
后来，罗德尼的旗舰舰长沃尔特·扬（Walter Young）宣称，是自己下令在下风迎击敌人，而罗德尼由于健康状况非常糟糕又“生性优柔寡断”，原本是打算命令舰船停止追击的。由于罗德尼卧床，必然需要依靠他人为他观察局势，但舰队医生吉尔伯特·布兰爵士（Sir Gilbert Blane）证明说，上将曾在太阳落山时与扬讨论过下风迎敌的问题，正是在这时候做出的决定。说罗德尼性格优柔寡断，这恐怕没有多少说服力。下风迎战的命令只能来自上将，作战属于他的职责。当时没有出现混乱，各舰长亦没有畏缩不前，这也从侧面说明了这一点。罗德尼对“各级官兵”雷厉风行和勇敢善战很是满意，也对包铜的船底很满意，因为这使得敌人不得不应战。“没有铜船底的话，我们连一条西班牙船也缴获不了。”
桑德威奇写信对海军取得的胜利表示祝贺。考虑到他之前对罗德尼那么冷落，套用一句现代成语，其贺信之措辞真可谓是“厚颜无耻”：“现在哪怕是我的死敌也不得不承认，我选对了人，选中了一名恪守职责、勇敢、诚实、有才干的军官。”罗德尼手下一名叫约翰·罗斯（John Ross）的舰长告诉他说，“9个星期”的远征使“我们从敌人手里夺取了36艘商船，价值估计合100万英镑，还缴获36艘主力舰，为直布罗陀和马翁（Mahon）的卫戍部队补充了两年的各类补给”，桑德威奇总算还不失公道地说，他希望“能够说服国王用更实际的方式表达赞赏之情”。他的确这样做了，之后的报酬也可谓丰厚。
对于在圣文森特海角获胜的消息，霍勒斯·沃波尔的评论似乎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他在写给经常通信的威廉·科尔牧师（Reverend William Cole）的信中说：“我一直以来总是坚信，狡诈和钻营很少用在正道上，恰恰是人类的种种荒谬之举……延续并维持了上天有意维护的平衡。”沃波尔对这场后来被称作的“月光之战”的海战的评论并不十分妥当。他的观察更像是俯察人类事务的哲理性格言，而不像是针对罗德尼说的。他接着说：“再见吧，我亲爱的先生。我们是不是有可能放低身段、和平共处呢？”约翰·亚当斯也同样感到和平难以企及。他发现英国现在有了一名雄心勃勃的海军军官投入战斗，他们想要和平解决的愿望将不再强烈，因为“海军的胜利让他们如痴如狂”。一如既往，亚当斯此话可谓一针见血，因为通过“月光之战”和直布罗陀解围，罗德尼激发了英国人的自信，这种自信在美国战争中转变成了致命的过分自信。
圣文森特海角的战利品被送回到国王陛下那里，罗德尼则带领四艘船奔赴加勒比海，就任其在背风群岛圣卢西亚的职位。就在他到达的那一周，由吉尚伯爵（Comte de Guichen）率领的一支法国舰队驶入马提尼克岛的皇家要塞，准备借助修整后的法国海军再将战火延伸到西印度群岛。
在这个阶段的争夺中，与“七年战争”不同的是，英国已经位居下风。从军事上说，英国已经陷入北美殖民地战争的泥潭而不能自拔，无力支持海军，而敌方法国的情况却正好相反。法国在签订《巴黎条约》后，从欧洲大陆的战争中解脱出来。在1763年以前，欧洲战争使得法国将主要力量集中于陆军，海军则一直较弱。自那以后，法国开始为建设强大的海军而倾注大量人力、物力，提高训练水平，发展造船技术，以期超越英国。1778年，当法国正式宣战时，共有75艘到80艘主力舰和50艘快速帆船，这些舰船与英国相比更新，设计更好，速度更快。而且西班牙还有60艘主力舰，不过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意大利一样，西班牙的战斗意志不足，因而不是一个可靠的盟友，有时帮忙，有时帮倒忙。对抗这个波旁联盟的英国有69艘主力舰，但其中仅35艘可以参战，而且11艘在美洲海域，实力远逊于法国和西班牙联合舰队。
