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提供的只是个小册子，我亲笔所写，代表自己，一切后果自负，[1]它绝不自命参与了科学研究的努力[2]，其间人们获得了正当的理由成为转换和过渡，成为终结者、准备者、参与者，成为合作者或自觉的追随者，成为英雄或某种相对的英雄，或者至少成为一个绝对的吹鼓手。这仅仅是个小册子而不会成为别的什么，即使我像贺伯格笔下的文学博士一样，但愿一切顺利，还要续写17卷[3]。它绝少有机会成为别的什么，就像一个只能写半小时演讲稿的人，就算连篇累牍地写着，也不可能写出别的东西。这里所展示的与我的能力相匹配，我不像那位高贵的罗马人，他“出于充分的理由而非懒惰”[4]而不去为体系服务[5]，我可是一个懒惰的无所事事的人，出于天性，并且有着充足的理由。不过，我并不想犯游手好闲之罪，这罪在任何时代都是一桩政治罪，尤其是在动荡的岁月里，在古代它甚至要被处以死刑[6]。可是，假如某君因其介入而犯下了一桩更大的罪行，假如他只能引起混淆，那么，他只管好自己的事情岂不是更好？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幸运地使其思想活动与公共利益相吻合，那种幸运程度会使人们几乎难以断定，此人是为他自己还是为公众操心。当叙拉古沦陷的时候，阿基米德坐在那里，丝毫不受干扰地注视着他画的圆形，就是他对杀害他的罗马士兵说出了这些美丽的字句：“请不要打扰我的圆形”[7]。那些没有如此走运的人应该寻找另外的原型。当科林斯受到腓利围城的威胁之时[8]，所有居民都忙着工作，有的擦枪，有的垒石头，还有的在修墙。第欧根尼看到后，迅速卷起自己的长袍，怀着极大的热情把他的桶在街上滚来滚去[9]。当别人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的时候，他回答说：我也在做事，我滚自己的桶来着，我可不想成为众多忙碌的人群当中唯一的游手好闲之徒。这样的行为至少不是诡辩的，假如亚里士多德关于诡辩术是人们赚钱的手段的说法是正确的话。这样的行为至少不会引人误解，我实在想不出会有人把第欧根尼当作城邦的解救者和施主。同样，我觉得也不可能会有人赋予一个小册子以世界历史的意义（至少这一点在我看来是能够威胁我的冒险事业的最大危险）；也不会有人假设说，那个小册子的作者就是我们可爱的皇都哥本哈根正在等待着的那个带有体系特点的撒罗门·格尔德卡布[10]。假使真有此事发生的话，前 言哲学片断这个罪人一定是天性愚蠢之极，而且很可能地，通过日复一日地在反唱中胡喊乱叫的方式，每一次都会有人使他相信，一个新的时代、一个新的纪元什么的即将到来[11]。他完全用上了他被吝啬地配给的健全理智中的充足部分喊叫着，结果他进入了一种幸福状态，我们只能称之为高级的疯狂，其症状就是喊叫，痉挛式的喊叫，而喊叫的内容也就是这些词儿：时代，纪元，时代和纪元，纪元和时代，体系。这种幸福的情状是一种非理性的狂喜[12]，就好像他生活中的每一天还不只是每四年才轮到一次的闰日，而好像是每隔一千年才碰上一回的日子似的。而概念也正像游园会上的杂耍艺人，时刻耍着“转变”的戏法，直到这概念把那人“推倒”为止[13]。上天保佑我和我的小册子不要落到这步田地，一个喧闹的“只会吵闹的傻瓜”会因其介入而把我从无忧无虑的自我满足状态中拖出来。一个如我这般的小册子作者会去阻止善良仁慈的读者不受限制地在这里寻找是否有可用的东西。那傻瓜还会把我置于一种悲喜剧式的尴尬境地，我将嘲笑自己的不幸，就像那座惬意的城市腓德烈在其不幸当中大笑一样，有人从报上读到一则当地的火警新闻：“警报响了起来，救火车从街道中驶过。”[14]尽管腓德烈只有一辆救火车，而街道也可能不超过一条。这条新闻迫使读者推论，那辆唯一的救火车并不是直接开往出事地点，而是煞有介事地在街道上做从侧翼包围之势……不过，当然了，我的这篇小东西看来绝不会让人想到警报声，而它的作者无疑绝不倾向于去拉响警报。
那么，我的意思是什么呢？……请别问我这个问题。其次，我是否有个“意思”，对于他人来说这比“我的意思是什么”更无足轻重。对我来说，有所意味既太多又太少，它预先设定了生活中的一种安全和健康，一如俗世生活中拥有妻室儿女的情形，不过这些并没有赐给那些日夜操劳忙碌但却仍然生活无着的人们。在精神的世界里我的情况即是如此。我曾经、而且仍然在培养我自己为了思想轻松起舞，尽最大可能地为上帝的荣耀和我自己的快乐自愿放弃一切世俗的幸福和公民的体面声望，放弃共同的利益[15]和欢乐的和谐，而这些都意味着有个“意思”。
我是否会由此得到报偿，是否会像那些伺候祭坛因而也分享坛上的物的人们一样呢？[16]……这一点将由我自己决定。我所服务的对象，用金融家的话来说，有着良好的信用，而且这里所说的“良好信用”与金融家理解的不同。不过，如果有谁出于礼貌而假定我有个“意思”，如果他把这殷勤推向极端而接受了那个“意思”，只因为那是我的；那么，我对他的殷勤表示遗憾，因为它给予了一个毫无价值的人；对他的“意思”我也表示遗憾，假如他的“意思”与我的并无二致的话。我可以拿我自己的生活来冒险，我可以郑重地与我自己的生活开玩笑，而不是别人的生活。这是我能够做到的，是我能为思想做的唯一的事。我没有什么学问可以提供给思想，“几乎不值一个德拉克马的课程，更别提值50德拉克马的大课了”（《克拉底鲁》）[17]。我有的只是我自己的生活，每当困难显现之时，我立刻就会拿它来下注。于是，那舞蹈轻盈起来；关于死亡的思想是位曼妙的舞伴，我的舞伴，其他任何人对我来说都太沉重了。因此，我请求，向神请求[18]：谁也别请我跳舞，因为我不跳舞。
约翰尼斯·克利马克斯
