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场考试是微积分，时间终于来临了。但我仍然糊里糊涂，不知前途如何。每天晚上，同祖欣和别的同学们聚会以后，我就想到自己的信念应当有所改变，其中有些东西不对头，不好，但是到了早晨旭日东升以后，我又变得很comme il faut，对这点十分满意，不希望自己有任何的改变。
我怀着这种心情去参加第一场考试。我在公爵们、伯爵们和男爵们坐着的那边的一条长凳上坐下，开始用法语同他们交谈，说来也奇怪，我根本没有想到，我马上就得回答我一窍不通的那门功课的问题。我冷静地望着那些上去应考的人们，居然还取笑某些人。
“喂，格拉普，”当伊连卡从考桌边回来的时候，我对他说，“心里害怕吗？”
“等着瞧您的吧。”伊连卡说，他自从进了大学，就完全反抗我的势力，我和他说话的时候，他笑也不笑，对我恶感很深。
听了伊连卡的回答我轻蔑地笑了笑，虽然他表示的怀疑使我惊慌了一下。但是迷雾又遮盖住这种心情，于是我依旧心不在焉，漫不经心；甚至我还答应З男爵，考完以后（仿佛对我说来，这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立刻陪他到马特恩酒店去吃东西。当我和伊科宁一齐被叫上去的时候，我整了整礼服的后襟，非常镇静地走到考桌前。
当一位年轻的教授——就是入学考试时考过我的那一位——逼视着我的面孔，而我摸到考签的时候，一阵轻微的寒战才掠过我的脊背。伊科宁像以前考试时那样，全身摇晃着抽了个考题，尽管答得很不好，总算回答了几句；但是我又重蹈他以前考试时的覆辙，甚至更糟一些，因为我抽了第二个考题，也没有回答出来。教授带着惋惜的神情望着我的脸，用平静而坚决的声音说：
“您不能升入二年级，伊尔捷尼耶夫先生。您最好不参加考试。我们必须把这个系整顿一下。您也不行，伊科宁先生。”他补充一句说。
伊科宁要求准他重考，好像要求施舍一样，但是教授回答他说，只有两天工夫，他来不及办到一年里没有办到的事，他怎样也不能升级。伊科宁又低声下气地苦苦哀求；但是教授又拒绝了。
“你们可以走了，先生们。”他说，声调依然不高，但是很坚决。
这时我才打定主意离开考桌，由于我默默无言地在场，好像我也参与了伊科宁那种丢脸的恳求，我觉得很羞愧。我是怎样从大学生们身边穿过大厅，怎样回答他们的问题，怎样走进门道，怎样回到家里，我都不记得了。我感到受了侮辱，丢了脸，我真是不幸。
我三天没有出屋，谁也不见，像童年时代一样，从眼泪里寻求安慰，哭得很厉害。我寻找手枪，如果我非常愿意的话，我可以开枪自杀。我想，伊连卡·格拉普遇见我的时候，一定会唾我的脸，他这样做也是对的；奥佩罗夫一定会幸灾乐祸，到处给我宣传；科尔皮科夫在雅尔饭店侮辱我，是十分对的；我对科尔纳科娃公爵小姐所讲的蠢话不会有别的结果，等等，等等。我生活中所有痛苦的、有伤我自尊心的时刻，一个接一个地涌进我的头脑里；我极力把我的不幸归罪于什么人。我以为这一切都是有人故意搞的，我想象有人对我设下了整套阴谋，我埋怨教授们和同学们，埋怨沃洛佳和德米特里，也埋怨爸爸送我上大学，埋怨上帝使我遭受这种耻辱。最后，我觉得自己在所有熟人的眼里完全垮台了，我就请求爸爸让我去当骠骑兵，或者去高加索。爸爸不满意我，但是看到我伤心得那么厉害，就安慰我说，虽然考得很糟，如果转到别的系，事情还可以补救。沃洛佳也不认为我的不幸有什么可怕，他说在别的系里，我在新同学面前至少不会感到羞愧。
我们的女士们完全不懂，不愿意懂，或者不能懂考试意味着什么，升不了级意味着什么，她们可怜我，只是因为看到我很痛苦。
德米特里每天来看望我，一直非常温柔和蔼；但是，正因为这样，我觉得他对我冷淡了。他上楼来，带着有点像医生坐在垂危病人床上的神情，默默无言地紧挨着我坐下，我总觉得痛苦和受了侮辱。索菲娅·伊万诺夫娜和瓦连卡托他把我以前要的书带来，并且希望我去看望她们；但是，正是在这种关切里，我看出她们对于一个一落千丈的人所抱的高傲的、令我感到侮辱的姑息。过了三天，我平静了一些，但是直到下乡以前，我都没有出过家门，一直在想我的伤心事，从这个房间闲荡到那个房间，极力躲避家里所有的人。
我左思右想，终于有一天晚上，我独自坐在楼下听阿夫多季娅·瓦西里耶夫娜弹圆舞曲时，突然跳了起来，跑上楼，拿出写着“生活准则”的笔记本打开，霎时间感到又是悔恨，又是精神振奋。我哭起来，但是已经不再是绝望的眼泪了。我恢复常态之后，决定重订“生活准则”，而且坚决相信，我永远再也不做任何坏事了，再也不浪费光阴，再也不违背我的准则了。
这种精神振奋是否持久，它包含着什么内容，为我的精神上的发展奠定了哪些新基础，我将要在更幸福的青年时代的下半期来叙述[78]。
九月二十四日[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