雄心勃勃的法国人在背风群岛积极备战，结果罗德尼在取得直布罗陀的辉煌胜利后仅仅数月，便遭遇了平生最刻骨铭心的败绩。好像为了对他有所补偿，当他在1780年3月由直布罗陀重返安提斯圣卢西亚的时候，好运正等着他——尽管这种好运也不可能抚去战败带给他的心头之痛。这个好消息便是桑德威奇勋爵给他的一封贺信，贺信正式通知他，国王赐给他每年2000英镑的养老金，更重要的是，在他死后，养老金将持续下去，每年给予他的遗孀500英镑，长子1000英镑，次子和四个女儿每人100英镑，“此养老金在他们各自的有生之年将一直续存”。这笔钱消除了他对自己家人最大的担心，也让一种常见的论断——在圣尤斯特歇斯岛获取的财富让罗德尼鬼迷心窍，忘记了自己在海上的职责——不再可信。养老金让他放下心来，他在给自己妻子的信中未免过于自信了。“我现在就想尽快偿付我所有的债务……待我偿清了所有债务，我们的收入足够让我们体面地生活，而且还能够省下一些钱来。”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圣尤斯特歇斯岛和圣基茨岛的几个商人因为财产被他罚没而和他打起了官司，这些官司让他此后的生活一直过得捉襟见肘。当时自然还不可能预料到后来的种种不如意，因此也不可能败坏他由于时来运转而带来的好心情。养老金的喜讯触动了罗德尼很早就怀有的渴望——加入“俱乐部”，这俱乐部不是别的，乃是议会下院。他尚未得知自己已经被选入威斯敏斯特时，便同乔治·日耳曼勋爵提起此事。他写道：“游离在议会之外，便是游离在世界之外，而我一心一意想进去。”在给桑德威奇的信中，他亦表达了同样的心愿，“我现在时来运转”，不但可以偿清所有债务，而且足够“余下一笔钱在必要时让我进入议会”。
他从直布罗陀赶来的途中，有消息说有一支强大的法国舰队正驶往西印度群岛，该舰队有15艘到20艘主力舰，以及载有1.5万名士兵的运输船。这个消息的来源是曾在布雷斯特做俘虏、后来逃出的英国海员。该舰队的目标是在皇家要塞与少量帆船会合之后去夺取巴巴多斯——英国在那里关押了2000名法国俘虏——再重新夺回圣卢西亚。罗德尼看到了予敌痛击——也许是致命一击——的机会。他对当时那些花架子战术和充满烦琐程序的战斗一直很不满，对“作战条例”也从不盲从，认为打仗就要打出名堂来。“从未离开过他视野的目标，”马汉评价道，“就是法国舰队”——敌人在海上的有组织兵力。这的确是关键所在。只要法国海军可以作为盟友靠近美国，为叛乱者提供人力、武器，尤其是金钱支持，那么叛乱者就不会被击败。从法国与美国结盟那一刻起，英国战略的主要目标本应该是阻止法国靠近美国。然而，在内阁决议中对此从未有明确表述，也没有向海军指挥官下令说这是当务之急。结果不可避免地，在圣尤斯特歇斯岛发生的私掠行为，以及维护估价甚高的西印度群岛之公共职责——作为背风群岛总司令的罗德尼认为这是他的责任——模糊了他的视野。罗德尼的视线游移不定，在一个关键时刻，错误的判断把战略意图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1780年，罗德尼在西印度群岛的作战计划是打破纵列作战法，正如约翰·克拉克曾经在爱丁堡港设想的那样。在这种非常规的战法中，战舰不是根据纵线的顺序一部分一部分地交战，而是在与敌方前锋交战前便倾全力袭击并摧毁敌方中部和后卫。罗德尼已经事先就此计划向军官做了说明，但由于这违背“作战条例”，因此这些军官或者真的没有搞明白，或者像后来罗德尼所指控的那样，出于邪恶的政治原因而故意违抗。
又一次，100年来一成不变的不可救药的信号系统葬送了本来至为关键的一场海战。根据这样一种理论，为了便于理解，信号旗应该尽可能地少而简单，因此该系统非常原始。根据规定，信号旗每次只能升起一面，如果要进一步表达各种意图，就要通过增加三角旗，通过旗子在桅杆上的位置，或者通过悬挂旗子的桅杆来表示。由于这种种局限，一面信号旗往往以一个数字来表示“作战条例”中的某项规定。因此除非罗德尼非常仔细地对自己的计划做过解释——而这并不符合他的习惯——否则考虑到松懈的纪律，他是不可能就发出的信号得到及时、准确的回应的。
1780年4月17日，在马提尼克岛海岸附近，英国和法国舰队都发现了对方。罗德尼在早上转为顺风，且舰队相互距离很近，而法军则排成一排，罗德尼认为自己很快就会大胜，准备发起突袭。结果却未能实施他预先计划好的宏大战术，因为英国的信号系统似乎注定会把舰长们搞糊涂。为了表达自己的意图，罗德尼必须得发出“21”这个信号，此信号包含在“作战条例增编”（Additional Fighting Instructions）中。在常规战术中，“21”信号意味着每只船都转向迎击敌方的对应舰只。此时信号旗要悬挂在上桅杆上，同时要放一枪，这在作战中途自然并非最简明的通讯方式。那些本来已经精疲力竭的舰长又被这种非正统的战术搞糊涂了，在混乱中各自为政，仓促出击，有的去袭击敌人前卫了——这倒符合常规的做法，但别的舰只不知所措，互相跟随着袭击了法军战线的非对应部分，结果把自己的海军上将孤零零地晾在一边，完全打乱了他的计划。足足有一个小时，他都在孤军奋战，直至他的旗舰遭受重创——船舷中了80发炮弹，其中有三发是在水线以下，主桅和后桅都被打断，船帆裂开很多道口子，主帆桁就像断了的手臂一样无奈地垂下来，以至于接下来的24小时，旗舰都无法继续浮在水面上，罗德尼只能转移到属于后卫的另一条船上去。舰队中其他的舰只亦在混战中损伤很大，其中有两艘后来在海湾中沉没了。由于双方舰队均未能达成目标，他们只能相互脱离接触。希望落空的罗德尼气急败坏，在私人信函中指责自己的下属“无耻地拒绝遵从命令和信号”，企图败坏他的名誉，进而败坏政府的名誉，好把他们都赶下台。现在此事过去已久，平心而论，这次违背命令既可能是出于政治目的，也可能是由于无法理解不同寻常的作战法所致，这种战法严重违背神圣的纵队作战原则。
罗德尼在给海军部的正式报告中则比较克制，说自己不得不“带着无可言表的忧虑及愤慨”禀告阁下，英国国旗“未能得到应得的支持”。但在海军部看来，这话还是太重了，在《新闻报》（The Gazette）发表该报告时，这段话被删去了。罗德尼私下里对完全不服从军令的指责很快被传开了，结果导致了一种人们在凯佩尔骚乱后并不想看到的结果：更多的军事审判。桑德威奇发誓要让那些“使你失去了击毁法国海军重要组成部分之荣耀的人”受到“羞辱和惩罚”。罗德尼不想通过公开调查对海军再造成新的伤害，因此他只是警告自己的军官，任何人若胆敢不遵守号令，他都会毫不客气，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会派出快速帆船送信，确保号令得到执行。
罗德尼认为，他本来“极有可能对敌方海军实力造成重创”，但现在失去了这个机会，对此他极为愤懑不平，决心不能就这样便宜了法国。他的对手吉尚已经撤退到瓜德罗普岛的一个基地，但罗德尼认为，吉尚肯定会很快试图夺回皇家要塞这个庇护所。尽管罗德尼的舰船受到重创，他还是想在这里严密防卫，迫使敌人交战。然而，处于逆风位的吉尚没有上当，坚守自己的有利位置，拒绝出战。当英军在距离马提尼克岛15英里、位于瓜德罗普岛和圣卢西亚之间的海峡发现了法国舰队时，吉尚如果愿意本来是可以先发制人的，但法国的战术是避让。法国的信条是保存舰队实力，寻求战略结果，但同时避免战术危险，因此他们选择规避。当他们意识到罗德尼这个对手喜欢不按常规出牌后，他们就更有理由避让了。就这样，在游移不定的风向中，每一方的指挥官都想通过精心布置战胜对方。吉尚的航海术很好，他进入的位置既可以进入皇家要塞，也可以进攻圣卢西亚，而罗德尼的意图则是想借助风力，在吉尚可以完成上述任何一个动作前逼他出战。就像他之前所威胁的，他要将各舰长置于严密指挥之下，因此他将旗帜移到一艘快速帆船上。他认为他们都被自己的决心“吓蒙了”。他事后对桑德威奇说：“我的眼睛比敌人的大炮更加令人生畏……看到他们敬畏的样子真是不可思议……”他在赞美自己的成绩时总是毫无保留。但他还不满足，直接告诉舰长指挥的实质：“思考这项令人痛苦的任务属于我，你们只需要无条件服从命令就行了。”
在14个日日夜夜里，大炮已经装弹，缓燃引线也已经被点燃，敌对的双方都机动地占据有利位置，双方距离如此之近，以至于“无论军官还是海员都不可能睡眠……”罗德尼在写给桑德威奇的信中说，“这个目标如此伟大，使我的精神能够承受起我体力所无法支撑的东西”。在这14个日日夜夜里，他没有上床睡觉，只是“在舰队已经完全秩序井然的时候，我时不时地悄悄跑到船舱地板上睡上一个小时”。罗德尼很喜欢戏剧化地描述自己，实际上，当他的旗舰拆除不必要的东西准备应战时，他的家具会被收起存放好，他的船舱也会被改造为火炮甲板的延长部分。
之后6个星期，试图让法国人参与战斗的努力也没有成效。
尽管罗德尼自己的船已经受到重创，主桅被击碎，船舷也开始漏水，但他还是在追寻敌人，他在航行途中发现，吉尚受命把商船队护送回欧洲，已经把自己的舰队从西印度群岛撤回，准备回国。就这样，1780年西印度群岛这又一场“噼里啪啦”的战役，终于在早秋飓风季来临前结束了，双方都没有占到什么便宜，唯一的成效便是，由于面临眼前罗德尼舰队的威胁，法国未再进一步对这些岛屿展开进攻。
法军的撤退解除了罗德尼对自己指挥下的背风群岛命运的担心，但他自己对这场糟糕的战斗所感到的愤怒并未平息，因为他丧失了“可能很难再遇到的可以最后终结海上战斗的绝好机会”。他一直渴望能再次遇到决战的机会。恰在此时，他从一艘被俘的美国船上获悉，一支由7艘主力舰组成的法国舰队已经被派往美国，护送支援美国叛军的运兵船，这便是运送罗尚博（Rochambeau）部队的特耐（de Ternay）的舰队。罗德尼意识到，一旦敌人的援兵抵达，纽约敌人的兵力将在数量上占优势，并在美国水域占据主导地位，因此，他认为自己必须前去纽约解救危局。在不得不闲居巴黎的时候，他的头脑并没有闲着，一直研究美国的战略，因为他认为那里的战事进行得非常糟糕。1778年法军参战后不久，他曾在一封致桑德威奇的信中阐述了自己的想法。这封信现在已无抄本流传，但通过他和别人谈及此信的情况来看，罗德尼认为首先应将英国的各类冲突视为一个整体，视为一场战争，为部队制订统一的计划和具体的目标。他认为法国对叛军的支持已然是一个关键因素，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建议英国应该努力在西印度群岛牵制法国人，这样他们就无法腾出船只与兵力去干涉美洲战事，而在飓风盛行、加勒比战事平息的那几个月里，他可以将舰队开往美洲海岸，联合那里所有可资利用的力量设法平息叛乱。桑德威奇认可、同意了他的意见，但实际上英国没有足够的舰只，无法腾出来在西印度群岛牵制法国。
罗德尼准备将自己的战略付诸实施，他的朋友——在他赴美前在克利夫兰罗（Cleveland Row）的宅邸和他常有往来的拉克索尔，认为罗德尼“天性乐观自信”，经常喜欢过多谈及自己。
主管战争的英国大臣们所做的唯一变动便是，他们为驻美英军任命了新的总司令。心思根本就不在打仗上的威廉·豪爵士被亨利·克林顿爵士替代，但克林顿并不比其前任强。克林顿系纽卡斯尔公爵的表亲，而纽卡斯尔公爵是专门安插各种有背景的人的大管家，因此克林顿能有这个位子，恐怕也因为他“有关系”。战场上的指挥任务落到了一个神经质的人身上，他老是犹豫，结果往往错失良机。
1778年5月，克林顿得到任命还不到三个月时，便对局势的各种要素进行了分析：这里幅员辽阔，又正如“卡莱尔委员会”刚刚发现的，叛军矢志独立，绝无意退而求其次，英国原来指望有大量热忱的亲英分子能积极支持，而事实上这是子虚乌有的——这些情况让这位新任指挥官提不起精神，更遑论还抱有什么幻想了。他在战后的陈述中说，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恳求国王准予他辞职，因为这场战争“不切实际”。既然不许辞职，克林顿只能闷闷不乐地勉为其难了，这情况与担任首相职务的诺斯勋爵颇为相似，只不过诺斯是认为自己不适合这个职位，克林顿却和前首相皮特一样，认为战争是无法获胜的。要完成这个任务，可资利用的手段太有限了。他抱怨答应给他的援军迟迟不能赶到，他缺少适当的兵力，而且“缺少钱财、物资、舰船或可以胜任的军队”，身在祖国的殖民地大臣杰曼勋爵——克林顿不喜欢也不信任他——却不住地敦促他在这里，在那里，在所有的地方奋勇作战。杰曼是英国的。
有一次，他怒不可遏地写道：“上帝啊，我的勋爵大人，如果你真希望我干成点儿什么事情，那你就让我自己来干，让我自己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况相机行事。”到了1780年9月，他在给杰曼的信中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如无援兵，此战断无继续之可能。”这就仿佛要摘取月亮，纯属痴人说梦。英帝国的人口相对于疆域广大的殖民地来说太少了，亦缺少足够的财力用于雇佣军，况且如果再增加雇佣军，反对党更要气势汹汹了。近期不会有援军到来。这是战争的经常情况：雄心勃勃，但资源上力不从心。
克林顿认为，自己在纽约的野战部队数量太少（这似乎是神经质的表现，因为他很清楚，饱受缺员和暴动之苦的华盛顿部队无力发起进攻），并因“四面楚歌渐起”而忧心忡忡，为此克林顿感到“极度不安”，和诺斯勋爵一样屡次上书国王，希望能解除自己的总司令职位，将指挥权交给在南部指挥作战的康沃利斯勋爵。现在处于不安之中的克林顿不仅仅是请求，简直是在“央求”陛下能够解除其指挥职务，到了第三次的时候，他的请求变成了“祈求”解除其职务。虽然他并非国王所期望的那种勇于进攻的将军，但国王还是让他继续留任。乔治国王狂热地坚信，自己的征伐乃正义之举，坚信勇猛进攻乃制胜之道，且只能依靠自己的主要首领——一个是政治上的，一个是军事上的，仿佛两个同时驾车但都勉为其难的马车夫，每个人都想卸去这个责任，从马车夫的位子上下来。这可不是制胜的征兆。
此时，美国战事最激烈的地方是在南方。英国想重新控制这些亲英派集中的地区，希望重新获得他们的支持。最受期待、积极进取的英国陆军将领康沃利斯勋爵，在给另一位在弗吉尼亚的同为军官的战友的信中闷闷不乐地写道：“我亲爱的朋友，我们的计划到底是什么？没有计划我们不可能成功。”他告诉朋友，克林顿毫无计划，“而且我老实告诉你，我对这种四处行进寻求冒险的做法感到厌倦。”本来打算通过弗吉尼亚向北部前进，但此番战役被能干的纳撒尼尔·格林（Nathanael Green）所阻滞。他是华盛顿最可信赖的将军之一，尽管屡遭败绩，却顽强抵抗，为了拖垮针对他部署的英军而坚持在战场上。格林的战略是让敌人取得代价极高的皮洛士式胜利（Pyrrhic strategy），但是敌军中的默里将军（General Murray）已经看穿了他的意图。这位沃尔夫的副将和魁北克总督曾经预言，如果人数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那么敌人（美国人）的计划应当借鉴中国人的模式，“每周输给你一场，直至让你消损殆尽”。
就在美洲的陆上战斗胜负难分、时断时续地进行着的时候，罗德尼觉得自己需要参与其中，为战斗注入一些意图和活力。关于美洲的使命，他完全是自行其是。他作为背风群岛及其周边海域的总司令，这个委任实际上使得他在整个西半球都可以见机行事。他在写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说：“我借助高涨的民族热情展翅翱翔，必欲挫败法国人的狼子野心，让叛逆、受到蒙蔽的美国人断绝后想。”如果蒙蔽确实存在，那么它存在于英国人的想象里，罗德尼显然也是这么想的。他们都认为，美国人是由于受到别有用心的人的蒙蔽而反叛的。他们未能认识到独立运动的本质，因而始终无法严肃地对待美国革命。
在1780年9月抵达美国后，罗德尼横扫卡罗莱纳海岸，之后向纽约进发。他指望重新团结一致、奋发进取，但未能达成愿望。克林顿有很大的惰性，而驻美海军指挥官阿巴思诺特上将（Admiral Arbuthnot）本来就脾气不好，又自恃年长，对罗德尼凌驾于他人之上早已心生怨恨。阿巴思诺特已经年届七旬，可以算得上是从桶底捞起来的另一个老古董，有人评价他“对基本的海军战略都一无所知”。他本来就跟克林顿不和，现在又反对任何来自罗德尼的命令。罗德尼发现整个南部海岸都没有设防，“从（卡罗莱纳）海岸到桑迪胡克，看不见一艘快速帆船”，但海岸附近却充满了美国私掠船。罗德尼下令把舰船派遣到各个省附近，“通过这种方法已经缴获了13艘敌方私掠船，有效保卫了国王陛下的贸易”。这两位海军上将各自不断发出命令和与对方相反的命令。他们又怒气冲冲地向海军大臣告状，或许还算措辞文雅，但这对于增进期望达成的团结一致没有丝毫帮助。
1780年，叛军失去了查尔斯顿，遭遇了阿诺德的叛变，战场上的军队资金也十分匮乏，英国自然有充分的理由指望美国人放弃抵抗，这样一来，这场令人感到沉重的战争便可以宣告终结了。克林顿认为，罗德尼来到美国对叛军来说不啻于一场灾难。他说叛军在发现华盛顿“多次高调宣扬的第二支法国舰队和增援部队纯属子虚乌有”后，都“陷入恐慌之中”。华盛顿很难再招募到新兵，之前他之所以能够招募大量兵力，“纯粹是由于这些虚构的援军的作用”。华盛顿想让法国再增派一支舰船分队，以便对纽约发起攻击。克林顿在写给罗德尼的信中说：“多亏你来到这个海岸，这完全挫败了敌人的计划……叛乱分子在华盛顿扩军这方面有所懈怠，还因为开小差的不断增加而削弱了军力。因此，爵士阁下，就防御而言，你来到这个海岸可能会被证明是至关重要的。”克林顿表示很遗憾，他不主张进攻敌人在罗得岛的阵地，因为该阵地现在已经非常坚固。他认为更好的选择是向切萨皮克湾进发，“此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是我们双方都认可的”。这是个可能会改变整个战争进程的有趣提议。
这种可能性本来很小。克林顿脾气不算太坏，习惯把无所作为归咎于衰老无能的阿巴思诺特上将。他在写给英国一位朋友的信中说，如果有位称职的将帅，“那么可以对这个战役期望很高，但对这位老绅士什么也不能指望：他每时每刻都会忘记事情，老是自言自语，对我的信也不做回复”，他也许心肠不坏，“但是脑子不行了”。在亟须海军的时候，英国海军却堕落到了这种境地，由于政治纷争，海军军官都由那些过时的耆老之辈充任。
战利品经常是纷争之源，此时亦未能例外。由于罗德尼成了英国在美洲的最高海军指挥官，这意味着阿巴思诺特在分配战利品时将失去主要一份。对此，罗德尼还一本正经地向海军部报告说：“在我看来，阿巴思诺特先生怨恨的真正原因实在让我难以启齿，不过有确凿的证据表明，是因为战利品。”他还转来了相关文件作为证据。呈交国王之后，国王对这海军将领间的不和所做的裁断是支持罗德尼。他说罗德尼的行为“一如既往值得嘉奖……（而且）暗示战利品”乃是原因“似乎言之有据”。尽管克林顿和罗德尼都威胁除非撤回阿巴思诺特，否则他们都要辞职，但海军部没有任何行动，显然不愿意再得罪一个人。最后是阿巴思诺特因为自己的年纪——也许还因为同事的敌意——主动提出辞职后，才解除了他的职位，在1781年由诺斯勋爵的一个表亲接任指挥在美洲的海军。海军部直到此时仍然执迷不悟，没有意识到已经到了危急关头，那些老朽的老水手已经难当此任。他们继续在狭小的老水手圈子里挑选，结果选上了托马斯·格雷夫斯爵士。他67岁了，在那个时代算是高龄了，早已华年不在，也过了参加海战的最好年龄。格雷夫斯最大的特点便是高度谨慎，他过去的职业生涯差一点儿就毁于军事法庭对他的“失职”指控——宾上将受到处决的同一个罪名，但最终被判为“判断失误”。这项指控本来也可能是致命的。如果说消极的个性也能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话，那么格雷夫斯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根据罗德尼的看法，在美国的最糟糕错误便是从罗得岛撤退这一“致命举措开始的”。克林顿于1779年10月放弃该岛，以便集中兵力用于南部战役——或者像他后来声称的，这是他在阿巴思诺特上将的“强制性”建议下实施的，因阿巴思诺特说，罗得岛“对海军来说毫无用处，况且他甚至腾不出一艘舰船用于该岛的防御”。英国人离开后纽波特落入法国人之手，导致了纳拉甘西特（Narragansett）陷落这个严重后果。罗德尼把纳拉甘西特称为“美国最好、最宏伟的港口，足以容纳整个英国海军”，他还卓有远见地说，海军从这个港口可以在48小时内“封锁美国的三个州府——波士顿、纽约和费城”。
最让罗德尼感到受挫的是，尽管他“竭尽全力”，但仍然未能说服同为将官的克林顿和阿巴思诺特发动攻势重新夺回罗得岛。阿巴思诺特不愿将海军置于这样危险的境地，他和克林顿之间的敌意也注定他们不可能同意采取一致行动。一位海军军官声称：“舰队再也看不到罗得岛了，因为将军痛恨上将。”克林顿说现在为时已晚，法军在重新占领后已经构筑了坚固的工事，如果说之前需要6000人能攻下该岛的话，那么现在就需要1.5万人，而他无法调派这么多部队，因为预计华盛顿的部队会对纽约发动进攻。他的这个消息是从亲英派人士那里获得的，他们在截获有关信函后转交给他。也有被截获的信件是关于发动最后联合战役的计划。多年来有传言说，这些信件是华盛顿为了迷惑克林顿而设下的圈套，但是之后的研究推翻了华盛顿使用欺诈手段的说法。
罗德尼有了个把法国人从罗得岛上驱赶出去的主意。这个主意新颖、离奇，体现了罗德尼喜欢不考虑成命、自行其是的性格特点。在他和克林顿的一次讨论中——克林顿对该讨论做了记录——他建议让一些英国舰船冒用法国旗帜出现在布洛克岛附近，因为当时大家都相信有一支法国舰队正赶来加入在纽波特统帅的法国海军的特耐。冒充的舰队应该在风向有利于特耐出港的时候出现，假装与阿巴思诺特的舰船展开战斗。自然，特耐会出来帮助他所他误以为是同胞的舰队，一旦他上当出来，罗德尼和纽约的舰队就可以联手彻底歼灭之。显然，如果让这个人冒用法国旗帜去攻打圣尤斯特歇斯岛，那么他也不会心存什么顾虑的。无疑，这个计划对于惯于求稳的克林顿和阿巴思诺特来说太异想天开了，因为后来再无下文了，罗德尼大视野中的“宏伟的海湾”也依然置于法国控制之下。
离开北美时，罗德尼在写给桑德威奇的报告中说，这场战争中“每一个部门都懈怠得让人难以想象”，并特别指出了克林顿的惰性。截获的华盛顿的信件——不管这是真的还是欺诈手段——像高效安眠药一样，让克林顿在此后最为关键的几个月中都陷入无所事事的状态中，如果他立即增援，本可以避免后来约克镇的致命结局。但是当时英国人毫不担心，因为美国人的命运已经岌岌可危，似乎很快就要崩溃了。
1779年到1780年这个阶段非常艰苦，是美国革命的最低潮。美国人指望德埃斯坦率海军干预的希望落空了，又丢了查尔斯顿，在福吉谷（Valley Forge）和莫里斯敦（Morristown）经历了冬季的严重匮乏——由于国会提供的援助太少，也没有民众的热情支持，匮乏更形严重。
就在沮丧快要变成绝望的时候，1779年12月，华盛顿写道：“毫无疑问，我们现在的前景比此前战争的任何阶段都要糟，除非有纾解困境的妙法并能立即实施，否则由于匮乏而难以为继的部队之解体将无可避免。部队有一部分已有数日没有面包了。”在卡罗莱纳和佐治亚的战斗虽然取得了局部胜利，但后来局势逆转，带来了南方可能与北方殖民地分割开来的致命危险。1780年5月，局势更为严峻了——查尔斯顿陷落，5000名美国士兵和4艘船被俘，是这场战争中最惨重的失败。
1780年9月，本尼迪克特·阿诺德（Benedict Arnold）的背叛，让华盛顿个人承受了更大的打击。阿诺德计划叛逃到扼守哈德孙谷（Hudson Valley）的驻西点（West Point）的英军那里。由于他与英军联络的中间人、克林顿的助手安德烈少校（Major André）的偶然被捕，挫败了他的叛逃计划，而这时距离将要塞的钥匙和图纸转交给敌方仅相隔几个小时。
从1779年到1880年，新泽西莫里斯敦营地的情况比此前一年的福吉谷还要糟糕。那些本已饥肠辘辘、在风雪中瑟瑟发抖的士兵的配给再次被削减，仅相当于正常量的1/8。为平息暴动，康涅狄格团带头抗议要求得到全部供给和欠薪的两个士兵被绞死。1781年1月，宾夕法尼亚团哗变，与新泽西的部队一道开小差，等到脱逃被控制的时候，兵力已经减员了一半。在边远地带，在亲英分子带领下，印第安人从森林中走出来焚烧农场、家园，屠杀平民。就连让士兵驻守阵地也成了一个大问题，因为民兵中的士兵需要请假回家收割庄稼，如果得不到准假，他们干脆就开小差。部队的普鲁士籍训练官冯·施托伊本将军（General von Steuben）说，在这种情况下打仗，哪怕是“恺撒和汉尼拔也会颜面尽失的”。
华盛顿桌上的信函堆积如山，都是阵地将领写来的，诉说他们多么缺乏各类军需品：食物、军火、战场设备、常规运输所需的马和车——所有这些都需要军队从当地民众那里征得，这必然会引起地方爱国势力的反感。华盛顿在他1781年5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们没有作战所需的任何东西，相反，我们一无所有。摆在我们面前的不是一场辉煌的进攻战，而是一场混乱、暗淡的防御战——除非我们能从慷慨的盟友那里得到强有力的舰船、登陆部队和钱财的支持，但眼下这种支持太靠不住了。”
在如此沮丧的形势下要想不垮掉，并能够支撑危局，需要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一种高贵的气质，这是华盛顿所拥有的，但在历史上那些将军身上难以见到。这接近“沉默者威廉”的某些气质，拥有这种气质的人势必成为总司令一职的当然人选。美国的另一个天才本杰明·富兰克林和热情的拉法耶特将这种气质传达到国外后，路易十六——旧制度枯干上的最后一片枯叶——被说服了，他将皇族的信念和命运寄寓于在森林中对抗权威和王室的叛军身上，这些王室还曾支持他保有王位。拉法耶特魅力十足，这种魅力让华盛顿待他像对自己父亲一般敬爱有加，让国会把他任命为上将，让美国兵心甘情愿地在他的指挥下冲锋陷阵——他们通常是不乐意受外国人指使的。在拉法耶特之后，年轻的法国贵族纷纷自愿参加美国革命。他们原来生活在宫廷的真空中，因无聊而躁动不安，唯一能让他们激动的事情便是争得戴着涂粉假发、酒足饭饱的国王的颔首，或者邀请他们出席国王早上在更衣室的例行仪式的微微摆手。他们渴望在军事操练中体验真正的男人的感觉，传统上这也是通向奖赏的道路，同时又有机会将他们的勇敢献给具有魔力的自由女神——她在令人厌倦、充满纷争的旧世界里也打开了人们的心扉。美国《独立宣言》中所承诺的“政府的正当权利是经被统治者同意授予的”仿佛具有魔法，让多少代以来置于君主和贵族专制统治下的臣属们的思想和心灵都为之振奋。这种承诺似乎就体现在美国这个为了建国而战斗的年轻民族身上。他们感觉到，一旦这个国家出现在这个世界上，它必预示着旧欧洲将迎来自由、平等和理性的新秩序。对于热爱自由的人来说，还有什么比把武器和财富致力于促成这样一个事件更加崇高的事业吗？
还有一个不那么崇高的愿望：为失去加拿大报仇。自11世纪诺曼人威廉找到了一个争执的理由后，法国人的骨子里一直有想与英国人干仗的冲动。国王及精明又不屈不挠的外长韦尔热纳，一直想让北美殖民地的战争继续下去，这在法国与英国的争霸战中是可以利用的。通过增强叛军的资源，他们可以挫败英国的锐气，并为自己在北美争得好处。此外通过骚扰英国的海上力量，夺取一两个产糖的小岛，他们甚至可能击溃防御英国的舰队，入侵英国本土。
韦尔热纳为法国所构想的意图不是帮助北美殖民地获得胜利，或者使他们强大到英国想要与之媾和的程度，因为这会使英国重新腾出手来，缝合其帝国这件织物上出现的裂缝，再次全力对付法国。确切地说，法国的目标是通过增援北美殖民地而使他们能够继续战斗，牵制住英国人。
所以，正是出于想要取代英国成为霸主的渴望，波旁法国和历史开了一个大玩笑，它利用自己的财力、物力和军火增援叛军，而这些叛军所捍卫的理念和原则将会开启民主革命的时代——它和被它耗尽的法国财力，共同使得旧时代轰然垮掉，这永远地成了旧世界和现代世界的分水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